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沈浩波：中国诗歌的残忍与光荣

中国诗歌的残忍与光荣——目睹近几年来的中国诗歌现状 (阅18次) 沈浩波
　　一幅极其残忍的景象正在中国诗歌的版图上被我们目睹。
　　当早年的先锋派纷纷接近知天命的年龄时，那些曾经年轻过的嗓音突然变得浑浊、昏庸和世故，整整一代人的诗歌精神尚未树立便已被岁月打回了原形——腐朽的、散发着旧中国尸气的原形。
　　2008年4月，我在天津参加“‘葵’诗歌朗诵会”，第二天，去参观天津博物馆。天津市政府非常高明的让这座新建成博物馆免费对外界开放，使得这座博物馆真正变成了市民的公共花园。这一举措让我对长期以来形成的对天津这座城市的认识有了新的改观，我一直以为天津是一座保守、僵化、守旧之城，原来并不尽然。而天津博物馆这座建筑本身，更是让我大吃一惊，很难想像，在中国能找到一处如此现代的博物馆建筑，来自日本的建筑大师将天津博物馆设计得像一座洁白的通体流光的雕塑，室内空间更是开放敞亮，漫步在廊道中如置身游轮的船舷。
我为天津感到高兴，因为这座一直以来被称为“中国最大的村庄”的城市正在爆发强大的现代意识。就跟北京的“鸟巢”和“国家大剧院”一样，我们不必去评价建筑的具体好坏，在中国，像北京和天津这样的地方，能够有勇气为自己的标志性建筑选择如此现代的方案，这本身就是一种莫大的精神进步。同行的天津诗人邢非告诉我，天津博物馆的建筑方案遭到了此城最大的知识分子冯骥才的强烈反对。对此，我当然不会感到意外，冯某本来就是一个热衷把玩和意淫中国旧文化的准八旗文人。但依然有一种不可抑制的愤怒，如果依冯某的思路，把天津博物馆建成中国式的大棺材才称他们的心。
　　我的愤怒来源于我心中正在激荡的对当下中国诗歌种种复古主义和乡村抒情主义泛滥的现状的愤怒。在中国诗界，一些当年的先锋，正在忙不迭的为自己穿上褂子，装上辫子，沦为冯骥才式的为已死的、散发着霉味的旧文化的招魂者和代言人。这种具体某人的堕落不至于令我心痛，令我心痛的是，这种自欺欺人的复古主义与在中国诗歌界一直存在的乡村知识分子式的抒情主义的合流，竟一举暴露了整整一代人内心的腐朽和破败，我说的就是曾经代表着中国诗歌先锋精神一面的所谓的“第三代诗人”。那一代人的两位精神老大，于坚和韩东，在分歧多年，绝交多年后的再次握手言欢，几乎就成为这种合流的标志。2008年，于坚和韩东同赴深圳，为随后马上就要揭晓的新一届“华语传媒大奖诗歌奖”得主杨键摇旗呐喊，更是颇值得玩味的标志中的标志。岂止是于、韩，第三代诗人中之名躁一时的抒情才子如柏桦、王寅等人，又何尝不一直是杨键诗歌的拥趸。
　　杨键的诗歌，说穿了就是一种掺杂了虚伪的东方宗教意识的乡村抒情诗，乡村抒情意识的陈旧和腐朽其实早已是中国诗歌界的共识，但是一旦给这种东西披上某些圣洁的外衣，那些骨子里从无坚硬精神和现代意识的文人们就立刻不能自持的匍匐在地了，海子的麦地和杨键的柳树莫不如此，只不过前者披的是西方殉道士式的外衣，而后者披的是东方清教徒的外衣而已。对于这种虚伪的写作骗局，只有天真如韩东者会将其理解为一种“泯灭自我”的写作，如果这个世界真的有人可以“泯灭自我”的话，那么他一定不会选择写作。“泯灭自我”，这种可笑的宗教境界被韩东搬来作为诗歌境界，实在是将诗歌精神庸俗化到令人无地自容的程度。一个诗人需要脆弱和乏力到什么程度，才会将取消自我的宗教境界理解为诗歌的境界？一个被众多二、三流诗人（惟独没有一流诗人）共同吹捧的诗人，其本质当然乃是俗物。古话说高处不胜寒！哪来那么多的知音和温暖？
