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ze=16.0pt] 这就是我们的国民性！国民性有如狗性，要改变是幻想，尽量去适应才是上策，鲁迅当年信誓旦旦、雄心勃勃地要改造国民性，结果一无所获，绝望早逝。在这方面，外国的书生们比我们就清醒明白得多，比如波德莱尔在《狗和香水瓶》中说民众如狗子，他拿出最好的香水给狗子闻，狗子无动于衷，然后弄来一坨屎，狗子欣喜若狂。斯宾塞说：[size=16.0pt]“[size=16.0pt]欧洲住着二万万的外道，假装着基督教徒，如有人愿望他们照着他们的教旨行事，反要被他们所辱骂。[size=16.0pt]” [size=16.0pt]我等中国书生的毛病就在于太把自己当个人物，平时大话说多了，就容易产生大话就是真话的幻觉，真的以为自己是[size=16.0pt]“[size=16.0pt]斯人不出、奈苍生何[size=16.0pt]”[size=16.0pt]的[size=16.0pt]“[size=16.0pt]斯人[size=16.0pt]”[size=16.0pt]了，动辄[size=16.0pt]“[size=16.0pt]开启民智[size=16.0pt]”[size=16.0pt]、[size=16.0pt]“[size=16.0pt]救民苦海[size=16.0pt]”[size=16.0pt]，落得个孤标傲世、伤痕累累、向隅而泣，作为那些满嘴四七二十七的风云人物茶余饭后的谈资，鄙夷的说一声：[size=16.0pt]“[size=16.0pt]唉，书呆子！[size=16.0pt]”[size=16.0pt]我等书呆子们认为自己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就可以与那些天下英雄皆入其彀中的人物一样平起平坐了，真是大谬不然，其时我等只是人家胯下的小家伙而已。[size=10.0pt]
[size=16.0pt] 虽然这世界是属于那些幸福人的世界，不过世事偶尔也有不完满之处，这些幸福人有时也会遇到尴尬。比如一贯高唱四七二十七的小粉红某洋嫖娼死了，他的那些小粉红同志们没有一个哀其不幸的，大有十恶不赦、皆曰可杀之势，只有他平时咒骂的那些不共戴天的[size=16.0pt]“[size=16.0pt]卖国贼们[size=16.0pt]”[size=16.0pt]，为他奔走呼号，才使他的白死不显得完全的罪有应得。[size=16.0pt][size=16.0pt] 还有幸福得忘乎所以的某省作协主席，因为自己的一篇小说被某部长和某将军批评了几句，据说还停止了重印（但愿不是炒作，为过段时间大张旗鼓的上市增加销量），而特感委屈，大有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之叹，还扬言法庭上见。这多半是虚张声势，否则就太把自己这匹官当回事了。虽然一些幼稚的书生们建议选票出政权好，但无改于神州自古[size=16.0pt]“[size=16.0pt]枪杆子里面出政权[size=16.0pt]”[size=16.0pt]的真理，人家部长代表政权，将军代表枪杆子，作协主席用俗语说是凑热闹的吹鼓手，雅言则曰帮闲而已，没把你当成《海瑞罢官》的作者弄死，已是侥天之幸了。虽然此人矫情的说作协主席不是官，心中却是很把自己当成官，因为中国自古无民告官，只有官告官的规矩，之所以那样说，无非是如鲁迅笔下的聪明人向我们这群傻子诉苦以博取同情和声援，并获得主子的安慰和圣裁。结果似乎出于[size=16.0pt]“[size=16.0pt]意表之外[size=16.0pt]”[size=16.0pt]，同情和声援既很寥寥，望眼欲穿的安慰和圣裁也是[size=16.0pt]“[size=16.0pt]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size=16.0pt]”[size=16.0pt]，于是在委屈之上又平添了一份伤心一份孤独。[size=16.0pt]
