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诗百年，所有的问题都是一个问题》
【鹰之】
汉诗百年，我们召开过千万次研讨会，发表过千万篇理论文章，也主办过千万个诗歌奖，这些成果单独审视都能找到其亮点，但累积起来不但不能从中看到现代汉诗的进步，甚至转化为了零和游戏。因为在相对统一的审美共识并未形成前提下，这些各自为战的学术成果相互撞车相互解构者甚多，比如，A报刊发表权威文章说，诗歌要贴近大众，关注民生，让广大民众喜闻乐见；B名家接受采访说，诗歌是一种贵族文学，让大众都能读懂是不正常的；C诗歌权威说，诗歌要讲究音乐美，形式美，否则与散文失去分野，变成一场失败的实验；D著名教授撰文说，汉语新诗和古诗词已经不是一个东西，必须强调形式上的绝对自由，没必要考虑所谓音步、音尺的陈旧命题；E著名学者说，诗歌必须主题朦胧多指向，向唐诗宋词靠拢，让人感受不可言说性之美；F研讨会著名专家说，诗歌是匕首、飞镖，主题必须要明确，彰显批判精神，不能弄成不痛不痒的温吞水；G研讨会专家说，诗歌是用来抒情的，说理是歪门邪道；H研讨会著名诗人说，诗歌是形象化了的哲学，不是思想家成不了大诗人。毋庸置疑，这些专家、教授、名诗人的发言都是有的放矢的，都是针对某种特定类型诗歌的经验之谈，自然存在某种合理性。只不过他们发言时，并未说这些论点系针对某种类型的诗歌该怎么样怎么样，而是说中国新诗如何如何，这样，凡是多开几次研讨会，多看几篇理论文章的读者大脑反而被他们弄成了空白，因为1+负1+1+负1+1+负1最后反而得了个“0”得数。诗歌奖更是如此，既有好玩搞笑的游戏心得体会，也有时尚新潮的脑筋急转弯，既有少女洗澡不洗私处之类的矫情，也有街头巷尾的农村疙瘩话口水打油，既有乳房、阴道之类的标题党，也有艾略特时代“邪魔附体”般的庞然大物。这些五花八门的模型与标杆都令读者丧失了视听判断力，最后导致，当前的诗歌研讨会、诗歌奖都无人关注，理论刊物无人订阅，诗人一读专家的理论文章就恹恹欲睡的尴尬局面。
综合起来，这些所有的学术研讨会以及理论文章都在探讨同一个命题——中国诗的诗学标准是什么，只不过这些结论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普遍性诗学标准，而是盲人摸象式的打嘴仗罢了，因为他们所有的结论都似同一结论——“四足兽是马”。他们只不过分别从一座大森林里随便找来猴子、大象、老虎、狮子、小白兔等几种动物，分别给每种动物身上都挂上了“动物界”的标签，所谓有关动物界的讨论，无非要么老虎打败狮子，要么狮子干掉老虎的轮回游戏。那么，什么是汉语新诗宏观的一般性标准？当然是各种题材、体裁诗歌的共性标准，只有分别确立不同具体类型诗歌的各自审美标准之后，再在其中发掘到它们的共同点，才谈得上“宏观”和“战略”的问题，否则，在连抒情诗、说理诗、智性诗几种基本诗体都分不清前提下，又怎么谈得上确立标准呢？
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必须分开
自古就有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之说，精英和大众都有各自欣赏的诗歌艺术，但当前大众、精英诗歌的区分在中国还是个模糊概念，基本是以所刊发诗歌载体的行政级别高低、覆盖面大小来判定诗歌的价值。比如，大多数人至今认为能发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人民文学》、《十月》等报刊的诗歌就是高级诗歌，而一些相对知名度、发行量偏低报刊发表的诗歌自然是“低等诗歌”，地方文联作协更是以此作为入会、颁奖、提拔诗歌人才的标准。实际上这种划分是机械的，这些“高等”诗反而可能是大众文化的代表，相反那些知名度、发行量偏低的纯诗歌刊物发表的反而可能是精英诗歌，把二者之间的价值判定建立在某个编辑的个人口味上是不科学的（这些媒体基本都是单个诗歌编辑，可能换一个其诗风又变。）。但作为大众和精英文化领域的不同类型诗歌，鉴赏标准终究是必须分开讨论的，否则，永远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吵成一锅粥。比如，若某专家讲的，诗歌是贵族文化的言论成立，那“床前明月光”，“锄禾日当午”，“鹅鹅鹅，曲项向天歌”难道也是贵族文化？如不是，难道它们就不是诗歌吗？同样的，若某专家所言新诗必须讲究音乐性，否则不是诗的说法成立，那于坚国内外同时获大奖的代表作《零档案》，难道也不是诗？那它又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
