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册》：“爱欲与文明”的纠葛与疏离
借助一系列在文坛引起巨大反响的中长篇小说，且因为对中原乡村生命景观的持续挖掘与审视，并致力于中原人格的深度塑造，李佩甫业已成为“文学豫军”这棵茁壮大树的主干部分。他的写作以大地、植物、村庄、个体等各种生命形态为基点，切入中原厚土的复杂性根系，以文字来观照那些土地深处的原始爱欲，从而确立了地域性写作的正宗本色，并越过这一框架，进入当代文学谱系下乡村叙事的重要书写者系列。考察新时期以来河南文学的发展历程，或者说新时期以来乡土叙事的凡斯种种，李佩甫皆是最为重要的对象之一。
生长于乡村，进入城市成长为知识分子角色，根据自我知识经验在内心世界建构出相应的坐标系，再来返观乡土世界的文化生态，这是白话文学以来乡土叙事伦理的基本模式。这个模式结出了两个硕果，一个是鲁迅式的，意图“画出国民沉默的魂灵”，即批判审视国民劣根性的路子；一个是沈从文式的，发掘乡土世界中尚未被现代文明侵蚀掉的古典诗性质素，歌咏朴素的人性之美、人伦之美，借以对抗时代的危险性进程，恰如米兰·昆德拉所言：“以对抗时代的进步来谋取自身的进步”。细究这两种路数背后的哲学支撑，可以发现前者以进化论为标尺，后者则以强调圆融的东方哲学为依托。上述归类似乎并不适合李佩甫，作家本人也隶属于进城后的知识分子群体，世界观为“现代性”所塑造，而一旦进入小说的世界，精神书写的背后则是主体的双重角色，一方面是知识分子式的批判和审视对象；一方面是回归农民本体式的尊崇和亲近“本源之地”（即海德格尔所言的还乡使故乡成为亲近本源之地）。这种双重角色在作家平原三部曲的第一部《羊的门》及终结篇《生命册》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双重角色的切入避开了常见的“他者”叙事，从而促成作家独具特色的乡村叙事伦理的建构，涉及村庄与外在世界的相切层面，比如村庄内走向城市的人们，比如村庄社会关系向外的延伸，与批判、反省相关的紧张、焦虑便油然而生；而当笔触深入到村庄内部的生命机制，比如植物的生长，村庄内部人伦的交叉，这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带给主体的放松与诗意便清晰可触。如果加以总结的话，其乡土叙事伦理介于鲁迅与沈从文之间，是一种摇摆式的，或者说是一种兼容式的，作家试图将恋土情结与现代性批判调和在一起，从而避开传统—现代的对立模式，抛却黑白分明的二元价值判断，探究一种不同于社会学家所描述的工业化、城镇化蓝图下的乡村安身立命的新路径。恰如《生命册》结尾的一个醒目标记——主人公吴志鹏宣扬的“找到一种让筷子竖起来的方法”。如果将这种方法仅仅归属于可持续发展或者寻找生态自然与经济发展的平衡点的话，这种解读必然过于表面和肤浅，因靠近主流意识形态的陈述而庸俗化，作家的人文思量远非时效性可以涵盖，而是欲求在古老村庄纹理与现代中国之间找寻双向互动的桥梁。也正是因为这种独具特色的乡村叙事伦理，李佩甫作品，尤其是上述两部长篇，呈现出丰厚复杂的品质。
《生命册》先是由《人民文学》分上下两卷连载，后由作家出版社结集出版。此后在接受采访的多个场合，李佩甫关于这部最新长篇小说表述最多的是两句话，一句是“每个人皆走向他的反面”，一句是“我把人当植物来写”。这两句话包含的信息量异常丰富，解读这部长篇，不妨以这两句话作为端口先行进入。先说第一句，所谓“每个人皆走向他的反面”，指的是人物性格及命运在内外力作用下，其人生曲线以反转的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支撑这一曲线的是一段具备相当跨度的历史时空。在小说中我们看到原本豪情万丈的老姑父被日常琐屑彻底磨损，聪明执拗的梁五方变成了靠敲诈勒索为生的无赖，博学高雅的杜秋月成了诡计多端的撒泼者，追求真爱的梅村在不能自拔的漩涡中不断下陷。当然，并非所有的人物划出的皆是否定性曲线，比如小说中最具亮点的人物—虫嫂，就是由极为卑贱走向灵魂的高贵。钩沉社会政治力量对人物的异化是作家的拿手好戏，除此之外，这部小说还为读者贡献了几个被资本异化的人物，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由豪爽侠义走向贪婪狡诈的骆驼了，这也表征出作家对最新生活讯息的敏感度。