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论坛混的日子久了，很多有些功力的人，息影江湖，耕耘自己的园地。我也累萌隐志，经营边城。只有这个今天论坛，八年多来，几去几回，至今滞留，总好像有些因缘没了。
汉语诗歌的边城，如何建设？
其实，这个话题说大也大，说小也小。
大就不去谈了，小则是一个人有所立，有自己喜欢的一个地盘，日日乐此不疲。如宇文所安，自小喜欢汉诗，父亲担心他长大没有吃饭的饭碗，没有预料到他竟然以此成名。
越是冷僻的学问，越容易成为热门。如船山哲学，明末以后，孤冷了300年，到了曾国藩手上，成为湘军的精神支柱，好像毛泽东思想，由湘军将领发扬广大后，到今天成为世界显学。
我将自己阅读过的诗人文章搜罗于此，这个想法首先是读到杨典的文章。
杨典有文学中反革命之称，不仅好古，而且生冷孤僻。他说学问好比蚂蚁搬家，我们从他的文章里，看到一种远离浮躁，悠游古代的趣味和情怀。杨典的趣味，与他的诗画一样，跟当代世风和审美格格不入，那么孤绝冷峭，还带有一丝文人的“恶趣味”，精神内潜和内造，独树一帜。
读别人的文章，感悟别人练的把式，能有个借鉴。
虽然说各扎各马，姹紫嫣红，也还是有苍松翠柏和花花草草之别，我选读的文章，自然会有迥异世俗，悬崖峭壁上的风光。
[ 本帖最后由 木芙蓉花下 于 2016-8-29 14:4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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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杨典
中国人自古对“恶童”便有恐惧感，即《庄子》所言“不肖子”、或曰逆子，或曰小人。著名则如《论语》所言“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按某些训诂，此处“女子”本是指问话的子贡而言（汝子），而小人也非后来道德批判意义上之“小人”，而是指儿童。因儿童心散，性情多变，固执而灵敏，常做出意外事，说意外之言。但对“不肖子”的志怪式演绎，后则多见于说部与类书。如宋人陈元靓《事林广记》载：
世有不肖子，凡三变：第一变为蝗虫，货其庄田庐舍而食之；第二变为蠹虫，货其家藏古籍而食之；第三变为大虫，货其奴婢而食之。不肖子无世无之，咸由其先祖不教以诗书仁义之所致也。
看来只要你不肖，便会变成怪物，而且还会缩小，成为一个“小人儿”。虽然最容易引起大家关注的，是《列子》中的“两小儿辩日”，《史记》中甘罗十二岁拜相，《吕览》之“引婴投江”与《战国策》中的孔子以七岁小儿项橐为师，或如梁人吴均在《虞初志》中能用谜语诗、拆字法等预言国家兴亡的那些“语言神童”。至于蝗虫与蠹虫，都是灾难的缩影。巫蛊则是灾难的模型。古人怕害虫灾与瘟疫。汉武帝时的巫蛊案能牵连那么多皇亲国戚，令数万人人头落地，除了皇后卫子夫、公孙贺父子、长平侯卫伉、太子刘据、阳石公主与江充等人的宫廷政治斗争原因，以及太子问题、胡巫与萨满教的影响外，对瘟疫本身的恐惧，也是最重要的一种“蛊惑”。因为虫能带来疾病。由太子宫中发掘到的针刺六枚桐木小人（王先谦《汉书补注》）则更显出了一种魔幻或象征主义式的阴气。这也是最初将小人儿做成神秘偶像，埋藏于地下，便能起到诅咒别人的一种幻术源头。这种巫风发展到明代，便是我们在《道藏》与《玉函秘典》中读到的三魂、气魄、泥丸真人或咒炼三尸虫的样子（包括图谱）——基本都是些住在大脑或腹腔中的小人儿。到了清代，则类似后来美国学者孔飞力在《叫魂》中所研究的那些与谋杀儿童有关的妖术、招魂术、养鬼术。更有恶劣的，即如《大清律例》或元代无名氏《湖海新闻夷坚续志》中所载之江湖术士，他们故意挖坟掘墓，寻找死去的儿童尸首，骸骨，甚至直接偷窃、贩卖儿童，灌药乃至以所谓“法醋”等荒谬手段残害儿童来炼占卜术。
巫蛊与人蛊相关，又常常与儿童为敌，因据说虫爱吃孩子。如清人袁枚在《新齐谐·蛊》中便有这样的说法：
云南人家家畜蛊，蛊能粪金银，以获利。每晚即放蛊出，火光如电，东西散流。聚众噪之，可令堕地，或蛇、或虾蟆，类亦不一。人家争藏小儿，虑为所食。
但是现实不是文学。在更多的志怪小说中，小人儿的出现往往占上风。除了虫灾，古时更多旱灾，于是便又产生出“旱魃”这种小人儿来。无论《诗经·大雅·云汉》之句：“旱魃为虐，如惔如焚”，还是《山海经》中的黄帝战蚩尤时所派“天女魃”，旱魃最初都说是狰狞之恶鬼，或者女鬼。蚩尤请风伯雨师来，而女魃能止雨，因此得名。《说文》云：“魃，旱鬼也”。可见直到汉时仍如此。在志怪系统中，从六朝到明清笔记，一般旱魃都会算在僵尸变异类，故事不胜枚举，此不赘言。但旱魃偶尔也会被小人儿化，如伪东方朔《神异经·南荒经》所载：
南方有人，长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顶上，走行如风，名曰魃。所见之国大旱，赤地千里，一名旱母。所之国大旱，一名“格子”，善行市朝众中，遇之者投著厕中乃死，旱灾消。
如杜诗也有“退藏恨雨师，健步闻旱魃”之句。但说到它的小人儿化，最典型的可以举出两三个例子来。其一如明人钱希言《狯园》中所写“人产旱魃”一篇：
京山李氏第四母舅陈翁家，有给使妇人，产一旱魃，形如猿猱，其头面上仰，眉目口鼻皆向天。产下置地能行，急趣出门，莫知去向。
这婴儿样的旱魃，几乎与“封神”中的肉球变哪吒相似了。类似小人儿，在《狯园》卷十五妖孽篇还记有“地中儿”一则，讲述耕地人在大榆树边掘地，“得小婴儿三个，长如箸子，似新产下状”。后来观者云集，竟将其杀了。另外卷一还写有一则“偷桃小儿”。钱甚至在自序中说过“造化小儿”之语。
另一则如清人李庆辰《醉茶志怪》卷二里有篇“小毛人”云：
深州民人拆房，下得一方坎，四围宽尺许，深亦如之。中有二小毛人对卧，赭色，红目，长不盈尺。捉其一，其一惊遁。或云“旱魃”之类也。
同书中还有一篇“小黄人”，则讲的是姓梅的某人，在开州客馆孤坐，见砖头缝隙中长出一物，“长寸许，如人黄色。转瞬，高如人等。遽前相搏，梅即昏不知人。”后来梅某无论走到哪里都遇到类似情况，很恐惧，直到有人让他用桃木剑击之，才发现是黄鼠精。
除旱魃之外，小人儿易为鬼，大概早已深入古人心。如晋时干宝《搜神记》卷十七便专门写有此物。在“朱诞给使”一篇中，干宝描述了三国吴主孙皓年间，淮南内史朱诞，因怀疑其妻有通奸行为，于是便派人去监视她。监视者发现，其妻在织布时，总是朝窗外一棵桑树上张望，并且说笑。望树上看，则看见有个十四、五岁少年。监视者用弩箭射之，少年则化为大如箕的鸣蝉飞走了。后来他还在路上看见两个小儿鬼对话，一个说最近怎么看不见对方，另一个则说因被人射中负伤，故而未曾相见，还用朱诞府上的药疗伤云云。《搜神记》卷十二有“池阳小人”，说王莽建国年间，“有小人景，长一尺余，或乘车，或步行，操持万物，大小各自相称，三日乃止”云云，又提到《管子》曰：“涸泽数百岁，谷之不徙，水之不绝者，生庆忌。庆忌者，其状若人，其长四寸，衣黄衣，冠黄冠，戴黄盖，乘小马，好疾驰。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报”。可见其厉害。
但干宝此书中最伟大的一个小人儿，则是“傒囊”：
吴诸葛恪为丹阳太守，尝出猎，两山之间，有物如小儿，伸手欲引人。恪令伸之，乃引去故地。去故地，即死。既而参佐问其故，以为神明。恪曰：“此事在《白泽图》内；曰：‘两山之间，其精如小儿，见人，则伸手欲引人，名曰“傒囊”，引去故地，则死。’无谓神明而异之。诸君偶未见耳。
后来唐人李贺有书童，名曰小奚奴，常随李贺马后，背着一个古锦囊。李贺有诗便投锦囊中，故名“奚囊”（详见李商隐《李长吉小传》）。后明人张岱撰有《奚囊十集》，清人张潮撰有《奚囊寸锦》，其寓意皆与此有关。
南朝时，刘义庆在《幽明录》中写到过好几个小人儿：一为“雨中小儿”，说元嘉初期散骑刘隽，在下大雨时，发现门前有三个小儿，“皆可六七岁，相率狡狯而并不沾濡”。既然雨水都淋不湿，刘便怀疑他们是妖怪。刘用弹弓射之，小儿们则霍然不见。一为救人姓名的小儿，是太原王仲德在避乱时躲在草丛中遇到的，当时王已三日未吃饭，忽然有个长四尺的小儿呼叫王，扶起王的头，让他吃一包干枣。小儿则悠忽不见。再有便还写道东昌县，有种生物像人，裸体长五尺，发长五六寸，常在高山岩石之间住，声音暗哑，只是互相呼啸，一般很难见到。但是此物对孩子的态度很奇怪：
有人伐木，宿于山中，至夜眠后，此物抱子从涧中发石，取虾蟹，就人火边烧煮以食儿。时有人未眠者，密相觉语，齐起突击，便走而遗其子，声如人啸也。此物便男女群，其引石击人，趣得子，然后止。
这似乎又有些让人想起达尔文、弗雷泽、摩尔根或列维·斯特劳斯关于野人风俗与部落的记载。
中国古人之幻想，颇多妖艳幻化之奇诡。如清人和邦额《夜谭随录》中有一篇“小手”，说的是有某好道者，专门在城外楼中奉祀一狐，亲友若有想见狐的，他便要先向狐请示，然后“狐自壁窦中出一小手，与客把握，肥白软腻，如六七岁小儿”。这几乎是将狐狸精与小姑娘般的美好融合起来了，能唤起人的无限遐想。狐与鬼，都可以是很小的，小到比孩子还小，小到可以进入耳朵中，如南朝任昉《述异记》载南齐马道猷事云：“两鬼入其耳中，推出魂，魂落屐上”。
除了鬼怪，也有直接写到侏儒的。如清代破额山人在谐谑笔记小说《夜航船》中，有一则名曰“小人得志”，说的便是“汴中有冯小人者，身长二三尺，如三四岁小儿。尝至吴中，以子平糊口，视物于几上，望若檐槛。椅间置座，且层累而上”。这个矮子并无什么出众的特殊技艺，只因他是侏儒，行走动作滑稽可笑，于是总有王公大人喜欢招其来看，以为酒宴间谈笑之资。他也因此经常出入大小衙门，且身价暴富。
但小人儿在古籍中最常见的还是精怪、仙童或妖孽。
如清人乐钧《耳食录》有“市中小儿”一则，颇有趣：
昔长安市中有二小儿，一红衣，一白衣。红衣者过人门前，则以红毬抛掷地上。白衣者随而拾之，以为笑乐。红衣者抛掷益急，毬落纷纷。白衣者不能尽拾，遂相逐而去。余毬亦不见。次日，市中火大作，红毬所掷之家，荡为灰烬。惟经白衣拾取者，房舍参差并存。
这也是表达古人对灾难无常，以及灾难都具有偶然性的宿命论故事。
小人儿的渊源，最初或许只是“绵绵如婴”和“胎息”的道家思想，也是对生命元气的礼赞。如清人余蛟《梦厂杂著》里的“肚仙”，其实就是对胎息的一种隐喻。但是到了后来就演绎得多了，成了一种志怪种类，历代多有。乃至干脆就说小人儿是古人的化身。譬如明人朱海在《妄妄录》里说的“古董小鬼”，就是些“衣冠秦汉制，入地而灭”的小幽灵。古籍庞杂浩瀚，不可尽录，我这里再随意罗列一些专门以小人儿为故事的传奇存目：
汉-陈寔《异闻记》：张广定女。
晋-祖台之《志怪》：鬼子。
晋-干宝《搜神记》：儿生两头、儿化水。
晋-张华《博物志》：“东方有螗螂，沃焦，防风氏长三丈，短人处九寸”。
《列异传》：蒋济亡儿。
梁-吴均《虞初志》：笼歌小儿。
南朝-佚名《录异传》：胡熙女鬼子。
唐-张读《宣室志》：武侯后身、裴君子病狐、牖下诗童（补遗）。
唐-戴孚《广异记》：小儿赐药。
唐-段成式《酉阳杂组》续卷八：波中翼婴。
唐-韦绚《刘宾客嘉话录》：贾嘉隐。
唐-郑处诲《明皇杂录》：李林甫宅火。
唐-皇甫枚《三水小牍》：刘刺夫家怪异。
唐-苏鄂《杜阳杂编》：蛤蜊菩萨、小儿捩晕。
唐-李绰《尚书故实》：人腊。
唐-杜光庭《录异记》：道士郄法遵、胡氏子（额中珠）、赵燕奴之母。
五代-尉迟偓《中朝故事》：咸通幻术断小儿头。
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娠子能语、王氏子知前生。
宋-洪迈《夷坚志》：李氏二童、江四女、胡氏异儿、山寺婴儿、宗立本小儿、真仙堂小 儿、鄱阳六臂儿等。
宋-《太平广记》：目老叟为小儿。
宋-张师正《括异志》（辑佚）：婴怪。
明-朱海《妄妄录》：鬼胎儿、赤身小儿、古董小鬼
明-冯梦龙《情史》：小水人、孕异。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小棺。（这一则尤其规模庞大，有数千小灵柩）
清-袁枚《新齐谐》：雷击两妇活一儿、大小绿人。
清-蒲松龄《聊斋志异》：耳中人、小人、土偶、男生子。
清-许奉恩《里乘》：产怪。
清-长白浩歌子《萤窗异草》：生生袋。
清-曾衍东《小豆棚》：神童、场中儿啼、泥娃娃。
清-余樾《右台仙馆笔记》：虎面儿、豆花。
清-钱泳《履园丛话》：鼻中人、牛腹中人。
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四寸玉孩、小儿见奇鬼、小人乘巨蝶、镇魇木人、瓜子小人、二尺美妇。
再如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中有一则笔记曰“六尺怪婴”：
大和三年，寿州虞侯景乙，京西防秋回。其妻久病，才相见，遽言我半身被斫去往东园矣，可速逐之，乙大惊，因趣园中。时昏黑，见一物长六尺余，状如婴儿，裸立，挈一竹器。乙情急将击之，物遂走，遗其器，乙就视，见其妻半身。乙惊倒，或亡所见，反视妻，自发际眉间及胸有璺如指，映膜赤色，又谓乙曰：“可办乳二升，沃于园中所见物处。我前生为人后妻，节其子乳致死。因为所讼，冥断还其半身，向无君则死矣。”
另如《太平广记》卷342还有“周济川”一篇，讲述了一位白骨小儿之事，其骷髅状几乎可令人想起南宋画家李嵩的《骷髅幻戏图》来：
