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马诗创造》第四章　“西化”没有出路

《非马诗创造》，刘强著，中国文联出版社，北京，2001.5

第四章　“西化”没有出路

台湾一批诗人，早先做着现代派的摸索，并在其中浮沉。

经历过五、六十年代一窝蜂似的“西化”时期，到了七十年代之初，才发现这条路走不通。

他们回过头来，从事本土风格的创造，整个地是一个相当繁杂而又艰巨的大工程。由“横的移植”回到“纵的继承”，再到“合璧”。

非马避免了走弯路，他并没有搞“横的移植”，没有走“恶性西化”的路。

他挣脱了桎梏，既学习并吸收西方“现代”艺术，又不脱离现实并且深化和提升现实，比较明显地抵制“恶性西化”的影响，不受沾染，走自己独创的艺术之路，被称为“台湾诗坛的异数”。

一、诗的“憎恨”

如果说，《星群》（1957）、《港》（1958）是非马诗创作的最早产儿；那么，伴随着他的次子马楷的诞生，1965 年，他的诗创作的新的产儿，来得何迟！

1965 年《现代文学》杂志第26 期，刊登非马诗二首：

其一，《你是那风》：

　　    你是那风，摇曳

　　    婆娑的椰树

　　    于白云深处

　　    使他寂寞

　　　　你是那风，激荡

　　　　女面鸟的歌声

　　　　在严重的时刻

　　　　引他思乡

　　　　你是那风你是那风

　　　　垂死爱情的扑翅

　　　　上帝最后的叹息

我读此诗，喜欢“垂死爱情的扑翅”这个意象。

爱情到了“垂死”地步，仍然“扑翅”欲飞，伤感而又振奋，让人痛心而又不甘屈服。很积极入世。

“上帝最后的叹息”也是如此。即使“叹息”也大气，显示一种瑰伟。

因此，“风”的意象不凡，是一种高层意象，“虚”而不“实”。在于它是“怪异的”，使人对之倾倒的莫名的“风”啊！

这“风”，连“上帝”都为之莫奈何，是一种宇宙超力，“大虚”！

也是“神秘”的。

非马诗创作一开始便有“神秘”味道，在于运思方式的“虚观”。这或许兆示诗的一种未来走向，兴许非马拥有某种“先知性”、“超前性”。

其二，《我开始憎恨》：

　　　　我开始憎恨

　　　　野鼠泥湿的足爪

　　　　窜过黑夜的旷野，我郁闷的胸膛

　　　　我的胃翻腾如海上流浪的手风琴

　　　　当一只消化不良的黑猫

　　　　在病月黄黄的手指摸不到的角落

　　　　呕吐着傍晚时一个鱼白色的笑容

　　　　不久灰雾将再度升起

　　　　自漠漠的湖面你的眼睛

　　　　而当烈日终于揭去你的面纱

　　　　我们的相望定必更陌生吧

　　　　因那时我们将已是一尾尾死了的鱼

　　　　在发臭的滩上曝晒干瘪的眼球

此诗的意象，使人心神不宁。

“死鱼曝晒干瘪的眼球”，给人一种绝望的痛苦。

到此止步。非马没有走向“恶性西化”！

──因为，他已经“开始憎恨”。

我理解，他已经开始憎恨诗创作艺术的“恶性西化”。

于是，非马的诗创作，从一开始就能较自觉地作“本土化”（民族化）的回归。

这个理解对于这首诗牵强吗？恐是诗的多义性问题。

在非马，当时那种强烈不安的心灵，情绪表现在多个方面。自然有诗创作方面的。　　　

我把这首诗，读作一种艺术（诗的“恶性西化”）的意象了。

非马诗创作营造意象的“远距离”艺术，早早地便开始起步了。

非马答我说：

　　　　我离开台湾时，在诗坛上无藉藉之名，又不属于任何诗派或诗社。《现代文学》在1965年发表了我两首诗，已经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二、友情与奉献

这段时间，非马的生活表面上安定了下来，但他的内心，还是一直为是否要“更上一层楼”（指学位）这意念所苦。亲友们的期望，可以不去理会，但他自己知道，“不把博士学位拿到手，虚荣的心将永远不得安宁。”他答我说，“那时候写的几首诗，多多少少反映了这种矛盾心情。”

