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记忆——《光荣与梦想》序

姜海舟发表于: 2017-5-26 17:58 来源: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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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记忆·诗歌

汪剑钊

历史与记忆堪称一对欢喜冤家，它们始终不离不弃地纠缠在一起，既相互欣赏、陪伴和依赖，又相互对峙、争斗与销蚀。那么，诗歌呢？或许是它们的一位最亲密的朋友，目睹双方生生死死的一切，并不时地摄取其中的精华片断，又以反哺的形式做出回馈，由此竖立了一个藉由美通向真和善的路标，指向精神乌托邦的未来。
谈论这部诗选，我们首先需要回溯一下历史。1916年8月23日，胡适在日记中随手写下了《朋友》一诗。该诗后来以《两只蝴蝶》为题，发表于次年二月号的《新青年》。这就是说，新诗或现代诗的正式亮相，迄今已有百年的历程。期间，新诗的发展有高峰，也有低谷，有加速度，也有停滞，既出现过狂飙突进，也经历了不少坎坷与曲折；不过，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涤荡与淘洗，这种以白话和自由体为主导的诗歌形式的确立已是不容否定的事实，它的光荣与伟大必能庇荫后世，终将赢得时间的公正裁判。
纵观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新诗史上的诸多杰出人物几乎都来自校园，他们或是任教于某高校，或是就读某专门系科，在新式教育的各个花园和苗圃中或绽放或生长，其中如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北京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清华大学，三四十年代的国立中央大学、浙江大学、震旦大学、武汉大学和西南联大，走出了不少独具个性的优秀诗人，书写了一部群星璀璨的诗歌史。可以说，新诗的流变与繁荣与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实可谓休戚与共、荣辱同担。
这本诗选的作者为杭州大学1977级至1998级的大学生，他们是中国高等教育在新时期复兴和发展的见证人和受益者；同时，也是中国新诗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这里，有必要提及的是，杭州大学与1949年前的浙江大学和之江大学着实有“剪不断、理还乱”的渊源关系。五十年代初，仿照苏联的高等教育模式，教育部对全国高等学校进行[url=]院系调整[/url]，原本为综合性的浙江大学被拆分成了多所单科性大学，部分系科甚至被并入省外的兄弟院校，其中留在杭州的一部分院系则拆分成了四所大学——浙江大学、[url=]杭州大学[/url]、[url=]浙江农业大学[/url]、[url=]浙江医科大学[/url]。1998年，在全国高校的合并大潮中，当年被拆分的四校又合为一体，组成了号称中国高校“航空母舰”的新浙江大学。这其中分分合合的是非，已逸出本文的题旨，此不赘言。不过，校园的文化传承却或隐或现地贯穿于诗的传播与书写，这自然有赖于师辈的教诲与提携，其中如被目为“一代词宗”夏承焘，声韵与敦煌学专家姜亮夫，五四时期即以“诗孩”著称的孙席珍，译诗界著名的“诗海水手”飞白、唐宋词研究界的“蔼然仁者”吴熊和等诸位先生，无疑对锻造莘莘学子的文学精神和诗魂起着不可忽略的影响。
