关于我妈的点滴
娇小的女儿在妈妈怀里撒娇，这样的场景大概是再正常不过的了，但我从没有这样的温情记忆。很奇怪我从小到现在的好朋友几乎家里多是很简单的构成，一个女孩、两个女孩或者三个女孩，我喜欢那种温软和睦、友爱亲密的氛围，从她们身上散发的感觉总让我着迷。
我妈生我的时候已经41岁了，有了两个儿子三个女儿(期间还有另外两个夭折了)，当母亲的愿望实现了，传宗接代的任务也早完成了。有儿又有女，她实在是早都不想再生了，但是60-70年代还没有出台“计划生育”的国策，缺乏节育措施，她当然不知道有个叫马寅初的人提出的“人口论”被批倒了，没有人能解救她。我爸有时候打趣说她要在苏联就是英雄母亲了，人家是越生越光荣。我妈不理解多生孩子和英雄怎么扯得上边，她可没有那样的境界。
我家的孩子大体上都相差两三岁，但是我二姐是63年出生的，和58年出生的大姐隔了5年，我妈说在最困难的那几年吃不饱饭，身上的经血都干了，等情况好转了才又正常的。我的降生纯属恼人的意外，我爷爷奶奶嫌我这个“死女子”将来又不能替张家顶门立户，长大了还不是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我小时候又黑又瘦，脸上就突兀一张大嘴，也没有表现出机灵喜人的样子，所以他们几乎都没怎么正眼看过我，我就是被爷爷唤做“大嘴娃”的可有可无的多余孩子。两年后我弟弟降生，我爷爷倒没觉得多余，还高兴又多了个“带把儿的”孙子。
我爸常年在外面工作，从最初几年一回来，变成一年一回来，到后来一周一回来，就像家里的客人。我妈和我爷爷、我大哥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力，她白天要种地，赶回家要做一大家子十几口人的饭，我爷爷奶奶是吃素斋的，虽然那时候没多少荤腥可做，但猪油和菜油还是要分开的。她伺候完老人孩子再喂猪喂鸡，晚上还要手不停歇地赶针线活，做一家老小的衣服鞋子，毛衣毛袜。甚至农闲的时候她都在纺毛线、缭皮活、缝手套，挣点买盐买醋的小钱。小时候总记得晚上我们睡觉时她还凑着煤油灯坐在炕沿穿针引线，灯影下干瘦的她几乎被锤炼成一架不知疲倦的机器了。
我妈在生我小姐姐时还挺着大肚在灶前做饭，突然羊水就破了，没有一个人可以帮她，她自己熟练是地剪了脐带，包了婴儿，三天后不得已就下炕干活了，月子里也没什么吃的，为此落了一身病。等我不受欢迎地降生时，她已经实在不堪重负了。我妈说起我爷爷奶奶差点想把我送人，我爸不在家，她也同意，只是原本说好了的人家，后来没有来抱，“我们又不是养不起要送人，要抱也要自己来抱”，这是我妈自尊的底线，就这样我幸运地留在自己爸妈身边长大了，不然还不知道我的命运是什么样呢。早早嫁个农民，当个村妇大概是最可能的。
我和小姐姐小时候互相做伴，我妈下地干活就把我俩锁在屋子里，农村的屋子一般只有一个门一个窗，门关上屋子里黑乎乎的，我俩只能趴在炕上，眼巴巴守着窗台看外面的亮光，百无聊赖等着我妈收工放我俩出去。有一次听到院门哐啷响了，慢慢移进来一个白胡子老头，他全身都快支在拐杖上了，颤颤巍巍，背个脏脏的大布袋，一看就是要饭的。我姐像盼到救星一样，小手拼命拍打着窗户哭喊“老爷爷，爷爷，我都叫你爷爷了，你放我们出来吧，你带我们跟你走吧。呜呜呜---”。老爷爷饿得路都走不直了，自己都是泥菩萨过河呢，他凄然地看着我俩笑笑，“乖娃娃，你的嘴咋这么甜呢，你别哭了噢，等你家大人回来”，掩上门就悄悄走了。我妈后来听说了这事，心里一定心酸吧，但她把这当哭笑不得的笑话说给人听。
