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非非》创刊号。
闲来无聊，一字一句，认真读着1986年5月出版的《非非》创刊号。在该刊第78页的《编后五人谈》我看到了杨黎的话：“第二浪潮以即将问世的《汉诗——1986》而宣布告终，正如第一浪潮以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而告终一样。作为参加了第二浪潮并提出了这一概念的伦佑君，以他独特的预见，提出了新的挑战并适时的推动了这场以非非主义为先锋的第三次浪潮运动。”短短的几句话，我注意到杨君的“告终”、“浪潮”、“主义”和“先锋”等词语。在诗歌旗号满天飞的80年代中后期，非非无疑是策划、操作相当成功的市场性诗歌流派之一。这里，我所说的市场性是指在风云变幻中，很多诗歌流派很快夭折，而非非开始就具备了生存必要的功利性与商业性，比如《非非》创刊号第11页的《启事》和第32页的《你想成为非非之友吗》。
很多人认为非非理论大于非非自身的诗歌。这种观点的出笼也有不少偏见。我个人倾向认为非非一起步理论就缺少对非非诗人的个案研究和对非非作品的整体性把握。其理论与宣言一开始就走向空洞和边缘化。在《非非主义宣言》里（蓝马执笔）除了是生硬的语调就是文革式的宣言，“古罗马遗址上，那些高大的石柱……”、“我们今天宣布：第一、它们以非非的方式活着；第二、它们是非非生命；第三、它们使我们感到非非；第四、它们使我们成为非非；第五、我们非非。”宣言开头着笔点是古罗马的遗址（何不写一处四川的古遗址呢）以及后面出现的口号，这种大而空的肇始理论还突出表现在该刊第60页蓝马的《前文化》导言一文里，整个“导言”除了“文化”、“人类行为”、“宇宙”和“前文化”等一些不着边的词汇，基本没有论及到一些非非实质性的诗学主张。
而在第二71页《非非主义诗歌诗歌方法》一文中（周伦佑、蓝马），很多主张与非非诗人的作品相去甚远，甚至自相矛盾。比如，非非的“三逃避”（逃避知识，逃避思想，逃避意义）在“八种感觉”尚仲敏的《桥牌名将邓小平》和《四月份的交通事故》里就得到非非诗人自身的反拨。（关于《桥牌名将邓小平》一诗，蓝马在《编后五人谈》一文里幽默地有一说：“他一时高兴，说要把刊物寄给小平，小平读了诗，给下面挂一个电话，他的住房问题就解决了。”）还有非非的“语言还原”、“非确定化”等理念在开卷杨黎的《街景》、《小镇》再次被非非诗人抛开与疏离。
尽管大家公认非非的理论在日后见长，其实，非非的悲哀处就是理论与非非诗人作品严重脱节。蓝马的《走向迷失——先锋诗歌运动的反省》（《磁场与魔方：新潮诗论卷》吴敬思选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中，蓝马写到：“可以说，先锋运动的主潮引领着先锋诗人‘诗思’，已经卓有成效地流览了整个人类诗歌的新旧传统。”我们看到“整个人类”字眼再度出现，这种理论显然已经不能够为非非诗人提供引航了。
任何诗歌流派都逃脱不了其功利的一面。在诗歌写作上，诗人们往往爱辩称自己是忠于心灵写作的人，安静于诗歌的人。其实，大家不必在意这些话，诗人们往往会说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对非非有点诗歌记忆的人大抵还记得1993年11月1日下午，周伦佑在北京大学演讲时被学生质问的尴尬局面。至于我上面所说的非非的市场性，我没有贬义之词。从1993年非非诗人成立“成都广达软工程公司”（BBB)到非非的被界定被研究以及现在的后非非主义运动，至少，我们可以明白一点，在中国，过去、现在或者是将来，任何诗歌流派和团体，它拒绝不了市场性（不单指经济概念）。市场性会让以梁山好汉性质出现的诗歌流派没有走向辉煌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解体，而市场性受惠的永远是其流派的少数人。
读《汉诗·1986》年卷
在1986年学习写诗歌时，读到杨炼和廖亦武的不少“大诗”，当时挺崇拜这类诗人的才气。在1986年的语境下，我常常从“敌台”偷听邓丽君的歌。喇叭裤和长头发流行的1986年，我也不例外，披着齐肩的长发，深夜在宿舍抱着吉他扯开老公鸭嗓子吼着，热血澎湃，自以为自己是旷世奇才。偶尔一次，在报亭见到《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联合举办的诗歌大展，从此心跳加速，身体器官除了心脏和肝之外还多了诗歌这个重要器官组织。
省下饭菜钱，我尽可能地订阅诗歌刊物，购买诗集。开始，只知道北岛、舒婷、顾城等名家，后来渐渐知道了徐敬亚、严阵，知道了更多的诗人名字。好羡慕诗人啊，周围写诗歌的一大堆，见别人写宣言，我也写，见别人写诗歌，我也鹦鹉学舌。韩东、李亚伟和殴阳江河的诗歌我贼喜欢。当然，那个年头，很多诗人有点装神弄鬼，语言呆板，意象生涩，更有不少诗人在写一些不着边的长诗，什么狗屁宇宙意识呀、空间意识呀、神话意识呀，等等。这类诗歌挺能忽悠一些诗歌青年。
现在，翻开万夏、宋炜等人编著的《汉诗·二十世纪编年史·一九八六》（内刊），记忆一下子就回到1986年，可惜，我已经缺少那个年月对诗歌的崇高的热情与耐性了。年轻时，遇到自己读不明白的诗歌，我会首先骂自己质资愚钝，硬着头皮一遍遍去读去理解。现在，打开发黄的《汉诗·1986》年卷，一股股熟悉的诗歌气息有了霉味，不少当年叱咤风云的人物已成过眼烟云。看看《汉诗自序》一段话吧：“……以中国人的综合性直觉和明澈的领悟力，揭示着人类新的存在和意义，这一代诗人是人类可以期待和信任的。”靠！那个年代的诗人傻的往往可爱，动辄就“宇宙”、“人类”之类的概念，总是吓唬倒像我这样的诗歌纯情小青年，为“宇宙”、“人类”没少勒紧裤腰带热情地白扔一些银子。
单薄的《汉诗·1986》年卷开篇就是宋渠、宋炜的《大日是》，里面又重版面收录海子的《但是水、水》、刘太亭的《生物》、张渝的《巴士》、周伦佑的《人日》、殴阳江河的《悬棺》和杨黎的《如女》等“大诗”，这些诗歌空洞、乏味、造作，写宇宙、写历史、写神话就不写自己的吃喝拉撒，好象那个年代的诗人都在互相较劲，比着看谁牛B先写出可以传世骇俗的史诗来。而翟永明的《静安庄》和柏桦的《望气的人》时隔二十多年，仍然诱发我去一遍遍捧读。
《汉诗·1986》年卷打的旗号就是放在今天也够吓人的：中国状态文学研究机构主办。看来，回头追忆和寻找那个年月的诗歌清结，不能忘了一点，当时的诗人和诗歌民刊比今天的诗人和民刊更骚动和急功近利啊！
樊子：http://blog.sina.com.cn/u/1272024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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