大众文化
顾名思义，就是面向大众的通俗文化，诸如平民文化、草根文化、山寨文化等都在此列。属于大众文化领域的诗歌在内容上基本以抒情诗为主体，诸如乡情、友情、爱情等等，少数带有理性、智性色彩的也相对比较浅显，大部分尚在唯物辩证法的初级阶段。由于这种诗的传播途径是以口碑为主，大都适合朗诵，因此口语化倾向明显，在形式上普遍合辙押韵朗朗上口。诸如某些报刊所强调的诗歌必须贴近大众，关注民生，必须讲究音乐性，具备形式美，大多针对这类诗歌而言。
精英文化
按照词典上解释，所谓精英文化就是精英写给精英看的文字，作为精英文化领域的诗歌而言，在当前阶段就类似诗人写给诗人看的诗，尽管在内容上不分题材，但还是以说理、智性、批判现实为主，少数抒情诗内容也相对比较隐晦。由于精英文化也包含先锋文化，因此精英诗歌在形式上相对比较自由，因一旦对形式施加限制，先锋诗的探索性便受到约束。诸如某专家所言的，诗歌是贵族文学，诗歌是形象化了的哲学，不是思想家成不了大诗人，在形式上必须绝对自由，大多针对此类诗歌而言。
传统、现代、后现代必须分开
传统、现代、后现代在中国并非是个时间概念，并非说时间越是靠前就越落后，反之就是后现代，因为中国接受这些西方新诗流派的时间跨度并不大，古典、现代主义风格是同时接受的，所谓西方后现代也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便已发生，因此，扣去作为体制传声筒的“歌德体”时间，最近几十年各种风格一直是并行状态，谈不上哪种更先进更落后之说。比如，新诗伊始是诗人郭沫若竖起一座浪漫主义旗帜，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北岛为首的朦胧诗总体还是浪漫主义象征，再到当前四处获大奖的杨炼、欧阳江河、洛夫，还是象征意识流。因此，在中国探讨所谓的传统、现代、后现代风格，不如探讨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三种具体风格更有意义，因为，这一百年总体也是这三种风格的风水轮回转。
传统诗，受浪漫主义思维模式影响最大。
尽管汉诗百年也是各种风格并行的，但受浪漫主义风潮影响是最大的，即便现实、超现实主义风格也难以摆脱浪漫主义思维模式钳制，直到今天，中国所有对诗人有关“天才”的指认，几乎全都是浪漫主义诗人。什么是“浪漫主义思维模式”？体现在具体文本中，就是一种不自觉的自我意识放大，西方浪漫主义由于受根深蒂固的宗教意识影响，创作主体在具体文本中多以上帝仆人自居，主观中有客观。但中国诗人骨子里的潜意识信仰是道，是人与自然的平等关系，因而一旦抒情性接近高潮阶段，作者便不自觉转化为上帝替身。比如，郭沫若“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再比如，北岛“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再到杨炼的《YI》，作者成了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的释迦牟尼，作者见证着宇宙、地球的形成，把控着日月星辰的变幻，金木水火土的沧海桑田，把读者统统隔绝在文本之外，形同奴仆漠然视之。因此，在七八十年前，艾略特就曾对浪漫主义做出这样评价：“浪漫主义的错误在于，过于沉溺于自我，如同“邪魔附身”，导致诗人在骄傲的孤绝状态中扮演了上帝替身的角色，夸大了个人见解的真理价值，虚构出一个被相对性统治的道德宇宙，越来越与存在的现实脱节，因而是一种异端。”，可谓是对这种诗体的最准确评价。