周济川，汝南人，有别墅在杨州之西。兄弟四人俱好学，尝一夜讲授罢，可三更，各就榻将寐。忽闻窗外有格格之声，久而不已。济川於窗间窥之，乃一白骨小儿也，於庭中东西南北趋走。始则叉手，俄而摆臂。格格者，骨节相磨之声也。济川呼兄弟共觇之。良久，其弟巨川厉声呵之，一声小儿跳上阶，再声入门，三声即欲上床。巨川元呵骂转急。小儿曰：阿母与儿乳。巨川以掌击之，随掌堕地，举即在床矣，腾趠之捷若猿玃。家人闻之，这意有非，遂持刀棒而至。小儿又曰：阿母与儿乳。家人以棒击之，其中也，小儿节节解散如星，而复聚者数四。又曰：阿母与儿乳。家人以布囊盛之，提出，远犹求乳。出郭四五里，掷一枯井。明夜又至，手擎布囊，抛掷跳跃自得。家人辈拥得，又以布囊，如前法盛之，以索括囊，悬巨石而沉诸河，欲负趋出，於囊中仍云：还同昨夜客耳。余日又来，左手携囊，右手执断索，趋驰戏弄如前。家人先备大木，凿空其中，如鼓扑，拥小儿於内，以大铁叶，冒其两端而钉之，然后锁一铁，悬巨石，流之大江。负欲趋出，云：谢以棺槨相送。自是更不复来，时贞元十七年。（出《祥异记》。明抄本作出《广异记》。）
除了华夏，此物也写及海外，如宣鼎《夜雨秋灯录》中有“树孔中的小人”，便是写在南洋见到了古岛，岛上枯树中住满了“长仅七八寸，有老幼男妇妍媸尊卑之别”小人儿。色情禁毁志怪中，最让大家熟悉的小人儿，莫过于《灯草和尚》，而他不过是对古代妇人所用陶且的一种象征。清人潘纶恩《道听途说》中的孤儿“杨小幺儿”，也是“年已近冠，而身材藐弱，如十一二龄小竖”。但他性欲旺盛而狡诈，因欲与庶母郑二妈通奸未遂，被大母发现后，恼羞成怒，杀大母，事后又杀二妈，并自己反缚双手，伪称为是有盗贼夜入杀人。但他因不能对验尸官解释自己的手是单扣而非双扣，露出了破绽。至于那些密布在《太平广记》乃至整个《说部》中的小人儿，读书人多耳熟能详。或为仙童佛子、或为凡夫俗婴、或为童仆奴婢、或为路遇邪客、或为灵魂、或为异人、或为龙、或为怪，多如牛毛，不一而足。甚至还有如明人碧山卧樵《幽怪诗谈》之“华阳翰孽”一则，其中几位尺馀小人，乃香炉、古镜、端砚等变成。总之，但他们的整体形象都是具有幻化性质的儿童。
总体而言，被幻化的各种小人儿主要分几种：
一、神童（文字谜）
二、人蛊（偶像、咒语）
三、不肖子（鬼胎、道德伦理）
四、山川（自然化身）
五、精怪、妖孽与鬼神（志怪笔记）
六、侏儒（残疾）
七、异域生物（野蛮种族、部落）
八、古人魂（衣装）
九、仙童佛子（宗教传说）
十、陶且（器物、淫僧、色情小说）
当然这一切的源头都是人对生命的膜拜。孩子是神圣的。大约从“老子生而白首”、释迦生来就“脚踩莲花，天上地下，唯我独尊”及“诞生在马槽中的耶稣（圣婴）”时代开始，人对婴孩便有一种神秘的恐惧，这是因他们刚从虚无中来。道家本讲“其大无外，其小无内”。藏密也有“胎藏曼荼罗”。然后，就像吴均《续齐谐记》（虞初志）中的“鹅笼书生”一样——他因脚疼（此几为读书人通病），便锁骨术般地寄宿在偶遇的阳羡许彦的鹅笼中，后为了报答许彦，便从口中吐出一个各种珍馐肴馔器具与男女小人儿，然后男女小人儿再吐出更多的男女小人儿，大家一起共饮——无数来自读书人所编撰的，从古代小人儿传奇中演化再演化出的各种小人儿，便陆续从历史中被吐了出来，成为一代又一代人阅读的奇迹。至于后来那些可以变大变小钻进妖魔肚子里去的的孙悟空、红孩儿（婴儿、善财童子）、人参果、哪吒、尤其是《西游记》第七十八回中，在比丘国装在笼子里等待被吃掉心肝的一千一百一十一个小儿，还有第五十三回“禅主吞飡怀鬼孕”等，都可以说是这种志怪的演化和无限放大。其它如目连救母，张天师化身牧童（水浒）、南柯槐安国中的蚂蚁宫殿、婆罗门教中的“鬼子母”（元杂剧有《鬼子母揭钵记》）、童养媳、战争与灾荒年中易子而食的那些残酷历史，乃至西方文学中圣埃克苏佩里的《小王子》，西班牙十六世纪的流浪体小说《小拉萨路》（La Vida de Lazarillo de Tormes）、纳博科夫的《罗丽塔》或阿玛杜·库鲁马的《血腥童子军》，格拉斯《铁皮鼓》中的侏儒奥斯卡，卡尔维诺或者本雅明的《驼背小人》，以及太多恐怖电影中的那些恶童、冤魂、丘比特、彼得-潘、中世纪黑魔法与小精灵等，实在是不计其数。在拉丁美洲甚至称异常的一般干旱，一般雨季的气候，也叫“圣婴”（El Niño，即厄尔尼诺现象）。而日本文学中的各类小人儿精怪，最早的小说《竹取物语》，便是写的一位诞生于竹心里的小人儿“细竹辉夜姬”，她的故事家喻户晓。诸如小泉八云《怪谈》中数以百计的“穿武士服的一寸小人”，或《百物语》中的“产女”等，更是不在话下，此不赘言。而村上春树后来在《1Q84》中那个具有奥姆真理教般奇异力量的“小小人”，可算是最典型极致的、在当代小说中对此传统形象之完全演绎与镜像。
当然，真正的“小人之国”还是在中国人的古籍与幻想中，等待我们去读。
写到这里，忽然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群魔》开篇，就谈到了斯威夫特的《格列弗游记》，说格列弗自去了小人国之后，便成了习惯：“在他们中间，他习惯于以巨人自居，甚至当他回国以后，漫步伦敦街头，也不禁要向过往的行人和车马喊叫，让他们碰见他就赶快闪开，谨防他一不小心把他们踩死。他自以为他依然是个巨人，而其他人则都是小人”。我以为古代中国便是这样一种小人国或小人儿之国。每个古代秘密的志怪写作者，大约都有瞥见小人儿的幻想，也有将自己误读为巨人的某种野心。大与小，只是一个几何概念。我们不过是在传奇与诡异故事的遮蔽下，暂时忘记了自己的局限而已。
2016、6、6北京（初稿）
夜半亭
“更衣时节荒山冷，野径行人一点白”。*
气压太低了，头疼欲裂；太阳穴被绑缚在野猪林中，坐等十万只乌鸦横穿眼窝。我的悲伤与人类的悲伤完全相反：鲜血偶尔会让我有一丝秘密的喜悦。
边沁恐怕不能理解萨德，正如托马斯·阿奎那不能理解荀况，维特根斯坦不能理解特拉克尔（虽然他自称理解了后者的语言），迪诺·布扎蒂也不能理解土方巽的怪癖。恶并非完全是痛苦。更多时候，恶之所以能在人间长盛不衰，姹紫嫣红，乃是它总能令一部分人快乐。恶是制造浮华的螺旋桨，繁衍色情成就的绞肉机。除了反面性，它有时也是抵御功利主义的武器和最后的荣耀。恶的修辞，只要能抑制具体的灾难——这通常是最艰难的——它就比善更能反抗世俗，保持独立，为生活的卑微感复仇，并为爱与秩序重新赢得新的自由。
然而，并不是谁都有资格理解恶的舞姿。
正如夜半亭中，并不是谁都理解：“寒风凛冽扫旷野，一僧正读碑”。*
骸骨、阎王、乐谱、少女……横山竖水斜行人，我痛饮之物全都是黑色。我整夜在梦中流泪乃是因为逝去的友谊、愧疚的恋人、大恐怖以及某些奇怪的古籍。
说起令人怀念的友谊，令人厌倦的友谊——早年挚友们的分崩离析是我最深的悲痛。我梦见狂野的交谈、争执和酗酒，梦见当初最好的那帮人竟然全都鸟兽散了。清晨醒来，发现这哪里算梦，完全是四十岁后的现实。兔死狐悲，人性嬗变，只剩下我一个人还在怀疑。我应该用一生与这悲痛在月夜练推手，粘掤压放，引进落空。
读书吧：亭林是粥，南雷是盐，晚村是辣椒，唯船山是大萝卜头。
敢问方以智呢？药地炮庄，自然是牛黄解毒丸了。
学者多，会者少，达者无。
然而学即废，不会最亲切；所谓达，也即自起炉灶，从零开始罢了。世间真有达于彼者么？纯属自家门庭，被窝里混沌。心思千里万里，不过信步七尺八尺。哪里有什么达。我幸在未学、未会与未达之间。会与不会，学与不学，达与不达，说到底都是一厢情愿的事。不如乱吼一声，便得万籁俱寂：
二尺雪涧七寸松
孤峦突兀乱云彤
且驻小亭守长夜
可与阴阳参大雄
草木有见主无见
造化庞然一疙瘩
难得荆楚岁时意
横渡此间黑窟窿
狂霸凶狠之人最是多情，而宁静素雅者往往最是冷漠。
他们（她们）说的那一套，你不要再信了。
你写你的，他杀他的，而更多的人既看不见写，也看不见杀。大家都在不同的空间里自以为存在。其实是你存在你的，他存在他的。有何意义？
刑罚、科学、风俗、经济……每个人都已领教了，折腰了，也习惯了。
也许拜月亭就是风波亭，夜半亭就是且介亭。
天色降解如茶，山昏蝙蝠满天；今夜，我与那个写字之鬼可否仍在亭中相会，这完全取决于恋人们是否能对飞逝的溪水说：你从未动；对寂静的黑山说：你正轰鸣。
2016、8、22
注：本章引语为与谢芜村之俳句。与谢芜村(1716～1783)日本俳人，画家，也是中国艺术崇拜者。本姓谷口，因曾寄寓于松尾芭蕉传人早野巴人之夜半亭，故俳号也叫“夜半亭”（二世），另有许多画号，如谢长庚、春星、子汉等。
[ 本帖最后由 木芙蓉花下 于 2016-8-29 14:58 编辑 ]
与谢芜村(1716-1783)日本俳句诗人、画家。少年时代即爱好艺术。20岁前后丧失家产，漂泊至江户，拜师学习俳谐，寄寓于芭蕉传人早野巴人的夜半亭，为江户俳坛所瞩目。以后10年间游历各地，致力学画。后名声大震。1757年成家，恢复俳谐创作。1766年与其他俳句作者成立“三果社”，提倡俳句的新风格。1767年继承夜半亭俳号，发展成为一代宗匠。他提倡“离俗论”，反对耽于私情、沾染庸俗风气的俳谐，致力于“回到芭蕉去”。但他的“离俗”意图导致脱离现实和沉溺于古典的倾向，缺乏芭蕉的人民性和现实性。他的俳句扩大了题材范围，表现手法也更为细致。他的主要作品有《玉藻集》(1777)、《摘新花》(1797)、《俳谐三十六歌仙》（1799）、《芜村七部集》(1808)、《夜半乐》(1809)等。[1]
汉诗与俳句
前者之美在于严整，后者之美在于残缺
俳句是日本特有的诗歌体裁，本来只是以俳谐连歌的起首句的形式存在，逐渐发展成一种独立的格式。后又由近世诗人正冈子规正式命名为俳句。俳句的格式有三大要素：十七音、切字、季语。十七音是指每一句由五、七、五三部分一共十七个假名组成，但是这十七个假名组成多少个单词却不限定，因此汉译绝难做到一一对应。特别是里面本身就夹杂汉字的时候，汉字可以音读也可以训读，在日语中通常分别对应于一至三个假名（有时甚至对应四个或五个）不等。汉译的俳句有时译成与汉诗相似的双句，有时又译成三句，但这与日本俳句的格式无关。中国人创作的那种以三句为格式的俳句叫汉俳，从格式上来说与日本俳句相差很远。日本俳句只能看作一句或两句白话诗，而且多是残句。汉诗之美在于严整，日本俳句之美在于残缺。它们都可以写得极简练，但这是不一样的简练。
俳句中的切字既是语法助词又类似于叹词，主要起到抒情的作用。早先切字很多有“十八切”之称，后来就只剩下三个最常用的。原因在我看来是这种用叹词来辅助抒情比较刻板，真正高明的俳句根本无需叹词，只凭意象就把情感抒发出来，所以有些自然也就被淘汰了。季语是指俳句中能够体现主题的关键词。日本俳人喜爱以风景入诗，而最能体现风景特色的莫过于与季节相关的事物，比如春天里的樱花、春雨、燕子，夏天里的暴雨、青蛙、蚊子，秋天的红叶、月夜、白露、寒霜，冬天的雪、火炉、枯枝、长夜等等。总之一切读到就能联想到某一季节之词都可以作为季语使用。
松尾芭蕉
“古池呀青蛙跳入水声响”
松尾芭蕉是第一位吸收了汉诗文化将俳句打造成意境深远且格调高贵的俳句诗人，因此被称为俳圣，他在俳句中寻找“空”与“寂”两种境界，而且多表现出道家的无为思想，其代表作就是：“古池呀青蛙跳入水声响”。与谢芜村生活的时代比松尾芭蕉要晚，虽然是跟着芭蕉的弟子早野巴人学习俳句，但他的入世思想很强。他的俳句中除了描写荒野、田园、古迹、朴拙的人性之美，还常常表现家居文化和市井百态，其创作思想是“离俗论”——既不反对用俗语但要努力使之升华。鉴于俳句如此短小精悍，这里说采用俗语相当于以世俗之物和世俗观念入诗。他这种“离俗论”中实际就隐含着儒家的中庸之道，以及入世和有为思想。与谢芜村本人既是一位俳句诗人，又在市井中以卖画为生。因此他有这种思想是不难理解的。
无论是松尾芭蕉的“空”与“寂”思想，还是与谢芜村的“离俗论”思想，他们的创作都是以自然为师。争取不带感情地描绘自然，最好从中悟出一种“自然之道”。与他们相比较，小林一茶有佛家的慈悲之心，将心与物看成圆融一体，常常将自己的主观情感移植到诗中之物。比如他的俳句：“和我来游戏罢，没有母亲的雀儿！” 或者“初出现的萤火，为甚回转了呢？这是俺呢！”再或者“露水的世，虽然是露水的世，虽然如此。”松尾芭蕉和与谢芜村此类俳句极少，他们尽量排除人的情感，非常客观地将景物的特色勾勒出来。当然，这可能与他们受我国唐代诗人王维的影响有关。王维的诗就是一种非常客观的诗，比如他的名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就是直接写景的诗，完全致力于揭示无人无我的“自然之道”。
与谢芜村
“正襟危坐一青蛙”
所谓的自然之道包括两个内容：一是自然万物运行的因果法则，二是自然万物的因缘际会。前者指向必然性，后者指向偶然性。王维那两句诗可以看作前述二者兼有，因而意韵卓绝，难以超越。松尾芭蕉致力于揭示“自然之道”，特别是具有普世性的大道，他的俳句中常蕴藏深刻的逻辑性。像上面的“古池呀，青蛙跳入水声响”就是如此。再比如他所追求的“空”和“寂”既可看做是完全进入了“无人无我”之境，也可看做是“大道至简”中那种“无极”之境。与谢芜村比较喜欢自然万物的因缘际会。他最优秀的俳句是那些虽然不必突出季语来点题，但是抓住了万物在每一时节的因缘际会的规律的俳句。比如：“十三夜中蟾光照，落木纷纷始今宵。”十三夜就是九月十三夜，恰好是秋天落叶开始之时，他将月光和落叶同时写入俳句让人一看就能联想到秋之意。他的俳句当然并非全都如此，有时也仅仅是咏叹一物之异象，达到让人触景生情之效果。只不过我个人认为前者更为优秀一些。日本的茶道中有一个词叫“一期一会”，体现的是“一期一会、难得一面、世当珍惜”的思想，恰好能代表与谢芜村那些俳句的意韵和内涵。