我们村是个回汉杂居的村子，因为地处平川，靠天吃饭条件还算过得去，那时候经常有来要饭的外乡人。如果碰上外乡来的说“大嫂子，散个捏提”的回民讨饭的，我妈就说我们是“大教”，不是“小教”，因为注重宗教信仰的回民是连汉民的水都不喝的，不知道饿着肚子的人是否还那么在意。其实我妈看着家里有剩下的馍馍之类时啥也不说就给了，会得到人家双手抚脸的一句“色俩目”作为回报，如果哪天碰到好几拨讨饭的，三番两次给就有些舍不得，但也说不出“家里啥也没有”这样违心伤人的话，就用“我们这边是大教，你到村子里边去”这样很能说出口的话打发，毕竟那时谁家也不宽裕。
虽然我妈老说十个指头伸出来有长短、手心手背都是肉，但是“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在她的意识里是根深蒂固的，我不怎么记得她骂过我哥或我弟，但是落在我身上的骂人话简直都像刀子，“短死的”、“挨刀的”、“栽倒的”、“充军的”、“睡不死的”、“脚户（夫）”，甚至“嫁汉的”，长大了听到“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是很正常的一句话，但在我们老家“嫁汉”是骂人的话，估计骂女儿嫁人也是让人伤心的。小时候因为贪玩或者偷懒干活，或者打破了东西惹了祸之类，听到这些恶毒的话从我妈嘴里雨点般噼里啪啦地落在我身上，我简直气得要命。我爸倒是有点偏爱我这个喜欢读书的小女儿，记得有个冬天和我爸躺在被窝里背《唐诗三百首》，正背到“绿竹入幽径，青萝拂行衣”，我妈拿着笤帚一边扫地，一边扯着脖子骂骂咧咧“死女子，还不下炕梳头洗脸去，日头都照到三竿了”，真是气恼之极，她自己天不亮就起来忙东忙西，也看不得别人大冬天在被窝里多赖一会儿。我爸只好催我穿衣下炕，省得我妈再唠叨。
被她骂得多了我也刀枪不入了，基本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反正挨骂又不会掉一块皮少一块肉。我小姐姐虽然比我大2岁，但她小时候脾气不好，动不动就能哭得天翻地覆的，没人愿意惹她，所以我俩一起做什么事有错失，我妈也都是数落我，连早上叫起床我妈都是骂我“头睡扁了”，不过我姐因为坏脾气小时候真没少挨打。我只要觉察到我妈眼见骂得没成效，要抄起笤帚疙瘩动真格的时，就一溜烟夺门跑了。“好汉不吃眼前亏”，我这个好女也知道比起屁股上火辣辣地疼，撒腿跑掉更好一些。等我玩够了回家端起饭碗偷眼瞟我妈，她好像也早忘了我还欠着一顿打呢。偶然我挨打后嚎啕大哭，坐在地上蹬着地踢掉鞋，也是我爸或者大哥大姐过来哄劝我，拉我起来拍掉屁股上的土，别指望我妈会来给我擦眼泪，她哪有心思和功夫理我呢。
我小时候话多又不着边际，我妈嫌我简直像癞蛤蟆，一天“呱呱呱”吵得人烦，不像我小姐姐公鸡打鸣似的，一天就那么金贵的两三声，一句顶一句。有时候大家端着饭碗在廊檐下或坐或蹲吃饭时，我妈用筷子戳着我的头说“这个贼女子倒鬼得很，一看见要挨打就隔门跑了，不像三女子倔脾气不依不饶，狠在眼前任你往死打，叫人越打越生气。”长大了我想我妈并不是诚心要打我们或骂我们，她实在是超过了生活忍耐的极限了，也许骂那些恶毒的话或者抽打我们能让她发泄一点苦累吧，谁让她一天有那么多活要干，有那么多孩子要拉扯呢。
