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马诗创造》第六章　现代“两比”艺术

《非马诗创造》，刘强著，中国文联出版社，北京，2001.5

第六章　现代“两比”艺术

非马在《我的诗路历程》①一文的结尾说：

　　　　最近我的一本诗选《非马集》在香港出版，有一位书评者注意到我结合现代派与写实派的企图，想用现代主义的技巧来表达现实的社会与生活。这确是我多年来一直努力的方向。我替自己悬了一个高远的目标：“比现代更现代，比写实更写实”。至于能实现多少，只有看我自己今后的努力，以及读者朋友们的鼓励与鞭策了。

“比现代更现代，比写实更写实”！

这是非马替自己悬挂的一面现代诗美艺术的旗帜。

此旗迎风猎猎，威灵远播。我把它称作“现代‘两比’艺术”。它的目标，是要实现两个超越：既超越现实，又超越现代。

这种现代“两比”艺术，既是一家独创，又代表了现代诗美艺术的一种发展方向。

一、两全其美

1975 年，非马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在风城》②。诗集的出版，距 1957 年在《公论报》发表《星群》相隔近二十年，非马的心情难以形容。但出版后的反响，却令他吓了一跳。

《在风城》是由白萩催生的，封面设计也是他作的。《笠》诗刊第 70 期（ 1975 年 12 月）推出了《<在风城>的风声》特集，参加执笔的有诗人桓夫、赵乃定、林焕彰及李魁贤。他们对《在风城》毫无保留的赞誉与嘉许，给了非马莫大的安慰与鼓励。特别是林焕彰在文章的末尾说：

　　　
我这里所选出的十一首，是我特别喜欢的，比起洛夫的《魔歌》来，不知要高出多少倍。

把非马同当时的台湾诗坛“霸主”洛夫相提并论，加以比较，对诗坛无疑是一个冲击，引起舆论波动。

《笠》诗刊以后的几期，还陆续不断地有诗人和读者们的读后感刊出，给予《在风城》相当不错的评价。

这之前，非马开始了英译中文诗，并对用英文写诗发生了兴趣。

非马拿到核工博士学位以后，开始大量在《笠》诗刊上译介英美现代诗；同时，他自己也用英文创作诗。1971年他的两首英文诗《梦与现实》和《在风城》被选入美国的英文诗选。

1972年，白萩想争取到爱荷华参加国际写作计划，请非马把他的诗翻译出来。非马英译了白萩诗集《香颂》，它写一对贫贱夫妻的日常生活，手法相当新，也写得相当深刻。可惜，因其它原因白萩后来没去成，在台湾用英汉对照方式，将《香颂》出了两个版本。

1973 年，非马的英文诗《暴风雨前》和《哈佛广场》，被收入另一本英文诗选。

这一年，非马还英译《笠诗选》，在《笠》诗刊发表。

非马对中译英文现代诗兴趣很浓，而对英译中文诗，则视若苦役。英文不是母语，当然是原因之一，但遇到中文里有不成熟或毫无诗意的地方，该对照翻呢，还是把它们改写？这问题常困扰着他。非马常说，翻译是一面照妖镜，许多在原文里像模像样的东西，常被照得原形毕露。不过，非马在中、英诗的对译中，有了充分的艺术比较，对他自己的诗创作大有好处，使他在现代诗美艺术上增益匪浅。

进入八十年代，非马诗创作的“丰收季”到了。

1983 年《非马诗选》（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 1984 年《白马集》（台北时报出版公司）和《非马集》（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出版， 1985 年非马和别人的合集《四人集》（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 1986 年《笃笃有声的马蹄》（《笠》诗刊出版社）和《路》（台北尔雅出版社）出版。

这是非马诗创作的高产期，接连出版了六部诗集。

经过多年的探索，他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诗路。

非马的现代“两比”艺术，是由他自己以前提出的现实与艺术“两个至上”发展而来的。现代“两比”艺术与“两个至上”的提法，前者不仅准确一些，也要“前卫”一些。

非马在一次讲话③中，说了这样一段话：

　　　　诗人的任务是用最少的文字，负载最多的意义，打进读者的心头最深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诗人必须是一个严肃的艺术工作者，他必须懂得如何去运用技巧，如何去选择最有效的语言，创造最准确的意象，使写出来的诗成为独特的艺术品,这样才有希望感动人。从这个角度看, 我是绝对拥护“艺术至上”或“技巧至上”的论调的。

