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授迪伦，对文学、出版业和整个图书业的背叛
原创 2016-10-19 康慨 中华读书报
-点击上方“中华读书报”可以订阅-
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七十五岁的美国歌手鲍勃·迪伦。
这一惊人的决定看似革命，实则保守；看似向前，实则落后；看似进步，实则反动。
瑞典学院由此背叛了诺贝尔，背叛了文学，背叛了评论界和翻译界，也背叛了出版业和整个图书业。
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鲍勃·迪伦
Neeeeej！
10月13日午后，在位于马尔默的《南瑞典快邮报》编辑部，几十人聚到电视屏幕前，观看瑞典学院宣布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当院士兼学院常任秘书萨拉·达尼乌斯（Sara Danius）说出鲍勃·迪伦的名字时，室内发出惊呼和怪笑，该报文化部的拉克尔·楚克里（Rakel Chukri）长长地惊叫了一声“Neeeeej”——不要啊。有人掩口胡卢，也有人面色凝重。在报社上传到YouTube的一段短视频内，我们看到，不等常秘把话说完，众人已在哄笑中四散而去。
瑞典学院提供的获奖理由是，迪伦“在伟大的美国歌曲传统内部创造出了新的诗意表达”。
达尼乌斯则更令人吃惊地将迪伦与古代希腊的一男一女两大诗人荷马和萨福并列。
但这些颂扬无法服众。
“哎哟，真没想到！哎哟，真猛啊！（如果荷马活到今天，这活脱脱就像他弹起了电吉他。）”《南瑞典快邮报》的评论家佩尔·斯文松（Per Svensson）撰文说，瑞典学院的这一决定“实在叫人难堪”和“极度令人沮丧”。
挪威作家厄于斯泰因·海于格（ØysteinHauge）在推特上写道：“诺贝尔奖的严肃性吹散在风中。”
英国作家、 诺贝尔奖得主维·苏·奈保尔官方传记的作者帕特里克·弗伦奇（Patrick French）说：“我不在乎迪伦的音乐。严肃而论。但再过一百万年，他也不配得到诺贝尔文学奖。”
学院内部似无争议
瑞典学院院士、前常秘和新著自传体小说《最后一头猪》（Den sista grisen）的作者霍拉斯·恩达尔（Horace Engdal）周末在《瑞典日报》与读者互动，回答了与今年诺贝尔奖有关的十九个问题。
有人问，今年颁奖时间略晚，是否意味着院士们在迪伦的选择上出现了意见分歧，导致学院推迟获奖者的宣布。恩院士回答，根据古斯塔夫三世立下的规矩，学院应从每年9月15日之后的第一个星期四恢复工作，所以今年9月22日才召开秋季的首次会议，而选出获奖者要经过四轮，每个星期开一次会，连开四次，第四次开会是10月13日，开完会就宣布结果了。从一数到四，这么简单的数学问题，好多文化编辑都算不清白。
对文学的贬低
瑞典电视台（SVT）《文化新闻》节目的评论家乌尔丽卡·米勒斯（Ulrika Milles）在听到迪伦获奖的消息时大惊失色：“我说不出话来（förstummad）。我目瞪口呆（jätteförstummad）。现在我们打破了所有的界限。现在是一种对文学的全新理解了。”
瑞典《快报》文化部的主任卡琳·奥尔松（KarinOlsson）说，鲍勃·迪伦是个“低劣的”（dåligt）选择，这对文学造成了伤害。
她说，严肃的文学写作正在失去阵地，流行文化比以往更易获得，但“每年至少有一天，文学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学院用鲍勃·迪伦败坏了它历来保护书写文字的好传统”。
《瑞典日报》的亨里克·萨尔·约翰松（HenrikSahl Johansson）刊文指出，文学的脆弱性日益加剧，而学院本该是文学整体性的卫士，现在却作出令人失望的选择。我们生活在一个民粹主义的时代，煽动分子轻易上位，博取大众注意，以信息的力量而非内容制造影响，此时学院理当褒奖低调的、富于思想的和表面上难以进入的作家，迪伦恰恰不属此列。
对美国作家的羞辱
在发给挪威《日报》的手机短信中，诗人和小说家奥勒·罗伯特·松德（Ole Robert Sunde）写道：“授奖给迪伦是错误的；它应该给托马斯·品钦；很显然瑞典学院背离了霍拉斯·恩达尔的美学观念，而去迎合民粹主义的口味。”