浪漫主义风格诗歌主要特点是，宏大叙述，非理性，自我化，想象雄奇擅夸张，语言奔放热烈。谢冕老先生一再强调的好诗歌是小众化、贵族文化，要做梦，气韵生动，要抒情，说理是邪道，实际就是这类诗歌的特点，但把所有好诗特点都定格在此一种，也是“四足兽是马”。
但在以上表面化特点之外，笔者倒认为浪漫主义诗歌是否创造出客观化的可感受性语境才是难点所在，否则，诗人都沉溺在自我化的象征意识流中不能自拔，必然与读者之间划下一道无可弥合的鸿沟，这不是诗歌是否小众化的问题，而是彻底丧失了让读者参与其中的价值。在古代，当然没必要故意去约束浪漫主义者激情的泛滥，因为格律约束了他，西方也没必要去约束，因为“上帝”约束了他，而当前却必须去约束，否则现代诗就离“抽屉文学”不远了。
现代派，批判现实主义为主体
现代派在西方就是一种批判现实主义，受十九世纪法国工业革命影响，引发了世人对“科学杀死上帝”的普遍担忧，诗人对未来精神世界普遍充满绝望和无奈情绪，如波德莱尔的《恶之花》、艾略特《荒原》等等。现代派就是一种前瞻性的理性诗，通过对社会现实的客观性呈现，从而对未来做出理性的前瞻性预测和判断。尽管现代派诗人偶尔也采用魔幻、荒诞的艺术手法，但和现实结成的还是具体可感的理性关系，大都指向比较明确，比如艾略特《荒原》，就是物质杀死精神从而形成的“灵魂荒原”，若解释成别的什么，诗歌的价值便大幅缩水。
中国某些专家所言的诗歌主题必须要明确，是匕首、飞镖，彰显批判精神，大都针对此类诗歌而言，只不过中国“现代派”诗歌从未真正崛起，一直缺少出色的批判现实主义诗人。究其原因，一是哲学素养低，理性高度达不到；二是受政治风云变幻影响，批判意识缺失，大都隐遁于“取像避之”的含糊修辞里，即便充满个人英雄主义情节的朦胧诗，也仅仅是流于口号，从中根本见不到具体现实。
后现代，超现实主义智性诗
所谓超现实主义风格就是介乎于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的一种艺术风格，相比照浪漫主义的天马行空，它具有现实主义的客观实在性，相比照现实主义，它又具有朦胧化的多指向魅力。超现实主义诗歌重感觉、直觉，听从潜意识召唤，是个梦想与现实的结合物，相当于是为现实世界插上一双不大不小的翅膀，若浪漫主义是大鹏鸟，现实主义是野兽，超现实主义就类似一只蝙蝠。
所谓西方后现代，其本质就是一种超现实主义智性诗，在中国不但不是什么先锋，反而是最典型“后卫”，因为德里达们把非此即彼的一元世界解构之后，反而回到了老子的道，而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古典诗歌中所塑造的“意境”，正是围绕道家的“不可言说性”所展开。中国某些专家教授所言的，诗歌要朦胧、多指向，向唐诗宋词靠拢，彰显不可言说性意境之美，大多指的是这种诗歌的审美特点。
现代汉诗必须确立宏观的战略标准
汉诗百年，国人一直报怨中国没出现泰戈尔、里尔克、帕斯、布罗斯基、沃尔科特、特朗斯特罗姆等那样的大诗人，虽然主要原因是新诗尚在发展起步阶段，大家尚在成长之中，但我们的话语权机构没做好接纳大诗人的准备也是不争的事实，否则怎么在中国找不到这些大师的“同类”呢？其实，这些大诗人本身并不神秘，最根本一条是他们比我们的著名诗人更具审美普遍性——他们经得起任何一种狭隘标准的检验。由此可见，在掌握以上各种流派的具体性审美标准之外，现代汉诗必须确立宏观的一般性标准，才谈得上发现更具普遍性的大家，否则现代汉诗将在一种风水轮回转的波浪状摇摆中裹足不前。尤其那些涉世未深的年轻作者，会被动成为各派专家的“广告载体”，不自觉地加入到某种流派阵营而不自知。
那么，确立现代汉诗宏观性一般标准的最终根据是什么？或者说，当大众、精英，传统、现代、后现代不同倾向的优秀诗歌，都在同一时间摆在同一桌面上参赛时，如何客观确认它们的价值？当然是依照以下三个原则：
必须将思想创新放在第一位