我大妗子每次来看我妈都忍不住劝她“你又当男人又当女人，把自己弄得那么辛苦何必呢？你有这么多女儿，让两个大的再别念书了在地里帮你，你以后一定要留一个在身边，等你老了伺候你”。北方农村里真的是重男轻女的，女儿家上不上学反正以后是“人家的人”，没必要花那么多钱供给上学，还不如早帮家里干活实惠，我有很多亲戚家就有姑娘嫁在本村，给父母早晚端吃端喝的多让人羡慕呢。我妈虽然骨子里可能也这样想，但是她很坚决“我就是吃了没文化的亏了，我妈过世的电报我不认得，他爸没有给我说，我妈埋了一个月我才回来，我不能再让我的娃当睁眼瞎了，识字了才能拿住自己。再说我把哪个留下耽误了前程都不忍心啊，一碗水要端平哩”。我外婆去世时我妈去我爸工作的外县探亲，她刚刚生下我二哥，我爸看到电报当然不是要有意瞒她，但是念及她还在月子里，那时候长途班车都是敞篷的，万一路上哭着受风寒落下病，大人孩子都受不了啊，所以我爸只好狠心隐瞒了消息。在我妈看来没有给她妈妈送终是心里最大的遗憾，而这都是因为她不识字，不会自己看电报。这个无法弥补的心痛她一直耿耿于怀，怎么也不肯原谅我爸，多年以后每次说起还眼泪涟涟地怪怨，甚至为这已经过去几十年的伤心事吵起来。
在众多孩子里，我妈说我从小就皮厚，说我3岁左右扁桃腺发炎化脓了都不啃声。因为家里孩子多，我妈整天要劳动，要做家务，根本顾不上我们，我们几乎就像被放养的小猫小狗一样，她哪有功夫歇下来抱我们一下呢，就算我有要撒娇的心也凑不到她闲下来有精神的时候啊。冬天多半都是等不及我妈帮我们脱棉袄就合衣睡着了，等她发现我有一阵总是缩着脖子的时候，她觉得奇怪，才停下手里忙的活拉过我看，发现嗓子里已经溃烂了。
在我有印象的一次扁桃腺发炎，我妈不知道从哪学来的偏方，把大蒜和苦杏仁和着唾沫在嘴里嚼碎，贴到扁桃腺外面敷，据说唾沫嚼的药效好。那时后我少不晓事，嫌恶那个味道，看着她嚼时的痛苦样子更不愿意脖子糊那么块东西，现在想想要把一口大蒜和杏仁在嘴里嚼成泥得多难受呢。
记得很小的时候有一次蹲在茅坑却怎么也拉不出大便，憋得脸通红，蹲了半个多时辰，脑袋都快炸了，几乎要栽到茅坑去，我大喊我妈快来看呀，她闻声冲将过来，二话不说用手帮我抠出来一堆黑粪蛋。
我小时候有一阵晚上睡觉磨牙，我妈煮熟了猪尾巴逼我吃，说吃了这个就不磨牙了，不然“磨牙的姑娘长大没人要”，那油腻腻的东西怎么咽得下啊，我满院子跑着躲，不愿意束手就擒，我妈满院子颠着她的“解放脚”边骂边追。后来我真不磨牙了，不知道是因为吃了猪尾巴还是吃了宝塔糖打掉了蛔虫的原因。
上初中时我得了气管炎，每到冬天就发作，时常咳得眼冒金星，咳到躺着的人能从床上坐立起来，我那时住校睡十多个人的大通铺，晚上不但我自己休息不好，也影响别人的休息。我爸领我看完西医看中医，喝完糖浆喝中药，总归没有见效。有次周末回家我妈神神秘秘地给我端了个杯子，叫我一定要喝下去，我一看，什么呀，一杯黑乎乎的灰，我直接转头要走人，“你再别讲迷信了，我才不喝呢。”她哀求我“狗狗娃（我老家对小孩最亲昵的叫法），你听点话喝了吧，喝了病好了我就不操心了，不然一直咳嗽咋办呢？”，我那时正在青春期吧，一个学科学的学生怎么能向迷信低头呢？