十年文革期间，中国文学艺术界完全笼罩在陈旧的艺术观念和政治挂帅的思想之下，整个创作状况几可说是千人一面、万众同调，诗歌也基本沦落为纯粹的宣传工具，粉饰现实、虚假抒情、语言浅俗的作品随处可见。记得七十年代初有一首题为《理想之歌》的长诗颇为流行，它的作者署名为“1972级创作班工农兵学员集体创作”（实际作者为四人）。该诗的基调激昂慷慨，充满青春昂扬的气息，节奏明快，但主题单一，词藻浮夸，意象陈旧，是一首典型的伪浪漫主义作品。1976年，《诗刊》所刊登的一篇文章却如是称赞这部作品：“《理想之歌》是一曲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雄壮的战歌，它描绘我国一代新人‘虽没有赶上战火纷飞的年代,身边仍然是暴雨急风’，他们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反复、激烈搏斗中，诞生，成长，入伍，上阵。幼年间，就检了‘碎铁小钉’，研了‘又黑又浓’的墨汁，参与了对右派分子、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即可发现，政治的定性是首要的考量，阶级的划分、斗争力度的大小，显然成了评价的绝对标准，它们不由分说地将艺术的分析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由此可见，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诗歌亟需复归艺术的本位，明确自己的文体特性和语言的探索功能。1978年12月，民刊《今天》在北京的横空出世，为现代诗赢得了一次正名的契机。创办者在发刊词上宣称：“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的尚且遥远，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讲，今天，只有今天。”但也毋须讳言，这个阶段的诗歌（包括《今天》所刊登的一部分作品）依然承担着一部分政治的功能，企望发出那些久被压抑的正义呼声，呼唤人性的复归，伸张对美好、崇高、公正的追求。这个阶段涌现的一批名作《回答》《宣告》《祖国啊祖国》《一代人》《致橡树》《中国，我的钥匙丢了》等，在大众的情感阈上引起了共鸣，同时又因显示了较为独到的诗意表达，很快赢得了读者的青睐。当年，由辽宁大学几位学生编选的《朦胧诗选》之畅销，便是特定时期下一个辉煌的例证。
正如北岛在日后的回忆文章《<今天>三十年》中所指出的那样：杂志的出现与文革中成长的一代人有关，“他们在迷失中寻找出路，在下沉中获得力量，在集体失语的沉默中吶喊，为此甚至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它反抗的绝不仅仅是专制，而是语言的暴力、审美的平庸和生活的猥琐。”
显然，对语言的关注，已与政治清明的呼吁一起被提及。这种审美上的觉醒，在“今天”派诗人的一部分政治抒情诗中已初露端倪，我们也更可以在恢复高考后进入的前两届大学生中看到更普遍的影响。
1977级和1978级两届大学生，包括一部分1979级的大学生，在年龄上与朦胧诗一代相仿，大多为五十年代出生的一代人，他们的价值观、生活方式也大致相似，很多人都具有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情结，其接受诗歌营养的渠道相对单一，甚至偏狭；因此，在创作上多少留有“理想之歌”写作模式的影响，政治的正确，豪迈的情怀，大词的运用，集体主义的歌颂，青春的展示和挥霍，等等，都在他们的创作中烙下了极深的印迹。
事实不容回避，七十年代末期进入高校的中国大学生，无疑是时代的骄子。经历了十年的浩劫，他们重新返回校园，犹如蜜蜂走进百花盛开的园圃，贪婪地吮吸着知识的新养料，并渴望一展身手，奉献他们酿造的芬芳的花蜜。在他们的作品中，历史的畸变以及重回正轨的跋涉也在诗歌中得到了体现。1977级中文系费君清的诗作《祖国，我要告诉你》所表达的是一个青年与生俱来的爱国主义情感，对生于斯长于斯的那片土地的赞美：