　　于坚选择杨键，与韩东发自内心的对于各种真真假假的清教徒兼乡村抒情才子的欣赏不同，前者实际上是为自己这些年来苦心经营的东方文化主义选择同道者和继承人。当年盘峰论争前后，于坚忙着和学院派诗歌开战的时候，他可想不起什么杨键之流来。但此一时彼一时，试图以《零档案》、《事件》系列之类投机取巧之作品迎合国际诗坛，试图与西方接轨不太成功之后的于坚，决定把注下到东方文化上来，并且越来越坚定的成为一个复古主义者，穿着一身的西方名牌，去拼命的为古中国人的生存方式、生存智慧、老庄之道、山水风景文人画甚至中国古建筑等一切的一切大唱赞歌，甚至要将诗歌拉回到远古东方的巫术时期，还有一条他是不敢说出的，那就是恢复“王道”，恢复帝制，如他这种诗人，正好可以去当一个大腹便便的文学国师。他所不敢说出的，大无畏的佛教徒杨键居然敢说，在南方文学传媒大奖的颁奖礼上，此人在受奖词里郑重其事提倡“王道天下”。我不知道台下搞文学评论的那些把票投给此人的兖兖诸公，当时是否也曾脸红？更滑稽的是，在此次南方文学传媒大奖的评选过程中，很多评论家在杨键和朵渔之间左右摇摆，一副很难取舍的样子，一个是已死的东方文化甚至是王道主义的捍卫者，一个是以西方自由民主意识为精神主体的抗拒者，我们可爱的评论家们居然两者都喜欢，这可真是一群在精神世界里荡秋千的忽左忽右的妙人儿啊！
　　至此，从于坚、雷平阳、杨键、陈先发到韩东、柏桦、王寅们，中国诗歌版图的大片领域终于成了东方式的、乡村式的、抒情式的、才子式的存在，一些人在拼命的从坟墓里出土的金缕玉衣上重温东方文明的荣光，并用这已死的文明，作为自己写作的合法性依据，生硬的用以填充自己虚弱的内心，使自己的看上去有一个充满了气的皮球式的灵魂，哪怕皮球里填充的全部是尸气；而另一部分人则暴露出了埋藏得更深的精神背景，原来他们真的是中国农业文明的亲生儿子，当年青春期的反抗与激越，不过是多读了几本西方理论文字和诗歌后的兴奋模拟，中年以后，他们终究是要回到那温暖的农业文明的巨大子宫中，去反刍出一切浇灌他们内心的东方乡村的乳汁，哪怕他们在现代化的城市中居住得再久，也不能阻挡他们投身于这子宫的热情，难怪，在他们的所有诗篇中，都有一股阻挡不住的“乡村才子气”。
　　整个第三代诗人精神世界的全面跨塌或者回归保守，都再次告诫我们，在中国这片土壤里，想要冒出现代性的花朵是多么艰难，一代人被打回原形，农业文明之强大足我们每个人警惕自己的内心。唯一的一个异类是当年非非主义的主将杨黎，与其他诗人的日趋主流和庸俗形成了鲜明对比的是，这位唯一坚守着诗歌中的先锋精神，并且越写越好的诗人，成了一个被任何一种主流意识排挤和忽视的异类。一些人功臣名就，俨然以大师自居，出入于人民大会堂和各种颁奖的秀场，而真正的天才和先锋者却被边缘化到无人问津，那一代人中唯一的天才，恪守着自己的写作初衷和先锋性，他似乎永远没有学会放弃自己的灵魂去交换世俗的光荣。这鲜明的对比如此残忍，到底谁才是精神上的丧家之犬呢？谁才在内心里虚弱焦虑得惶惶不可终日呢？一切其实早有定数，在真真假假的先锋气乱冒的80年代，与强调“生活流”的“他们”诗派和盲目冲动的“莽汉”诗群相比，非非主义是最具理论自觉的，而非非主义中最富天才的诗人杨黎，也最终成为一代人中仅剩的那一个！
　　2007年，中国诗歌最大的事件莫过于我和伊沙与同时与于坚的绝交。这在中国诗歌网上第一论坛诗江湖上掀起了轩然大波，很多诗人都觉得我与伊沙太不近人情，说翻脸就翻脸，更多人则将此事完全理解为争夺中国诗歌交椅的名利之战。那时隐下的伏笔，甚至直接导致了诗江湖上几位堪称中坚的诗人对伊沙的反戈一击，整个过程绵延了整整大半年，从07年一直进行到08年之初。我能理解他们的愤怒，因为他们都是盘峰以来，好不容易形成的健康的诗歌精神的得益者，如今眼间当年盘峰论争的几位主要战友翻脸为仇，当然难以接受。但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其实在我所参与的任何一场诗歌之争，归根到底都是灵魂之争。我和伊沙与于坚的绝交原因并不相同，但正好包涵了我们所无法容忍的两个方面。于坚跟伊沙绝交，是因为伊沙在一首诗中嘲讽了于坚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作代会时合影的情形，这实际上是中国诗歌界一直存在的对于体制化写作的蔑视和质疑，是对于坚为求名利的最大化，而日益体制化写作、献媚化写作的质问，是体制外与体制内两种不同写作精神的交锋，是对当年的先锋派如今深陷体制化写作的不满；而于坚与我的绝交，则是因为我在一篇质疑诗人杨克的网络回贴的末尾，对于坚的东方复古主义进行了批评。
