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涔阳琐闻 卷二

荆南村 发表于: 2016-5-28 11:40 来源: 今天

2 勋嗲


勋嗲也姓雷,说起来,他还是我舅爷的舅老倌。因这层关系,我母亲就叫他家里边的王婆婆舅娘。他跟友嗲是本家,只是应该出了五服,并不怎么亲密了。
他住在友嗲东边,小小三间土坯房,和他幺儿幺媳一起住。分了家后,他住偏西的那一小间,所谓“湫隘嚣尘,不可以居”的境况,大概就是那个样子吧。平时鸡彘同室,炊则灶烟满屋,雨就处处接漏,天晴久了不免灰尘纷纷。这也差不多是当时乡下贫苦老人晚景的一般写照。他也就是在那小屋里过完了一生。
说起勋嗲来,我直接跟他打交道,就只有一次。听他说起一个没头没尾的故事,也只有一次。
那时我大概不过十岁,还没读几年书。从小来我身体就不大好,经常得病。有一段时间祖父看我没精打采的样子,就疑心说:“这伢儿是不是失魄了?勋嗲应该会看的,去叫勋嗲看看是也不是?”我不得已跟祖父就到了勋嗲的屋门口,他正好在。祖父说明来意,勋嗲翻开我的眼皮看看我的眼睛,隔了一会,说:“感冒失魄!”我虽则小,但一直是无神论教育成长的,就不禁在心里好笑,但我也不做声。我祖父问他要如何治呢?他有点不大乐意的样子,说了一些我祖父不大愿意听的话,说话口气也似乎是冷冰冰的,弄得我祖父很有些窘迫,就拉了我一起回家了。这以后我觉得他这个人脾气就是怪,与人打交道,也真是太直接。他那科学与迷信捏合在一起的那个“感冒失魄”,有一段时间还成了我和小伙伴们的笑料。
他的脾气确实有点古怪,沉默寡言,性格孤僻,不喜欢与人往来。但他性格中更有一种叫人惊异甚至可怕的类似漠视一切的特点,许多人可能都觉得他这人有些不可理解。
泛泛来看,在情感上,行事上,他的行为也确实不同于一般人。
和友嗲比起来,勋嗲的出身家庭在那时候的社会里应该不会很好,但也应该不至于太差。他认得字,还能写会算。只是不如友嗲读书那么多而已。他大概也上了几年学。在他小的时候,新式学堂不只有城里有。在清泥潭这块地方,来传教的洋人牧师早已在清末就扎下了根,很多新的风气也就悄悄跟进来,多多少少地影响着当地人的生活。新式学堂随民国建立也早就慢慢遍地开花了。
我记得他家堂屋上贴的“天地国亲师”,就是他写的,还有一副对联,今天只能记得“积善人家有余庆”这一联了。虽不能说是写得中规中矩,端端正正,但也可以看得出习过唐楷的童子功,那还是描了几年红才能捉得稳笔的手才能写得出来的。
还有一件事没说。也是在读小学的时候,我曾亲耳听他说到过一个关于“太白”的故事,就是李白的故事。在一次战争中,这个李白惨遭火焚,“烧得跟一个芋头娘差不多!”他语气冷冰冰的说。他一贯总是这种腔调,既没有丝毫嘲讽,也没有点滴同情。芋头娘云云,是我们那里特有的比喻,也很形象,意思是说被烧得乌漆麻黑,跟那烂泥里挖出的黑乎乎的芋头一个样。我对于那位伟大诗人和著名道士的遭遇在当时当然所知不多,很惊奇了一番,想不到他竟还知道这个大人物有如此惨痛的人生经历。但我后来晓得这不过是子虚乌有的事。他究竟是在哪里听到这些稀奇古怪的说法的呢?我记得好像他是说朝圣路上听来的,他还有碰上赶尸人什么的,时间久了,我也就记不大清了。
在以前,我们那里还是叫澧州府,方圆几百里地,有很多名山大川,其中在慈利有一座名山,叫做五雷山,也称五维山的,是湘中当时赫赫有名的道教圣地。每年都有不少的游人和信徒去游玩,去朝拜。勋嗲说他年轻时也曾去朝拜过。他说起一个道观很神奇,那观前有一道沟壑,深不见底,很是怕人。如果你不是诚心诚意去朝拜的人,就怎么也越不过去;但如果你是诚心来朝拜的人呢,就是小脚的白发老婆婆,也会很轻易的就跨了过去。他说这见闻,使小时候的我们对那几百里外的遥远名山起了很敬畏的想象。但显然这也只不过是个传说。
他呢,他越过去了吗?没有人问过他,他也没有说起。但他说他是专门朝拜五雷去的。这说明他曾经还是一个有过信仰的人。