1967 年，碰巧非马的工作部门因亏损过巨，公司决定把它关闭。这正好替非马下了继续入学深造的决心。

部门里有一位顾问，是威斯康辛大学电机系主任，对非马的能力颇为赏识，当时，他主动把非马推荐给该校核工系主任，给了他奖学金。

就这样，非马再度回到了学校，进入陌地生的威斯康辛大学，攻读核工博士学位。

也就在这时候，白萩同非马取得了联系。

当时，白萩正好担任《笠》诗刊主编。他希望非马能大量译介在世的美国诗人的作品，说好要“有泥土味和汗臭味的”。他愿意提供大量篇幅，让非马每期介绍一本刚出版的诗集。并答应积到了相当份量，便为非马编选一本译诗选出版。

这样，非马开始大量地翻译当代美国诗人的作品。每两个月一集，两三年下来，数量相当可观。后来并及于其它地区的诗人诗集。

他说：“我做这桩工作的时候，奉献的成分居多。没想到，到头来，得益最多的，却是我自己。”①

与此同时，非马自己的作品，也在《笠》诗刊上登台。并且，一开始便受到台湾诗坛的注目。大家纷纷问白萩：

“非马是谁？怎么一出手便这样不同凡响？”

白萩告诉他们：早在多年前，非马便同他在台中街上“踢土”（闲逛）了。

《笠》诗刊为什么会大量刊登非马的诗作和译诗？

因为与白萩结识，非马和《笠》诗社及其同仁们的关系较好。非马说：

　　《笠》诗社的同仁，是清一色的台湾人，我是唯一的例外（虽然我生在台中，我的籍贯仍属广东，因此成了外省人）。他们大多具有本地人纯朴与脚踏实地的乡土精神，而在台湾现代诗的发展史上，他们多少受到有意或无意的排挤与漠视，这是我一直同他们保持联系并支持他们的原因。只是近年来台湾的本土意识似乎过分强烈膨胀，我们之间的关系不免受到影响，而多少变得有点疏远了。这是令我耿耿于怀的憾事。

当时，台湾诗坛“恶性西化”的诗风甚烈。

客观地说，西方现代诗，并不都是晦涩的和脱离现实的，西方现代艺术有它的先导性，有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东西，只是走到极端，“恶性西化”就不好了。《笠》诗刊和白萩，当时能提倡“有泥土味和汗臭味的”诗，对诗坛的“恶性西化”是有抵制作用的。这时候，刚好非马在译诗和诗创作上，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和非马便一拍即合。

非马带有“泥土味和汗臭味”的译诗，也正好说明西方现代诗，也有与时代与现实结合紧密的。学习西方现代艺术，也并非要离现实越远越好，越晦涩难懂越好。

（话说回来，无论中外诗人，写诗要脱离时代也难。如像鲁迅先生说的，想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在此问题上，不必过多担心。真正的好诗，总是与时代和现实有形或无形地纠葛着，而有形则有限，无形乃无限。《笠》诗社提出带有“泥土味和汗臭味”的译诗，仍然有所局限性，停留于“有形”。）

大量翻译“有泥土味和汗臭味”的欧美当代诗，从中吸收了不少营养，对非马自己的诗创作，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非马自己的诗创作，也就能较自觉地学习西方现代艺术，以现代艺术深邃地表现现实生活，有效地挣脱“恶性西化”的桎梏，而又不陷入图解、复制现实生活的泥潭。

后来，非马一直坚持译诗，一读到好的西方现代诗，就顺手把它译了出来。

有一个时期，非马对玲珑可爱的美国意象诗特别感兴趣。对他影响较大的，是“疲脱”（Beat）诗人劳伦斯·佛灵盖蒂（ Lawrence Ferlinghetti,1919－ ）, 非马很喜欢他那种独创的自然抒发的诗型，机智而口语化。

美国之外，非马比较喜欢土尔其诗人纳京·喜克曼（ Najim Hikmet,1920－1963）。他的诗简单而美丽，把逼人的现实，天衣无缝地融入了诗里，令非马叹为观止。