恩达尔也是文学学者和批评家，1997年入选终身制的瑞典学院，坐十七号席，自1999年至2009年间担任院里的常任秘书，做新闻发言人的工作。2008年，他公开抨击美国文坛，轰动一时。
恩达尔当时说，美国文学过于孤立，过于自闭，翻译引进得不够，没有真正参与广泛的文学交流，“无知者自缚”。
在上周末与读者的交流中，恩达尔解释说：“我主要说的是〔美国〕出版商、评论家和知识分子文化，而较少指涉作家本身。无论如何我指的都不是鲍勃·迪伦。”
是的，鲍勃·迪伦不是作家或诗人，他明显不属于那一个包括了托马斯·品钦、乔伊丝·卡萝尔·奥茨、唐·德利洛、菲利普·罗思、科马克·麦卡锡和查尔斯·西米奇的行列。诺贝尔奖在长达二十三年的时间无视这些人的成就，现在越过他们，颁奖给一个歌手或所谓的“音乐诗人”，这不是对美国文学的鼓励或褒奖，而是侮辱和赤裸裸的冒犯。
法国作家皮埃尔·阿苏利纳（PierreAssouline）10月13日在《图书共和国》撰文，愤怒地指出：“当代美国文学及其最著名的代表们可以见鬼去了。”
只是顺口溜
恩达尔在《瑞典日报》回答读者提问时为学院的决定作了辩解。
“鲍勃·迪伦是一位音乐诗人（musikpoet）。”他说，已故的瑞典民谣歌手“埃弗特·陶贝（Evert Taube）也是音乐诗人。歌曲是诗歌的一部分（Sången är en del av poesin），从古典时代就一直如此。品达著名的诗作就是谱成歌曲的，我们不是应该强调他是我们文学遗产的一部分吗？”
然而品达、荷马和萨福活着的时间远在印刷时代之前，口传或歌唱才是那时主流的从业方式。今天的诗人虽然也常常当众朗诵，有些朗诵会甚至不缺音乐的伴奏，但不发表诗作也不出版诗集，只用音乐唱片交付作品、用演唱会传播作品的诗人几乎是不存在的。迪伦加冠的“诗人”二字更多是一种尊称、一个头衔，象征意义大过实际的身份。就像说熊猫是猫一样，非要把“音乐诗人”混同于诗人，这样的做法很不地道。
品达的音乐已经失传，但他的诗流传到了几千年后的今天。我们无法想象同样的事情发生在鲍勃·迪伦身上。
先看看品达——水建馥译《献给库瑞涅城的阿刻西拉》第十三曲末节：“他祈求，有朝一日为害的祸患能淘尽，/重见家园，重到阿波罗泉旁赴宴，/常把心灵交付于青春欢乐，显身有才华的同胞之间，/举起精工巧制的七弦琴，获得安宁，/不危及他人，也不受市民伤害。/到那时，阿刻西拉，他将向您娓娓讲述/他在忒拜作客时，新近找到一口唱圣歌的泉源。”
再看看迪伦——中国出版商拿来做书名的名曲：“How does it feel, how does it feel? / To be without a home / Like acomplete unknown, like a rolling stone”——不忍卒译——“什么感受，什么感受？/没家什么感受/像一个完全的不置可否，像一块滚动的石头。”
这，是诗吗？
《南瑞典快邮报》的佩尔·斯文松说，抛开音乐，迪伦的歌词他根本读不下去。
霍拉斯·恩达尔新近离异的妻子、赫尔辛基大学北欧文学教授埃巴·维特-布拉特斯特伦（Ebba Witt-Brattstöm）认为，经瑞典学院这么一弄，文学的概念由此拓宽，当然有趣。因为根本不可能脱离音乐去谈论迪伦。“如果没有音乐和他的嗓音，他的歌词是非常难以想象的。”她告诉瑞典《每日新闻报》。迪伦的歌词、音乐和嗓子是三位一体的关系。
对学院的选择，维特-布拉特斯特伦教授并不失望，“恰恰相反，恰恰相反！”她说，“我希望她们把比扬塞（Beyoncé，即所谓的碧昂丝）放到决选名单里。她是未来的候选人。”
黎巴嫩画家和小说家拉比·阿拉梅丁（RabihAlameddine）将迪伦获得诺贝尔奖比作“菲尔茨太太曲奇饼获授米奇林三星”。
他说：“总而言之，如果我想把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一位诗人，我就会把它颁给一位诗人。我真心认为迪伦是个出色的写歌人。”
品达说过：“大路在我太远，时间紧，我认识一条近路，/在诗歌这门艺术上，我是许多诗人的向导。”（水建馥译文）
迪伦写了很好的歌词。但也只是歌词而已。在诗歌这门艺术上，他只是一块滚动的石头。
图书业和出版业的失望
法国《新观察家》杂志的格雷瓜尔·勒梅纳热（Grégoire Leménager）在推特上写道：“还是想到了书商们，今天应该只能做鬼脸了。”