日本俳句短小精悍兼具朴素和残缺之美。王岩先生翻译时采用的七言或五言双句。这不可避免地要增字。因为俳句直译的话只相当于白话，十七个音大概相当于十个汉字左右。而汉诗是一种浓缩，把汉诗再译成白话，字数就会更多，所以虽然把一首俳句只翻译成仅十四个字的两句汉诗，很多字也属于多余。这可能是翻译的句子里喜欢采用叠字的原因吧。而且汉语诗以工整为美，这与俳句的残缺之美又相悖离。所以我更喜欢直译。当然作为一个双语译本，译者提供什么样的译文只需笑纳即可，况且译文之后还有非常详细的注释。本文之名改自与谢芜村的俳句：“正襟危坐一青蛙，悠然独自望浮云。”直译的话就是：仰望行云之挺拔青蛙哉。就把这看做是正在构思俳句的与谢芜村的写照吧。自从松尾芭蕉写下那只古池中的青蛙，青蛙俨然已经成为一种神物了！
杨典一是琴，二是太极拳，三是文字。琴调心，太极拳调气，文字开阔心胸拓展思维。
中国文化是生命实践哲学，因此中国诗人必然也是生命修炼高手，古往今来，都没有例外。
没有生命修炼的诗人，不可能成为好的汉语诗人，尤其在我们这个时代。
陶渊明的田园诗，广为传颂，但是，陶潜除了酗酒，好像生命修为没有什么长项，所以，在《诗品》里列为下品诗人。虽然如此，他的琴剑也是会的，只是修为不高。
[ 本帖最后由 木芙蓉花下 于 2016-8-30 05:44 编辑 ]
秦晖先生很像是一个思想的管道工。哪里出现了认识和观念的严重堵塞，他就常常“赶赴现场”，进行疏通清理。虽然专业背景是中国古代史，但他传奇般的知识面、记忆力和思辨力使其“管道疏通”工作远远超出了中国古代史领域。
从中国土地史到南非的城市化，从前苏东地区的私有化到中国当代的转型机制，秦晖先生总是能三下五除二，一方面拨乱反正，另一方面又警惕矫枉过正，将一堆杂乱无序的论争梳理得一清二楚。
《走出帝制》是其将知识梳理能力运用到清末民初史的一次尝试。表面而言，《走出帝制》是一个大杂烩式的文集，综合了秦先生对清末到1949年这一历史时期的分析与评价。仔细阅读，会发现“大杂烩”背后，有清晰的逻辑与层层递进的追问。
成功还是失败
追问的第一层，是辛亥革命到底成功了还是失败了？更确切地说，作为辛亥革命的成果——中华民国——在大陆时期的表现，到底有没有、有多少“成就”可言？
以往的看法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革命没有能发动群众，尤其是农民，导致革命成果被军阀们攫取，造成连年的军阀混战。这个逻辑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今天中国人看到“军阀混战”四个字，不用交代时间地点，往往会本能地联想到“北洋时期”。
对此，《走出帝制》一书花了大量篇幅进行追问，并从经济、外交甚至政治几个角度做出分析。就经济而言，秦晖先生通过横向的国际比较以及纵向的历史比较，试图说明大陆时期的民国其实取得了相当的经济成就。
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中国人口史上罕见的“乱世增长”——在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乱世往往伴随着人口剧减，幅度常常高达人口规模的一半左右，但是民国时期，除了抗战阶段，人口实现了前所未有的“乱世增长”。
更详细的论证，是在外交领域。尽管民国时期的中国始终被外敌——尤其是日、俄两国——虎视眈眈，尽管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背负着各种沉重的“不平等条约”，但是，民国的各种军事和外交努力使得中国从义和团时期列强眼中的排外“怪兽”变成了二战结束后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
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正确站队”，华盛顿会议开启的“废约修约”行动，收回关税自主权，废除领事裁判权等等，使得中国作为一个所谓“半殖民地社会”部分“站起来了”。
如果说还有没“站起来”的地方，应该说是苏俄通过雅尔塔体系给中国主权投下的长长阴影，从东北到蒙古，再到新疆，这道阴影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才慢慢消退——其中一些则成了永久的伤疤。
即使是政治上，似乎也不能一概而论辛亥革命和民国时期失败了。清末民初的各种乱象，在秦晖先生看来，是中国历史上“治乱循环”中的一个周期。
民初的军阀割据与混战，某种意义上来看，和东汉末年、晚唐、北朝后期军阀混战的机制类似，与其说都是“军阀”的罪过，不如说是积重难返的王朝巨轮转身时掀起的风浪。事实上，相比历史上人口动辄减半的周期性灾难，民初的这一次转身的“水花”已经压得很低了。
但是，无可否认，辛亥革命的政治成果十分有限。袁伟时先生曾经根据“宪政的机会是否覆灭”这一标准判断辛亥革命是否失败，并将1926年段祺瑞政府被冯玉祥武力逼退，作为辛亥革命正式失败的标志。
秦先生以“不能以革命的理想是否全面实现作为革命成败的标准”为由，对袁先生的看法表示了异议。固然，不能以革命的“最高纲领”是否实现为革命成败的标准，但是，革命是否失败总有一个最低标准。当武夫将民主、民权（辛亥革命的理想）的制度性机制彻底抛出窗外，说这场革命在政治上失败了，并不为过。
但是，这种政治失败多大程度上是民国政府“倒行逆施”的结果，多大程度上是当时国际国内情势下革命逻辑与治理逻辑相互竞争、治理逻辑力不能敌的必然结果，则可以讨论。
民国军事失败的背后是政治失败（动员与“统战”的失败），而政治失败的背后则是观念的失败。如果宪政机会的覆灭——如袁伟时先生所言 ——构成辛亥革命失败的标志，这个失败背后的观念性力量又是什么？是所谓“救亡压倒启蒙”吗？
1945年6月，在旧金山召开了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中华民国派出了以国民政府行政院代理院长宋子文为首的代表团，参加了这次会议，并签署了《联合国宪章》。
启蒙为何失败
这就引出了《走出帝制》的第二层追问：清末民初的启蒙为什么失败？
在分析“什么原因”之前，秦晖先生花费了相当笔墨分析“不是什么原因”。一种常见的观点，也是保守主义者常常持有的观点，就是“革命过于激进论”。根据这种观点，如果清末民初中国人选择了“改良”而不是“革命”，采取了君主立宪而非共和革命，也许后面的悲剧能够得以避免。
对这种观点，秦晖先生表达了不同意见。历史上的“君主立宪”大多发生在“封建主义”的历史传统中（比如西北欧各国），而官僚集权型专制（比如俄罗斯、奥斯曼、中国）往往只有依靠革命才能挣脱其深厚的专制体制。
也就是说，不是“革命过于激进”导致了转型失败，而是转型僵局导致了“激进革命”。
更何况，如果以变革是否暴力来区分激进与否，那么革命未必激进，而改良未必温和——辛亥革命本身流血并不多，而确立“君主立宪”的日本明治维新则伴随着相当规模的暴力战争。
另一种常见的看法，是李泽厚先生提出的“救亡压倒启蒙”。这是对启蒙失败的民族主义解释。根据这个观点，由于帝国主义的威胁，尤其是日本的入侵，导致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从而压倒了新文化时期的启蒙精神。
秦晖先生同样质疑了这种看法。在他看来，不是“救亡”压倒了“启蒙”，而是“一种启蒙”压倒了“另一种启蒙”，确切地说，“日式启蒙”（国家主义）压倒了“西式启蒙”（民主主义）。
时间上来说，也不是抗日时期的民族主义压倒了新文化时期的启蒙，而是新文化时期的“日式启蒙”压倒了清末的“西式启蒙”。也就是说，民族主义的高涨与其说是自由主义衰败的原因，不如说是其后果。
什么叫“日式启蒙”，什么叫“西式启蒙”？用秦晖先生的语言体系来说，“日式启蒙”就是个人打破小共同体（家庭、社区、社团、亲缘关系等等）的束缚，但是投入到“国家主义”的大共同体怀抱当中——这种“六亲不认”的个人主义表面上是一种个性解放，实际上成为国家主义甚至军国主义的共谋。
而“西式启蒙”，则是一种以大共同体（国家、政府、皇帝）为主要抗争对象的个人主义——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生长出真正的宪制精神以及宪制主义赖以生存的民间组织资源。
秦晖说，清末民初，由于大量知识分子留学日本，他们深受“日式个人主义”的影响，追求个性解放、冲破“礼教束缚”，积极反对小共同体意识强烈的“儒家”，却在“富国强兵”的旗帜下投奔了国家主义。也就是说，知识分子从清末的“反法”到民初的“反儒”，构成了历史的倒退。
以小共同体精神的萎缩、大共同体精神的张扬来解释中国启蒙的失败，秦晖先生这方面的分析力透纸背，可以说道出了启蒙凋零的核心机制。
不过，这种危险倾向的来源是日本还是“本地土特产”，则可以争议。毕竟，中国自身这种“扬大共同体、抑小共同体”的传统“源远流长”，从商鞅、韩非时代就已经登峰造极，恐怕无需“引进外资”。
儒家思想（秦晖笔下的“古儒”）被法家狙击或吸纳，也不是从新文化时期开始，而是中国历史的一条若隐若现的主线。因此，民国初年此类思潮的兴起，与其说是吸收了错误的外来思想资源，不如说是没能克服自己的历史遗产。
说到底，知识群体对外来思潮的选择性吸收，国家主义启蒙压倒了民主启蒙，并非偶然发生，恰恰因为外来的“国家主义”与传统中“欲为其国，必伐其聚”的“国家主义”一拍即合，才能够实现成功对接。
固然，清末有过郭嵩焘、徐继畲式清醒的“西式个人主义者”，并且假定他们——如秦晖所论证的——构成了当时社会思潮的主流（这一点恐怕会有其他历史学家表示质疑），经过甲午以来的各种民族主义“强刺激”（甲午战争、庚子条约、二十一条、巴黎和会等），这种“西式个人主义”最终昙花一现，还是“救亡压倒了启蒙”。
同样，这种“救亡压倒了启蒙”的倾向，是否如秦晖先生所言，应由新文化运动的“反儒不反法”负责，亦可商榷。毕竟，民初有像章太炎这样“反儒不反法”的斗士，但也有很多像胡适、鲁迅这样“既反儒又反法”的知识分子。
或者说，新文化运动的很多知识分子反对的，很大程度上不是周制中的“古儒”，而是千年历史实践中与法家半推半就的“法儒”。
对他们来说，反儒的真正原因可能恰恰是因为反法——脱去了“儒”的外衣，才能让人们看到“法”的内里。秦晖先生在论述过程中，直接将周制下的“古儒”当做历史现实本身，可能简化了新文化运动抗争面向的复杂性。
从这个角度来说，或许这些“既反儒又反法”的知识分子，目的并不是消解小共同体，而是重构“小共同体”的基础——将其从单维的宗法主义转移到多维的自由民主之上。
毕竟，“小共同体”和“小共同体”亦有不同，将皇权结构无限蜂巢化复制的“小共同体”很有可能成为国家主义的社会基础，而不是消解国家主义的组织资源。只有自发生长、价值多元的“小共同体”才构成对“大共同体”的对冲性力量。
事实上，直到今天，虽然儒家知识分子中不少有“从道不从君”的“古儒”风范，但大量的——如果不是更多的——以儒家自居的知识分子似乎对国家主义情有独钟。“儒家”和“国家主义”之间既然有千丝万缕、千年不绝的联系，指责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分子反儒错位似乎也是一种苛刻。
不管机制如何，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启蒙”在20世纪的前半期失败了。国家主义穿了件“新马甲”，重新爬出了历史的隧道，启蒙最后变成了法家变本加厉的复仇。
那么，怎样逃离历史的“诅咒”？这就构成了秦晖先生在书中的第三层追问：如何总结清末民初的历史教训？
逃离历史的“诅咒”
在这个问题上，或许可以这样总结秦晖先生的观点：从文化回到制度。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清末民初这100年左右，知识分子们把太多精力花费在“中西文化之辩”上了。
对此，秦晖先生曾经精辟地总结：文化无高下，制度有优劣。你爱打篮球我爱打乒乓球，游戏本身并无高下之分，不能说乒乓球还是篮球更“优越”，但是游戏规则却有优劣——如果一个游戏规则只让一方有发球权、让裁判同时担任运动员、让一方六个人上场另一方三个人上场，不管用在篮球还是乒乓球上，显然这是一个劣等的游戏规则。
《走出帝制》有很大一部分在辨析太平天国和义和团的历史。显然，太平天国引入“中国特色的基督教”，而义和团狂热地排外反基督教，两者似乎构成文化的两极。
然而，看似两极化的文化选择，其实共生在“秦制”的制度框架中。太平天国在基督教的外衣下，藏着法家“焚书坑儒”的灵魂，而义和团似乎披着捍卫本土文化的外衣，却难逃“跪着造反”的跪姿。
也就是说，任何文化，如果不能摆脱传统的专制框架，都不大可能有自由生长、各美其美的空间。即使是所谓“古儒”
“真儒”，也只有摆脱了“法儒”“伪儒”，才可能恢复其被抑制的优雅与舒展。
因此，转型之难不在于如何在“中西文化”之间做出一个选择，而在于如何构建一个尊重“底线自由”的制度来呵护多元文化的生长。不过，当秦晖先生小心翼翼地将“文化”与“制度”剥离时，似乎策略性地忽视了这一事实：对很多人来说，文化的核心就是关于制度的理念。
也就是说，对相当一部分人，文化的要旨并不是爱吃饺子还是三明治，爱穿旗袍还是西装，爱打篮球还是爱打乒乓球，而是到底要建构一个以“秦制”还是“周制”、“西式个人主义”还是“日式个人主义”为基础的制度。