走向反面几乎成为小说中人物处理的基本思想原则，性格也好，命运也好，总之，他们人生的某种断裂在小说中是如此地醒目，共同簇拥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村庄的巨变，如同躯体上的伤口，深入而阔大。而这种巨变并非以城市为对照物，而是与城市形成同构的关系。其中乡村的变指的是在外力切入的情况下，乡村生长机制的异变，城市的变指的是城市这个“怪兽”不断庞大之后，对个体的激荡和吞噬。“每个人皆走向他的反面”，这句话的后面其实隐藏着作家的基本创作意图，即通过这部小说试图勾勒出近几十年中国社会内部发生的城乡巨变，描绘人性的多维度衰败。联系巴尔扎克所言的“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就可见出作家所贯注的雄心，或者说是一种野心。李佩甫是一位有着宏大叙事情结的作家，跨越了三十年文学的风云变幻，这其中释放出的道义感和人间情怀始终如一。
“把人当植物来写”，细究起来，实际上是作家一贯的写作策略，只不过在《生命册》中呈现地更加集中。这句话也涉及作家的双重角色问题，一旦回归到村庄母体，那么作家的“他者”身份就会被削弱，这一方面来自对土地的深爱，一方面来自作家在写作历程中锻造出的高度自觉，正如王国维先生指出的那样：“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所见与所知的程度由作家的生活阅历和思想感悟所决定。村庄及植物对于李佩甫来说，实在是太熟悉不过了，小说第四章开头部分，作家以精细的笔法写到了无梁村各类树木，它们与大风之间以命相搏，从形态上看，有的弯曲，有的低矮，有的粗大茁壮；从功用上看，有的华而不实，有的外强中干，有的小材大用，等等。在他处，作家还写到芦苇这种柔软的植物，这种漫生而低贱的植物却给村庄带来长久的福荫与庇护。静思返观之下，他在植物与人之间找到了生命状态的联系。此前的作品中，作家往往集中笔力把一两个人当做植物来写，诸如《李氏家族》中败节草与李金魁的对应关系，及《城的灯》中会跑的桐树促成了冯家昌精神的早熟，这些固然卓尔不群，然则独木难以成林，而《生命册》中的书写，指向村庄形色各等，俨然一体，错落有致，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生态系统，作家也因之建构出一道独特的乡村生命景观。这道景观的主体是人，背后则是植物之特性，他们蓬勃而茂盛，无论经过怎样的删改，皆以自己的方式顽强生长。如上所述，一旦回归到村庄内部来书写人与植物，作家仿佛受到了神性的照耀，能够使荣茂败枯、强弱驳杂的生命形态自动涌现出来，臻于杂花生树之境，恰是作家功力精深使然。
《生命册》凡12章，近40万字，采用了双线叙事结构。一条是村庄的生长衰亡史，以无梁村为微型缩影，勾勒出一系列人物图谱，以及在这片大地上栖居的各种草木植物，他们与它们间的精神联系，以及各自的生老病死、爱欲悲欢。一方面村庄内部的生命形态自成循环，这里有农耕时代遗留下来的饮食、习俗、信仰、劳作方式，也有人伦层面的宽厚博爱、流言中伤、窥探猎奇，甚至还有情欲层面的独特释放与自我禁闭；另一方面，村庄与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之间环环相切，占据强势的社会政治力量一次次投射至村庄内部，或急或缓地改变着村庄的生长态势；另一条叙述了孤儿出身的主人公吴志鹏在城市这个欲望的大海上如何漂浮、拼争、困惑、思考，以及努力寻找回家之路的精神历程。作家以“吃百家奶”为隐喻，道出吴志鹏所接受的来自村庄内部的各种营养，除了巨大的情感维系之外，还有古老智慧的养育。他是一个“背着土地行走的人”，在跌宕起伏、波橘云诡的欲望之海上，乡村始终作为看不见的巨大力量而存在着，渗透进他的记忆，使得他在城市内的急切行走始终没有彻底迷失。这其中，老姑父的纸条以及骆驼言之的“背后有人”作为显明的符号，始终提醒着他来自何处。