他和王婆婆一直过得好像很拮据。值得一提的是,勋嗲和王婆婆的情分应该是很深厚的。他唯一对王婆婆很依恋。只有偶尔听见王婆婆发发小脾气说他,而他始终都不会出声。在他们两老口最终分手时,听说他还特别给王婆婆留下了一笔养老钱,使她不致完全指望儿子媳妇,也是担心万一儿媳困难,供给不周,怕她一个人会过得艰苦。还有一件我小时候亲眼见过的小事情,也足以说明两老口感情很深。
在我们那个地方,老一辈的夫妇互相称呼,是很有意思的。普通的就是叫老汉,老倌子,婆婆,老妈子或者这一类的。但勋嗲叫王婆婆不如此,他是叫“姆妈”的。有时候王婆婆在屋后面大家共用的吃水堰塘边洗菜清衣,勋嗲有事叫她,声音很大,“姆妈”“姆妈”的叫,像是小伢唤娘。有一回,我们的邻居李婆婆,见他一面走一面叫王婆婆,就取笑他说:“勋嗲勋嗲,你叫姆妈’‘姆妈,是不是要喝妈了啊?”喝妈就是喝奶。这往事由一个孙辈的后生回忆起来,未免会被人指责为轻佻,但在此不过是说,老两口子过得的确还是比一般人谐和。
他们一起生育了两个儿子。大儿子很早就出门去谋生了。家里一贫如洗,想必也没有什么依靠和指望。他据说是在湖北谋了份差事,就是扫砖窑厂里高高矗立半天中的烟囱的又危险又伤身体的活儿,一般人不能做,也不愿意做。他到底是自己找了个湖北姑娘,只是好像得过脑膜炎,有时候说话就显得思路不太清楚。但他们好歹结了婚,还有了孩子,一个漂漂亮亮的女伢。勋嗲每年都会看到他的大儿大媳从湖北回来,一家子也都还是体体面面的。他们在家里呆上几天,看看老人兄弟,然后又大大小小都回到干活的地方去。
有一年,大儿子携妻挈女又回来了,这回,大儿子再也没有出门去。
他患了肝腹水,已经到了晚期,腹胀如鼓。
当过澧县人民医院院长的余家北嗲,那时已经退休回老家颐养天年了,但还在经常行医,给村里人带来很多方便。这时候他就被叫来给勋嗲的大儿子看病。余家北嗲每天都拿着粗粗的针筒来来去去。但是病情继续恶化,好像仅在家里这样休养治疗,已经是回天无术了。他如此严重,早就应该住院去。
他天天呻吟,后来是号呼不止,听说连床上的蚊帐也给撕烂了,连盖的被褥也给撕烂了。
“幺幺,你想办法给我诊病啊,幺幺!我好了会还钱给你的呀,幺幺!”病人不住凄苦的哀求。
勋嗲坐在家门口半掩的门后,一动不动,好像充耳不闻。不晓得是不是在悄悄流眼泪。他有个习惯,就是闲暇时,总坐在半掩的门后,只探出半个脑袋,面无表情的好像在窥视着外面。
他实在是没有钱,他也实在是不愿去向任何人借钱。好像生老病死对他来说,已经见惯了,哪怕即使是发生在自己的骨肉身上,他也一点不觉得有什么奇怪了。
小孙女才会走路,话也说不清楚。穿得破破烂烂,脸蛋也皴裂了,鼻涕涎水满脸,没人搭理,再也没有以前那么齐齐整整,干干净净。她整天端着个磕了口的小瓷碗,拿着一把锡调羹,在院子里磕磕绊绊的走来走去,碰到生蚕豆也吃,碰到生果子也吃。时时跑到我们这里来玩,那么小,根本不晓得冻,也不晓得饿,可怜巴巴的。有时跌在泥里,一身泥;有时碰在墙上,一块青。老听见哭哭啼啼的,旁人也揪心。大儿媳听说总坐在病人旁边,已经有点痴痴呆呆。
有人愤愤不平地说:“当嗲嗲的看见孙丫头倒在地上,坐在那里连动也不动,睬也不睬,尽她哭,也不拉她一把。世界上没看到过有这么一种人!”