但诗要感动人，特别是要感动许多人，必须与大多数人的共同生活经验息息相关，同现实世界紧紧结合。诗人虽然不一定要成为大众的代言人，但他必须能够与同时代的人充分沟通，才能知道他们在想些什么，关心些什么，希望些什么。更重要的，我认为一个有良知的现代诗人，必须积极参与生活，勇敢地正视社会现实，才有可能对他所处的社会与时代作忠实的批判与记录。从这个角度看，我又是“现实至上”的拥护者。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种既拥护“艺术至上”又拥护“现实至上”是一种矛盾。因为一般人不是拥护这一边便是拥护那一边，很少有两边都拥护的。即使有，也都是采取折衷的办法，就是走中间路线，两边都拥护一点点，两边都不得罪。但我想中国现代诗需要的不是这种温吞水的中庸之道。我觉得“艺术”同“现实”，与“科学”同“文学”一样，都不是对立的东西。它们彼此之间并不冲突，反而是相辅相成的。我们可以要求一首诗有个非常现实的题材，同时又是一件完美无瑕的艺术品。把“现实”与“艺术”都发挥到极致，两者都达到“至上”的地步。

他接着还说：

　　一个眼光锐利的文学工作者却往往能够穿过事物的表面，看进现实的核心。如果他同时又具有足够的文学表达能力，把这种现实用艺术的手法，包括超现实的手法，完美地呈现出来，那么他的作品便有可能感动人。

　　如果我们对文学采取类似上面所说的，“艺术”与“现实”两全其美的态度，很多矛盾便可迎刃而解。

非马这里说的是“两全其美”，即“把‘现实’与‘艺术’都发挥到极致”，这才是现代“两比”艺术的本质精神。

二、植根现实，跳脱窠臼

非马的现代“两比”艺术，既具开放的现实主义精神，又具“现代”艺术特色，实现了二者的统一。读两首《黄河》，看看诗人如何不囿于现实桎梏，而有所跳脱的。

　　其一：

　　　　溯

　　　　夹泥沙而来的

　　　　滚滚浊流

　　　　你会找到

　　　　地理书上说

　　　　青海巴颜喀喇山

　　　　但根据历史书上

　　　　血迹斑斑的记载

　　　　这千年难得一清的河

　　　　其实源自

　　　　亿万个

　　　　苦难泛滥的

　　　　人类深沉的

　　　　眼穴

其二：

　　　
把

　　　　一个苦难

　　　　两个苦难

　　　　百十个苦难

　　　　亿万个苦难

　　　　一古脑儿倾入

　　　　这古老的河

　　　　让它浑浊

　　　　让它泛滥

　　　　让它在午夜与黎明间

　　　　辽阔的枕面版图上

　　　　改道又改道

　　　　改道又改道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血泪和苦难汇聚的河！

两首《黄河》，大气磅礴，意象雄浑，根植社会现实，当属民族史诗之列。

前一首溯“源”，后一首析“流”。

前一首，用地理书上的“源”和历史书上的“源”，两相比较，得出诗人的独特发现。诗人发现“被俗常目光埋葬了的诗意”：“这千年难得一清的河／其实源自／亿万个／苦难泛滥的／人类深沉的／眼穴”！这就跳出了“实象”的“河”，不落于一般写黄河（甚至包括“母亲”意象）的旧的窠臼，而进入了“灵”的层次：人类苦难历史之“河”，出“虚”，肉眼不可见。原来，“苦难”之“源”，是“人为”（“眼穴”意象）的，历史上各种腐朽罪恶的专制制度造成的。

后一首，则突出剖析“苦难”之“流”。不仅用数量类垒法营造意象：苦难频频加重；更以“改道又改道”的意象叠加，强调对“苦难”实行“改道”的苦难！“苦难”一再加码，而“改道”却不改其“辙”：只是重复历史的“回头路”！诗人不流于状写现实之表象，而是于此深化、提升了“现实”。诗人针砭的锋芒所及，绝不是消极的怨恨，而是积极入世的，看得出寄希望于“卧薪尝胆”，奋发图强，真正找到涤“浊”出“清”的“道”！