[size=16.0pt] 我觉得在中国，不光是这个作协主席的书可禁，所有作协主席的书都可禁，因为从理论上说，作协应该是保护写作者权益的组织，我等许多屁民的书多年来都禁止出版，没见有一个作协主席出来呼吁一声，这次轮到自己了就觉得憋屈。在他们的心里，我等屁民的书毫无价值，禁了无所谓，他们的书是古今中外独一无二的不朽巨著，是万万不该禁的，而居然禁了，于是乎伤心不平。其实大可不必如此的有自恋癖，就该主席在书中转弯抹角、欲说还休表达的对土改那点意思，早就有人在书中直接表达过了，比如张中行先生在二十多年前出版的《流年碎影》中就毫不掩饰的说他们家乡的土改是一场灾难，打死了不少人，包括他的二婶母和小学老师薄鑫，他家也是地主，为了使他的父母、嫂嫂、侄儿等九口人能活命，她的妹妹将出生不久的孩子溺死，一家人借送葬之名逃出封锁了的村庄，才躲过了一劫，他还发出了天问：[size=16.0pt]“[size=16.0pt]搞政治，求治平，可以不可以为达某种目的就不择手段。这次的手段是认定财产多的都是坏人，死有余辜。事实显然不是这样，因为做好事坏事，纵使与财力大小有些关系，总不是必然的关系，换句话说，大款（用今语）不见得就坏，无款也未必能安分守己，可见以财力大小定好坏是不公道的。[size=16.0pt].....[size=16.0pt]试想，一个人生在某一个社会的某一家里，并非出于自己的选择，你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又能把这个社会怎么样？己力所能做，也只是顺着前人走的路往前走而已。生在贫民家是这样走，生在地主家也是这样走，而一旦，新风来了，说哪一条路上的人有罪，可以越过法律处死，这公道吗？[size=16.0pt]”
[size=16.0pt] 北宋蔡京说过：[size=16.0pt]“[size=16.0pt]既做官，又要做好人，两者可得兼耶？[size=16.0pt]”[size=16.0pt]那封建时代是做了官就不能做好人，但新中国做了官是不是还可以做好人我不知道，因为我一直生活在官场之外，无法知道那玄之又玄的官场之内的状况。可是我知道，做官是一回事，做学问是一回事，既要做作协主席，何必还要写作？不要装作主席是别人强迫自己做的，恐怕还是应用了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积极争取进步的结果吧。因为自古只听说抓壮丁去当兵充当炮灰的，还从没听说抓去当官的，哪怕是清闲的作协主席的官位也是僧多粥少紧缺得很。[size=16.0pt]
[size=16.0pt] 写到此，突然想起了《无间道[size=16.0pt]2[size=16.0pt]》中吴镇宇的话：[size=16.0pt]“[size=16.0pt]阿爹常说：[size=16.0pt]‘[size=16.0pt]出来混，迟早都要还。[size=16.0pt]’”[size=16.0pt]请读一读马丁[size=16.0pt].[size=16.0pt]尼莫拉的《忏悔》吧[size=16.0pt]——
[size=16.0pt]“[size=16.0pt]起初他们追杀[size=16.0pt]
[size=16.0pt]共产主义者，[size=16.0pt]
[size=16.0pt]我不是共产主义者，[size=16.0pt]
[size=16.0pt]我不说话；[size=16.0pt]
[size=16.0pt]接着他们追杀[size=16.0pt]
[size=16.0pt]犹太人，[size=16.0pt]
[size=16.0pt]我不是犹太人[size=16.0pt]
[size=16.0pt]我不说话；[size=16.0pt]
[size=16.0pt]后来他们追杀[size=16.0pt]
[size=16.0pt]工会成员，[size=16.0pt]
[size=16.0pt]我不是工会成员，[size=16.0pt]
[size=16.0pt]我不说话；[size=16.0pt]
[size=16.0pt]最后，他们奔我而来，[size=16.0pt]
[size=16.0pt]再也没有人起来为我说话了。[size=16.0pt]”
[size=16.0pt]
[ 本帖最后由 方悄 于 2017-6-1 23:10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