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首诗歌皆是一个自足的房间

摆在我眼前的是一本诗集，罗羽的《音乐手册》，在我的博客里，因读书会组织材料的需要，他的数首作品也以黑体字的形式铺排和连缀。这些表面安静的文字，暗藏着汹涌，如峰峦般倒错交叉，如果你预先戴上了眼镜，人伦的，意识形态的，艺术至上的，等等，当然看不见任何起伏。在诗歌里，所有的力度都和彼岸世界相关，它好像是绝缘的，又好像是敞开的。

    阅读这位河南先锋诗人作品的过程中，我突然想起了房间一词，我知道这个词语只是一种外围的指认，尚无法真正切入内核。但这个词语依然如第一波巨浪，以不容置疑的方式拍打在内心的沙滩上。是的，站在普通读者的角度，在我的理解，每一首先锋诗歌，皆构成一个自足的房间，它有着独立地不同于小说、散文的情理逻辑和内在关怀。这个房间不设置任何窗户，更不会有通道相连，它的内部，挤满了明亮和黑暗，彼此相互吞蚀，如两军杀伐；还挤满了不同颜色的词语，相互共鸣、支撑，也相互踩踏、消解。于是形成一道道旋风状的气流，将你包裹。至于如何能够进入这个房间？单靠悟性、经验认同显然不大可能。美国的布鲁克斯曾宣称：“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现代诗歌的技巧，即重新发现隐喻并充分运用隐喻”。隐喻对于先锋诗歌而言，不仅仅作为诗歌技巧而存在，更重要的是，它表征着话语场域整体的气味，也因此突破了修辞，进入了功能的层面。

    为何诸多先锋诗歌会形成如此自我封闭的房间？这当然不是出自诗人的自恋，而是因为，这些诗人信奉兰波的宣告——绝对的现代是必要的。在阅读先锋诗歌的过程，往往带着灼伤感和切割感，如果你选择了小清新和小柔软的方式，或者选择含不尽之意于言外的古典方式，或者对技巧产生了迷恋情绪，这个房间当然是不开门的。

    马拉美曾经宣扬，诗歌写出来就是让人来猜的。对于平常人等，猜字谜就够费劲的，何况还是猜诗歌。对应马拉美的判断，罗羽的诗歌留下了浓厚的猜的痕迹，准确地陈述应该是他的诗歌里留下了太多的空白地带、暗黑地带，狭长而幽深，这将极大地考验读者的耐心。综观之下，罗羽诗歌有两个突出的特性：其一是超乎寻常的反逻辑性。反逻辑性在诗歌里一直存在，比如中国古代的诗家语，到了现代诗歌这里，这个特性普遍得到树立，从俄国形式主义到结构主义论者笔下的陌生化，到新批评倡导的悖论与反讽，皆在标举诗歌形式本身的反逻辑性。罗羽在这个道路上深入地特别远，也特别醒目。比如《雪地里的缅甸》中的开首两句“戴上棉帽，来到雪地上，你看见/袈裟的月光是这个国家的言辞”。从现实中的人文地理出发，横跨北回归线的缅甸这个国度，常年无雪，所以，从题目到这两句的指向，表面上看皆是荒谬之极的，但在实质上，诗人所陈述的是一种冷，这种冷，即是现实的，也是历史的，甚至也是未来的。一般的诗歌，在处理这个反逻辑性问题时，往往采取某种过渡的形式，但在罗宇诗歌之中，比如上句，却是一种直接的切入。从某个意义上说，他的句子不是大刀片，要闪出寒光，而是一个针刺，虽无光芒，却直刺血管。在句子与句子间，其诗歌语言的跨度往往呈现出惊人的落差，每每会给读者制造巨大的停顿，在有些诗作中，他甚至放弃了段落组合这一常见的形式，比如他的《铁匠铺》、《回家》、《在河南大学》等作品，一首诗歌的内容由一个大段构成。这种极端的反常规性，让我想起一位现代诗人的感叹“这世界上再也没有一种痛苦，比语言的痛苦更令人痛苦了！”。