“改道又改道”的意象，紧扣历史和现实，令人深思！

有人认为非马的诗创造属于现实主义主潮，更有人认为非马多用现代派手法，对现实主义有较多超越。安晨先生在《非马自选集》④卷首文章中认为，非马是“写实的现代派，现代的写实派”。他说：　　

　　如果说注重诗的社会性和现实性的非马属于“写实派”，那么同样注重诗的艺术技巧的非马则属于“现代派”。他努力用现代主义手法来描写现实生活，因而他的诗作既避免了写实派易犯的浅显直露、淡而无味的毛病，也避免了现代派易犯的晦涩艰辛、无病呻吟的弊端。

安晨先生的意见大致不错，非马是传统和现代结合型的诗人：既承继现实主义积极入世的传统，又用现代艺术超越旧的现实主义的窠臼。其实，对于非马我们大可不必谈什么主义，也大可不必拉什么派别。非马的诗创造是一种独立现象，即“非马现象”。非马自己的现代“两比”艺术，便作了很好的概括。非马的诗创造，极具一种对中国传统新诗的变革精神和创造性的继承性；又极具时代和社会现实的深邃性，深入到时代和社会现实的最深层次。非马的诗创造与现实、历史和人生是不可分割的，艺术价值与社会价值是不可分割的。它们成为海外华人赤子一种文化心态和美学趣味的典型体现。非马的诗创造作为一种高层文化现象，无疑对民族的精神文化有所提升。它们是人的自我意识与历史自觉的深刻感应和融合，凝聚了现代人历史的使命感和时代的责任感。

现实，诗的宇宙。非马的诗关注现实，针砭时弊；但对于非马而言，这显然是不够的。非马的诗不泥滞现实，超越现实且升华现实，并给现实以另一种完美的塑造。

诗与现实的问题，是关系到中国诗的发展命运的根本问题，并且决定中国诗的发展方向。但是，诗与现实的问题，并非普遍性地解决好了。

非马的诗创造，运用现代“两比”艺术，将诗与现实的问题解决得比较好：

（一）从根本上说，诗植根现实土壤，与现实紧密联系，却又不停留和“再现”现实，而力求对现实有新的发现和“表现”或者“隐现”；

（二）因为对现实生活有最敏锐的投入，又具一种开放的眼光，诗人对人类现实生存状态有多元的、深层的思索和开掘；

（三）把历史的使命感和时代的责任感注入“自我”表现，使自我成为“时代的自我”和“开放的自我”；

（四）诗写现实不是依照现实的时空顺序，而是从内心视角出发，将心灵的震颤和情绪的波动超时空地展现出来；

（五）拥有批判的人格精神，面对自己的灵魂进行沉思与拷问，也拷问这个世俗社会，展现探寻生命底蕴、求索人生真谛的心灵运行轨迹；

（六）运思方式虚实结合而又出“虚”，以“虚观”审视社会事象和自然物象，因为具象的“实”而获得现实感，又因为意象营造出“虚”而引发自由想象，灵魂翱翔于超现实的时空。

三、现代艺术的“转型”

先读一首小诗，《砖》：

　　叠罗汉

　　看墙外面

是什么

三行诗，微型。出“虚”，留下大空白。

非马对我说：

　　　　不知为什么，我总把这首诗当成一首不断生长的诗。对墙内的的砖来说，为了看外面，只好拼命往上叠罗汉，但墙也因此越堆越高，于是为了看外面，只好更拼命往上叠罗汉。永无止息。这大概就是生命的意义吧？

仔细一琢磨，这诗的确有“动感”。读出“生命的意义”，已是不囿于“实”了。

但我于诗的“空白”中，读出一种“砖”的精神，实乃一种大人格精神。

不满足于墙内的狭小地界，外面的大千世界、广阔天地极富魅力。“砖”，它祈希登高望远，渴求新的发现。

不止这些。此诗体现诗人一种锐利目光，总在最前沿搜索。他富有一种“大入世”精神，绝不甘落后、停滞，而是恒久地攀登！不断地“叠罗汉”，拼尽全力。

诗人最善于发现、捕捉日常生活中的细节和典型瞬间，并使之升华。

诗的“多义性”，态式不固定，中间变量大，不受时空限制。

这，应是“现代”艺术的一种集中展现。非马用两句话来表达诗的“现代”意义。他说：现代诗是“生长的诗”，不断“生长”新的涵义。这，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

