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马先生说诗坛需要一个中层阶级，其实写诗的人没有几个是吃不饱穿不暖的，杜甫的诗中把自己的生活写得很苦似的，那多半有些艺术的夸张，恐怕比普通群众究竟要好若干倍，而且他那有名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名句，顾随先生也认为夸张得有些不通，他说肉可以臭，酒岂有臭的道理。诗人大多爱叫穷，那是因为想得到的太多。日本兼好法师说过：“人生不得不营求者，一食，二衣，三居住。人生大事不过此三者。不饥，不寒，不为风雨所侵，闲静度日，即为安乐。但人皆不免有病，故医药也不可忽。三者以上，加药成四。凡不能得此四事者为贫，四事无缺则为富，四事之外更有所营求者为贪。”

非马先生又说“新诗要唱和的话不但不会办不到，而且绰有余裕”，我十分赞同。给我印象深的一是北岛写了一首《一切》，舒婷和了一首《这也是一切》；二是1938年8月，胡适给周作人写了一首8行的白话诗，周给胡回了一首16行的白话诗，文字和感情看起来都很平淡，但只要了解当时的历史，就为藏在文字背后的不便言说的复杂情绪感动。直到胡适晚年，也仍然常读周的文章，并认为二十世纪的新散文，值得反复读的只有周一人。他们那一代人的行为，在今天看来有太多的秘，比如周氏兄弟为何要绝交，为何绝交后那么多年在文字上仍然互相支持？何为鲁迅死前一直读周作人的文章，周作人死前一直读鲁迅的文章？在我看来周氏兄弟的成就要高于苏轼兄弟。周作人对妇女问题、儿童问题和人情物理的论述，在中国是前不见古人，至今也是后不见来者的，所以鲁迅与斯诺谈话时把周作人排在散文家的第一位；鲁迅的成就众人皆知，20世纪的杂文，我以为鲁迅第一，钱玄同第二，20世纪的小说，我还是认为鲁迅第一，第二是谁我不知道，因为我读的小说少，至于那部《中国小说史略》，也是独步学术界，罕有匹敌。我曾引了一首周作人的绝句作为我的个性签名：“少小东南学放牛，水边林下任嬉游，廿年关进书房里，欲看天光不自由。”我是喜欢周氏那种小时放牛、长大读书的境界，我却是前二十年放牛，后二十年仍然放牛，也许这一生就只能是放牛，而且还写了几句放牛诗：“一头公牛一头母牛一头小牛/在河边慢慢的吃草散步/没有主人，没有鞭子”（写于89年）。所以我就羡慕非马先生，走了那么多地方，读了那么多书，写了译了那么多诗。艾略特说过，一个诗人拥有读者的多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每个时代都拥有一定数量的读者，这证明这个诗人的诗是能够传世的，艾略特的诗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非马先生的诗我想也大致差不多。

也不知严力先生还寓居美国否？如果非马先生遇见他，请代我向他问声好，虽然有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可能已将我忘记。我们同游太湖时，他亲手写给我《一行》杂志的地址，可我至今也没投过一次稿，实在对不起。我一直认为我那些三脚猫似的歪诗，离开了生我养我的土地就变得毫无价值。这让我想起了同在美国的北岛先生。当年老木编了一部《新诗潮诗集》，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未名湖丛书编委会编，好像是内部发行，我托读北大的老乡弄了一套，收到书时，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住院，读了北岛先生的诗，非常震撼，从没想到诗可以那样写，感觉病减了不少，以前我读王安石，他说读书可以治病，我半信半疑，这次经历让我相信了古人是不像我们今人爱说假话的。现在回头看当年的朦胧诗，只不过是言为心声、不唱赞歌而已，现在的朦胧诗才是真正的朦胧，朦胧得只有自己懂。可惜北岛先生在89年被迫出国后写的诗我就看不懂了。也许是离开扎根的故土，诗歌的根断了，诗歌就枯了，也许是离开了繁杂的故土，诗就变得纯粹了，而我们依然是繁杂的心情，所以理解不了。我常想，一个诗人前二十年的生活之地，会成为一个诗人生命中须臾也不离开的精神家园，入籍英国的艾略特的诗始终有美国的背景，入籍美国的布罗茨基的诗始终有俄罗斯的背景，生活在异国的北岛先生的诗中国背景好像过淡了。我们为北岛先生惋惜，一是惋惜他不得不离开故国，二是惋惜他好像至今还不能自由进出国门，三是惋惜他的诗不能再震撼人了。89年确实是一个不一般的年份，上半年知识界异常活跃，下半年就集体失语了，都成了识时务的俊杰，只有两个人发出了声音，一个是钟叔河，他写的那段话我已引了两次，事不过三，不妨再引一次：“做载道之文已深觉厌倦，为言志之作又缺乏心情，唯以此遣有涯之生尔。昔牟陌人跋《蜂衙小记》引昌黎诗云：尔雅注虫鱼，定非磊落人。予历经坎坷，夏日秋风，意气消磨，形神俱疲，又何能磊落，又何能作磊落人耶？”另一位是当时正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的伊沙，他写了一首诗叫《占卜大师赵秀儿》，其中说：“赵秀儿堵在我们门口/高喊：千万千万/今天甭出门/我们不听话/结果人头落地赛西瓜/……四年的才子/付诸一泡尿”。虽然伊沙的一些诗观我不赞成，但这首诗我是佩服的，这首诗收在他的诗集《饿死诗人》中，我猜他是指精神的饿吧，一个诗人不去寻找精神的食粮，精神是会饿死的。后来有一段时间伊沙好像对中国足球很感兴趣，不知现在雅兴可有减少，不过球场上千万别吼声太大，为又臭又黑的中国足球吼破了嗓子不值，而且中国足协也不报销医药费。

非马先生还说“许多标榜前卫或后现代的年轻诗人，他们不但唾弃中国的传统，也忽视西方的传统，天真地以为只要截取西方某个时期里的某一个流派，便能在它上面筑造起中国的新诗。”这话虽不中听，却绝对是真理。鲁迅那一代人中混得较差的读书人孔乙己，还知道“回”字有四种写法，李锐那一代人中混得较差的读书人还能“抓到一把鸡巴毛”。李锐的原意是挖苦写文章不着边际的，说“鸡巴没抓到，只抓到一把鸡巴毛”。反观我们呢？明明是只抓到一根鸡巴毛，偏偏要说自己抓到了一根大大的鸡巴。也许绅士淑女们认为李锐先生的话太粗了些，方悄是个放牛的粗人，反倒认为李锐先生的话是大俗近于大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