就算她的眼神看着像心快碎了我也毫不动摇，鄙夷地挖苦她“咦，简直愚昧死了，你再别给我搞封建迷信了，赶紧倒掉去，我反正是不会喝的。求神问道都能治病还要医院干啥？”我妈无奈地小心放下杯子，先忙乎别的去了。在旁边一直没有做声的我爸小声说“哎，你不要让你妈伤心了，那是她让你大哥陪着去老君庙给你求来的符烧的灰，半夜走了十几里山路，你稍微喝一点是个意思”。我爸是个读书人，一向是反感我妈没文化讲迷信的。听了我爸的话我什么也再没说，顺从地端起那杯灰水走到我妈跟前一饮而尽，好让她高兴。我后来气管炎不知道什么时候好了，我妈说“还是我求的符灵验，要不咋吃了那么多药都没好呢”，我没和她辩驳。
我高考完才知道我妈之前也去老君庙给我和小姐姐许过愿，我考上大学后她宰了只鸡去还愿，她觉得她的愿没有白许。
我和三个姐姐后来结婚都生的儿子，每逢人问“你的四个姑娘咋那么齐刷刷都生的儿子”?我妈也总笑得合不拢地嘴，说这都是她初一十五从不忘烧香许愿的功劳,老天爷保佑着呢。
听说一中入学要做体能测试，啥叫体能测试没听过，百米跑总归会的，但我这个乡里娃连立定跳远都不会，可别因为体能测试不过关被刷下来了。我妈吃完晚饭把花园边扫干净，让我换上球鞋在院子练一下，看看能不能临阵磨枪学会立定跳远。晚风吹拂着夜来香的浓郁香气溢满院子，我爸和我妈站在廊檐下，抹着脸上的汗水，欣喜地笑着，看着我笨手笨脚、身体僵硬地在花园的竹篱笆边立定跳远。我一下一下地跳，花香一阵阵往鼻子里钻，那个画面和他们的表情我现在想起来好像还在昨天。此后，我妈的容颜在我印象里渐渐变得柔和、清晰起来。
大概在我上高中的时候吧，有一次我妈去城里我姨家，顺便去看我念书的一中学堂是啥样。她走后我宿舍有个同学对我啧啧赞叹“呀，你妈的眼睛怎么那么亮，从没见过那么亮的眼睛，虽然经过那么多岁月沧桑也掩饰不住风韵”，我茫然地看着她，不明白整天忙得灰头土脸，形容枯槁的农村老太太和“风韵”有什么关系，同学看我没反应觉得不可思议，还在那意犹未尽地说“真的，你妈年轻时一定很漂亮的”。我没见过我妈年轻时什么样，也从来没想过她的青春是什么样，但听同学这样说，我才开始想着作为女人的我妈曾经有过怎样的岁月呢。
我妈年轻时没留下多少照片，仅有的几张也是和孩子或当时全家的合影，照片上30多岁的她盘着发髻，穿着深色的大襟衣服，打扮比实际年龄大，儿女绕膝的她看不出年轻的样子，倒真觉得眼睛非常亮，有点清秀，不完全像个标准的农村妇女，有一点说不出来的气质。打我记事起我妈就是这样一幅打扮，我从不记得她有别的样子。我问我妈“你年轻时人家说你漂亮吗？”我妈简直有点羞涩地呵斥我“这娃，没大没小，没事干咋问起这话？”，经不住我缠，她终于只缓缓地说了一句“以前你爸从不在他同事跟前提起我这个乡下老婆，直到去探亲，人家才说原来老张的老婆长得不赖”。
我爸解放后在外县参加工作三年未回家，我妈老说她带着我大哥就像孤儿寡母一样等了三年，大哥二岁多才第一次见到我爸，因为这个缘故我妈对我大哥倒是有一些特别的偏心吧。我爸工作变动过多次，离家越来越近，但那时城乡交通不便，总是离家的日子比回家多吧。我妈虽然不识字，但她看过些秦腔剧，听得遍数多了也大概知道些剧情，她曾经自比守寒窑的王宝钏，虽然没有守十八年。我想我妈的青春大概就在白天的苦累、夜晚的孤寂中耗过了吧。