    极端的反逻辑性，使得罗羽诗歌文本中句子与句子间，段落与段落间形成极大的跨度。词语转折迅速，在某些叙述场景中，甚至不惜牺牲语词的所指功能，以此强化诗歌语言能指之所在。如此一来，阅读的过程往往伴随着想象的阻断。过多延宕的存在，使得理解连续性的获取成为困难的事情。《现场》的开头如此陈述：书架前，你说起宗教，同样的肉身/被晒热，两只惊鸟/在下午飞出凉阴。近处，橡皮坝的光影/不能够怎么样了，通货膨胀已变成神学的菠萝/你可以站到书店外的路边/瞧那些五金铺的扳手/新开始的痛苦戴着笑容的面具，晃荡到我嚼烟丝的地方。诗歌的前两句，述及两人间的谈话，主体的惊觉，以及走出室外，展开对人世的探查。紧接行为细节的是橡皮坝的光影，此物象兀然冒出，如沙漠间耸立的石山。而神学的菠萝同样让人不可捉摸，显然，这两样事物并非诗人取自超验主义的经验内容，而是在现实所指之外，制造出来的落差，其中，落差的功能高于现实所指的功能。后面两句的语言行进，采取了重新照进现实的方式，而内在逻辑演进则是隐在的。

    其二是罗羽诗歌中词语的拥挤与密集程度惊人。我这里所言的密集程度，非同类词语的汇聚，而是不同属性的词语从各自的停放地点奔来，形成一个湍急的集市现场。在最开始阅读的过程中，面对如此密集的词语，我首先想到的是英美意象派诗歌，因为他们宣称不要象征，不要叙述，只作意象的直接呈现，并且更注重以意象叠加的方式创造丰富的复合义。后来发现，我的阅读是一种标准的误读，罗羽笔下词语及所指之物的密集，绝非意象派的意象错落，而是诗人主观上为之的结果。在诗歌里，诗人好像是位总调度师，随手调来不同属性、不同颜色、不同种类的词语，让它们相互碰撞、撕咬、消解。卡西尔曾经指出“词不像雕塑那样去使用一种石头、青铜之类的惰性材料，词比起声音来还要显得‘透明’些，也就是说词所传的符号不再需要思想，它本身就是思想。”对照卡西尔的这句话，罗羽笔下的词语不仅仅是词语本身，它们也是带有不同体温的事物，它们中有的从通衢赶来，有的从山旮旯来的，也有从水底冒上来的，总而言之，令人眼花缭乱。

    在诗人笔下，词语所构成的森林，似乎是混乱的，也是无序的，若是从中寻找明确的标识或者直达之道，更加不可能。为何如此？我会想这样的问题，我们生活的都市是有序的么？我们居留的村庄是理性的么？我们的日常生活是逻辑清晰的么？如果不是，它会在我们的文学作品中倒影重重么？而我的回答则是：当然，而且是极有可能。

    针对语言的系统性和实践性特征，索绪尔提出了语言的二重性概念，所谓二重性，指的是语言一方面是一种话语系统，其社会性的存在朝向政治学、地理学的内容；另一方面，语言又是个体性的，即语言是一种言语。它是个体此时此地的敞开，携带说话者的体温和关怀。在各种文学语言系统中，诗歌语言无疑将言语的个体性推向某种极致。先锋是一种精神，也是一种语言实验，按照谢友顺的说法，先锋写作者是那些对既有秩序（写作规则、话语秩序、创作原则）不满的人，他们的反抗，则为了摆脱话语权力的规约，重新回到个体自由的立场，也是对自由精神的重申。当然，先锋并不意味着锋利，不过对于罗羽的诗歌实践而言，他不仅始终恪守着先锋立场，而且也一直保持着诗歌话语的锋利性。作为河南先锋诗歌群体的代表人物，民刊《阵地》的核心成员，罗羽诗歌的锋利性无疑是最鲜明的。大量的语言碎片进入文本，使得诗歌整体性的隐喻功能被切割，也使得其成为既有诗歌秩序的强烈破坏者。作为一种补充，在此简单勾勒下罗羽所属的河南先锋诗歌群的脉络。河南先锋诗歌与国内诗坛的后朦胧诗以及其他实验性诗体同步进行。主体的自觉与精神自省的意识，为这一诗歌群体的两个重要标签，而个体的主体性和自我意识的走向自觉，是现代性的本质规定性之一，也是全部现代文化精神的基础和载体，换言之，个体化是理性化的必然内涵。在前现代的经验文化模式下，绝大多数个体是按照经验、常识、习俗、惯例而自发地生存。只有当个体超越纯粹的自在自发的日常生活的视域，同科学、技术、理性的自觉的精神再生产或自觉的类本质对象化发生实质性的关联时，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的断裂才实质性地发生，现代意义上的人才真正产生。

    河南先锋诗歌，一直是个现在进行时，已过知天命之年的罗羽依然在先锋写作的道路上继续深入，而更年青的后辈，如王向威、梁晓静、王东东等，正在努力地铺展。如艾略特所言：沿着我们不曾走过的通道/通往那扇不曾打开的门/

[ 本帖最后由 楚些 于 2015-8-12 11:20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