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乖上世纪六十年代不幸迷上了文学，那时候他在上大学，他的专业与文学本来没关系，但他羡慕作家这个称号，并且一心想转行成为一名光荣的作家。当然那时候作家吃香。
大学期间，他坚持向所在省的省刊投稿，这个刊物当时在全国名气不小，发行量很大，但投出去的稿子泥牛沉海。大学毕业，他的作家梦并没有改变。某次，他读省刊，蓦然发觉上面有篇小说有些眼熟，仔细一读，原来是自己早年投给此刊的稿子，但署名并不是自己。
对于张乖，这是天大的事情，他辗转周折，终于打听到原来自己的稿子被这家编辑偷去了。给杂志主编写检举信，没有回音，不惜亲自去见主编。
主编是位戴眼镜的瘦高个子，眼镜背后是一双深邃的眼睛，冷嗖嗖的，让人手足无措。主编听了他的检举，叫来一个同样戴眼镜的瘦高个儿，该杂志社的编辑，文章的署名就是他。
听了主编的质问，编辑很快找出自己的手抄稿。那时候投稿都是手写稿，有的作者由于字迹潦草，编辑不得不誊抄一遍，而张乖的初稿找不见了，没有证据，只好认倒霉。
临了，主编送他几句话：你阅历浅，书本是靠不住的，要想成为作家，必须多向生活学习，尤其写农村题材的小说，不扎根农村体验农民的苦与甜，哪能写出感人的作品来？
归来的张乖不但不气恼，甚至有些兴奋，文章虽然被人偷了，但归根揭底是自己写的，说明自己的小说已达到省级水平了，偷就偷吧，无非一个短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有水平，就不怕写出来的小说以后没地方发表，吃一堑长一智，以后投稿时谨慎点好了。
信心百倍的张乖听了主编的话，毅然决然扔掉铁饭碗，回到老家扎根农村当了农民。他的非凡举动气得父母吐血。亲戚朋友都说：“张乖这娃的书念到鼻子里了，脑子受治了，憨了。”
如此憨憨，谁家肯将闺女嫁与他受恓惶？张乖只好打光棍。
打了光棍的张乖，将文学当爱人，对自己的抉择并不反悔，在常人眼里，他越来越日蔫，一个彻彻底底的精神病。
张乖对着小说《唐吉诃德》说：自己对文学的态度就跟唐吉诃德对待骑士小说一样，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看，自己要做文学的老唐。
没有老婆无所谓，靠年迈的爹娘养活也无所谓。张乖心无旁鹜，践行主编的话，扎根农村，深入生活。
张乖想，短篇小说容易被偷，那就写中篇，文贼胆再大，总不之于连中篇也敢偷吧？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往国家级杂志冲刺。
若干年后的某一天，他的文字果真登上了国内顶尖纯文学刊物，然而，令人不解的是署名又跟自己无关。命运之神再一次给他开了玩笑。这一次，他没有去找该杂志主编，文章既然已发，不管作者是谁，有一个事实存在：张乖的水平已经达到国家级！这样一想，居然很开心。
不胜酒力的他软泥一样瘫醉在小县城的饭馆里。外面的雨下呀下的，没完没了。
好了，既然写小说命该被偷，改写电影剧本！
爹爹看着被文学日弄的不像人样的儿子，临终时说了一段令张乖惊讶的哲理话：“乖儿呀，当官的讲官运，经商的讲商运，搞文学的讲文运，你天生就没有搞文学的运气，别瞎折腾了，还是踏踏实实过日子吧……”爹爹见他不松口，“唏——”地长叹一声，到底没有瞑目。
那时候张乖的娘早已朽成一把骨头。埋掉爹爹的张乖，只剩下歪歪倒倒的两间破房子。
失去双亲的张乖义无反顾，破釜沉舟，他要集中毕生精力做最后一搏，以实现自己的“作家梦”。
张乖虽历经磨难，但不改初心，除了相信孟老先生《孟子告子下》里的那段励志名言外，还有“天道酬勤”和自信的支撑。
后来，他果真写成了一个歌颂农村“大跃进”的剧本。剧本投出去后，很快刊发了出来。
不久，收到一封来自西安电影制片厂的来信。信上说，他们读了张乖先生的大作，非常喜欢，经决策层研究，决定采用他的剧本拍一部同题电影。
随后，西安电影制作方拿着草拟合同来到他家，他们被张乖贫困的生活所震惊和感动，又在原有稿酬的基础上加了一些酬金。
张乖颤抖的手捏着如椽之笔庄重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草拟合同注明：正式合同电影开拍之日签定生效，时间大约半年。厂方代表解释说，拍电影有个筹备期，筹备结束正式开拍。
他喜极而醉，对着爹娘的遗像咚咚咚磕破了纷乱的脑袋。
三个月后，“四人帮”跨台，“大跃进”被彻底否定，剧本变成了废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