　　一场争论，两个维度，暴露出的却是中国诗歌界大部分诗人在实利主义的商业社会面前，精神世界全面失守，再也找不到精神支撑点，因而全面堕落的事实。当年的先锋派不但日益体制化，而且从精神世界内部趋向于保守和复古，甚至争先恐后的嘲讽诗歌中的先锋精神和现代意识，他们已经公开背叛了自朦胧诗以来中国诗歌一直恪守的先锋性和反体制写作的精神底限。与我和伊沙彻底绝交之后，于坚很快就荣赝了体制内最大的文学奖之一的鲁迅文学奖，他终于可以轻装上阵了，在获奖前后的每一次访谈中都在大肆抨击先锋派。每当看到他这样的言论，我都禁不住深深感受到岁月带来的残忍和悲凉。而更大的嘲讽则是，于坚素来是最讨厌鲁迅的，曾经发表过著名的文章《乌烟瘴气鸟导师》，文中的骂的鸟导师就是鲁迅。讨厌鲁迅，喜欢周作人，这才是于坚最真实的精神背景。
　　而更残忍的现状也正好与这种对鲁迅的讨厌相关。2007年，我写下了长诗《西安为证》，在诗中，我为包括中国诗歌在内的中国文化界对于五四先贤所树立的自由、独立、质疑、反抗、追寻现代意识、摈弃农业文明的种种精神的全面抛弃而深感痛心，昔日五四之精神，现在不是说要延续，而是需要有人重新唤醒啊！在西安，我亲眼目睹了诗人伊沙作为一个先锋派的孤独，此城所有的诗人和文人，莫不深陷体制化写作之中，当年曾经先锋的诗人或者批评家，纷纷在这个大名利场中赚得盘满钵满，在最新的一次作家协会改选中，一位当年的先锋派批评家，因为没有竞选上副主席，当场气得拂袖而去。我在诗中如此写道：

这里就在延安之南
文艺座谈会的讲话言犹在耳
没有几个人能从这网里逃生
那些当年先锋过的
文艺青年过的
留过长发的
被这里的黄土裹巴裹巴
一头埋进体制的坟
吾中国之文人
不过是一截截死灰般的魂
……
……
这里有气度非凡的塔
这里有坚硬宽厚的墙
如果不是有眼前我的这个朋友在
我想我也会悲从中来
趴在此城放声恸哭
哭这个时代活着的亡魂
……
……
我们甚至聊到了五四那一代
鲁迅和胡适们
几乎就要令这个民族的精神再次勃起
但他们注定无法成功
这是一个尸骨太多的国家
每一寸土地
都有深深的尸气
……
……
五四未竟之志
文化和文明之理想
如今只
孤独的担在
几个诗人身上
我有豪气欲干云
城墙之上沥肝胆
既然肉肩担了道义
从今以后
惟有更加残忍
对自己
也对他人
……
……
还有什么比灵魂的空乏，精神世界的沦丧更为残忍的呢？一夜之间，当年的先锋派诗人们，一个一个都成了体制这个名利场里的宠儿！是啊，理想主义的年代已逝，商业和实力主义的年代来临，文人和诗人们被迫融入了这个崭新的时代，但他们的内心恐慌极了，支撑过他们的信念再也带不来任何现实的好处，他们不但没有在这样的时代里去追寻现代性之路，而是惶恐、退缩、妥协，放弃灵魂去交换一切可能交换到的东西，去赢得自己继续写作的理由。殊不知，你的每一次交换，哪怕是悄无人知的，都在毁蚀你的内心，一点一点的异化和涂改，一点一点的使你的写作丧失根基。