就作家创作意图层面来说，后一条叙事进程无疑更为重要。吴志鹏作为一个进城知识分子的典型，作家试图以他为端点，准确刻画出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他们的沉沦与挣脱，他们的迷失与自我拯救。并通过其眼睛，再现一个以“巨变”为主题的宏大布景，这个布景之上，有多元价值观的冲突，有人性的斑斓和破败，以欲望的轻为灵魂的重作证。如果从批判反思的角度去观察的话，可以总结为：旧的问题尚未解决，新的问题纷涌而至。所谓旧的问题指的是“人心荒凉之后的权力迷信所带来的苦难”（谢有顺语），所谓新的问题指的是资本作为新的因素对知识分子及古老乡村的冲击、控制、蚕食。总的来说，作家主观的强化只能说部分地实现了其目的。就艺术传达来说，《生命册》中的城市书写部分明显是弱化的，虽然小说写到了北京、上海、深圳等欲望崛起或商业气息浓厚的大型城市，也触及了资本运作的一些流程，详细勾勒了原始资本积累过程中的“黑金”色彩，以及工业化语境中人伦的新变，但这些因素的再现或多或少地带有符号化的特色。其中对梅村和骆驼这两个人物的处理表现得尤为典型，他们的的精神风貌及人生命运的呈现过程，皆可见出创作主体理念渗透的因素。若对照无梁村叙事这一进程，即可看到作家的城市书写在某个意义上并未深入对象的肌理。王国维曾指出：“入乎其内，方有生气，出乎其外，方有高致。”作家观照城市的思想体系达到了高远，而强烈的创作理念部分程度上干扰了其在细部上对对象幽深细微之处的深入挖掘。当然，近三十年来城乡的巨变，对于所有中国作家来说，都构成一个处理的难题。问题可能出在作家们的思维观念和方法论层面，他们将过多的重心放在社会学思考之上，而社会学观念有其时效性，而且其理论体系大多来自异域，在解决本土经验方面存在错位，若想达到恩格斯所言的“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这一高度，作家们需要建构自我的大历史观以及深厚的哲学观念。无法从社会学上升到哲学层面，我认为这是制约诸多作家的一个瓶颈。
在小说中，双线叙事之间交互叠映，它们之间既相辅相成，又相互疏离，即使是在村庄内部，“爱欲与文明”亦相互纠葛，绝非简单的对立关系。在这里，绝对的善与恶是不存在的，而是混杂为一体，构成乡村生命景观中独特的一面，恰如李丹梦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的那样，因为神性因素的注入，李佩甫作品中“生存原则被当作旗帜祭起，每个人都有权选择自己的生存轨迹，这是无罪的；同时，土地的包容力和解释性亦大大地得到强化：土地不仅孕育忠诚，同时也滋生着它的叛逆”。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中就文明对爱欲的压抑作出了精彩的阐释，在他看来，在文明发展的高级阶段，人本压抑与“额外压抑”愈加难以区分，人们与统治制度的协调、同化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文化的发展是以压抑人性为代价的，文化不仅压制了人的社会存在，还压制了人的人本结构，即爱欲的本能，而这种压制却恰恰是社会进步的前提。人们为了实现欲望的满足，必须从事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入的异化劳动。因此，那些拥有大量的性、爱欲、原始冲动，皆被禁锢在文明之中，人类失去了自我，走向异化。《生命册》中文明对爱欲的压抑是普遍的，除了春才挥刀自宫这个惨烈的情节之外，披上成功面纱之后的骆驼也是非常典型。在外部场所，他的决断、自信、能言善辩被充分表现，而一旦回归到独在的状态，萎靡与困顿立刻覆盖了身体动作，一个极端的细节里，他甚至用自己的头部狠狠地撞击墙壁。他的人格分裂来自自我爱欲的极度弱化，即使是智慧贤德的妻子也无法将其拯救。小说中制约众多人物走向其反面的本源因素，即为爱欲丧失后的难以恢复。人性的衰败也由此而生，作家在冷静观察的同时也寄予了深厚的同情。马尔库塞同时也畅想了非压抑文明的场景：爱欲重新回到了整个身体，人在工作中、交往中、自然中都充分地释放着力比多快乐，生命本能澎湃激扬地奔流，人怀着感激与狂喜体验着造化的神奇和自然那神秘莫测的目的。