无论哪门哪派的诗歌都是在塑造一种“精神产品”，精神向度的正能量是必需的，否则它不但不是精神营养品反而是毒药，消费者享用之后不但无利反而深受其害，那么，我们不妨把塑造精神高度作为第一标准，将思想创新放在第一位。确立思想高度是诗歌创作的最高难度，因为以宇宙真理、普世价值为题材是最难创新的，在前人遗留下的经典中，几乎每个时代的优秀诗人都从不同角度触及过，再在这些制高点上提高一毫米都是刀尖上的舞蹈。这和单纯书写自己的肢体感觉，围绕报刊花边新闻弄巧，吟咏风花雪月的小情小趣难度系数自然不可同日而语。比如，艾略特《荒原》和庞德的《地铁车站》都是名作，但若放在一起，后者的价值当然和前者是无法比拟的；同样的，李白的“床前明月光”和屈原的《天问》都是名作，但若放在一起比照，当然是后者优于前者，因为题材重量不是一个级别的。
但当以追问终极价值为第一标准的时候，新的问题又出现了，若都如此写作，诗人岂不都成了同题写作？当然不是，首先追问终极价值，强调思想创新，可在任何题材诗歌中体现出来，所谓以小见大便是如此。其次，追问终极价值只是金字塔的塔尖，从最低阶段的正能量写作到最高阶段的追问终极价值，为永恒真理写作，只是一种思想高度上的梯级式递进。因为越往上攀爬越难，诗人不可能脱离自身阅历、才学、人格修行的制约而建造空中楼阁，所谓“行百里者半九十”便是此理。至于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智性诗也一样，并非主题指向多便分不清高低，被解构对象的高度依然和解构者永远处在同一个矛盾统一体之中，对永恒之道的解构和观念的解构自然也非同一重量级。
必须要强调“呈现”
无论任何一种题材的诗歌都是需要呈现的，都不能把情感和道理直接说出来，所谓“呈现”就是主题的形象化展示，把抽象的道理和情感转化为真实可感的物像关系和情节，没有呈现的诗就是不经过劳动的产品，是不存在价值的。诸如““故乡真小/小得只盛得下/两个字”。”之类的十三个字获十万元大奖，就是因为是没有呈现的脑筋急转弯，而被世人鄙夷。诗歌做到充分呈现的标志是，抒情诗很少见到喜、怒、哀、乐、贪、嗔、痴的抒情词，理性诗很少见到抽象的逻辑说教词汇，而是在意味中一点点渗透出来。
假如把诗歌的呈现作为第二标准，那就是诗人的想象力跨度指数，假如把其称作“宽度”，主要体现在两点：其一，“外在宽度”，也就是诗人选取的物质空间、场景的开阔度，比如庄子、李白、苏轼的豪放派，以蓝天、白云、大海、巨鱼等磅礴之物入诗，给人以心旷神怡的开阔。其二，意义转折上的开阔，就是语像之间拉开的逻辑距离，这种意义转折距离越大，给人的意外性、陌生化程度便越大，比如“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与其悬崖上展览千年，莫若在爱人肩头哭泣一晚”等等。
必须有能力影射生活
诗歌能传世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尽管各种原因都有，但最根本的一条却是“对人性有用”几个字，所谓“对人性有用”，就是能影射现实生活，一旦重复的生活场景再现，世人便会不自觉想到它，一次次回味它。不能引发世人对人性及现实生活联想的诗，无论表达再天花乱坠，华丽旖旎，都是过眼云烟，自然谈不上传世。
假如把“对人性有用”也算是一种标准，它就类似一首诗的“厚度”或影子，就是文字背后那个看不见的“高”和“宽”，大多时候它是读者和作者共同完成的，每个时代的读者享用一次，它的价值就被重新创造再衍生一次。
确立这“三个必须”，就是确立了诗歌有机体的“和谐”，就是确立一种诗歌鉴赏的一般性秩序，所谓和谐，就是思想境界与艺术境界与诗人的天赋使命三者的和谐统一，单纯强调“高”“宽”“厚”度的某一点，都是悖离师法自然的取巧；所谓秩序，就是内容决定形式，先思想境界后艺术形式，当前这些五花八门低级趣味的诗歌奖，都是形式杀死内容的无厘头，这都是因为缺少诗歌鉴赏秩序的大局观造成的。
首部诗集出版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8037f80102v9mm.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