我愿是优美的诗节
把你几千年艰难奋斗的行程
写成宏伟的篇章
但是我的语言非常的笨拙

从句式和用词上，我们明显可以看到普希金、裴多菲、海涅等西方浪漫主义诗歌的影响，该诗首句为“我愿”带起的祈使句，随后的铺陈和演绎，展现抒情主人公的情绪与希望，而由“但是”作出转折，以铺垫随后的深入，进一步赞美所歌咏的主题。这是一种当时常见的扬抑手法。
与他同一年级的张德强在校时即已显露了出色的诗歌才华，他的《我崇拜自己》令人想起惠特曼的《自己之歌》，诗中对自我的确认是一种浪漫主义精神的弥散，同时也是对社会事件的即兴性反应，诗人在字里行间泄露着小我融入大我的时代意识：“为了崇拜科学/为了崇拜真理”。而毛建一的《奔马》则是那个时代青春颂歌的一首代表作。作者以马自喻，通过对草原和旷野的向往，传达了一种理想主义极其浓厚的情愫，但同时也仍然谨慎地压抑着个性与自我的释放：

有时候，也许我会仰天长啸
这不一定是不满与牢骚
而是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爱
霹雳一般地爆炸

偶尔，我也会翘翘不驯服的尾巴
这不一定是骄傲与狂妄
只是要将征途上的阴风浊雨
统统甩在脚下

当时，从整个诗歌界来说，与创作上的锐意探索相伴随的是理论上的正本清源。1980年5月7日，《光明日报》发表了谢冕的文章《在新的崛起面前》，1981年第3期的《诗刊》发表了孙绍振的文章《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1983年第1期《当代文艺思潮》发表徐敬亚的文章《崛起的诗群》，文学史上称之为“三个崛起”论。三位作者敏感于诗歌新的气象，不满于单一的形象、模式化的表达和思想的贫瘠，致力于为鲜活的诗风鼓与呼。尽管他们三人以及所撰写的文章随后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粗暴批判，但凛冽的冰层已经破裂，解冻的春水已不可阻挡，一种迥异于政治宣传，向着瓦雷里所称的“纯诗”迈进的诗歌已倔强地生存了下来。

必须肯定的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中国诗歌发展一个不再的黄金时代，据说，那时的《诗刊》发行量达到了上百万份。朦胧诗曾经席卷神州大地，在工厂、田野上被广泛传诵，尤其在校园里，更是大学生们心目中的圣物。据当时负责杭州大学校团委日常工作的诗人毛建一回忆，中文系最早办有《扬帆》《初阳》等油印刊物，随后，其他系科也办有《他山石》《咖啡夜》等刊物，并成立了一些同仁性质的诗社。后来，学校整合资源，创立了《晨钟》诗社。曾举办空前规模的朗诵会《新一代理想之歌》，仅嘉宾就近200人，参加的师生约1500人，一些著名诗人，如臧克家、徐敬亚、田地、王小妮、薛家柱、龙彼德、杨牧、赵丽宏、李小雨、张德强、孙武军、程蔚东等有诗寄来，此事甚至引发了团中央一些领导的关注，胡耀邦、胡启立、王兆国、陈昊苏、王炽昌发了问候，浙江省的领导王家扬、杨海波、宋振庭、商景才有赠诗和来信。省委宣传部的于冠西、团省委书记鲁松庭，杭大校党委书记黄逸宾、教务长杨招棣、宣传部长顾思九和中文系教授刘操南、飞白也先后登台朗诵。整场活动持续了三个半小时，形成了师生共襄诗事的一番盛举，为杭州大学留下了一份空前绝后的诗歌记忆。
本着历史主义的观点来看，杭州大学诗歌的发展与整个中国现代诗的嬗递有着基本相同的路径。众所周知，朦胧诗出现不久，就受到了来自两个不同方向的驳难，当一部分人因读不懂而感到气闷的时候，另一部分人则觉得他们的写作太纯情、太理想主义，但同时也引发了一批反对者。可以说，对北岛、舒婷们的“超越和pass”是六十年代出生的诗人中相当一批人的企望。这种反抗在杭州大学的学生中也有反映，有意思的是，与费君清、张德强等同为1977级的余刚，在他的诗歌就已显示了在语言上的创造性追求，其作品较早地在进行超现实主义式的实验，从选入本书的有限几首作品中，我们便可以读到这样的句子：“草地上挤成一团羊群和雪”“美人吐出/搽满胭脂的微笑”“裹起马蹄的月夜”“撕心裂肺的落日”“时间的原始森林长出绿叶”。他的创作中那些词与词之间自由的组合，对理性和工具逻辑的破坏，在当时是不能不引发美学的“陌生化”效果的。至于他的作品《在神话上宣读》，既保留了北岛《宣告》一诗的气势，又在词语的组合上跨出了更大的一步。我们知道，超现实主义曾在世界诗歌诗上引发了革命性的震动，把写作的快感还给了作者，同时调整了人们对诗歌的观念和接受方式，余刚的作品再一次印证了这一点。
随着前面三届大学生的相继入学，因十年动乱而被耽搁的所谓“老三届”毕业生已大多重新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自1980级开始，同级大学生的年龄差也基本抹平。自八十年代开始，中国的高等教育逐渐归于正途，每年录取的大学生中，应届生和复读一年的历届生（考虑到以前不正规的中小学教育，实际也是应届生）占有绝对的比重。与老三届学生的老成持重、世事洞明相比，他们无疑是稚嫩的，易冲动的，但这稚嫩中却散发着生命的朝气，透露了一股初生牛犊的憨劲。从文学史的流变来看，诗歌的艺术本位意识虽说在六七十年代有所滋生，但真正的勃发则不能不推定于八十年代，从政治的拨乱反正起始，对西方思潮的大量译介与引入，传统文化的趋热与反思，人文精神的探索与重建，等等，都对现代主义文学和艺术在中国的登陆起到了推动的作用，艺术的形式主义也不再是洪水猛兽而受到了一部分诗人和艺术家的青睐。
浏览整部诗选，我发现，1981级中文系陈水和的作品《宇宙的儿子》仍然令人不由自主地联想到郭沫若的《天狗》，它同样洋溢着浓重的青春气息，以高强度的音量发声，在一系列夸张的用词中铺陈、渲染、呐喊，将牺牲与创造糅合到了一起：