显然，如果文化包括关于公共生活如何组织的政治理念，而不仅仅是关于个人偏好的生活理念，那么，“制度有高下”必然推导出“文化有高下”
——那种尊重“底线自由”的政治文化观念“高于”那种蔑视这一“底线自由”的文化观念，那种认为裁判不能同时是运动员的文化观念“高于”那种认为裁判可以同时是运动员的文化观念。
指出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知识分子追求“共同的底线”固然很重要，但是从政治上而言，“秦制”爱好者和“周制”爱好者之间并不存在共同的底线。对此保持清醒认识，有助于我们认识政治冲突中理性的边界，更重要的是，认识到所谓“制度底线”的前提是一定的“文化共识”（至少是“政治文化共识”）。
建设这种“政治文化的共识”，或许正是知识分子所能着力之处。一方面，清醒地意识到理性的边界——不是所有的政治问题都能“政治地”解决，另一方面，仍然倾尽全力去构筑公共理性。
当秦晖先生试图给“文化的冲突”指出“制度的出路”时，对其难度，当然不可能没有认识。但是，“怀绝望之心，行希望之事”，是其知识分子深沉的天真。
韦伯曾说：政治是对硬木强劲而缓慢的击打……所有的历史经验都证实一点，除非一个人试图抵达“不可能的世界”，他将无法实现“可能的世界”。
秦晖先生所坚守的，或许正是这种在“不可能”面前不断开拓“可能”的勇气。
[ 本帖最后由 木芙蓉花下 于 2016-8-30 11:32 编辑 ]
杨典基本上是个艺术家，文人情结很浓。秦晖则是历史学家，大学者。
知识分子对于世俗的反抗，可以是美，也可以是卓越的思想。
所以，诗歌，一是见识，二是情怀，三是表达。
知识分子的共识，存在吗？
这个问题很值得关注，因为，思想的暗流决定着中国的未来。
这个时代的内心，似乎是破碎的，绝望的，但是，象秦先生这样的人，作品被禁，说明了他的潜在力量。
那么，这清醒的心智力量，会是共识的萌芽吗？
我们拭目以待。
愤世嫉俗很容易，浅表抒情更容易，诗人之所以成为大诗人，因为，他是自己时代的航标，亿万生灵迷途的导师。
那么，这个时代有吗？这个时代语境，多么复杂啊！
其实，杨典的文章涉及到这种复杂性，需要深读，我们会发现知识分子共同的忧患，以及他们采取的不同姿态和行为。
[ 本帖最后由 木芙蓉花下 于 2016-8-30 11:45 编辑 ]
原创 2016-08-31 张鸣 张鸣
我所理解的社会史研究，不是婚丧嫁娶、风俗人情之类的现象简单梳理，而是寻求现象背后意义的探索。社会史的表达，不仅仅是社会现象的表达，而更重要是意义的寻求。从这个视角，社会史跟政治史、制度史和文化史往往有着更多的纠缠，唯其如此，社会史的研究才更有价值。
晚清民教冲突中最突出的一类，就是关于演戏和求雨的风俗冲突，在19世纪后半期，因演戏和求雨引起的教案相当多，这也是许多研究教案的论者往往把民教冲突归结为文化冲突的原因，人们当然可以把这类的教案理解为教民遵从了西方的文化风习，因而与中国乡村固有风俗习惯产生了冲突。然而实际上，在那个时代，除了极少数做了牧师的基督教世家之外，绝大多数教民既没有改变习俗的意愿，也没有这个可能。西方教会借口不拜偶像，为教民从清朝政府讨来一纸可以免除演戏出份子的特权，其实只是以宗教为借口，为教民争得的一种经济上的优惠。事实上，中国乡间的演戏，虽然在许多情况下都有拜神的仪式，所有的戏剧，名义上都是给神看的，但实际上拜神仪式的偶像崇拜意义早已淡化，人们只是借此娱乐而已，只是在求雨的时候，才具有较强的拜神意味。教民中的多数也是中国农民，他们在那个时代，也只有这种娱乐形式，除了少数信仰特别强固之人之外，教民和他们的家人，在村里来了戏班唱戏的时候，大抵也是耐不住的，而教会为他们讨来的特权，实际上使他们变成了占村民便宜的人。尤其是当求雨唱戏（代价有时比较高），而且真的把雨“求”来了的时候，在村民眼里，教民所占的便宜就太大了，这里，不仅有请戏班子的公份，还有求来的天上的雨。当然实际上由于绝大多数村庄教民都是绝对的少数，他们不交请戏班的公份，对大局影响并不大，而且每户所应交的戏份，数量一般都很小，只是在人们的感觉里，教民却是占了很大的便宜，白占大家便宜，往往意味着不道德，如果行为不道德还找理由（不拜偶像）辩解，就成了无耻之尤，从而强化了一般村民经济上吃亏的感觉。所以，起源于似乎很微不足道的“细故”的教案，才会以如此激烈的形式表现出来（打、杀、烧、抢）。这里，所谓文化风俗的冲突，只是一种表象的表达，实际上背后有经济和道德的原因。
近代的剪辫和不缠足（放足），一般说来，是公认的社会转型的标志（太平天国时期除外），不缠足（放足）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无疑容易被人理解为对妇女的解放，但实际上，不缠足（放足）从民间的运作到官方的推行，基本都是被“富国强兵”之类的男性话语所支配着，提倡女性放足和不缠，无非是着眼于增加劳动力，改善婴儿质量，摆脱男性的内顾之忧，甚至期望打仗的时候，女性“援桴而来”。戊戌期间发表在湘报上曾继辉所说的一段话很有代表性，不得不可不录：“向者吾方谓中国为人数之至多，今始觉人数之至少。夫万万之众尚谓之人少乎哉？然缠足之习不除，则女人二万万已去其半也，且不特去其半减其数而已，坐以待食其弊一，深闺无事拈花刺绣耗费益繁其弊二，井臼操作不能胜任，水火盗贼不能防，让有四方之志的丈夫多有内顾之忧其弊三。由三弊生三穷：生少食多其穷一，穷奢斗靡其穷二，因二万万无用之女并二万万有用之男亦消磨其志气，阻挠其事机其穷三。夫至弊与穷交深，国其危矣。今者欲救国先救种，欲救种先去害种者而已，夫害种之事，孰有如缠足乎？”这种充斥了男性话语的强横，和对女性的歧视和偏见的言论，在整个不缠足运动期间，比比皆是。不仅如此，笔者曾经考察过戊戌维新期间湖南的不缠足会，所有列名的1060名成员都是男性，72位捐助人也只有9位女性，其中还有5位是以某某母或妻的面目出现的，不排除是她们的丈夫或者儿子假借名义的可能，晚清的不缠足运动，实际上是彻头彻尾的男人的运动，即使有个别妇女参与其间，也大多是作为维新派人士的家眷而奉旨行事的。所以说，不缠足作为一种社会运动，其实并没有表象上所表达的妇女解放的内涵。实际上，作为晚清一系列西化意义改革的副产品，其更深层的原因，则是迅速刷洗民族自身的“不文明”标记的冲动，在这种冲动中，妇女事实是做了某种意义上的替罪羊。
剪辫部分地成为社会的潮流，要晚于不缠足，由于男人的辫子是汉人服从满清统治的标志，所以，只有在庚子以后，清朝政府的合法性出现危机，同时不得不依靠大规模的西式变法来摆脱危机的时候，才可能出现剪辫的潮流。跟不缠足一样，先进人士之所以对男人留辫子深恶痛决，主要是因为辫子已经成为西方人眼里中国人野蛮的标志，欲脱野蛮而入文明，则非剪辫不可。但是即便如此，学生和新军中的剪辫风气，也不大可能传染到下层普通民众，老百姓大多听不着也听不懂西方人对于辫子pigtail（猪尾巴）的讥诮，因而不会有那么强烈的羞辱感，而且留辫子早已变成了他们的一种强固的日常生活习惯，对保留辫子，不仅有习惯上依恋，还有巫术思维的考虑，其中归顺满清的政治含义早已淡漠了。尽管如此，在辛亥革命和革命后的一个阶段里，还是出现了大规模的剪辫的强制运动。其动机，不仅是为了消除民族耻辱，还有反满和改造国民性（革命党人认为辫子是国人服从满人的奴隶根性的标志）的初衷。
不过，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考察，不缠足和剪辫其实又具有强烈的政治运作的意义，不缠足实际上是戊戌变法的民间突破口，而大规模的剪辫运动，则是辛亥革命期间革命者为扩大群众基础，“强迫入伙”的一种举措（在人们印象中，辫子一直是否忠于朝廷的一种标志，尽管革命爆发后出于权益之计，清政府已经宣布剪辫自由，但老百姓和造反者却大多不知道）。正因为如此，辛亥期间先进分子更多在意强迫剪辫，而戊戌期间则着意不缠足。由于这种政治运作的印记，使得这种风俗变革带有很强的功利和强迫色彩，未免与先进分子所效法的西方自由主义传统多有扞格（辛亥期间，西方国家的外交人员曾对强迫剪辫有过抗议）。
事实上，近代中国人的“文明”情结，一度显然被政治事件大大地强化了。从庚子以后到二次革命，是国人狂热地追求“文明”的时期，其原因，不能说不与庚子义和团运动有关，因为义和团运动的盲目排外，中国人背上了野蛮的十字架，为了摆脱这个十字架，所以才事事讲求“文明”，从文明棍、文明帽到文明戏和文明结婚。
如果说文明棍和文明帽不过是外来器物的引进与仿造，那么文明戏和文明结婚，则带有文化上的“以夷变夏”的内蕴，在文化的深层次上，公开彰示中国的野蛮和西方的文明，或者说中国落后而西方先进。城市的“文明”热虽然后来逐渐消淡，但这种话语模式却传了下来，中国文化的所有内容，从京剧、中医到宗教和中学，都被打上了落后、迷信的印记。当然这已经是后话。在文明热的时候，所谓的文明戏，其实是这样一种东西，它有点模仿西方的话剧，但又不是话剧，跟写意象征性和程序化很强的中国戏（比如京剧和昆曲）正好南辕北辙，主要是些洋学生用它来演时事（政治宣传）和西洋的故事。而文明结婚也类似，它不是西方教堂婚礼，只是穿着不中不西的服装，革掉了大部分中式婚礼的程序与仪式，也革掉了所有的中式婚礼中有关巫术和类巫术的成分，诸如撒米、枣、花生，跨火盆等等仪式。而在此前，繁复的礼仪（包括婚礼）恰是中国人赖以区分文野的标志，讲求礼仪者为文，反之是化外的野人（蛮夷）。所以说，这一时期的“文明”追求，带有强烈的文化颠覆意义。
尽管如此，这种风习上的文明追求，依然没有摆脱政治话语的覆盖。追求文明无非是通过对西方的学习的仿效，实现富国强兵的理想，至少也得摆脱西方强加于我们的野蛮民族的恶谥。
野蛮排外的反教运动很有群众基础，而追求文明的不缠足与剪辫运动却正好相反。看社会的进步并不以站在前列的先进人士的意志为转移。文明戏和文明结婚在乡下从来就没有市场，在都市的支持者也很寥寥。至于不缠足和剪辫，虽然在城市里取得了一定的“战果”，但民众的反弹却依然强烈。辛亥期间，农民为了躲避强制剪辫，甚至不惜不进城卖菜和挑粪，有的地方的城里人甚至制出一种特殊的尖顶帽，以遮掩盘在头顶的辫子。“小宣统，退了位，家家都有和尚睡”，“你说邪不邪，娘们穿着男人鞋，回家一比差半截，”这样讽刺放足和剪辫的民谣，在到处传诵，极大地消解了这场文明追求的社会意义。
其实，不仅先进人士居高临下倡导的社会改造，不能按其表象阐述意义，当我们考察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苏区移风易俗的社会运动时，也有类似的问题。应该说，苏区在移风易俗是相当深入的，每个乡甚至村，都有列宁小学，编出了适合农民扫盲和启蒙的《工农兵读本》和《劳动读本》，有条件的地方还组织了红星俱乐部和剧社，即使没有这样的组织，宣传破除迷信，婚姻自由等等的文明戏、改良花鼓戏到处都在演，在组织的强制下，原来的僧道和巫婆神汉纷纷改行，包办婚姻也可以在苏维埃法庭解除。不过，虽然苏区民众的信仰和民俗有了很大的改观，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农民将家里神龛里的神佛丢弃了，却换上马克思、列宁的牌位或者画像，在恋爱自由的氛围中，越是老实巴交的贫苦农民，老婆跑得越多，以至于有的地方苏维埃不得不出台决议，禁止“自由找爱”。
实际上，苏区农民信仰结构并没有真的改观，他们只不过是将马克思和列宁当成神来崇拜了而已，因为在他们看来，是信仰马克思和列宁的人们给了他们土地和财物，有用则信，恰是农民信仰的核心精神，只要精神不变，信仰对象的改变其实是无关紧要的。同样，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的信条，也不见得一下子就使农民走向现代，在某些方面实际上鼓励了原来在南方农村就存在的性自由，对农村社会有某种瓦解的作用。其中的原因，也许是由于肃反扩大化的缘故，苏区的知识分子被殃及过多，以至于预定的文化建设并没有完成，也许还有别的。
总之，我们在今天的条件下，回顾我们的社会史的时候，应该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在研究社会变迁的时候，尤其要慎重，不要被一些热闹的表象所迷惑，轻易做出定性的结论。
张鸣的这篇文章，对于晚晴民国的社会变迁，有一个个人认识。
教民和袍哥，剪辫子和放脚，这些民国的事件，社会风俗的转变，蕴含着很丰富的意义，很复杂，不能简单地理解，作出臆断。其实，我们生活的时代，也会更文革，上山下乡，改革开放的时代一样，成为怀旧的历史。只是我们要有心去记录和感悟，才会有收获。
当代中国社会，也有许多现象，如气功热，法轮功，现代汉语诗歌，国学热，拆教堂，自由主义传播，民国情节，毛粉，五毛，国粹派，西化派，支那猪，鸡国，民族主义，佛，毒奶粉，地沟油，贪官腐败，合法性。。。。等等，五花八门。你要离得远点，具备历史眼光，悉心品味，不过早下结论，才能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和把握。
张鸣最近的文章，文风有点吊书呆子，我不太喜欢。不过，这篇文章感觉还不错。教民和袍哥之间的冲突，在李吉人小说《死水微澜》里，有过描写，感觉比较原生态。李吉人和沈从文，是民国时期大作家，其他人均难以望其项背。