岁月像流水一样淌过，我们一年年长大了，我妈也一年年变老了。
我上一中后住校六年，每周回去一次，我不再绕在我妈膝下惹她烦了，当然也没人给猪找菜吃了。周末回去我妈照例白天下地干活，我也帮着她去地里干活，等到下午4点左右她就赶回家去给我收拾吃的。她常年腌着一大缸咸菜调剂一家人的生活，家里所有种的菜都能晒干盐渍后入瓮，萝卜、胡萝卜、卷心菜、莴笋、豆角、豇豆，品种丰富。她给我用辣椒油炒一大瓶咸菜，装满满一饭盒炒菜米饭（那时候北方吃米饭不太普遍，我妈是为了给我换个口味。等我在复旦大学食堂吃了四年之后，对米饭的喜好荡然无存了。不管吃什么面食，哪怕没有最起码的醋和辣椒油这两样调料，也比硬硬的糙米更好下咽），再烙一大包饼，为了能多存几天她总要多放点油放点盐卷进面里。我带着咸菜到宿舍经常是被大家抢吃了，饼子天热吃到最后也就长白毛了，但我把毛刮掉泡开水吃，想着这是我妈的心血怎么能舍得扔掉。其实我那时在我哥榨油厂搭伙吃得还可以，只不过不买馍可以节省一点粮票吧。每次回去我说她做的咸菜同学都爱吃，她就特别高兴，炒的时候再多放点油，给我带得再多一些。她什么时候都舍得拿家里最好的东西待客，“你爸的同事也都爱吃我做的臊子面”是她常常挂在嘴边的。每到假期或者过年，我的同学呼啦啦来一屋子，她高兴得什么似的，端上米酒和油果子，再赶着炒一大锅葵花籽，听我同学围着她叫阿姨长阿姨短，争相夸我在学校里学习怎样好，她脸上就乐开了花。
我妈有点绝活，她会扎耳洞的手艺几乎让我们村的所有姑娘都受益，她拿两颗花椒籽在耳垂两侧对着揉，直到揉得发热，耳垂薄得像张纸了一针穿过去，别一段鸡翎，这就好了，她扎过的耳洞不会发炎。有时候还会有附近工厂的姑娘慕名上门，她也为此自豪。夏天时还经常有麦芒钻进眼睛里的人跑来求助，她翻起人家的眼皮吹一吹，拿着缝衣针横着一撇，麦芒就出来了。
我那时不屑于扎耳洞，觉得她做鞋缝衣服纺线织毛袜也都是平常的事，倒算不上多心灵手巧，她包的粽子总不是三棱型的，而是扁平的，她给我们缝的“的确良”衬衣还要拿去找我表嫂给我们绣花。我妈只是勤快吧，她说她曾经一晚上就给我二姐拆洗好了棉裤，为了我爸领她干干净净去城里看病。那时候换洗的衣服很少，我妈说她吃完晚饭先把棉裤拆洗了，压在热炕席上等着暖干，然后连夜缝好，第二天一早我二姐就穿着新新的棉裤进城了。
我妈做的鞋尽管穿着舒服，但看着同学穿的黑色丁字皮鞋我还是心里偷偷喜欢的，但我不会给我妈提那样的要求。我妈当然也看着别人家姑娘穿皮鞋好看，在我高中毕业时我妈终于给我和小姐姐一人买了一双皮鞋。她很兴奋地让我们试穿，说是她缝羊皮活给挣的钱，碰巧有人来村里推销皮鞋。我到现在还记着我第一双皮鞋的样子，黄褐色的猪皮船鞋，有一圈镂空小花，黑色的半高跟，虽然是真材实料，但真的有点笨头笨脑的，我还是把这仅有的一双皮鞋穿到大学去了。
我上大学专门带了一双我妈做的红色平绒布鞋，每当别人问起我这个在上海念大学的女儿，她一点也不掩饰自豪地说“我的小女儿是穿着我做的布鞋去上海念大学的。”她怕我不会拆洗被子，用棉纱把棉絮密密实实地包了一层，这样我拆洗时棉花就不会和被里被面粘到一起了。我后来生孩子前我妈也早早缝了大小两个被子，也是这样缝的。她看着我抱着孩子，感叹着“看着你抱娃的背影自己还像个娃娃呢”，我知道，在我妈眼里，不管我长多大，永远都是个她没长大的娃。她快80岁到兰州来看我，还非要给我儿子缝一床合适的被子才甘心。
