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马诗创造》，刘强著，中国文联出版社，北京，2001.5
第十二章 人格根源之地
艺术是人格的表现。
非马说：艺术贵创新，艺术家理当“特立独行”。“特立独行是指不与世俗同流合污，要坚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的原则”①。
独立的人格创造非凡的艺术。
对民族文化无限依恋的“民族情结”，和对人类无限关切热爱的“人类情结”，这两种情结的凝结，成为非马诗创作的人格根源之地，也是其艺术根源之地。
最高的人格精神和最高的艺术精神，两者是统一的。
非马严格的科技训练，将现代科技精神渗入到了他的人格和艺术的血肉之中。
一、诗情何来
1991 年8月1日芝加哥的《华报》上，刊登了非马于7月 25 日撰写的短文《淮河长江在流泪》：
每当世界某一个地方遭遇灾难，在美国的华裔踊跃捐输的情形，常使我感动不已。不管是出于血浓于水的民族感情，或人溺己溺的人类慈悲胸怀，我都能在他们的 脸上看到可贵的人性光辉。那么，就让我们一起伸出温暖的手来，擦干淮河、长江脸上的泪水吧！
当非马从电话里听到长江、淮河遭到特大洪患时，他立即和朋友一道，发起救灾募捐。他亲自起草募款救灾的发起书，自己带头捐款。这篇募捐的短文，用诗的语言表达了广大爱国华裔的神州赤子之心。由此我们也可感受到，非马捧出的是一颗炎黄子孙的“诗心”、华夏民族的“族魂”。他的朋友、美国诗论家宗鹰称之为“亲情华魂”，并认为这正是非马“诗情的基因”②。我赞同宗鹰先生的观点。他并且说：“我读过二、三十篇有关非马诗作的评论，遗憾的是有些论者往往只是乐道他的诗象、诗艺，而忽视甚至轻视了他的诗心。”
非马在如诗的短文《淮河长江在流泪》里，出“民族感情”和“人类慈悲胸怀”两个词语，“民族感情”也就是宗鹰所称“亲情华魂”，而“人类慈悲胸怀”则是顺其延伸。非马的“诗情”即源于他的“亲情华魂”及其延伸的“人类慈悲胸怀”。它们是非马的人格根源之地，也可以说是非马“诗情的基因”。如余光中先生诗句所说，“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
非马的艺术精神，是从他的人格根源之地涌流出来的。也就是说，非马是以他的人格为“诗格”的。无论他说，诗人“必须到太阳底下同大家一起流血流汗，他必须成为社会有用的一员，然后才可能写出有血有肉的作品，才有可能对他生活的社会及时代作忠实的批判和记录”③；无论他说，“对人类有广泛的同情心与爱心，是我理想中好诗的要件”④；都是强调诗出于人格根源之地，艺术精神贯穿着诗人的人格精神。
非马侨居生活的环境，是孤独、寂寞的。
阿冈国家研究所的文艺气氛不浓，对非马的诗创作没有直接的影响。非马也不属于那种狂狷的“行吟”诗人之列。他的本职工作是富有创造力和卓有成效的。他通常都把工作和写作分开，工作的时候工作，写作的时候写作。他的工作效率较高，一般都能如期完成工作计划，工作对他没有什么压力。晚上和周末的时间大多属于他自己，不用去挂虑工作方面的余留问题。他的诗创作都在业余时间默默地进行的，没有人来打扰他。他给自己营造了一个不受干扰的诗的环境，在一种诗的孤独、寂寞中，一点一滴、锲而不舍地切磋诗的艺术。
他一边关注台湾和大陆诗的发展情况，一边阅读和翻译西方的现代诗并从中吸取营养，一边从事自己诗的创作与探索。
他在诗集《路》的自序中写道：“写作是寂寞的事业，只有耐得住寂寞的人，才有可能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⑤
默默地写作，默默地探索。