很早的时候，我读《孙中山文集》，有一篇文章《太平天国战史序》，孙文在这篇序里有句话印象深刻：曾左彭胡罔为学者，不识春秋大义。孙很推荐太平天国红毛造反，他致力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所以，天平天国造满清的反，在他看来是华夷之辫，曾左彭胡帮助清廷镇压太平天国，无疑是为虎作伥。
事实上，现代稍微有点文化和常识的人，都不会认同孙文。
我最近读了湖南作家王纪卿《帝国余晖 湘军将帅铁血征程》，书又是从湖南人的离场，描写那场惨烈的战争，曾左彭胡完全是道德高标的正面形象。
我有对出版商有个建议：王不应该站在湖南人离场写这本书，而应该了解太平天国，站在客观立场写那场持续几十年的惨烈战争。其实，这场战争，湖南书生脱颖而出，走上近代历史舞台，对于中国近现代走势，影响深远。这本书，一是要客观性；二是要对湘军和太平军的军魂，有所把握。太平军的中国特色拜上帝教，因为韦昌辉的死而让运动失去宗教凝聚力，湘军的船山哲学，却是近代中国经世致用实学学风的中流砥柱。
社会史只是浮光掠影的民间风习嬗变，而文化思想史则是社会变迁的核心灵魂。
为什么？
因为，社会变革是知识分子主导推动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徘徊交锋和共识，才是历史的主要推动力量。
中国为什么没有划时代文学作品？
因为，还没有出现能把握中国知识分子的作者。你怎么把握？中国士大夫的学问情趣思想价值观和美学，上通老庄下达市井山林，文化太庞大了，没有一个清晰的表情。
胡适写中国文化史，写不下去，为什么？他不懂佛学。
你连佛学易经都不懂，如何写中国知识分子？凭李白杜甫的那么点知识，万万不行的。
中国大陆的社会转型，不是砸烂一个旧社会那么简单。
牵涉到东方文明的现代化转型，而这个文明史一个自足庞大芜杂的系统，有几千年的历史，哪个能看出点头绪和眉目，写一部巨著？
这个太难了，难于上青天。
[ 本帖最后由 木芙蓉花下 于 2016-8-31 11:41 编辑 ]
然而学即废，不会最亲切；所谓达，也即自起炉灶，从零开始罢了。世间真有达于彼者么？纯属自家门庭，被窝里混沌。心思千里万里，不过信步七尺八尺。哪里有什么达。我幸在未学、未会与未达之间。会与不会，学与不学，达与不达，说到底都是一厢情愿的事。不如乱吼一声，便得万籁俱寂：
我们再读杨典这段文字，才会有心有灵犀之感。心思千里万里，不过信步七尺八尺。都是夜郎和井蛙，而且，越是夜郎和井蛙，越是自大观天。
真正的学者，入了门，才望洋兴叹，找一个小旮旯，青灯黄卷，安静读书学习。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石岩
发自：北京 2015-11-30 20:31:57 来源：作品上架
2015年10月，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的新著《走出帝制》出版。本书由三束纪念“百年”的文章集结而成：2011年的辛亥百年、2014年的一战百年、2015年的新文化运动百年。百年后回望这一系列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秦晖有一个清晰的坐标系。坐标系的横轴是世界史，纵轴是中国古代史。诚如作者在自序中所言：“我不相信在今天信息爆炸的时代谁还可以把做一个高水平的‘百科全书式学者’当作目标，但我同时也相信，对人文学科中任何微观问题进行有水平的研究，都离不开宏观的视野……‘跨界’的研究常常可以开启思路，发现一些囿于‘饾饤之学’者所不能看到的奥秘。”
此书直面近年中国近现代史叙事中的“新见”和迷思：如果鸦片战争前清代经济产值是世界第一，政治是“父爱式的管理”，伦理道德全球独步，中国为什么会陷入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既然民国开启的是一个乱世，政治长期不上轨道，辛亥革命的意义何在？这场革命究竟是“成功”、“尚未成功”，还是失败？
民国有弊病，不等于“我大清很好”
南方周末：您在书中提到近年历史研究的一种现象：“演员越来越清晰，剧本越来越模糊”，为什么?
秦晖：其实也不奇怪，认识的路径本来可能也是这样的。用马克思的说法就是，从宏观到微观再到宏观，或者说从抽象到具体再到抽象。原来的宏大叙事、解释体系，总会受到晚近发现事实的挑战。新的、局部的认识越来越多，整体上就对原来的叙事框架构成了一定的冲击。这时候人们就会提出一些新的观点，比如保守主义、“告别革命”。
但是这些东西离一个自圆其说的解释体系距离还是很远的。比如说人们发现民国有很多弊病，很多人因此产生对革命的反感，但这种反感能否转换成“我大清很好”的论据，又另当别论。我们怎么能对这些观点进行理清，在现有认识水平的基础上建构一个在逻辑上能够自圆其说的，在实证上能包容新发现的史实，同时又对未来的改革有一定借鉴作用的解释体系，我觉得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时候了。
南方周末：历史学界的这种现象，跟社会上某些潮流，比如说“民国热”，有没有因果关系?
秦晖：我不很了解什么叫“民国热”。就历史研究本身而言，我觉得不是民国热不热，而是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就没有民国史这个概念。那时我们只有党史、中国革命史、帝国主义侵华史。基于这样的意识形态，我们是肯定辛亥革命的，但是我们对民国的否定远远超过对任何一个王朝的否定。如果我们认为民国事事都不如传统时代，那辛亥革命还怎么值得肯定呢？由于过去对民国的极端否定，反过来也会出现那种所谓的民国热，那么到了现在，应该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了。
为什么追忆秦汉
南方周末：您在评述中国近现代史的时候，总是要回到“周秦之变”这个起点。许倬云先生强调秦朝“编户齐民”的进步意义，您的说法似乎是很不一样的。
秦晖：这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关于封建和帝制的争论在中国从周秦到现在都没有中断过。也不光是中国，世界史也是这样子。从体制的有效性而言，在没有现代的宪政民主共和制度以前，“秦制”当然比“周制”要有效，这是毫无疑问的。在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强国出现以前，只要是秦制的政治实体和周制的政治实体打仗，总是秦制占优势的，哪怕这个政治实体很野蛮，经济也不发达，文化水平也很落后。野蛮，它就可以打败你，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许先生是在传统中国内部谈论秦制，我是从走出帝制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如果许先生也谈“走出帝制”，我想他不会看不到：到了晚近中国，要走出秦制的时候，很多人的确是基于对秦制破坏周制的不满，而产生对西方的好感的。从周到秦，很多人确实感受到了道德的堕落，用马克思的话，就是温情脉脉的家庭面纱浸泡在了利己主义的冰水里。而我们现在很多新儒家批评西方也是这样讲的，说你看在西方个人主义太厉害。可是说实在的，我觉得中世纪的人这么讲是有资格的，中国人这么讲就没有什么资格，因为在中国，温情脉脉的那些东西被破坏的程度比西方要彻底的多。
但是近代破坏这种东西，带来的好处远比秦制多的多，是吧？比方说它的确是破坏了熟人社会或者亲人社会中那种温情脉脉的关系，但是它带来了科学、工业、经济的发展，人文价值的更新。自由、平等、理性、宪政共和这些东西，你秦制就没有，是吧？你秦制有的就是所谓的富国强兵，而且这个国主要是指的国库而言。
当然也有人一直追忆秦汉，所谓伟大的帝国。这可能有两个含义：一是对秦汉那种皇上说一不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很有好感；还有一种主要是因为近代中国受外国的欺负以后，基于民族自尊的一种考虑。这种考虑我觉得由于有了宪政共和制度，人们就自然把这个的希望移植在宪政共和制度上了。
向日本学什么
南方周末：本书开头和结尾两处提到清末民初进步知识分子对日本的态度，开头写他们不能接受日本式的君主立宪，结尾写他们拥抱“舍小我，顾大我”的日式自由主义，而您认为日式自由主义是军国主义的土壤之一。
秦晖：以前对新文化运动进行反思，老是说新文化运动重视民主太多，重视自由不够。像李泽厚就强调新文化运动后来用民主主义压抑了自由主义，甘阳又说新文化运动只讲民主与科学，不讲自由与秩序。怎么能这样说呢？中国人讲自由就是从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新文化运动以前中国人真的很少讲自由、讲个性，讲民主共和倒是讲得很多。所以新文化运动在我看来就是一场个性解放的运动，而个性解放的运动的确受到日本的影响是很大的。
我们在后来批评激进主义以后，老扯法国，其实法国对近代的中国真的是没有什么影响。很多人都说留法勤工俭学培养了很多激进派，其实看看留法勤工俭学的历史，你就会知道：那些人在留法之前就已经是激进派了。而且留法勤工俭学根本就不是进入正规的大学，大量的时间是用来和法国工农兵相结合，而且时间也很短。像李石曾、张道藩，徐悲鸿这些真正在法国念过书的，没有几个变成革命派。中共一大代表里头没有一个是留法的，但是好多留日的。
但中国人对日本的态度，从来只是把日本当作向西方学习的桥梁。很多人到了西方，会皈依基督教，但是即使是汪精卫也没有去皈依神道教。中国人从日本学的那套东西，就是日本化了的西学。比如说“自由”这个概念不是日本发明的，本身也是来自西方的，但是经过福泽谕吉的阐释之后，它成了用来瓦解小共同体的武器。为什么要瓦解小共同体？就是因为日本当时是周制嘛，明治维新等于从周制走向秦制。
那个时候，中国的选择是帝制不要日本的，但日本是强国，所以日本的军国主义中国人还是要的。多少人讲学习日本就是要像日本那样会打仗。道理很简单，如果所谓的自由主义只是针对小共同体的，那自然而然就会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就像后来杨度那个样子。而且你说不要帝制也看是对谁而言了，对在野的立宪派，像陈独秀那样的人来讲，当然是不要帝制的，但像杨度这样的人，很明显，他就是要帝制的。
革命和立宪没那么对立
南方周末：本书名为《走出帝制》,开头很大篇幅是为辛亥革命正名。二十世纪是革命的世纪，辛亥革命只是开头，但这本书的论述时限似乎止于1945年？
秦晖：其实这本书的核心在于淡化“革命”和“立宪”对立的解说。所谓的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对立，实际上只是海外的孙（中山）黄（兴）和康（有为）梁（启超）之间的你死我活，在国内并没有发生这样的现象。武昌起义和保路运动都是在野的立宪派跟革命派合作的结果。在野的立宪派和革命派在他们想实现的政治体制上没有多少区别的，都是主张民主制度。讲得简单一点，一个是想实现美国那样的制度，一个实现是像英国或者瑞典那样的制度。真正的不同在于立宪派赞成保留清王朝，而革命派强调排满。用立宪派的话说：“我们和革命派的区别是政治革命与种族革命的区别”。要扯到和平和战争，那和立不立宪也没有什么关系，和改良还是革命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改良可能是流血的，革命可能也是不流血的。历史上这种例子很多的。
南方周末：1945年之后发生的那些大的历史事件与“走出帝制”之间是什么关系? 本书用很大篇幅论证“中国站起来了”，“中国站起来了”这个过程跟“走出帝制”之间是什么关系？
秦晖：没什么关系。所谓的中国站起来了，是指中国和外国的关系。跟“走出帝制”有关系的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1949年，很多人对政权更替欢呼雀跃主要是基于这个层面的。他们反对国民党是因为国民党的专制腐败，不是因为国民党卖国。很多人说国民党亲美，可是大家知道，在1949年以前，中国人对美国的反感是因为对国民党的反感引起的。这和汪精卫与日本的关系正好相反。
汪精卫投日以前，他的道德形象要比蒋介石好多了，他在辛亥的时候是大英雄，以前一直被认为是左派的。而且因为蒋介石是主流派，汪精卫一般来讲是被压抑的，所以凡是对民国年间不满的人，肯定会主要不满蒋介石，不会不满汪精卫。人们之所以骂他就是因为他投靠了日本人。可是蒋介石和美国不是这样。无论是美国的民主共和制度，还是它在抗战期间，甚至在之前的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上对中国的帮助而言，中国人对美国都没有什么反感的。1945年前后，中国人反感美国，主要是对国民党的战后政策有意见，又独裁又腐败，那些接收大员连日本人都不如。