对照《生命册》中无梁村女人们编织凉席的场景，以及春才在豆腐坊内专注而深情的劳动，我们是否可以说，这些段落恰是相关上述非压抑文明场景的极好旁证。当然，如此明亮段落在小说中毕竟少见，然而这些寄寓大地诗意葱茏的一面依然被作家捕捉到了，并呈现到读者面前，读来有温润如玉之感。
在人物呈现这一层面，李佩甫对现实主义小说所尊奉的典型化并不十分在意，无论此前的作品，还是这部小说中，人物性格的立体化皆非重点表现的部分。他所关注的是生命个体与栖居的大地之间的血肉联系，是土地上的众生相。作家在艺术处理的时候，倾向于把对象置入一种极致的状态，就此观照出对象身上迸发出的生命特征。就《生命册》来说，在人物形象的处理上，作家为我们贡献了一大批形象鲜明、带有某种土地特性的人物图谱。作家怀着温情来写乡村，书写大地上蓬勃的生命力形式，除了食和性之外，在此处生长的男男女女如同未经过修整的树木，朝着各个方向生长。无梁村里有着各种极致的典型，他们包括：老姑父蔡国寅身上的仁义为怀；智慧能干的梁五方的执拗；既卑贱有极端高贵的虫嫂；苇香的叛逆和出格；春才身上背负的巨大人伦包袱；知识分子下乡改造的对象杜秋月身体与灵魂的崩塌；主人公吴志鹏离开—返回的精神生长模式，等等。构成一幅色彩斑斓的画卷，也对应了罗素的一个判断，即繁多的统一为美，也就是说美存在于差异性为主体的整体结构之中。就单个人物来说，《生命册》中处理最好的是虫嫂这个形象，她是最为血肉丰满的一个，所具备的艺术冲击力是他者所无法比拟的。唯其卑贱的彻底，高贵的亮色才得以透现，她是位农耕社会下圣徒式的人物，历经炼狱的煎熬终得以实现自我的涅槃。作为一个圣徒式的人物，既非经底层民众膜拜、神化而出，亦非道家末流仪式化操作的结果，她的最终的涅槃植根于自身的苦难历程与脚下大地支撑，恰如同苦难对俄罗斯知识分子的锻造一般，宗教般的情感品质乃自然之果。从这个意义上说，使用儒家人伦体系下的向善之心、自我牺牲、仁义教化等等教条来观照虫嫂这个形象是远远不够的，她是饱经沧桑的东方大地告别农业传统后吐出的最后一颗珠玉，圣洁鲜亮。虫嫂这个人物可谓李佩甫的独特贡献，如果与其他作家笔下的乡土叙事进行横向比较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虫嫂是无与伦比的独特的“这一个”，是乡土文化生态中结出的令人意外的“果实”。
关于《生命册》中的人物，我还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小说中的主人公吴志鹏与外号骆驼的人实为一体，也是就同一个人，是一个人的不同侧面。他们都是大地的孩子，一个表征出乡村中恒定的精神，包括反思、敬畏、情义为怀等；一个表征出乡村灵魂中狂放、野性、极端破坏性的力量。作者如此“一分为二”的处理，源于试图弥合土地上的出走者与土地之间形成的巨大裂痕。
李佩甫对于中原厚土既有着近乎宗教般的神圣感情，又有着审视与忧思。《生命册》中，他的最深沉的忧思出现在书的结尾处，作家通过人物的眼睛看到：望月潭的水干涸了，大片大片的芦苇渐趋绝迹，各类树木正遭受砍伐的命运，村里的男人多数远走他方，空气中弥漫着愈加焦躁的味道。水、植物、空气、人，这些土地与村庄的最基本要素正走向普遍毒化的状态，这一切的一切堆叠在一起，挤压作家的胸口。他观察到了农业社会转型期随资本对古老乡村的渗透而来的乡村根基的断裂，也借助人物的口说出解决的思路，即“让筷子竖起来的方法”，而如何让筷子竖起来，依然是个无解的问题。虽然出路仍然迷茫，但不管怎样，作家通过这个小说表达了他的忧思与追问，正如克尔凯格尔所说的那样：“个人不能帮助也不能挽救时代，他只能表现它的失落”。或者如雅斯贝尔斯所言：“谁以最大的悲观看待人的将来，谁倒真正把改善人类前途的关键掌握在手中。”
平原三部曲的前两部《羊的门》及《城的灯》的扉页上皆引用了《圣经》中的原句，以圣谕的句子昭示话语的指向。《生命册》的扉页上，作家征引的是泰戈尔的两句诗句：旅客在每一个生人门口敲叩，才能敲到自己的家门；人要在外边到处漂流，最后才能走到最深的内殿。这两句话不仅紧扣这部长篇的主题，既构造一条回归精神家园的旅程，同时也彰显了作家的人间情怀品质更加专注和投入。这让我想起狄尔泰的一个判断：一切沉思、严肃的探索和思维皆源于生活这个深不可测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