　　我的痛心和愤怒来自于2007年目睹的各种怪现状。2007年，是中国诗歌的一个疯狂的年度，年初，一大群诗人跑到黑龙江去开会，会议的成果居然是一个“中国诗歌公约”。这是令人疯狂的事实，居然要为写作立“公约”，心灵被破坏到什么程度才会去干这种蠢事？“公约派”名单里赫然在目的，有朦胧诗的老旗手芒克，有第三代的默默和车前子，有北京诗歌界的代表人物树才……真是一个囊括几代的名单呀！还是在这一年，在青海湖举办了一个国际诗歌界，一百多个中国诗人参加，其中不乏著名者，会后，在代表当地政府的主办方的要求下，所有诗人都要在一个公约上签名，呵呵，又是一个公约，一百多名中国诗人，居然没有一人拒绝，一个法国诗人拒绝签字，精通法语的中国诗人树才（又是他）居然为了劝他签名而与其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在这样的事实面前，除了觉得羞耻，我还能有何观感？
　　在几代中国诗人的灵魂彻底枯萎的大背景下，在对商业社会和现代文明的恐惧之中。复古主义和乡村抒情才子的复辟不过是言中应有之意，奇怪吗？一点也不。多么安全和温暖的文化子宫，再也不用面对现实，再也不用面对激烈变化的现代社会，可以充分掩饰自己对当代社会和人心的无知和写作的无力，在“天人合一”的文化美梦和虚伪宗教化的乡村抒情中收获温暖和泪水，并且还可以把自己扮演成时代的良心。因此，他们成了中国文化中代表诗歌的宠儿，农业文明的余晖感染那些内心空乏焦虑的人们！逃避、编造文化谎言和子虚乌有的文化幻境，对当下性和现代性的无力和无知，构成了中国诗歌新的主流！
　　当所有精神空虚的诗歌混子和农业文明下的复古主义者、乡村知识分子以及投身体制的妥协者们越来越合流的时候，一个惊人的图像便产生了，所有人都其乐融融，把杯换盏，交换着发表和开会的小小利益，不亦乐乎。而如我等这样坚持现代性和先锋性的诗人，则越来越与世隔绝！我们在这水深火热的现代社会中写作具体的，直接面对的诗歌，但中国诗歌的大部分诗人，却不愿不敢不乐意面对我们。“先锋派”？他们已经学会在各种访谈对话和厕所里发出讥讽的笑声。那么好吧，就以先锋和非先锋为界限，就以现代性和反现代性为界限，如果你们是主流的诗坛，那么我们当然就不在你们这个诗坛。因为先锋，从来都在主流的背面！但到底谁在坚守着中国文化自五四以来最先进的声音呢？谁在自由、独立、反抗的写作呢？谁在继续追寻现代意识，试图与农业文明下的小农文化决绝而去呢？谁在直面当下具体的生活和当下社会里人们的心灵图景呢？谁在坚决不与任何形态体制和主流文化媾和呢？
　　即使在这样的现状面前，我依然觉得无比光荣。为我自己，也为中国诗歌最健康最现代的血脉。因为这一血脉始终绵延向前，杰出的诗人坚守着自我的心灵，创造出了一首又一首非凡的诗篇。在我写出《西安为证》的2007年，诗人伊沙写作了他的《灵魂出窍》，这位有着中国最坚硬的语言质地和内心质地的诗人在这首长诗中试图将自己置身于命运的悬崖去进行拷问；诗人徐江将他的《杂事诗》写至巅峰，完全树立了简约、冷凝、即兴而又随时拷问和批判的新的诗歌文体，徐江诗歌写作的意义可能已经远远超越了现在所有人所能给出的最高评价；诗人侯马左手《他手记》，右手《进藏手记》，将其理性、质疑和思辩融为一体，前者几乎构成了一部追问不休的个人心灵史；诗人唐欣写完了他的《北京组诗》，在个人心灵与庞大的都市之间，构筑起了一座交融不息而又游离不止的抗拒、接受、彷徨与挣扎之诗！所有这些写作，都是将个人心灵和命运置身于当下坚硬而冰冷的社会现实中的存在、思考、反抗与觉醒。中国诗歌在2007年，在先锋的至高处，其实硕果累累，他们孤独而又坚韧的存在在时代的正面，同时也在各种庸俗低级的趣味和主流文化的背面！
　　中国诗歌的现代性精神在今天仍然需要被反复提及，实在是这个民族的羞耻之一。但其行进的过程其实本来就是缓慢而孤独的。自朦胧诗之后，第三代诗人们在取消了朦胧诗的意识形态性写作和意象性写作的同时，其实也连洗脚水带孩子的，把起码在北岛的诗歌中存在的趋于理性和怀疑的现代性精神也一并倒掉了。取而代之的固然有杨黎式的对语感的认识，非非主义的反文化和反崇高的决绝，他们诗派的口语成就和对日常生活的尊重，莽汉诗派的荷尔蒙式的暴力反抗以及诗歌中即兴的智性发挥。这些分散存在的局部成就在当时，当然有着影响深远的先锋意义。但在80年代理想主义（其实就是一种浪漫主义）的文化氛围之中，第三代诗人却并没有形成某种现代性的自觉，他们的诗歌，缺乏对于时代和人生的真切认识，也缺乏可以支撑他们一直写作下去的基本写作信念，那种过于平面化的，过于即兴的，炫耀聪明的写作很快就随着青春期的泯灭而泯灭了。