他又说：现代诗是“演出的诗”，留给读者足够的想象空间：

　　　　我常引用美国诗人威廉斯一首叫《场景》的诗，来说明我对现代诗的一点看法。一首成功的现代诗，应该留给读者足够的想象空间。诗人的任务，只是提供读者一个场景，一座舞台，让读者凭着各自的背景与经验，去想象，去补充，去完成。这样的诗是活的，不断生长的，因为我们的经验，每人不同，每天每时每刻不同。《有一句话》这首诗，多多少少带有《场景》的影子。是一首“演出”的诗。

非马的诗作《有一句话》，这样写：

　　　　有一句话

　　　　想对花说

　　　　却迟迟没有出口

　　　　在我窗前

　　　　她用盛开的生命

　　　　为我带来春天

　　　　今天早晨

　　　　感激温润的我

　　　　终于鼓足勇气

　　　　对含露脉脉的她说

　　　　你真······

　　　　斜侧里却闪出一把利剪

　　　　把她同我的话

　　　　一齐拦腰剪断

　　这的确是一首“演出”的诗，读者有足够的想象空间去想象。每个人可凭着诗中所创造的“场景”，依各自不同的品性和经验，去进行二度创作。

这首诗有读成“爱情的破灭”的；有读成“美好事物易损”的……中间变量较大，似乎都可以讲得通。非马为此诗写过一篇同题文章，说：

　　　　究竟是什么样的心理，使人们吝于说别人的好话？是嫉妒，怕他比自己更出名？更受欢迎？……

非马从另一个层面剖析一种社会心态：不仅有人害怕别人说自己的坏话，还害怕说别人的好话。社会上有一种人，总怕好死了别人。一种极端狭隘的自私心理作祟。因此，好话没说出口就给掐断，或说出时已经太迟了。

诗的这种心态分析，鞭辟入里。这就不流于对“场景”的演绎浅表化，而是把“场景”的现实层深刻化了。

我们还可以追溯一下：这种病态心理是怎样造成的呢？

这就得归咎于一种封闭、专制的社会现象──尽管它已经只是一种残存的恶势力，但也形成一种无形的禁锢，对人的心灵和个性的禁锢。人们总是噤若寒蝉，面面相觑，社会的冷漠、阴暗面便扩大了。

非马以他的诗创造现身说法，对这种社会状况实行抗争，反其道而行之。

非马诸多诗作的内涵，在两个方面各显千秋：

一方面，尽力发现和讴歌生活中的美丽；

另一方面，大胆揭露和鞭笞生活中的丑恶。

由此构成他的诗的现代艺术的深刻性。非马是一个满怀热忱创造美的诗人，又是一个毫不留情鞭笞丑恶的诗人！

以上只是对非马诗创造的现代艺术作些例举。

总体来看，非马的诗创造实现了现代艺术对传统艺术的“转型”，而这种“转型”是根本性的：

一是审美意识和艺术思维的转型，即由“实观”（传统的“物观”）向“虚观”转型。这代表着整个诗美艺术的根本转型，开始真正实现这种转型的诗人并不多，非马在审美意识和艺术思维方式上是超前性的；