辛亥以后，民主宪政一直是中国的理想。1945年之后，中国的很多自由派知识分子之所以对国民党失望，就是因为国民党的一党专政阻碍了这个理想。像闻一多，他本来是个国家主义者，非常之亲国民党。西安事变的时候，以闻一多为代表的一大帮人站出来骂张学良、杨虎城，强调国家要团结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后来他反对蒋介石，就是因为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中国之命运》强调的就是两点：第一中国要站起来；第二，中国要站起来就必须集权：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闻一多一看，马上就变成国民党的反对派了。那时候的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
所以，1949年，当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大部分的中国老百姓考虑的不是中国的对外关系，而是从辛亥革命到现在，总算把民主争取到了。没想到三十年后，居然有人说“民主不能当饭吃”，那如果是这样，当初你高兴什么呀？
读读聊斋吧。
对于我们居住的这个星球，有一个最大的谜团：盯着地球仪看……若把各个大洋都去掉，各块陆地就会刚好咬合到一起，形成一个小地球！对此，目前的板块理论无法解释！难道——
地球一直在膨胀
祁 齐/文
《大科技 科学之谜》2013年第7期“信不信由你”
陆地补丁漂移过？
地球是一个水球，一块块陆地散布在海洋中，从太空中看，就像蓝色圆球上的一块块形状各异的补丁。对于这一块块补丁，1915年，德国地质学家魏格纳曾认真观察过，当时他因病躺在床上无聊地看世界地图，发现非洲大陆和美洲大陆有着惊人相似的海岸线，也就是非洲和美洲如果凑到一起后，竟然能恰好吻合到一起！其他陆地补丁的边缘也是恰好能接合起来的。这个现象从16世纪就有人注意到，也令留心它的人吃惊：陆地的形状也太巧合了！就像这一个个补丁原本是连在一起的，后来被剪开，贴到了地球上的不同部位！对此，魏格纳还真郑重提出了类似的想法——大陆曾经漂移过：地球上的各个陆地补丁曾经是一块大补丁，后来因漂移而相互远离了。
那么陆地补丁为何会漂移呢？后来的地质学家给出的答案是：地球最外层是坚硬的岩石地壳，地壳下就是岩浆组成的地幔，因此地壳是漂在地幔上的，就像木板漂在水面上一样，地壳可以随着岩浆的运动而漂动。具体如何漂动，与岩浆如何运动有关。地质学家认为地壳可以分成一块块的板块，在板块相接的部位比较薄弱，有的地方岩浆能够涌出来，就会对两侧的板块有推力，就像泉水冒出时，会推动水面或水中的物质向外扩散一样。移动的板块若撞到一起后，还会相互交错，一块钻到另一块的下面，继续向下没入地幔中，最终消失。正是这些板块的运动，导致了现在的一块块陆地补丁散布在蓝色海洋中。
这是目前关于这些陆地补丁的最受欢迎的解释。
陆地补丁像球皮？
但是更细心的人会发现，这些陆地补丁不仅能拼合成一块大补丁，而且能拼合成一块几乎没有缝隙的球！
这个发现，也震惊了认同大陆漂移的人：这些陆地补丁的形状也特巧合了！说它们原本来自一块大补丁还不够！好像它们来自一个完整的球皮，后来球皮被剪成了形状各异的很多块，贴在了地球上！显然这是大陆漂移无法解释的，也是用巧合没法解释的。
其实对于板块运动的理论，有一点令人迷惑的地方，如果这些陆地补丁原本来自2亿年前的一块古大陆，那么古大陆分裂后，各个补丁在漂移和板块碰撞的过程中，陆地降为海洋，海洋升为陆地，是经常的事，也是地质学家认同的事，例如安第斯山脉就被认为是6000多万年前的海洋隆起造成的。那么，为什么到现在，陆地的形状还能够一直保持着刚分裂时的形状？
另外，板块理论认为，地壳在海洋底部扩张，但会在海洋与陆地交界的地方交错，然后向下进入地幔中消失。其实这种说法只是板块理论的一种想像，至今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能证明地壳会在海洋与陆地交界处消失！
地球膨胀撑裂了球皮？
这一系列难解的问题，尤其是陆地补丁的形状之谜，让支持板块理论的科学界心里有些发虚了。为此，更大胆的研究者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观点：地球一直都在不断地膨胀！
这种观点认为：地球原本是更小的水球，表面全部覆盖着水，半径大约是0.54地球半径的样子。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也不知什么原因，地球开始膨胀，原本坚硬的地壳裂开了，裂成了好几块球皮，岩浆从裂缝处上涌，冷凝后形成新的低洼得多的地壳。随着地球不断的膨胀，裂缝越来越宽，球皮块之间相距越来越远。水往低处流，不论裂缝有多宽，都会被水覆盖上，只是随着裂缝的增宽，球皮块会逐渐露出来，形成陆地……到现在，裂缝的面积已经超过了补丁的面积2倍，水全部填到了裂缝中，球皮块完全露出来，形成了现在的陆地补丁和海洋。
但是在这过程中，有一个问题存在。我们先来看生活中的一个例子：若把足球剪开，剪成七八块，然后把足球皮贴到比足球大的篮球上。这过程中，不难发现，足球皮是没法完全贴到篮球上的，要想把它们完全贴到篮球表面，在足球皮边缘不裂开的情况下，足球皮中间就会凸突起来，或形成皱褶。
同样道理，原本小地球的球皮块也没法适应不断增大的地球，在地球增大的过程中，补丁就会出现很多皱褶，这些皱褶就是地质上说的岩层的皱褶，皱褶弯曲到一定程度，就会断裂，出现地震，形成断裂岩层，严重的皱褶还会隆起形成山脉……
至于说高山上一般都有海洋动物化石，这都很容易理解了，现在的陆地都曾经被海水完全覆盖，在地球膨胀之前，海水深达好几千米呢！只是后来海水逐渐退到了裂缝里，陆地逐渐暴露了出来。因此陆地上一般都会有海洋动物化石，而且同种动物很可能在多个大洲上都可以发现。
地球膨胀已被观测到
这个观点听起来有些道理，但有什么证据呢？
现在，人们已经可以在太空来测量地球的尺寸和各个大洲的运动情况了，在1990年代测量的结果是，地球的半径每年都在增大18毫米！这个数字可不是小数字，这意味着，按这个速度，地球在1百万年里，半径会增大18千米，在1亿年里，就会增大1800千米！要知道地球目前的半径平均才 6371千米。如果地球一直按照这个速度膨胀，那么地球从原本的小地球膨胀到现在这么大，用不了2亿年。
但是美国宇航局不相信地球在膨胀，他们认为这次测量的结果受到了大气层的影响，出现了误差，因此，他们把这个结果丢掉了，还是认为地球自古至今，大小都是固定不变的。
其实科学家早就发现各个大洋海底扩张的速度是10～60毫米/年，把各大洋的扩张综合起来，可以得出，每年地球的周长要增大100毫米左右，这个速度与太空中测到的地球半径增大的速度差不多。
地核高温导致地球膨胀？
如果地球确实在膨胀，那么又是什么导致了地球不断膨胀的呢？如果找不到地球膨胀的原因，那么地球膨胀的观点也就只是空想。这个原因确实不好寻找，目前的科学家提出了几种可能性……
一种可能是：地球内部原来很致密，随着内部的温度越来越高，物质的热胀冷缩，加上高温下容易有气体生成，于是地球内部的压力越来越大，达到一定程度，地球的外壳就被撑裂了。从裂缝处不断流出岩浆，同时裂缝是薄弱部位，一旦内部压力继续增大，就总是从裂缝的部位扩展膨胀，就像吹气球时，气球总是从薄的部位膨大一样。
但如果是这个原因的话，那么地球的质量基本没变，只是体积越来越大，密度越来越小，根据牛顿的引力定律，引力与距离的平方成正比，那么在膨胀过程中，地球表面的引力就会不断减小。估算一下，如果你刚好能搬起20千克的东西，那么在膨胀前的地球上，你就只能背起6千克多一点的东西!也就是说，现在50千克重的你，若在以前那个地球上，你就会被自己的重量压得喘不过气来，像是背了一两百斤重的东西！如果是恐龙那么大的动物，就会被自己的体重压垮。
但是6千万年前确实有很多巨大的动物，不仅恐龙巨大，连那时的昆虫都非常巨大，例如据科学家考察，那时的蜻蜓像老鹰那么大！这就与上述推论相矛盾了，由此看来，地球膨胀之前的史前时期，地球表面的引力应该比现在小，也就是说，地球在膨胀过程中，地球表面的引力很可能也跟着增大了……
真空让地球增长？
要使地球的表面引力也增大，肯定是它体积增大的同时，质量也跟着增大了，那么地球增加的质量来自哪里呢？科学界一贯的观点是行星形成之后，其体积和质量就不再变了。这一贯的观点很可能是想当然。
研究者认为：宇宙自大爆炸以来就一直不断地从真空中生成物质，不但真空会生成物质，物质内部也会不断积累更多的物质，这就像看不见的水蒸汽冷凝成水一样。原理就是爱因斯坦的质能转换公式：E=mc2。
这个观点感觉有点玄乎，虽然真空确实蕴藏很大的能量，但要说这些能量一直都在不断地转变成物质，目前科学家还没有发现相关的证据。
因此，关于地球表面的陆地形状之谜还是个难以解开的谜团。这些分布在地球表面的陆地补丁，还在继续挑战着人类的智力……
本文由大科技1997授权（果壳网）发表，文章著作权为原作者所有。
比较起来，霍金就是个骗子，在说神话故事，没有什么价值，纯粹是科学幻想，而且头脑呆痴。
地球是一个高密态物质，在做不对称膨胀。火星是一个过去式死亡星球，金星是一个未来地球，地球也正在盛年，老去。
地质运动的动力学说，会让人对政治变迁有更新的预见。
读读扬槐的书吧。
全球气候变暖，在杨槐看来，并非温室效应，而是海洋扩张。不是来自天上，而是来自海底。
南怀瑾先生也预言，欧洲很难复兴，太平洋区域将成为一个兴旺的地方。
我也预感，中国大陆的国运，虽然前景似乎很绝望，但是，总体趋势是好的。只是，有一层迷雾遮蔽，拨开后会有一个比较明晰的希望方向。
[ 本帖最后由 木芙蓉花下 于 2016-9-1 00:37 编辑 ]
2016-08-31 16:26:44
来源：共识网 作者：苏昼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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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金瓶梅三人可谓是古典文学作品里唯三的女性“性代言人”。但是，她们却都被定义为“淫妇”，她们本身的欲望也没有得到客观地正视。其实，借她们三人之口之行，男性的性焦虑得到了深刻呈现。
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的女性身上，你可以看见情、义、贞、烈、勇、智、才等等，但唯独在金瓶梅三人身上，你才能见识到单纯的“性”。
禁忌的魅力在于愈禁阻，人愈好奇向往。
在读《金瓶梅》原书之前，我曾翻阅过候文咏老师的《没有神的所在——私房阅读金瓶梅》，具体内容记不清，但对引用的这段话印象深刻：“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兽耳。”私以为一本书的深邃及魅力在于不同的人在不同地点、不同时间阅读，都能获得不同的体会。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金瓶梅》与《红楼梦》都表达了同一个主题：当所有的人间欲望达到极致后，便是破灭，便只剩下“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不过在这篇文中，我并不想讨论那些宏大苍凉的东西，我只想说说读完第一遍金瓶梅后，脑海中留下的深刻印象——金瓶梅是我接触过的古典文学作品里，唯三为性而性，或因性生爱的女人。
金瓶梅——女性的“性代言人”
《金瓶梅》接《水浒传》剧情而来，在武大郎身死、武松流放、潘金莲嫁给西门庆为第五房妾后正式展开。从人物特征来说，潘金莲是一个为性而性且欲望强烈的女人。
最初她与西门庆勾搭时，就是因为西门庆“性能力强”，原书里言“却说这妇人自从与张大户勾搭，这老儿是软如鼻涕脓如酱的一件东西，几时得个爽利!就是嫁了武大，看官试想，三寸丁的物事，能有多大力量?今番遇了西门庆，风月久惯，本事高强的，如何不喜?”这一段很直白地表达了潘金莲作为一个女人，对男人在“性无能”方面的嫌弃。而在男权的世界里，“性无能”也是评判一个男人“是否真男人”的准则。嫁入西门家后，潘金莲因寂寞难耐与他人私通。后面在西门庆服食胡僧药、体现衰症后也没有任何关心，只想着先满足自己的欲望，可以这么说，潘金莲是把西门庆当作了一根“人形按摩棒”。
女主角对男主角只有纯粹的性需求，这一点在以往的古典文学作品里都是绝无仅有的。
李瓶儿与潘金莲相同的一点是都因西门庆“性能力强”而许身，不同的地方在于，潘金莲纯粹“为性而性”，而李瓶儿却“因性生爱”。
在花子虚身亡后，李瓶儿曾招赘蒋竹山，却因不满对方“干事”，更加思念西门庆。“(蒋竹山)实指望打动妇人，不想妇人在西门庆手里狂风骤雨经过的，往往干事不称其意，渐生憎恶。”这段描写清楚地表达了李瓶儿对蒋竹山“性无能”的憎恶。作为曾经得到过高品质性满足的女人，李瓶儿的性要求当然会高很多，西门庆在她心中也就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而这种地位，与每个男人心中都住着的初恋地位类似。所以在后面，李瓶儿渐渐由性生爱也不奇怪。
再说一下春梅。与潘金莲非常积极主动地追求肉欲不同，春梅在西门庆家为婢时更多是“被动的”，比如撞见潘金莲与陈敬济偷情后，被潘金莲要求“把柄”——除非她也与陈敬济睡一回，潘金莲才信她不会泄露机密。而春梅半推半就答应了。但在春梅被打发变卖，嫁给周守备并生下儿子有了实权后，她本身对欲望的渴求才真正显露出来。尤其在周守备战死之后，春梅的欲望更是肆无忌惮。