他不事声张，写诗译诗的活动，大概只有少数几位同事知道。一来，诗创作是一种“个人化艺术”，是他个人的事情，与业务工作无关；另一方面，也少掉了那些不必要的困扰。比如，当他因工作上的问题而出神时，人们不会误认为他是在那里做白日梦，同诗神打交道。直到他快退休的那一年，因《芝加哥论坛报》上刊登了一篇他的英文诗集出版的消息和评论，同事们才知道他还是一个相当有成就的诗人。他夫人刘之群的上司，还把剪报张贴在布告栏上，以示喜庆。同事们也纷纷向他祝贺或买书。
非马“默默地”写作，也是在实现他的人格“净化”。
我对非马说，你拥有的“独立人格”和反向思维，是一些国内（和台湾）诗人所不可及的。他们在特定历史时期，那种非自愿的对政治的追逐和相对地“趋炎附势”，你则用不着，因而也就少些知识分子的懦弱性。就一定程度而言，你有实现“三不”（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精神的没有太多干扰的自由环境。诗人本应是人类精神的守望者，你默默地做到了。
非马说：“写诗在我其实是探索人生、塑造人格的手段与工具。如果诗无法净化我的精神生活，我干嘛要花那么多时间与精力去追求它呢？台湾诗人白萩有一次对我说，如果不是因为写诗，他大概会变成黑社会里的头号大流氓。可见诗的修养对他的生活产生的重要影响。对我自己来说，如果我追求的是现实的名利，一定有比写诗更便捷的途径，如当官，做生意，或全力做我的科研工作。 也许，我的职业给了我安定生活的本钱，使我较易于坚持我的‘三不’吧！”
非马自己说过：“对于我，一首作品是一面镜子，照出我生命里的一段历程，一个面貌。”⑥读他的诗作，知道他的话是实话，他的每一首诗都展现他的灵魂，他的人格精神。
他的人包括他的经历、品性和他的睿智哲思，是他诗的内涵，诗的灵魂和生命。他的诗是他的生活方式，他的生命历程，他的人格精神的表现。
他的诗作《路》这样写：
再曲折
总是引人
向前
从来不自以为是
唯一的正途
在每个交叉口
都有牌子标示
往何地去
几里
旅美作家观心女士称：“非马有一条虚怀若谷、慈悲开放的《路》”！
《路》的确展现非马的人格精神，“路”的精神：积极向前，大入世。
虚怀若谷，坦荡开放。
做人做得明明白白，光明磊落！
所以，观心女士论非马诗，以“处处大化城”论之：“甘露遍地，仙乐处处，花果繁茂，芳香阵阵，雀鸟啁啾，溪泉淙淙。那亭台楼阁，雕梁画栋，内有七宝珍饰，任人赏玩。行住坐卧其间，兴尽满足，不起贪念。”⑦好一个归结：“不起贪念”！这才是真正的“大化”！商品经济社会，“商业气”十足，人心贪念太多、太大，乃至贪得无厌。于是人格萎缩。非马的诗弘扬一种最高人格精神，让人们一面入世有为，一面出世淡泊，在有为的生活中，提供性灵上对自由适意的要求，使人们在奔劳之余，得到精神上的解脱，而能以超然于名利之外的心情去从事入世的事业。
二、人格化之运用
台湾现代派诗人、诗坛泰斗纪弦，在与非马通信中称：“非马长于‘人格化’之运用”。恭录原信如下：
苹果
突然停在半空中
不知该继续往下降
或回到树上去
当教育委员们
面红耳赤辩论
万有引力问题
此诗百读不厌，实乃吾兄之杰作也，我由衷地钦佩．读此诗，我有几点心得：
（一）现代诗重“诗想”而轻“诗情”，这是一个实例。
（二）现代诗重“秩序”而轻“逻辑”，这也是一个实例。
（三）非马长于“人格化”之运用。他的《苹果》，在我看来，比之杜甫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之“花”与“鸟”，不但毫无逊色，而且更富于“幽默感”。至于那些“教育委员们”被嘲笑，被讽刺，则尤其令人拍案叫绝。
好了，今天不多谈了，草草上言，顺颂吟安！
纪弦顿首
99年10月15日