二是象现艺术的转型，由传统的“实象”艺术转向意象（及灵象）艺术的过程中，非马的意象（及灵象）艺术是一种“远距离”艺术。

非马诗创造的现代艺术这两个方面的“转型”，还将分章论述，此处从简。

四、大入世，大出世

非马所倡导并实践的现代“两比”艺术，为什么能够“两比”？能够两相超越？

这是因为非马融汇了“大入世，大出世”的艺术精神与人格精神。

请读《春》：

　　　　起初只是怯怯的

　　　　稀疏的两三滴

　　　　试探着把脚

　　　　伸向依然冰冻的地面

　　　　然后大粒大粒地

　　　　春雨

　　　　沿着街道，漫过原野

　　　　捶打着门窗，摇撼着树木

　　　　吼着，叫着

　　　　向敌人溃退的方向

　　　　千军万马扫荡过去

　　　　于是我们知道

　　　　冬天是过去了

　　　　苦难的日子是过去了

　　　　所有捏紧的拳头都松开来

　　　　热情地相握

　　　　所有咬紧的嘴唇都绽出

　　　　一朵朵微笑

　　　　万紫千红呈现给这世界

《春》，便创造了一种“大入世”的精神。

“春”的意象，是一种“大入世”精神的意象。此诗似“实”却仍然出“虚”，虚实相生。它写出“春”的“大入世”的大过程：由封闭而开放，由微弱而磅礴──展现出“春”的气势浩大无比，压倒一切，战无不胜。然后，抵达“大出世”的境界。　　　

“春”，具一种大无畏的力量，是一种生命的伟力，也是一种崇高人格精神的释放和弘扬。

《春》，涵融的意蕴十分地丰富：它是想象，是憧憬，是美，是爱，是诞生，是繁华，是“原子核裂变”！

《春》，同时表现为一种“大出世”的精神。“春”，对于宇宙、对于人类，只有奉献和给予：“所有咬紧的嘴唇都绽出／一朵朵微笑／万紫千红呈献给这世界”。　

“春”，绝不索取！

我喜欢这首诗的大气磅礴！

我曾经写过：“诗不在于歌颂或披露，诗是发现。”那是针对非马说的“我觉得诗人不必凑热闹去歌颂光明，而应该是披露黑暗。”后来，非马致信于我，很谦和地说：“我那时候大概是有感于太多诗人热衷于歌功颂德，才那样说的吧？”其实，非马并没说错。非马说这个话是基于一种宏观原因，他说：“这种对人类社会进步有绝对必要的工作，值得有抱负有胆识的诗人去从事。”⑤非马的诗创造所考虑的是：对人类社会进步有绝对必要！这是诗人的一种“大入世”精神。他的诗创造，是从社会和历史的进程出发，实现对现实的超越和提升；他反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那当然也是一种“入世”，但却是儒家文化的“小入”，不是“大入”。诗不是医生开处方，“对症下药”。诗并非是完全不讲“功利”，诗所追求的是“大功利”：拯救灵魂，塑造灵魂，释放富有创造力的“灵性”！人类社会的进步，创造力的开发，历史的发展，在于人类灵魂的提升和“灵性”的释放。

非马诗创造的现代“两比”艺术，所荷怀的便是这样一种“大抱负”！

他便具有这样的“大胆识”！

读他的诗作《罗网》，会有很深的感触──请不要只是把它看作一般的讽刺诗，它是救正一种目下的世风；或者，更严肃些说，是在疗救一个濒于腐败的社会。

　　　　一个张得大大的嘴巴

　　　　是一个圆睁的网眼

　　　　许多个张得大大的嘴巴

　　　　用绵绵的馋涎编结

　　　　便成了

　　　　疏而不漏的天罗地网

　　　　咀嚼声中

　　　　珍禽异兽纷纷绝种

　　　　咀嚼声中

　　　　仿佛有嘴巴在问

　　　　吃下了那么多补品的人类

　　　　究竟是个什么滋味

这种披露是十分深刻的，是绝对应该令人惊醒的！

这种披露首先是诗人的“发现”，非同寻常的发现：人的嘴巴是“网眼”，许多张得大大的嘴巴，编结成“馋涎”的“天罗地网”，它能吃尽一切──“珍禽异兽纷纷绝种”，最后便是“吃人”！其实，那种种吃珍禽异兽、山珍海味的“吃吃喝喝”，本质就是“吃人”！那都是民脂民膏，民众的血肉换来的呀！

读《罗网》，读出一种很残酷的意象：“吃”是很残酷的！

“罗网”，不是别的，是“吃人”的罗网！

《罗网》所营造的是一个“吃人”的意象。鲁迅先生最先披露，黑暗的专制制度“吃人”！看来，已经不只是如此；人的嘴巴也“吃人”！吃吃喝喝的社会风气，便是布设“吃人”的天罗地网。