至今，非马已翻译了一千多首外国诗，其中大部分是英美及欧洲诗人的作品，还有拉丁美洲的。

艾略特、波特莱尔和庞德，都是非马心仪的诗人。

他非常喜欢艾略特的作品，在他的心目中，艾略特的诗诗味最浓。艾略特关于传统以及一些对诗的看法，都深得他的心。1965─66年间，非马曾译了他的几首诗，在《现代文学》上发表。

非马认为，这三位诗人都对现代诗作出了独特而重要的贡献。

1978 年，非马出版了译诗集《裴外的诗》，介绍了这位法国超现实主义诗人的作品，颇多得益。

非马的另一本译诗集《让盛宴开始──我喜爱的英文诗》（台北书林出版有限公司 1999 年6月版），用英汉对照的方式排列，每首诗后还附了他自己写的“简析”。

后来，非马对台湾诗坛一度陷入“恶性西化”的状况，作了回顾式的批评②说：

　　　　早期的台湾现代诗，没有继承中国新诗的写实传统。相反地，在工业化社会影响下的台湾诗人，一窝蜂转向西方，生吞活剥地接受了西方的各种文学理论与流派，并且用西方的个人主义，作为逃避现实的藉口，深深地走入个人的内心世界，孤立于社会与时代之外。在他们的诗里，我们看不到一点当时的社会与时代面貌。事实上，如果把他们的诗译成英文而不加以注明，我相信没有多少人会认出他们的出处。这种极端脱离现实的东西，当然无法得到大众的共鸣。而诗人们毫无节制地使用从西方学来的半生不熟的超现实主义技巧，远远超出了一般人的经验与想象范围之外，结果是诗的读者一天比一天减少。大部份的现代诗，变成了少数几个人的文字游戏。

      
这种现象一直维持到七十年代，经由现代诗论战以及后来的乡土文学论战，引起了文学工作者特别是敏感的诗人们的深切反省，才有所改变。

三、现代艺术的真谛

1969 年，非马获得核工博士学位，从此进入芝加哥阿冈国家研究所，从事核能发电研究工作，一直到退休。

1970 年，非马的诗作《画像》、《我失手扼杀的鹦鹉》、《子夜弥撒》等，被选入日文的《华丽岛诗集》，同时被选登在田村隆一主编的《都市》杂志上。

田村隆一的《都市》杂志，相当前卫；而田村隆一本人，听说在日本的声望极高。一位诗人告诉过非马，田村隆一被邀请到爱荷华大学，参加国际写作计划时，有日本女学生来看他并服侍他，那种必恭必敬的态度，有如他是一尊神。

且读《画像》：

　　　　就这样让没有焦点的眼赤裸裸

　　　　去同太阳的目光相遇

　　　　当旋风运秋野交叉的枝梗在你嘴角

　　　　构筑一个苦笑的时候，我瞥见你的灵魂

　　　　自枯焦的须丛中灰鼠般窜出而又急急钻入

　　　　你黄黄板牙后面沉默的黑暗

据非马自己说，《画像》一诗，是看了梵谷的画像而得到的灵感。

当然，只是具象的感触罢了。

其实，这是一帧写社会麻木、萎蘼的意象画，一幅社会扫描。

它应是“商业化”社会衰败面的一种“虚观”。

具象与抽象之间，取一种“远距离”的契合。具象是人的面象：眼神迟钝、痴呆，面对“太阳的目光”是无任何反应的。

这个社会的灵魂，更是萎缩的。

“灵魂／自枯焦的须丛中灰鼠般窜出而又急急钻入／你黄黄板牙后面沉默的黑暗”──灵魂被胁迫、挤压，活动空间极为狭窄。

可说是人的面像，更是社会大象扫描。这首诗的现代艺术特点，它的象征性是“远距离”的，有“壅隔”，但没有沾染西方现代派的灰暗、颓废。

《画像》一诗，应是非马学习西方现代派艺术的典范之作了。

1970 年前后的诗创作，对于非马来说，应是一个很重要的创作时期。

这个时期，非马写的许多诗，尽管他自己说：“都不是很满意，好像情绪还没沉淀成熟便被端上了桌面。”但正如任何果实太成熟了就要落地，并且腐烂一样，有一点点“青味”反而新鲜。他这个时期的诗创作，很有“现代”色彩。