“这春梅在内颐养之余，淫情愈盛。常留周义在香阁中，镇日不出……不料他搂着周义在床上，一泄之后，鼻口皆出凉气，淫津流下一洼口，就呜呼哀哉，死在周义身上”。男人死在女人床上的例子不少，比如历史上某些皇帝荒淫无度死在后妃床上。但春梅可以说是第一个因为贪欲而死在男人床上的女人。
金瓶梅三人可谓是古典文学作品里唯三的女性“性代言人”。潘金莲是纯粹地追逐肉欲，李瓶儿是从肉欲发展到情爱，春梅则是在肉欲里毫无节制。但是，她们本身的欲望从没有得到客观正视，而是都被定义为“淫妇”。因为男权不允许女性有欲望，也害怕女性有欲望。而这种禁止和恐惧背后隐藏着男性本身深刻的性焦虑。
金瓶梅——男性性焦虑的实践者
金瓶梅三人道出了男性最大的性焦虑——性无能。
从古至今，无论是求药拜师，还是各类“重振雄风”的保健品广告，都是这一男性性焦虑的最好体现。而在《金瓶梅》中，性无能焦虑可以从男女两个方面来看，一是男性本身千方百计想要变得“性有能”，譬如西门庆求胡僧药、蒋竹山“买了些景东人事”来取悦李瓶儿;二则是女性直接明确地表达出了对男性“性无能”的鄙视，“软如鼻涕脓如酱”、“三寸丁”。
而“性无能”焦虑又可以引发出另外两重焦虑：“绿帽焦虑”与“亲子焦虑”。
当一个男人“性无能”时，他的男性尊严首先会受到最大冲击，因为这意味着他无法满足一个女人的需要。表面看，性爱过程中注重女人体验、满足女人需要是男女平等以及男人温柔贴心的表现，但从本质上来说，满足女人需要也是男人更深层次的征服欲体现。当他无法满足她时，受挫心理之后就是焦虑，因为担心女人会另外求得满足，而自己也就戴了“绿帽子”。
如果说社会成功是男性外在尊严的来源，那性能力便决定着男性的内在尊严。
如果把视野拉到婚内关系中，戴了“绿帽子”自然就会引发第三重焦虑“亲子焦虑”。在之前王宝强前妻马蓉出轨成事实后，网友就非常“热心”地寻找王宝强孩子与宋喆相像的证据，由此而来的段子、心疼也不少。
以潘金莲为例，潘金莲可谓是男性三重焦虑的彻底实践者。
首先她就非常嫌弃张大户和武大“干事不行”;后来在嫁给西门庆后潘金莲与人私通给西门庆戴了不少“绿帽子”;最后，她又和陈敬济生下了个孩子，丢在厕所结果东窗事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潘金莲被作为“淫妇”典型是表达了所有男性的心声——对这种把他们的焦虑变为事实的女人的恐惧与深恶痛绝。
只要男性把女性的性与子宫当作有价值的“贵重物品”，性无能、戴绿帽子、给壁老王养孩子这三重焦虑就会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般，悬在头顶，让人永不得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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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待性欲每个人都有个态度，这取决于一个人认识到的性到底是个什么尤物？
这两天读到余秋雨的前妻和现妻，说他荒淫的话，不知真假。
文化人都风流，但是，耽欲沉沦就不应该了。
性这个话题，回避不了。我也不是理学家，并不反感性。在打坐修炼和诗歌创作中，性能量如何有一个很好的出路，也就是升华和净化，倒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甚至是核心的东西。
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都要了解下。
阳春白雪是形而上的美，属于诗性的东西；下里巴人，形而下的原生态，属于社会学和史学范畴的东西。
[ 本帖最后由 木芙蓉花下 于 2016-9-2 09:48 编辑 ]
文 杨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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蔷薇腐烂时的姿势比亡国宫娥们的尸首更幽贞。
他们真信科学吗？不，科学最终会令人怨，正如音速遇到了超音速。
残暴的竹简、拓本、卷轴、羊皮、经折装、梵夹装、蝴蝶装、旋风装……堆积如山的古籍让我崇拜沉默。因恶德与疑虑可令一切宁静的词语顿时烟消云散，化为肤浅的狡辩。还有何可说？空气的齿轮正在碾压人群的喉结。
好吧，那就让万物缩小成一个点。
好吧，打呵欠就是反抗，伸懒腰便算起义，喷嚏即憎恶，那每夜连绵不绝的呼噜，震耳欲聋，则是我们这一生静穆的怒吼。
正所谓：且因曾打落水狗，错过红海漏网鱼。乱曰：
大块噫气吼
喝杀三不朽
谁是真爨人
未免旁观丑
塔内玲珑恨
塔外争是否
出入大中小
绑缚人口手
提刀斩烟霞
柔克彊燮友
鸿鹄志迷惘
随风四处走
花开漫天血
鹰啸兔颤抖
道成猛参将
何必取人头
看，夏日已经很盛大。“内心高兴我登上山岗”，俯瞰当代绚丽绽开的四大精神病院：医院、法院、学院、寺院——山水间鸡飞狗跳、草菅人命、误导儿童、诓骗众生。难道我该同情他们吗？政客、假僧、财主、乞丐、被遗弃的恋人、伪善的风水师、擅长催眠且自己也已被催眠了的教授、剃光脑袋躺在黑暗之床上哀号的病人；我望见恶霸、瘾君子与江湖术士风起云涌，野鸡、地头蛇与丘八波澜壮阔。一队队蓝色的警察走过金黄的乡野。在远方，在海畔，猩红的白人们端坐于军舰饕餮海鸥。呀，从未有人知晓，那些隐居在监狱中的幻想家，曾经为我们秘密指引过汉语的方向——我也知道，的确有3794个疯子在管理着我们的世界，只是我们从不承认。在一个信息密集“浸润之谮，肤受之愬”的时代，谈何明远？我的苦恼是，我看见过一本真正的巨著，却无法咀嚼，更无法向你们反哺。如果还有词语，又何来疯癫？可没有词语的疯癫又能有多少深度？冷漠算什么？那亘古淫妇用她夺目的荣耀已统治了写作的山林，我们这一代的所有凤凰也都已化为恶臭的鸟残，令人厌倦。
唉，残酷，太残酷了！悲惨的友谊。人到最后都苍白乏味，千篇一律。爱即缺陷。最大的叛逆最终也不过是些俗不可耐的矜持和谎言。
寂静像叛军一样，昼夜在城外呐喊。而城内，寂静则被腰斩于市。唯有对寂静和你的回忆能陪伴着我们“放射着异彩沉沦”。
到了隆冬，我将在白伞盖下呢喃：究竟谁是最亲切的火？
谁是最不可思议的三角形？谁是坐骑光明兽、构建版图的谋士？
身为新诗第一金刚，你放生还是杀生？那矗立于投降之国、高耸入云的西洋自鸣钟，不仅是对时间的好奇，且是对防弹玻璃钟罩的哲学研究：即我们都活在罩内，作无氧运动。外面的世界似乎隐约也看得见，就像信息时代的网络绥靖及荒淫的翻墙。风景洞然，但你永远出不去。钟罩里的一切都是在封闭的环境中作顺时针疯狂旋转，而我们争分夺秒生活的激情本质，不过是机械原理罢了。
弹琴者呀，尔等何必披头散发歌代啸？琴放反了。
若某个大系统是假的，那内部的零件再真实也没有用。
我多么想“圆姿替月，润脸呈花，横虎步于朱轩，梦八门而出飞”。*
既然是以头撞墙，疼与不疼，最后的结果却终究是荒谬的。
2016、6、2
注：“圆姿”一段本为不连续的三句，分别摘录截自《半截碑》（即唐代兴福寺僧人大雅集王羲之字之《镇国大将军吴文碑》），因出土后只剩半截，字句缺漏很多，故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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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典之篇奇文，字词生涩，需要做些注释：
1，
1，爨人[cuàn rén]，爨人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民族。爨氏统治南中400年，后称“爨人”。爨氏所统治的居民中，彝族是主体民族。在历史上彝族也称爨人。“爨龙颜碑“刻立于大明二年（公元458年），在清朝乾隆四十三年出土于今曲靖杨旗田，该碑的出土震动了金石书法界蜚声海内外。碑记：东晋咸和八年（公元333年），李雄派李寿率兵攻占南中，李寿被封为“建宁王”；以爨琛为交州刺史；霍彪为宁州刺史。到咸康五年（公元339年），建立太守岳、彦隆晋把霍彪缚送到晋朝，于是南中就被爨氏所独霸。
然而爨人，作为云南历史发展的一座伟大桥梁，在四百多年时间里，用自己的劳动和智慧创造了融滇文化、夜郎文化以及楚文化、巴蜀文化于一体，又自成体系的光辉灿烂的爨文化，从而填补了云南文化发展史上长达四百余年的空白，起到了承先启后的历史作用。2，柔克彊燮友：强弗友刚克；燮友,柔克：对于强硬不能取胜的人,就要用强硬的办法镇压；对于可以调和亲近的朋友,就用柔和的办法对待。燮 xie第四声,意思是调和。
3，浸润之谮，肤受之愬
此章的前提，是子张问明。也就是子张同学向夫子请教怎样算得上是明智。
夫子的回答：“浸润之谮（zen），肤受之愬，不行焉，可谓明也已矣。浸润之谮，肤受之愬，不行焉，可谓远也已矣。”——12.6
夫子的回答很明确，指人不受外来影响，就算明智；能分析外来影响造成的利害，就算远见（看得透彻）。
谮，谗也。中伤之言。
愬，其解有贰
1，音su，通诉。
2，音shuo，恐惧的样子。
浸润之谮，像水一般慢慢侵蚀的谗言。
肤受之愬，1，体肤感受到愉悦的话语，其寓意为谄媚之辞。2，使人恐惧的流言。个人取第一种解释。
这或许就是“谣言止于智者”的出处。
谗言和谄媚之辞，无论是对己还是对他人，不加分析的盲信，必然会造成伤害。不轻信，不偏听，肯定算得上是明智和有远见了。
4，
圆姿替月，润脸呈花，横虎步于朱轩，梦八门而出飞
《兴福寺半截碑》行气流畅，摹刻精良，为研习王羲之书法之重要碑刻。清代杨宾谓唐代集王书者有十八家，推《圣教》为第一，《兴福寺》仅次于《圣教》。此文为碑文。
杨典这段《半截碑》，行文诡异，词语艳帜，熔铸时代荒谬和幽深古怀于一炉，剑挑云霞，琴哀衰世。乐也者，郁于中而泄于外者也，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将天丑其德莫之顾邪？何为乎不鸣其善鸣者也？
[ 本帖最后由 木芙蓉花下 于 2016-9-3 12:0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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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奇文？就是能就酒破心中块垒，抒旷古幽情的诗文。
[ 本帖最后由 木芙蓉花下 于 2016-9-3 12:17 编辑 ]
读书人的孤绝和尊严，愤怒和隐忍，全有了。只是他那点恶，我还不理解，因为，我一向忠厚老实，恶不起来。
记者 张慧
2014年06月20日10:03 来源：青年参考 手机看新闻
20世纪50年代，“赫鲁晓夫楼”的兴建结束了苏联公众没有私人厨房的历史。尽管条件简陋，人们获得了畅所欲言的空间，叛逆的火花从此在锅台和饭桌旁闪亮。
俄罗斯作曲家朱丽叶斯·金曾谱写一曲《莫斯科厨房》，讲述持不同政见者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故事。他歌曲中的厨房“是茶馆、甜品屋、煎饼店、书房、赌坊、客厅、舞厅和醉鬼聚集的地方；吟游诗人们在那里度过整晚……10平米的小屋招待着100位宾客。”
这首歌还提到：“这是颠覆思想成长扩大的地方，苏联的厨房，自由讨论的故乡。”近日，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播发系列节目，帮助人们重温苏联“厨房政治”的兴起。
斯大林时代，厨房里气氛紧张
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苏联经历了疾风暴雨式的工业化，大量劳动力从乡下涌入莫斯科。彼时，苏联政府的头号课题就是为这些人找到住所。于是，新生的工人们住进富人和资本家曾经的豪宅，七八个家庭挤在一套房子里，共用厨房和卫生间。
“共产主义公寓就像是苏联社会的缩影。”《苏联烹饪艺术》一书的作者安雅·冯·布雷泽写道，“各行各业的人住在一起，有些甚至是阶级敌人。官方的说法是‘致密化’，标准配置的生活空间为每人9平方米。”
拥挤的公寓内，可供烹饪和储存食物的空间十分有限。从当时的老照片看，厨房中到处都是晾衣绳，湿衣服上滴下的水可以直接流进炉灶上的煎蛋锅。
目前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任教的俄罗斯文学教授格雷戈里·弗莱丁，就是在“共产主义公寓”中长大的。上世纪40年代，他与另外10户家庭住在距克里姆林宫只有5个街区的房子里。他告诉NPR：“我家的邻居是在太平间清洗尸体的人，有两间屋子的主人是克格勃；还有一个女人，她的丈夫因为从供职的面包厂偷面包，在牢里服刑。”
公共厨房里，每个家庭都有一张摆放锅碗瓢盆的小桌，4个锅位的电气灶通常有两部。人们飞快地做饭，交替使用厨房。“他们在厨房做饭，但从不在那里吃饭，他们会端着锅穿过走廊，回自己的房间开饭。”玛莎·卡普说。她在莫斯科出生，后为英国广播公司（BBC）工作。