有公信力的文学奖往往是颁奖机构、作家和整个图书行业——包括出版、发行和市场营销等各个环节在内——多方共赢的事件。
今年没有这样的喜事。
将于今天开幕的法兰克福书展是世界上最大的图书版权交易会，历年来与诺贝尔文学奖的宣布时间同期举行，每当新的获奖作家出炉，出版社和代理公司的展台前总是挤满了记者和急于购买版权的外国出版商。
今年想必不会有这样的盛景。
喜事不闻，盛景不见，原因就在于今年的得主没有书可卖，可读。
迪伦作为诗人获奖，但他从未出版过正儿八经的诗集。他的东家不是出版社，而是哥伦比亚唱片公司。
美国《出版商周刊》开列了迪伦“薄薄”的成书作品清单：
1971年的一本散文诗集，名叫《塔兰图拉》；2004年的一本成人非小说，名叫《编年史，第一卷》；外加五本根据他自己的歌词改编的儿童图画书。
就这些。没了。
往年你想找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深度采访，《巴黎评论》多半都能满足你的需要。但今年这位得主没有。找他的采访得去《花花公子》。太色情了？被封锁了？没关系，他们已经把1966年和1978年的两次采访印成了书，编成《花花公子五十年访谈丛书之鲍勃·迪伦卷》，2012年由花花公子公司出版。
英国《书商》杂志10月14日发表文学经理人和前出版人朱莉娅·金斯福德（Julia Kingsford）的文章。“通过在2016年把诺贝尔文学奖授予鲍勃·迪伦，”金女士说，“瑞典学院破坏了和我们之间的〔相互〕信任。这是一种倒退，终于背弃了诺贝尔的进步原则，背弃了此奖代表的东西，并为这个奖甚至超过它以往所为地变成一个终身成就奖开了先例。这将使它、使它对社会的价值和它对文学的价值变得无限贫乏。”
听，诺贝尔在叹气
埃巴·维特-布拉特斯特伦早前是女权团体“八团”的创始人之一，她是凡事都要讲女权的。谈到今年的诺贝尔奖，她的评价倒也干脆利落：又一个男得主！
维特-布拉特斯特伦自称非常喜欢迪伦，因为他是“男愁”（manlig melankoli）的杰出代表。
所谓男愁，也就是深闺怨汉的风格吧。
换句话说，迪伦是小格局，小情调，因而肤浅，又因为肤浅才讨得多数人的喜欢，虽然用他特有的嗓音唱出来合适，却与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遗愿——表彰“在文学领域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之最佳作品的人”——相去甚远。
文学领域、理想倾向和最佳作品这三大要素绝非或然关系。瑞典学院现在把“文学领域”扩大化，再把六十年代的理想倾向和流行歌曲领域的最佳作品混在一起，很牵强，很不好。
苏格兰作家欧文·韦尔什（IrvineWelsh）在推特上指责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来自“一群老迈的、口齿不清的嬉皮们那一条条腐臭的前列腺”。皮埃尔·阿苏利纳也说，瑞典学院的院士们手握评奖、发奖的大权，现在多半是借此向自己青春时代的偶像致敬罢了。
韦尔什在推特上告诉一位质疑他的迪伦拥趸：“如果你是个‘音乐’爱好者，就到字典里查查它是什么意思。然后再查查‘文学’。然后做个比较。
“什么感受，什么感受？没家什么感受/像一个完全的不置可否，像一块滚动的石头。”难怪史蒂夫·乔布斯崇拜他，用各种方法亲近他；难怪广大的文艺男女喜欢他，在社交媒体上膜拜他。
我们仿佛听到了地下的悲叹。诺贝尔想必不会喜欢学院今年的选择，当初不设音乐奖或许是这种猜测成立的一个正当理由。
三十年玩笑成真
把鲍勃·迪伦和诺贝尔文学奖联系在一起的说法早就存在，起初是没人当真的玩笑，慢慢地开始有人游说，然后有人提名，造势，终于成真。
瑞典《快报》的文化部副主任延斯·利耶斯特兰德（Jens Liljestrand）说，迪伦的传奇地位和他对诗歌的影响力让不可能最终变成了可能。
挪威作家卡尔·奥韦·克瑙斯高（KarlOve Knausgård）在所著六卷本超长自传体小说《我的奋斗》（Min Kamp）第五卷中，回忆了他在卑尔根求学和生活的十四年经历。大约发生在1988年的一段酒后对话显示，至迟在八十年代末，北欧青年已经开始以戏谑的口吻谈论迪伦的诺贝尔奖了：
阿尔维德站在门口。
“嗨，小克瑙斯高。”他说。
“你要走吗？”我问，忽然有些害怕，我想让所有人都待在这儿，派对永远不结束。