如果没有它们，也就没有后来的非马。

《破晓》、《黄昏》、《我失手扼杀的鹦鹉》、《床上》、《晨雾》、《烟囱》、《构成》等诗，都像《画像》那样，是非马学习西方现代派艺术的成功之作，深得“现代”艺术的真谛，它们没有向“恶性西化”尽头走去，而是属于“中国式”的现代派艺术。

它们的特色，是用象征造成诗的多义性，使不同读者在不同时空里，可以有不同的理解、阐释，从而打破了诗的定势。

如《我失手扼杀的鹦鹉》：

　　　　没有理由

　　　　要扼杀一只

　　　　羽毛艳丽

　　　　且会牙牙学语的

　　　　鹦鹉

　　　　像一个自觉有腋臭的人

　　　　紧紧收敛着翅膀

　　　　躺在

　　　　辽阔空间的一角

　　　　沉默地看着

　　　　我，那只

　　　　被我失手扼杀的鹦鹉

非马在一篇文章③里说了下面一个故事：

　　　　有一天早上，孩子们不在家，我忽然听到鹦鹉的尖叫声，赶紧跑过去察看。见到其中的一只仆伏笼底，猛扑着翅膀。我打开笼门，战战兢兢把它抓出来，发现它跌断了一只脚。之群建议用绑带为它包扎。手术期间鹦鹉在我手里挣扎得很厉害，又踢又蹦，我也越捏越紧。渐渐地它开始安静了下来，我感到手里温暖的小身体微微颤动了几下，终于完全平息。松开汗湿的手心一看，它竟已断了气。孩子们回家发现，直呼我为凶手。为此我写了这首题为《我失手扼杀的鹦鹉》的忏悔诗。

在我读来，这不是一首“忏悔诗”，而是一首内涵很深邃的社会诗。

每一个生命，都是大宇宙中的一种自然，是不能被豢养的，任何生命都不应该成为“宠物”。“豢养”便是设一种桎梏，便是对自由的限制。它的最终命运，如果不是被“失手扼杀”，也可想而知。那是被桎梏的悲哀，凶手只能是那种人为的“桎梏”！应该还自然生命以天然的自由！

社会的种种“桎梏”，都是对人性和自由的扼杀！

读者的不同阐释，便是诗的多义性。好的现代象征诗都是多义的，见仁见智。

好诗的涵义都不是固定的，具象与抽象之间的“距离”，越“远”越好。

诗的意蕴不固定，便不受时空限制，便超越时空。

捎带补充说一下，像《床上》（前一章引出）那样的诗，也不能只读到“性”止，还能阐释出较深的社会意蕴。它写性爱，却也是对“上帝”的揶揄、嘲笑，妄图主宰一切的“上帝”，也不是什么都懂！面对着“X＋０＝０”一类艺术美趣，他或许就只能瞠目结舌。

像《我失手扼杀鹦鹉》这样的诗，它的具象“实”出，或者源于“实”，但又不囿于“实”，而是一种“远距离”艺术，出“虚”。乍一读，以为“失手扼杀鹦鹉”，不会有什么社会内涵，太“实”，小象；然而，仔细一品，诗的意蕴出“虚”，出大象，不受时空限制。

只有现代诗美艺术的“虚”，大虚，才能最大限度地、最深邃地表现“现实”！这就是诗的辩证法。

　　四、挣脱桎梏

非马的诗创作，没有搞“横的移植”，避免了走“恶性西化”的路。

现在，回过头来看，他能比较自觉也比较明显地抵制“恶性西化”的影响，而不受沾染，大致的原因有几个方面：

（１）前面说到，他从译诗的过程中学到了真正的“现代”艺术，对之狠下了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功夫；