此诗以“苹果”的“人格化”，揶揄美国堪萨斯州的“教育委员们”闲得无聊，和不堪“教育”，居然在二十世纪末，争论并决定不再把进化论列入学校课程。纪弦先生说的“人格化”，是苹果和人精神全息，展现一种诗人胸襟，诗人气质，诗人的人格精神。苹果是不会听从“教育委员们”争论摆布的，而“教育委员们”无聊的争论，丝毫与苹果的“往下降”无干，苹果难道真的会“停在半空中”或“回到树上去”吗？苹果只不过是“作出姿态”，来嘲弄“教育委员们”即那些高高在上、不学无术，而又妄自尊大的大员们罢了。这样的大员们在现实中还少吗？
现代反讽也是一种人格精神，是诗人对某种丑陋、污浊的社会现实傲岸、不苟且的批判精神。
同样，非马创作英文诗，也是“人格化”的。
非马第一本英文诗集《秋窗》出版时，曾任伊利诺州诗人协会会长的豪勒威女士，为之作序，说：
这位从中国优美简洁传统里走出来的多层次的抒情名家，吸取了美国的自然与风韵，使他的技巧更登高峰。他的幽默、洞达及温柔是世界性的；他对这些丰富材料的控制 熟练而自如。《秋窗》是最精纯的蒸馏产品，芬芳透顶的可口醇醪。
豪勒威女士指出非马的诗风：世界性的幽默、洞达及温柔，也是由诗人的人格精神化来，是诗人人格精神的一种表现。而且她也认为，非马诗的这种品格出自中华民族深邃传统文化的底蕴。从民族深邃传统文化心灵（人格）底蕴出发，吸纳西方尤其是美国现代艺术“自然与风韵”的品性，这就构成了非马诗的艺术精神。
前一章介绍过，非马有许多写飘泊的诗，飘泊洗涤了他的灵心，使他更走近自己民族文化心灵的底蕴，也更加能领略人类命运深层次的忧患，和人类自己掌握命运的智性的觉醒。这些，都成为他生命的皱折和他诗创作的心灵“印记”。
他的《生命的指纹》写：
绘在我地图上
这条曲折
回旋的道路
带我
来到这里
每个我记得或淡忘了的城镇
每个同我擦肩而过或结伴而行的人
路边一朵小花的眼泪
或天空一只小鸟的欢叫
都深深刻入
我生命的指纹
成了
我的印记
诗人远离了给予他文化精神传承的故土来到异域，他心灵的“地图”原本绘的是：现代文明、求真意志、超越感，心灵自由……他为如此的追求而来。这位视野广阔、内心强大、想象力充沛的诗人，他走过种种“曲折回旋”之后，所抵达的和他所追求的落差太大：他所居住的以物质追求和物质消费为特征的这座现代城市，正在患着“精神癌症”（他没有忘记，Ｔ．Ｓ．艾略特关于“荒原”的描绘）。但是，现代文明的畸形发展并没有将他击倒，他的人格是“特立独行”的。他以他的诗创作做灵魂的行走，灵魂反而高大起来，他以他的诗创作关怀世界、关怀所有面对的人：“每个我记得或淡忘了的城镇／每个同我擦肩而过或结伴而行的人／路边一朵小花的眼泪／或天空一只小鸟的欢叫”，都成为他“关怀”的对象。
诗是人类灵魂中最不屈、最不可亵渎的碑石。
诗坚守人格的崇高和不屈，使人类的灵魂不至于被物质利益收买，被俗世生活淹没。
深深刻入“生命的指纹”是诗人和人类和自然相互的；成为生命的“印记”也是彼此的。这“指纹”、这“印记”，便是一种“痛感”，一种不屈的清醒！
“生命的指纹”在这里“大化”了，“大化”成天空的彩虹，宇中的雷电！
“大化”成灵魂自由翱翔的轨迹。
“生命的指纹”出一种“灵象”，以灵视见，肉眼是不可见的。
三、两种情结的凝结
在众多研究非马诗的论述中，值得一提的是“金论”。金钦俊先生首次从非马诗中拈出“人类情结”、“全人类意识”，这是他的一帜独树。按说，这词语是“超前性”的。他把非马诗的“人类情结”，与上一世纪美国民主诗人朗费罗、惠特曼的“废奴诗篇”，及本世纪上半叶美国工业桂冠诗人桑德堡的“人道歌声”相比较、相推论，不能不说是一种睿见卓识。而比较、推论之后，他的结论是：非马的诗呈现了一种“新的时代特色，即太空时代的理性精神”⑧。
他在例举《醉汉》、《日子》，论述了非马的“民族情结”和“人类爱心”之后，又接着举出《太空轮回》，认为非马诗闪射的全人类意识，又带有太空时代的特点而有别于前代。他说了如下一段话：
非马诗对世界时局的积极“介入”姿态，便是这一特点的生动表现。当传来美国某家“太空服务公司”将用火箭把人类骨灰射上太空的消息时，非马一面嘲讽“许多人 会把它当成／到天国的中途站”，因为那儿“上帝不是／最后的审判者“，一面指出：