“不，不。”他说，“我只是出去走几步，清理清理脑袋。”
“好！”我说完又走进客厅。英维尔不在。她到底还是走了？要不就是仍然在卫生间？
“很快英韦就要放女王了。”阿斯比约恩一边对我说，一边从录音机那儿站起身。“这一刻总会到来的。等他醉到点儿上，那晚会也就等于结束了。反正对他来说是结束了。”
“我也喜欢女王。”我说。
“你们俩怎么回事？”他哈哈笑着问道，“是遗传还是特罗姆岛的空气里有什么东西？女王！为啥不是创世纪？平克·弗洛伊德？冲击也行啊！”
“冲击相当不错。”英韦在我们身后说，“其实我有一张他们的唱片。”
“那鲍勃·迪伦呢？他写得一手好词！哈哈哈！就是，他没得诺贝尔奖真是丑闻。”
“冲击和迪伦唯一的共同点是你不喜欢他们。”英韦说，“冲击有很多优点。比方说吉他演奏。就你听不出来。”
“现在你让我失望了，英韦。”阿斯比约恩说，“你居然护着冲击，太掉价了。你喜欢女王我还能跟你妥协，可是冲击……电光团呢？杰夫·林恩呢？这一串挺搭配的，对不对？”
“哈哈。”英韦说。
我走进厨房。英维尔和伊达尔、泰耶坐在一起。黑暗悬挂在楼下的山谷上方。街灯的光把雨照亮。她抬起头，看着我一笑，像是在询问，现在要干什么？
文中的女王（Queen）、创世纪（Genesis）、平克·弗洛伊德（PinkFloyd）、冲击（Rush）、电光团（Elo）和杰夫·林恩（Jeff Lynne）都是西方世界有名的摇滚乐队或歌手。
大约十年之后，迪伦本人开始谈论诺贝尔奖。
1997年，他告诉瑞典《晚报》的延斯·彼得松（Jens Petersson）：“是的，很可惜我没有得到它〔诺贝尔文学奖〕。说老实话，我真不知道它是什么。我知道得到它被视作一种荣誉。诺贝尔？不就是发明了炸药的那个家伙吗？”
再十年，他的名字开始出现在赌博公司的下注名单上。
又十年，他得奖。
非常不寻常的沉默
艾尔弗丽德·耶利内克有广场恐惧症，见不得人，但迪伦吃的就是表演饭，而且既不拒绝领奖，也不拒绝在颁奖仪式上讲话。
去年，他获封音乐关怀年度人物，并在颁奖典礼上发表了三十分钟的长篇讲话，回顾从艺以来的道路、歌曲和给予他灵感的前辈艺人。
然而，瑞典学院宣布授奖决定之后，鲍勃·迪伦拒不表态，权当这一切没有发生。
他早已进入主流，完全不必在街头、公路和草地上表演，而是去赌城为暴发户们和有钱的外国游客献唱。
当地时间10月14日晚，迪伦在拉斯维加斯大都会赌场旁的雀儿喜戏院登台，这是他获奖后的第一次露面，却对诺贝尔奖不置一辞，既不感谢，也不拒绝，更不提会不会在12月10日到斯德哥尔摩领奖。
瑞典学院院士佩尔·韦斯特贝里（PerWästberg）告诉瑞典电视台：“这非常不寻常。一个人沉默了这么久当然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
但韦院士说，迪伦的沉默没有让学院苦恼，只是惊讶。如果他不接受这个奖，他还是得到了这个奖。
韦斯特贝里说，迪伦这人难打交道是出了名的，所以“我们已经为他的各种行为做好了准备”。
但是，迪伦完全可以用歌声表明心迹。
在雀儿喜戏院演唱会的最后，狂热的赌城观众强烈要求新科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返场。《卫报》说他冷静如黄瓜（英语成语），只加唱一首弗兰克·西纳特拉的《为什么现在要改变我》，曲风幽怨，歌词饱含深意，或许还带着几分矫情：
你是否记得
我一直是你的小丑
为什么现在要改变我
你是否记得
我一直是你的小丑
为什么要改变我
为什么现在要改变我
我们无意抹黑鲍勃·迪伦——谁又能抹黑这个活传奇呢？
我们尊敬作为歌手甚至是“音乐诗人”的迪伦，但他的诺贝尔桂冠上写着一个巨大的问号。
他“非常不寻常”的沉默留下了一种极端的但并非不可能的可能。
他应该表现出对毕生热爱的文学和诗歌的尊敬，表现出足以赢得更多敬重的自知之明。
而这样做最好的、最痛快的办法，就是尽快站出来，拒绝接受201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让音乐的归音乐，文学的归文学。就像“迪伦”并非他本来的姓氏，而来自他对一个真诗人的崇拜。
但愿他这样做。但愿他这样做过以后，也能让瑞典学院那十八个古怪的人警醒一下，知道自己的本份和肩负的使命。以后别这样了。
（中华读书报记者/康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