俄罗斯作家和记者亚历山大·吉尼斯认为，当年，厨房是最危险的地方，“共产主义厨房就是战区”。那时的厨房气氛紧张、冲突频发。“水壶和锅上都作了标记，”诗人爱德华·申德罗维奇回忆称，“邻里关系特别紧张的时候，连柜子都要上锁。”他还以严肃的语气补充说，“共产主义厨房可不是款待朋友的地方。我想，这正是发明这种厨房的原因。每个共产主义公寓中都有很多双眼睛在监督你。人们互相举报，你永远不知道谁会出卖你。”
NPR称，早期的苏联政府将私人厨房视作假想敌，担心人们会在那儿谈论政治。吉尼斯则认为，“没有厨房”才是最早的“厨房政治”：“厨房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一个家庭如果拥有了厨房，就在某种程度上有了私人生活和私人资产。”
“厨房辩论”后，民生受到重视
退休的布朗大学教授谢尔盖·赫鲁晓夫是尼基塔·赫鲁晓夫之子，后者在1953~1964年间掌控着苏联的命运。谢尔盖解释：“斯大林时代，对理想生活的描摹是人人平等，把女人从厨房的苦役中解放出来，让她们发展独立人格，弹钢琴、写诗、作画，而非做饭洗衣。”
随着斯大林逝世和冷战加剧，苏联的目标变为赶超美国。1959年，美苏进行了第一次文化交流：在对方国家进行展览。苏联在纽约展出了人造卫星、核动力破冰船和高大的工人塑像；美国在莫斯科的展览则主打生活方式，展品包括爵士乐、篮球、一排排高跟鞋、抽象艺术，以及加长的美国汽车。这场展览让苏联人见识了许多闻所未闻的高档消费品。
对很多有幸观展的苏联公民来说，最抢风头的是百事可乐。“人们争先恐后地拥挤在百事可乐的展示区前——那儿正在派发装在纸杯中的可乐。”弗莱丁当时只有13岁，却对此记忆犹新。当时，距百事成为第一家正式进入苏联市场的美国企业，还有整整10个年头。
美国中情局的解密档案显示，这次交流活动的高潮发生在“一个典型的美国家庭”展区旁。其中的“典型美式厨房”，包含了闪闪发亮的冰箱、洗碗机和所有最先进的电器。
时任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出席博览会的开幕式，就在“样板厨房”旁与赫鲁晓夫展开了一番唇枪舌剑。“他们来到这个厨房，”谢尔盖回忆，“尼克松谈论着美国的成就，我父亲谈论苏联的成就。他们争论着哪种制度更好。”
1959年的《纽约时报》记录了当时的谈话。“在政治问题上，”赫鲁晓夫说，“我们不会认同你们。打个比方，米高扬喜欢加了胡椒的汤，我不喜欢，但这不妨碍我们和平相处。”
“你们可以学习我们，我们也可以向你们学习，”尼克松答，“让人民选择住哪种房子，喝哪种汤，追随哪种理念。”
在厨房旁的方寸空间，两人的话题从核战争、经济计划一直延伸到外交事务。而在吉尼斯看来，他们谈论的焦点，归根结底是“人们过怎样的生活，该怎样糊口”。
以这次辩论为里程碑，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成了东西方冷战的新战场。
“赫鲁晓夫楼”孕育出新思想
事实上，赫鲁晓夫当上苏联的一把手后，首先注意到的问题就包括住房和食品的短缺。“人们想要住在自己的公寓里，”谢尔盖说，“这在斯大林时代根本不可能。父亲执政后，保证说要大规模兴建住宅楼，而且每套公寓只住一家人。”
这些被称为“赫鲁晓夫楼”的住宅外观一致，是用预制混凝土板建成的5层小楼。“那种房子很糟糕，你能听到邻居的动静，”申德罗维奇说，至今，他仍然记得低矮的天花板、窄小的卫生间和厨房。
然而，“不管多小，它终归是你自己的。”卡普说，“厨房终于成为人们可以聚在一起说话，而不必害怕邻居偷听的场所。”
这些私人住宅成为赫鲁晓夫时代的苏联人崭新生活的标志。相应地，赫鲁晓夫执政的日子被称为“解冻时期”。“就像在冬天，虽然大雪茫茫，但已经能够窥探到新绿，而新草正在长出来。” 俄罗斯作家弗拉基米尔·沃伊诺维奇说，“赫鲁晓夫时代比之前自由了很多。”
随着时间推移，这些最多只有3~5平方米面积的私人厨房成为文化艺术的聚集地。人们在那里听音乐、朗读诗歌，盗版翻录的磁带在那里交换，就连被禁的文学和艺术作品也在那里传播。人们甚至会进行政治辩论，一些“地下”民间社团开始形成。
“厨房中的人是你最亲密的朋友圈，”吉尼斯说，“进入厨房，你会拿出伏特加，从阳台上拿些吃的”，接下来，谈话就在腌卷心菜、煮土豆、沙丁鱼间进行。
谈话的主题经常涉及政治。尽管这么做有风险，很多积极分子还是争相表达对当局和官方意识形态的不同观点。他们讨论外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通过乌托邦式的畅想规划国家的未来。也有些人将辩论变为行动，结果不是身陷囹圄，就是背井离乡。
“俄罗斯之声”网站称，即便是与知识分子和异见人士无关的普通人，也通过创作和传播政治笑话，嘲笑苏联领导人和许多荒谬的规定。一个广为流传的段子是：一个流浪儿告诉另一个无家可归的孩子，“昨天我在街上遇到列宁了。”“你说了什么？”“我说，‘列宁爷爷，给我一个面包吧’。”“他怎么说？”“他只是看着我并竖起中指，但他的眼神是那么慈祥……”
当然，说起这些笑话的时候，人们总是习惯性地将门窗紧闭，即使是在私密的厨房中，普通人仍对克格勃心有余悸。人们担心监听器和隐藏的麦克风，不是拔掉电话线，就是用枕头捂住电话，或者打开自来水管掩盖交谈声。
“我们中有人被跟踪，”弗雷丁说，“有时，看到克格勃在公寓外或楼梯口‘站岗’，我们就知道晚间会有人被捕。”
是反抗的标志，也是清谈的象征
“苏联人发展出特殊的厨房文化，原因在于人们没有可以见面的地方。” 申德罗维奇指出，“你不能在公开场合或者工作单位讨论政治，也不能到咖啡馆去，它们都是国有的。于是，厨房就成为政权触及不到的地方，俄罗斯文化在那里存活下去。”
在厨房聚会上，除了政治话题，人们还会朗读和传阅被当局禁止的文学作品。通过笔耕或打字，制作“手抄本”，以便传阅。1973年，卡普的一个朋友拿到了《日瓦戈医生》的民间打印版本，开始了手不释卷的彻夜阅读。她舍不得将这本书借给别人，便向卡普发出邀请，“你可以到我家的厨房来读这本书”。卡普欣然前往，用4个下午“消化”了这部名著。
让吉尼斯印象最深的，则是和家人共同阅读3卷本的《古拉格群岛》。全家人围坐在厨房的餐桌周围，轮流朗读。“我们害怕邻居听见，所以等她睡着后才开始。爸爸、妈妈、哥哥、我，还有没受过教育的奶奶，坐在桌边彻夜读书，那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一个夜晚。”
与地下出版物一样受欢迎的还有音乐。“我的歌曲就是我对现实事件和新闻的反应，”朱丽叶斯·金表示，“我会根据人们在厨房中讨论的内容写歌，并在讨论中演唱它。如果有人随身带了录音机，就会录下来，在别的聚会上播放。音乐像有趣的故事一样迅速传播。”
多数家庭添置了收音机后，全家人不时会聚在厨房收听BBC、美国之音等境外广播电台的节目。“这是我们厨房生活的一部分，”沃伊诺维奇说，“这是一个自由的窗口。”
厨房中还会举行艺术展览，甚至小型音乐会。文化和精神层面的碰撞，成为许多作家，音乐家和艺术家灵感的源泉。
时光飞逝，苏联早已成为历史，苏联时代形成的习惯却没有随之消失。“厨房谈话”的内容或许随着时代在改变，但它对人们的意义始终未变。如今的俄罗斯人，仍然习惯于围坐在厨房的桌边，谈论电视和报纸上讳莫如深的话题。“俄罗斯之声”称，正因为如此，“厨房谈话”既被视为反抗官方权威和意识形态的标志，也是“光说不做，只为清谈的象征”。
来源人民网http://history.people.com.cn/n/2014/0620/c372327-2517718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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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俄罗斯社会学家曾指出，政治笑话是社会现实的高度浓缩。那些多灾多难的民族，往往是“段子”最杰出的创造者。而这些“段子”本身，也能衬托出一个国家、一个政权究竟是民主还是威权。
在苏联以及其后的俄罗斯社会，“段子”的流行，恰恰验证了“段子”作为民主社会标尺的作用。一个脍炙人口的苏联政治笑话，绝妙地阐明了上述观点。
话说亚历山大、凯撤以及拿破仑做为贵宾，参加红场阅兵仪式。面对滚滚而来的钢铁堡垒，亚历山大感慨地说，“我要是有苏联的坦克，我将是战无不胜的！”而凯撒则对天空中的战鹰情有独钟，“我要是有苏联的飞机，我将征服全世界！”一旁的拿破仑则对坦克和飞机毫无兴趣，让他震惊的是苏共中央的《真理报》，“我要是有真理报，世界现在也不会知道滑铁卢！”拿破仑感叹道。
如果公开出版物上尽是谎言，“段子”必然繁荣昌盛。所谓“谣言”，也就有了成为“遥言”的可能。恐怕就是这样一个道理。
历史上的多灾多难，使苏联以及其后的俄罗斯，成了公认的盛产“段子”的沃土。在威权统治之下的小人物们，只能借私下嘲笑那些道貌岸然的政客们偷得几分愉悦。但就是这种口口相传，使“段子”中的精品常令人难以忘却。
根据苏联内务部公开资料显示，自1921年至1953年间，总共有87.1万人，因为制造和传播“段子”入狱。下面这个著名的“段子”，辛辣地讽刺着那段恐怖的历史。
监狱里关进来一位新犯人，狱友们纷纷围拢过来打听他犯了什么事。“我是因为懒惰进来的。”新犯人说。“懒惰？”大家都有些摸不着头脑。“是这样，我昨天跟几个朋友一起喝酒，大家传了些恶毒的段子。喝完酒后，已经很晚了，我一犯懒，就决定今天早上再去告密，不过我那些朋友们抢先了一步。”新来的犯人郁闷地说。
克格勃在苏联时期是绝对让人心里发毛的机构，所以也有很多广为传播的关于克格勃的“段子”。
在一趟拥挤的公交车，一个男子非常谦恭地问站在他身旁的另一个男士：“同志，请问您是克格勃吗？”那人答道：“不是。”男子又问：“那您有没有亲戚或朋友是克格勃呢？”“没有。”男子还问：“那您是否跟克格勃有些交往或联系？”“没有，你要干嘛啊！”这位谦恭的男子立马换了副嘴脸愤怒地嚷道：“干嘛？！你踩着我的脚了！”
还有这么一个段子，也相当经典。某地出土了一具古尸，科学家们使尽浑身解术也没能鉴定出他的年代。这时候来了两个自称在克格勃效力的年轻人，二话不说把古尸架进了间小屋不大工夫，年轻人出来拍拍手说“2235年前的”，科学家们大骇，忙追问究竟掌握了什么高技术手段。“这很简单”年轻人整整衣服说“他自己招了。”
“段子”，自然少不了对政治人物的挖苦和讽刺。有这样一个列车长的“段子”流传很广。话说列宁同志担任了苏联号列车的车长，列车沿着轨道前进，但不久，发现前方轨道出现了故障，车长列宁号召乘客们星期六义务劳动，修复铁轨继续前进。不久后，斯大林当了车长，又遇到了轨道损坏无法前进的情况。斯大林抽着烟斗，严肃地下令：“给我调100万劳改犯来，修不通铁路，统统枪毙。”铁路修复，列车继续前进。这时列车长换成了赫鲁晓夫，铁轨问题再次出现。赫鲁晓夫敲着皮鞋喊：“把后面的铁路接到前面去！”火车继续开动，渡过了难关。接替赫鲁晓夫的是勃列日涅夫列车长，铁轨不争气的又损毁了。“坐在座位上自己摇动身体，做出列车还在前进的样子。”勃列日涅夫列车长命令到。面对越来越严重的轨道问题，最后一任列车长戈尔巴乔夫经过沉思做出了这样的指示：“把火车拆了，到有铁轨的地方再拼装起来。”
小小一个段子历数苏联领导人，并且精辟地概括了每个人的特点，堪称政治段子中的精品。
当然，更多的段子是讲述单个领导人的。
“同志们，美国人登上了月球，我们不能再等了，党决定让你们上太阳。”勃列日涅夫紧急召见苏联宇航员。“总书记同志，我们会被烧死的。”宇航员们担心地说。“没关系，同志们，党都替你们想好了，你们晚上去。”勃列日涅夫安慰道。
一个人在大街上开骂：“赫鲁晓夫是个白痴。”结果他被判刑22年。其中2年是因为：辱骂国家领导人，而另外20年是因为：泄露国家机密。
与那个在大街上痛骂赫鲁晓夫的笑话相比，下面这个笑话似乎更为辛辣：一个美国人和一个苏联人在攀谈，美国人对本国的民主与自由相当自信，“我亲爱的苏联朋友，我告诉你，在我们的国家，我可以在白宫前痛骂美国总统发泄自己的不满。”苏联人耸耸肩，“这有什么，我们也可以在红场上高声斥责可恶的美国总统。”
苏联人、红场、美国总统，这个逻辑不正是一个威权时代的绝佳注脚吗？
不过时至今日，俄罗斯的情况似乎有所改善，即便高声痛斥普京是白痴，也判不了22年。开着总统的玩笑，翻着总统的漫画，最起码从表面看，远比斯大林时代祥和的多。
看来，气候变暖确实是大势所趋，就连的北风也似乎不再那么凛冽，官方媒体中居然出现了领袖的卡通版。只不过，这个画匠还是拘谨了些，远不如淘宝网售卖的一套中国梦漫画扑克里，将领袖演绎成打虎英雄的那个画面生动活泼。
按时节看，以后会越来越暖，就这样暖洋洋的过下去吧，可别让倒春寒再来扫了众人的好兴致。
资料来源：http://bbs.tianya.cn/post-free-4140428-1.shtml
[ 本帖最后由 木芙蓉花下 于 2016-9-7 20:35 编辑 ]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搜罗奇文，这个可比评论诗歌好玩，待我慢慢翻山越岭找来。
我也说各段子，娱乐一下吧：
我对政治不敢兴趣
那么，你对什么敢兴趣
我对做猪敢兴趣。
我的天，又一个支那猪。
[ 本帖最后由 木芙蓉花下 于 2016-9-7 19:42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