我上大学后听我爸说我妈每天都要等着天气预报说上海的天气，好像那样她就会知道我的冷暖似的，后来我到兰州工作，她又开始记挂起兰州的天气了。
我妈真的是个忙惯了闲不住的人，她70多岁膝盖得了骨质增生，腿脚不便再干不动地里的活了，就开始给我们的孩子做鞋做衣服，纳鞋底。年轻时候拼命干活太多了，她的手关节已经严重变形，根本都合拢不到一起，看着她戴着老花镜，用她那变形的粗手擀面条、纳鞋底我真的不忍心，但是她说闲着没事干着急。每次我回去她都会攒一摞鞋底，这是给我的，这是给女婿的，这是给我孩子的，看看大小合适不，她当然不知道我孩子的脚长得有多块。有一次她压在炕席底下的鞋底受潮竟然都发霉了，我儿子嫌弃怎么有股“炕”的味道。我为了劝她歇着就挑毛病“现在一双鞋垫就卖一元钱，你再别忙乎了，你做的这根本就不合适。”她一点不泄气，问我哪搭不合适，小了还是大了，肥了还是瘦了，非要让我把我们的尺寸给她找纸画下来，念叨“外面卖的哪有我一针一线纳得穿着结实呢。”我对她的执拗无计可施。
我恋爱订婚后时间不长，婆婆家已经看了八字，定了婚期。虽然我妈觉得我年龄还小，结婚有点早，但她也觉得儿大不由娘，“万一人家看好的日子我们不同意，以后没生儿子或者有别的啥事我们还得落怨言”，所以就表面情愿地同意了。我想可能还有一个原因，这也让她去掉了隐忧吧，她没有明说但欲言又止、旁敲侧击地暗示过，我在外地她操心但也管不上，既然定了的事早早办了她也省心，免得时间长了闹出什么闲话，姑娘家名声比什么都重要。我妈不知道怎么给我悄悄说起成年旧事“刚解放你大爹在外面2年没回来，你大妈有身孕了，你大爹也笨，回来还问她肚子怎么有点大，你大妈说她饭吃得多了。你大爹回来才6 个月你大妈把娃生下了，但没多久那娃就死了，倒算干净。那时候你外婆就给我说，娃呀，你可千万要守好自己的身子，别干见不得人的事情，落下闲话，叫婆家休回来可就没脸活了。你爸常年在外面工作，我一到晚上谁家也不敢去，早早就把门拴了窗子关了，有时候半夜听见翻墙进来敲门扣窗户臊皮的就吓得浑身发抖，只能隔墙吼着骂几句。”我妈对我说起这些的时候，不但把她依然没有挥散的恐惧传给了我，让我浑身激灵，我也听出了话外的意思，我想这大概就是她给女儿的婚前教育吧。
这些年我们兄妹忙工作、忙家庭、忙孩子，大大小小的事也没断过，我们只有平安才能让她放心，即便我们忙得都顾不上多去看她，但只要知道我们没什么事她就知足了，可是我们不管哪个有了烦恼怎么逃得过她的眼睛呢？我做听神经瘤开颅手术没敢惊动她，隔了半年我才回去，就说耳朵不好做了个手术。她眼见我这样还是急在心里，她除了给我要偏方、求神问道，总是催问我再去外地看了没有。她不知道从哪里听来的办法，对我说把食指塞到耳朵里，塞紧再猛地拔出来，能听到“嗡”的一响，她怕我不做，还举起她僵硬的手臂做演示，“你看，就这样，你没事了就记着做做。”我心里苦笑，这是治轻微耳鸣的，但我还是答应着“好，好”，装作认真地当她面做几下。我这么大了竟然还要她这样的揪心，每每想起这些我只会无声地流泪。