我拥抱整个宇宙，因为我是宇宙的儿子
说宇宙里的星星，如同娘腹里的婴儿
从不安宁，却孕育着无限的生命
…………
宇宙啊宇宙
什么时候，你向地球发布
躁动的婴儿已经诞生

而比他低一届的外语系的陈也东，在骨子里有着极其浪漫的情怀，但他的早慧与对经典的熟稔却引导他走上了另一个方向，其创作表现出明显的现代主义诗风，他娴熟的诗歌技巧在《关于这个夏天》《南方城市》《消失》等作品中均有较好的展示：

一切都是过程
最动人的情节在语言之外
空气漂浮在身体四周
我们像树那样生长
却不是人人都能学会站立

可以说，相对于北岛的《一切》，这首诗的语言已经脱离了箴言和警句的写作，也不再有早期朦胧诗的宣泄与抒情，而表现出了节制与沉思的特征，诗的意旨越出了日常语言的单一性而指向一个更丰富的世界。
在我的印象中，黄亚洲在我们未上大学时即已成名。因此，当我看到1983级这一届赫然有他的名字，多少有点意外，估计是因为创作成绩突出而以插班生或干训生的身份免试入学的。或许，正是有着此前的积累，他的作品也较同届的大学生显得更为成熟，如《月亮》一诗：

我的手伸过树梢，把月亮
从一片云，抱进
另一片云
夜路走累的时候
月亮的长睫毛格外温柔
面对月亮
你不能说什么都不怕
那夜，我偶然抬起脸
不经意之间，就被击穿了

作者把一个古老的意象用平淡的叙述和描绘激活了诗的想象力，击穿了读者内心那根敏感的神经。
同为1983级，外语系的潘亚军、教育系的王平和中文系的尹剑锋则在词语的创造性方面更多地显露了天才。潘亚军出生于海南，他对大海、对三亚有着无法割舍是情感，他的诗歌灵感也与之有关，其语言似乎常有水波荡漾，冲刷着思想的岛屿：

在你我的骨头都变成水之前，在春天
的

园中再也开不出一朵鲜花之前，我们
就说
无论如何我们得走上这片黄昏的彩色
波浪
于是，这座高塔，看见遥远的海上升
起一座岛
那不是供奉历史和遗迹的纪念碑，不
是
痛苦的土地留给我们的一块伤疤，不
是
越过了波浪，收罗我们的生命之光的
拱门
这是你的雕像的基石，是海的杰作

王平在骨子里是一个唯美主义者，他的个性内向、温和、谦逊，但对艺术形式的追求又十分执着，有时简直到了苛刻的地步。他善于把具象性寓于抽象，在物象中植入人性，由此发现生命的悖论，《诗人的隐空间》展示了其实验的成果：

梦肯定有许多小手
写字台被悄悄地移进了夜里
我放弃蜡烛的念头
矮小的房间变得无边无际
雨随时都可以下来
只要我闭上眼睛在我的周围
呵那么多的诗人光着身子在雨中
走来走去
他们是哲人更是一群哑了的孩子

[ 本帖最后由姜海舟于 2017-5-26 17:59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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