（２）他对社会现实拥有独立的批判人格；

（３）他对优秀传统艺术的创造性继承；

（４）他的“虚观”的审美意识。

这些，随着本书章节的展开还会细谈，这里只说说他所具备的一种挣脱一切桎梏的人格精神，他拥有灵魂的最大自由！

现代诗的根本精神是什么？既是一种宇宙的自然精神，又是一种人格精神。这两种精神的合成，便是灵魂的自由！这便是非马诗创作的本质精神。

非马在芝加哥“文学艺术新境界”座谈会上的讲话④中，谈到了这个问题。他作了一番关于诗的回忆说：

　　　　我还记得三十多年前，我在台湾念书的时候，读到法国一个小女孩写的一首题目叫做《我爱的树》的诗：

　　　　树

　　　　被一个笨拙的孩子所画

　　　　一个穷得买不起颜色粉笔的孩子

　　　　他乱涂你

　　　　用学校里他画地图剩下的棕色

　　　　树我走近你

　　　　安慰我吧

　　　　因为只有我一个人

　　　　每次当我一个人走近一棵树，我常会自然而然地想起这首诗，想起一个孤单的小女孩，把不会说话，很可能根本没有感情的树，当成能够了解自己、安慰自己的好朋友。这种把宇宙万物都看成像自己一样有血有肉，能哭能笑，同自己息息相关，这种民胞物与的胸怀，我认为是诗的根本精神，也是所有艺术的根本精神。

“民胞物与的胸怀”，即自然精神和人格精神的合一。

这种“树人合一”的精神，在非马的思想里打下了很深的烙印。1966 年，他曾接连写过多首《树》，选其一⑤:

　　　　我笑千百种笑当晨风吹过

　　　　我笑时浑身颤动──

　　　　他常说胖的女人多福

　　　　解生命阴影的亵衣于脚下

　　　　抬头见他眼里正燃着火──

　　　　像所有我爱过的男人

看得出，非马写这首诗时，用了全力在挣脱“恶性西化”的桎梏。

乍看，诗很怪诞，神秘。其实，也是“树人合一”，好理解。

阳光，在枝叶间跳跃，成“千百种笑”；“解生命阴影的亵衣于脚下”，也是太阳对“树”的触抚。这或许是三十岁男子对“树”的一种“想象”吧！

进入灵觉活动，一般肉体感官不可得：肉眼不可见，肉耳不可闻，肉身不可触……在这首诗里，树、太阳、风、男人、女人，自然和人谐融契合于一体，展现生命及爱的活力。

生命和爱在燃烧，它的热力、活力在扩散，束缚不了，桎梏不了。

这是自然和人的一种束缚不住的力量！

那个时期，诗人自身有一种任谁也束缚不住、桎梏不了的力量！

当然是一种最高人格精神的力量，是灵魂的自由！

再读《我知蓝天》：

　　　　我知蓝天，蓝天是一个钟型的玻璃罩

　　　　人的眼睛看不穿它的透明

　　　　于是我有被囚的难堪感觉

　　　　虽我无翅

这是一首大诗，那个时期的代表作。它呼唤觉醒，呼唤自由解放，容忍不了桎梏。

“蓝天”的意象，妙不可言。人，总受着某种无形的束缚：如艺术的“恶性西化”哪，社会环境的“商业化”哪，种种。“灵性”总被桎梏着。

人，必须克服、战胜自然的和社会的环境，不为所囿。

读另一首《鸟》：

　　　　这鸟

　　　　飞向天边

　　　　竟是这般

　　　　悠逸

　　　　吊着

　　　　一颗尘心

这首诗与《蓝天》可作一个组诗来读。

尽管“吊着一颗尘心”，难以脱离尘俗。但毕竟已在“悠逸”地向蓝天“飞”去。

有了这种“超拔”精神，总可以甩脱桎梏而飘潇。

　　注：
　　①《我的诗路历程》,载《华文文学》1990年12月总15期。
　　②《中国现代诗的动向》，载《文季》1984年7月2卷2期。　
　　③《宠物》，载1997年6月24日《羊城晚报》。
　　④《笑问诗从何处来》，载1993年4月27日曼谷《中华日报》。　
　　⑤此诗载《现代文学》1966 年第30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