我的耳朵生病后渐渐地电话也听不清了，和朋友、同事还可以发短信、发邮件交流，可是最痛苦的是不能再给我妈打电话了，尽管我们相互电话里说的无非都是报喜不报忧的话，但我和她没有第二种渠道可以交流了。听力开始变差的时候我还是忍不住要拨通家里的电话，我知道我妈腿脚不好，挪到电话跟前时间比较长，所以我都习惯让电话铃多响一会，别让她因为急着接电话被桌椅绊倒。电话铃响着的时候我既希望她接起来，又怕她接起来。有时候电话响了好久没人接我反而会长长舒一口气，默然放下捏得发湿的听筒，好像拨电话这个仪式已经足够了。起初在电话里我其实只是想听到她的声音，也让她听到我说我都好，工作不忙，孩子也好。她年龄大了耳朵也有点背，但比我强多了，她担心我听不见，我担心她听不清，我们总是扯着嗓子你说东我说西，虽然我听不清她到底说了什么，但我想她絮絮叨叨倾诉了也就够了吧。
我的听力越来越不行了，我回家唯一可以享受的和她聊家常也困难了，白天坐在旁边看着她说话，大概也能估摸说的什么，或者有姐姐在旁边把她说的话写到纸上。晚上我躺在她身边，她伸过她粗糙的大手在我胸前上下左右轻轻揉着，说这样可以舒缓血脉，是不是会对耳朵好些，说实话我从不记得我妈抱过我，这么大了好像第一次和我妈这样亲密接触，还真有点不习惯。她还想给我说什么，我心里难受极了，也很烦我自己为什么就听不清呢，我只好硬着心说“妈，赶紧睡觉吧，有话咱们明天再说。”我甚至不敢面对她的眼睛，那么忧心忡忡的。我帮她拉好被子，转身装睡，我知道她一定也没睡意，还在凝神看着我，可我没有办法和她面对。
我妈虽不识字，但她天天雷打不动翻黄历，除了记着初一、十五要烧香，还记着我们全家每个人的阴历生日，从我爷爷到我爸、我们每一个孩子，甚至下一辈的孩子，甚至左邻右舍的老人孩子，从腊月到正月一个也不会漏。我的一个玩伴长到20 多岁，在他妈去世后才发现竟然不知道自己的生日到底是什么时候，来问我妈是不是记得。每逢家里有人要过生日了，我妈早早就开始念叨，就算再没什么吃的，她也会多少变出点好吃的过个简单的生日，但她从来不提自己的生日。我们那么多孩子竟然一直都没人知道我妈的生日是哪一天，直到她老了我们才想起也应该给她过生日啊，偶然谁问起她的生日提一下她都很高兴，她不想给我们添麻烦，但其实心里是喜欢热闹的。我非常惭愧，尽管我记性很好，记着很多朋友的生日，可是一直没记住我妈的生日到底是哪天，直到我妈80大寿才终于记住了她的生日---1929年八月初九。
我妈说她自生下来就命硬，在月子里一场大病眼看没救了，我外爷已经把她扔到地上的一堆干草上，只能咽气了就卷出去埋了，没想到在我外婆的哭声里她竟然又活过来了。我爸活着时她自怜自艾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因为没文化被我爸“在脚底下蹂了一辈子”，我爸去世后她倒再不提了。虽然我和我爸的感情更亲近，但在我自己为人妻为人母之后，每每想起我妈的人生，我忍不住设想如果她当年就嫁个老实巴交的农民，相守在一起，身边不但有人嘘寒问暖，还有人帮她分担体力活，那样她是不是会更踏实呢？或者听我大妗子的劝告，随便留我们哪个姑娘在身边，在她年老时端茶倒水伺候起居，她就不会这样辛苦了吧？
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一----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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