世界上有这么一种人,肯定有教育这么一种人的环境。树木之所以有瘿瘤,那不是伤痕痊愈后变形的结果吗?自责,愧疚,痛苦,伤心,无奈和隐忍,逃避和自私,遗弃还有冷漠,对勋嗲来说,哪一种体会会更加真实呢?谁又能振振有词的指责一个几乎身陷绝境而计无所出的人?在外人看来是灰暗无比的他的世界里,他能看到的又会是些什么?
说起这些陈年旧事,还要往前谈到五六十年代的大饥荒。据说当时是大集体,天灾频仍,粮食短少。干部群众日子都很紧。大食堂里统一蒸饭炒菜,全生产队的人统一开饭,各家都不动烟火。很多劳力干活功夫重,耗体力,吃不饱,出现身体浮肿。“脸肿得像亮壳子”。这是他们回忆那段日子经常说的一句话。今天的年轻人,包括我,都没见过“亮壳子”。这其实就是白纸糊的灯笼壳,浸过桐油,燃灯放在里面,提出门照明时防风的,燃灯时一望通明。人匮食得浮肿,听说脸色就像这个样子。
有一种说法,勋嗲个子大,生得五大三粗,饭量自然大,自然吃不饱,也浑身开始浮肿。他可能是觉得他快逃不过死亡的召唤了。但他不能干等死啊,他就想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带了一个小口鼓腹的养水坛子,趁食堂没人的时候翻窗进去,把米饭满满的盛在坛子里面。稍稍掩饰痕迹后,再出来悄悄踅到一口堰塘边。他把坛子口封紧,坛颈上扎根绳子,然后把坛子沉到堰塘里,一端绳子系到一处岸边的树根上。到了夜里饥饿不可忍耐时,就摸过去取出坛子来抓饭吃。如此反复,居然也没人去认真的细察。都是熟人,况且很多是同族叔伯兄弟,谁忍心让他活活饿死不成?他到底是从那艰难的日子里熬了过来。
死里逃生,他对生命不能不有所新的体悟吗?是更加热爱?还是漠然视之?这些,对这样一个有着刻骨铭心接近死亡经历的人来说,都太“文艺”气了。他作为一个底层农民感受到的,只是面对着铁板一样坚硬的生存挨下去而已。

勋嗲的大儿子终究是没有挺过那一年。他大儿子死后,那对孤苦无告的母子在那里好像无依无靠,就依然回湖北去了,这一去就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也从此就断绝了消息。

勋嗲依然和老幺一起过。老幺后来也结婚生子,渐渐日子平平淡淡过去了。但是贫穷还是压人头。他晚年无法可想,不得不多次出门讨生活,起初还早出晚归,生怕人知晓。这也算是他究竟丢不脱羞耻二字在心里作怪。他还是跟一般老人一样,在意别人的眼光——也只有在那万不得已时,才会连这都顾不上。
听说他开始关心孙子。经常把从人家筵席上包回来的好肉好菜分给他们一些。这是以前不大有的。因为以前实在也是无物可分。并不是“天干无露水,老来无人情”。许多年前,我读四川人写的《许茂和他的女儿》这部小说,当时觉得许茂其人,就在眼前。如今更相信勋嗲和许茂,其实就是同一类苦难之中久浸后麻木了的可怜人。
他们的老幺,后来也因为癌症抛下了妻子儿女。他们都是终身没有挣脱贫困。在他最后的日子里,他也像他的哥哥那样呻吟,号呼。他盖的被褥也被撕烂了。他的小女儿,也是像她那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堂姐一样大,才能磕磕绊绊的走来走去,还不时地哭哭啼啼。
勋嗲这回可不用再坐在屋门口半掩的门后装得好像听不见了。他这回是真听不见了。他早已经安安静静躺在地底,永远不用再为世间事操心了。

有一回我妈妈的老姐妹亚妈妈来我家玩,曾经说起过勋嗲,她满怀恻隐地感叹道:“勋嗲就是一个遭孽人啦!一辈子真是没过过几天好日子。我还记得他们几父子冷天挖砖的事。两个就在前头拉,一个就在后头推。几个都整得脸红脖子粗,果果汗直流,人就像从水底起来的!”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前,我们那里农村修新屋,多用土砖。就是先在田地里用石磙把泥土压得紧紧实实,再用大锹划成大小一致的规规矩矩的砖块,然后就是从田地里把划好的土砖铲起来,这就叫挖砖,是个粗笨的苦功夫。往往一人执掌挖砖的平底铁犁在后,数人如纤夫拉纤在前,嗨哟嗨哟吆喝着前进。
这个形象很深刻,多年以后,我仍然能想像得出,这苦命的父子们,在寒冷空旷的田野上,佝偻着腰身,奋力挣扎着艰难向前的身影。

如今,王婆婆还在,独自居住在浩伯留下来的早被弃置的房屋里。而勋嗲他们自己的土砖屋早就跨塌了,那里现在只有一个高高的土堆,爬满了茂盛的南瓜藤,长满了齐人腰的荒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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