人们啊，当你在吃吃喝喝的时候，你会想到自己是在做什么吗？请一读《罗网》，想想好了。你还敢下箸，照吃不误吗？

诗的反腐败意蕴、音响，缭绕“弦外”。

《罗网》一诗张力极大，力抵千钧。可是，诗的末二句：“吃下了那么多补品的人类／究竟是个什么滋味”？笔触似乎很轻，稍稍一挑。这便是一种大意象技巧：“重入轻出”──诗人的一种大法，衔重创的抨击、深辟的鞭笞于轻松的揶揄里，令人低回不已。

诗坛一般都认为，非马是一位积极入世的诗人，肩负着很重的社会使命感。非马善于用自己的诗（包括讽喻味极浓的）干预社会，关怀社会。非马说过⑥：

　　　　今天诗人的主要任务，是使这一代的人在历史的镜子里，看清自己的面目，而只有投身社会，成为其中的一员，才能感觉到时代的呼吸。

他并且还认为：

　　　　今天一个有抱负的诗人，不可能再躲到阴暗的咖啡室里去找灵感。他必须到太阳底下去同大众一起流血流汗，他必须成为社会有用的一员，然后才可能写出有血有肉的作品，才有可能对他所生活的社会及时代作忠实批判与记录。

非马的诗创造，对社会现实有极强烈的参与感，时代意识十分厚重。然而，非马做诗与做人的积极入世，是取一种“大入大出”的超越姿态。他绝不拘役于迂执，绝不是个“迂夫子”。从他的诗创造看，他的“大入大出”是相统一的，相辅相成的，既是取一种“大入世”的积极生活态度，忧国伤时，关怀民族命运，提升民族精神；他的人格精神和艺术精神的另一个方面则是：做一个真实的、有热情的人，做一个“内心美”、“厌恶做假”的人，做一个面对金钱和物质诱惑“仰天长啸”的人。他以一个“从冰雪里来的生命”，“不存戒心／把最鲜嫩最脆弱的花蕊／五彩缤纷地／向世界开放”（《四季 · 春》）！

他是个洗尽铅华，甩脱荣利，得到精神上的清凉、开阔与超拔的诗人。

且一读《功夫茶》：

　　　　一仰而尽

　　　　三十多年的苦涩

　　　
不堪细啜

　　　　您却笑着说

　　　　好茶

　　　　该慢慢品尝

这首小诗，展现非马对社会现实一种“大入大出”精神！

“功夫茶”是一个意象，一个完整的“大入世，大出世”的意象。

此一意象为非马所独创。前一节侧重写“大入世”：人世间的疾苦、辛酸，一仰脖而饮尽。心苦、情苦，而胆豪志坚，不顾及荣利，不计较得失。对入世有极大抱负，虽饱经沧桑，累历挫折，却并不消沉。后一节更妙，创新一种“大出世”精神：精神上清凉、幽静、豁达大度。三十多年入世有为的生活，提供性灵上对自由适意的要求，人们在奔劳竞逐之余，得到精神上的解脱，超然于荣辱名利之外。“功夫茶”的“大出世”精神，正在于心胸豁达开朗，飘逸洒脱。

看人间，真正的“功夫”是什么？《功夫茶》隐藏一种机锋：奔走竞逐并非造福人类的良方，而唯有大家都看淡名利，捐弃私欲，做自己份内应做可做的事，奉献爱心，豁出一己，放弃征逐和倾轧，才能使人间真正地宽朗和平，每个人都能成为宇宙大自然快乐安祥的一分子。

喝喝“功夫茶”，实乃一种品性陶冶：超脱眼前现实的小功利，否泰穷通，飘潇自然－－品尝淡泊、豁达、适意的人生滋味，洗涤被尘俗浸染的一颗灵心。

注：
①《我的诗路历程》，载《华文文学》总15期，1990年12月。
②《笠》诗刊出版社,台北,1975年9月。
③《中国现代诗的动向》。载《文季》2卷2期1984年7月。
④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
⑤非马与许达然《诗的对话》，《笠》诗刊128期。
⑥《略谈现代诗》－－在芝加哥中国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载《笠》诗刊8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