当然还有些细节需要考虑／比方说，搞不搞种族隔离／像南非一样／以保障白骨的纯粹／或者，只要有钱／阿猫阿狗都可订位
谴责直接有力。如果说种族歧视仍是西方世界久治未愈的一方顽癣，那么在社会财富分配上的悬殊则几乎是一种绝症，它们的乖谬性质在太空 时代的理性精神下显得 更为鲜明，十分刺目地显示了文明社会存在的严重不和谐。
这种“太空时代的理性精神”，就是我们所说的最高人格精神和最高艺术精神，在非马诗中的一种典型表现。
这种精神，在非马诗里所表现的，是“民族情结”和“人类情结”的凝结，即是对民族优秀文化无限依恋的“民族情结”，和对全人类无限关切热爱的“人类情结”的凝结。这两种情结的凝结（或者说统一），亦如前面从非马《淮河长江在流泪》短文里所引出的说法，成为非马诗的人格根源之地和艺术根源之地。
我相信，世界上很少有诗人，会是像非马这样广泛地表达他对人类的同情心与爱心的。非马说“对人类有广泛的同情心与爱心”时，他的视线跨越了东西两大洋，全球在他的视野之内，他看到了号称文明社会“严重的不和谐”，地球各个角落发生的事变与情态，都在他的关怀范畴之内：
《非洲小孩》写他听到了饥饿的非洲，那一声声超音域的“惨绝人寰的呼叫”；
《今夜凶险的海面》写他看到亚洲凶险的海面上，“破烂的难民船／鬼魂般出现／在欲睡未睡的眼皮上／颠簸”；
《默哀》写他想起的不只是当年日军血洗中国大地的惨史，更是此刻“在日本的教科书上／以及贝鲁特的难民营／先后复活的／全人类的羞耻”；
《电视》写他谴责世界上的非正义的战争与狂暴：高科技时代“一个手指头／轻轻便能关掉的／世界”，却“关不掉”那“烧过越南／烧过中东”的战火；
再读读《越战纪念碑》吧：
一截大理石墙
二十六个字母
便把这么多年轻的名字
嵌入历史
万人冢中
一个踽踽独行的老妪
终于找到了
她的爱子
此刻她正紧闭着双眼
用颤悠悠的手指
沿着他冰冷的额头
找那致命的伤口
非马对在越战中痛失爱子，踽踽独行于“万人冢”中的那位母亲，有着深厚的同情与悲悯：“此刻她正紧闭着双眼”，于“一截大理石墙”上，触抚那些“嵌入历史”的“年轻名字”，寻找自己的儿子，那细节十分感人，催人泪下：她“用颤悠悠的手指／沿着他冰冷的额头／找那致命的伤口”。这种控诉是无声的，却是对侵略战争最强烈、最凌厉的抗议！值得指出的是，这首诗不是“凭空虚拟的场景”，相反，那“场景”是实际的，既是现实的真实，也是历史的真实。只不过是，非马使用了诗的一种“灵觉艺术”，以“虚”观“实”，才入“实”出“虚”：老妪于“大理石墙”触摸儿子的那些伤恸动作，表象是“实”见，而又并非“实”（肉眼）见，是以“灵视”（想象之眼）去见。
这是一个母亲的视触，也是一个诗人的视触。
正如金钦俊先生所指出的，诗“所突现的心态、情感极富现代人的时代特征，又由这时代特征而在历史进行中获得了时空纵深感”。不过，诗的此种“现代感”与“历史感”的交融，是由灵觉艺术所构筑的。如果不是使用灵觉艺术，诗就无法跳出“实”的窠臼，就读不出“现代味”了。
四、艺术精神的升华
在这里，灵觉艺术的使用，更展现了一种艺术的规律性：人格精神里涌动着艺术精神，艺术精神的升华源于人格精神。
这一点，在《非洲小孩》里也展现得十分突出。
一个大得出奇的
胃
日日夜夜
在他鼓起的腹内
蠕吸着
吸走了
犹未绽开的笑容
吸走了
滋润母亲心灵的泪水
吸走了
干瘪皮下仅有的一点点肉
终于吸起
他眼睛的漠然
以及张开的嘴里
我们以为无声
其实是超音域的
一声声
惨绝人寰的呼叫
这首诗里的视、听、触等感觉，并非肉体实感，而是灵觉的想象之感。非洲小孩那个“饥饿”的“大得出奇的胃”，以及胃的感觉，是怎样“吸走了”小孩未绽的笑容，“吸走了”母亲心灵的泪水……肉感（五官感觉）无法达到，只能是灵视见、灵触感；尤其是非洲小孩饥饿无声的“张开的嘴里”，那“其实是超音域的／一声声／惨绝人寰的呼叫”，肉耳听不到，更只能是一种灵听了。
在非马的诗里，全世界都感觉到了非洲小孩的“饥饿”，而非马是用灵觉艺术来传达的。只有灵觉艺术才能回溯、抵达他那“人类关怀”、终极关怀的人格根源之地。单是停留于浅实、直露的现实主义艺术无法到。君可听见，非洲小孩（不限於小孩）的那“超音域的／一声声／惨绝人寰的呼叫”，不是在震撼着寰宇，震撼着全人类的心吗？
那是灵觉艺术在非马人格根源之地的一次次涌动。
非马所独具的人格精神和艺术精神，有别于其他诗人的是涵融了科学精神的睿智。非马是一位核工博士、核能专家，现代科技训练对他诗创作的影响，不是表面的装饰，不是机械的制作，而是人格的涵化、通变，艺术的融汇，是一个人格和艺术的“内化”过程，现代科技精神渗入到了他的人格和艺术的血肉之中。
比如我们说过的，他的诗中“灵性”对“奴性”的启迪、“智性”对“愚性”的揭示，即是现代科技精神对人格和艺术精神的血肉溶入。
非马的《小草》写：
被烤得死去活来的小草
再怎么平反
都是一样枯焦
卑微的心
只希望
阿谀的向日葵们
别再捧出
一个又红又专的
大太阳
不要再有历史的反复，不要重蹈覆辙。这是善良人们的一致心愿，也是诗的题旨。历史的反复和重蹈覆辙，都是拉历史的后腿，拽历史倒退，阻扰历史前进。
此诗自然和人全息。诗人给小草和向日葵赋予了两种不同的人格精神，是依据小草的自然生长，具一种灵性的生命力；而向日葵的俯仰环视之趋附性，则是一种愚性的顶礼膜拜、低头屈服。
这种生物的自然性（属于自然科学范畴）和人格精神的谐融，是科学精神的睿智展现。其结果，出一种灵性的艺术精神。灵性遭到压抑、打击，愚性反被表彰、弘扬，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社会现象，也是一种反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态度是涤除奴性，助长、举拔灵性。
“又红又专”本是内地的“文革”（和此前）用语，在这里化作“酷烈、专制”之意，一种异化了的弹性扩张，一种变幻活用，给人诙谐、幽默感。词语本身的活用，于褒、贬中见出相反相成的和谐，也蕴入了一种睿智的科学精神。
诗的机智本身，也体现一种科学精神。
非马的诗，实现了最高人格精神和最高艺术精神的统一。关于这一点，诗论家们尽管表述上不一致，但蕴涵大体是一样的。如诗论家古继堂先生说：“如果将非马作品的内容作一个简要的概括，可以这样说，他以深沉的人道主义精神，反映了世界人民的苦难，他以诗人的良知和义愤，谴责和抨击了世界的黑暗和不公。他的作品是既蕴含着深厚的民族情感，也表现了高度的国际主义精神。”⑨无论诗中所表现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国际主义精神，都根源于诗人的人格精神，也都蕴涵在诗的艺术精神中。
那么，是什么支配这一切的发生？最高的人格精神是什么？
归结一句话，便是灵魂的自由！
灵魂的自由，也便是没有金钱权势倾轧、没有民族压迫、没有种族歧视，全人类获得解放的象征。这，或许是非马诗美艺术一种最高的追求。
注：
①非马：《被幻想妈妈宠坏的孩子》，《新大陆》诗杂志第21期。
②宗鹰：《诗国奔马－－诗人非马掠影》，载《华夏诗报》总 70 期， 1992 年 8月 25 日。
③《略谈现代诗》，载《笠》诗刊第 80 期。
④《笠》诗刊第 89 期， 1979 年2月。
⑤《路》，台北尔雅出版社1986年12月版。
⑥《生活与诗》， 1982 年。
⑦《处处大化城》，载《华报》1998年4月 12 日。
⑧金钦俊《人类情结及变奏》，作家出版社《非马诗歌艺术》 1999 年4月版，第 113 页。
⑨《平地喷泉－－谈非马的诗》，载《笠》诗刊第13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