　　周伦佑迅速暴露出了其以诗歌为工具的政治意图；李亚伟越来越成为一个浪漫主义者和史诗崇拜者；于坚先是在《零档案》和《事件》系列中呈现出一种投机的概念主义写作，既而又一头扎进东方文化的怀抱，大讲起“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东方古经来，真是变化多端，摇曳生姿，时代流行什么，他就怎么写；韩东的写作在整个90年代都很平稳，平淡的日常生活加上哲学式的思辩构成了他的独特之处，但这种写作进入新世纪后变得难以为继，先是师法杨黎，开始写“废话诗”，现在又无比推崇杨键，难道是因为杨键那忍辱负重的样子比“废话诗”更要“泯灭人性”？从日常生活的软抒情到“泯灭人性”，这个鸿沟此人跨越起来竟似乎全无障碍；至于柏桦之流，从来都是毛时代的抒情主义者，不提也罢。
　　这真是毫无内心根基的一代，也注定是写作难以为继只好拿大言欺人的一代。他们现在个个大言不惭的要从中国古代寻找文化力量，殊不知，他们正是被中国文化的断续存亡毁灭的一代，无知和虚妄的一代，从黑暗中爬行出来还没站稳就被时代闪断小腰的一代。真正导致他们出现这一不堪情状的，其实正是五四精神、现代与理性精神、直面与批判精神在中国的全面失守，而不是其他。现在居然骂鲁迅是“乌烟瘴气鸟导师”了，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中国传统文化劣根性之强大正在于，可以轻松的搞定这些当年的先锋派。
　　因此在今天，我对上面我所提及的伊沙、徐江、侯马等诗人犹为充满敬意。90年代中叶他们开始全面跻身诗坛之前，中国的诗歌界正一片麦浪滚滚，哪来的什么现代性可言。中国诗歌的现代性一面，是从他们才开始被重新擦亮，这本身就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如果说伊沙早期诗歌中的叛逆、反抗、戏噱、嘲讽（那时这种写作已经打着“后现代”的外衣了）构成了这种先声的话，那么徐江和侯马早期的写作其实更多的仍然偏于抒情和日常生活的简单抒写，但随着他们写作的不断深入，在进入新世纪的前后，徐江在诗歌中不断对一切进行反诘和质问，而其抒情的底色在其冷凝、节制的口气和近乎偏执的怀疑主义的追思中变成一种看似简单实则驳杂的诗歌底色；侯马则充分放大了他的理性、智性和思辩能力，将这种能力与口语的叙述力量完美的融为一体的，他是第一人，在最近的《他手记》和《进藏手记》中，其反省的精神、雄辩的叙述、将日常细节敏锐的融入精神思辩的能力，都令人叹赏。
　　在从新世纪开始步入中年的伊沙、徐江和侯马的身上，我看到的是一种现代性精神的全面成熟，并由此使他们的写作有了深刻的内心背景，这种基于强大世界观背景下的现代写作的成熟，在中国当代，其实才刚刚开始。而只有这样的写作，才能真正成其为一生的写作，才能不犹豫，不观望，不投机，不泯灭人性！
　　令我倍觉光荣的是，从新世纪开始，我的诗歌声音始终与这些中国最好的诗人一起，甚至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2000年我与巫昂、尹丽川、朵渔、南人一起创办《下半身》诗歌杂志开始，这种声音就在催化着中国现代性诗歌精神的发育，我们从反叛、反抗、质疑甚至是粗暴的推翻开始加速着这一进程。从那时起，我的写作就是自觉的置身于强大现实中的写作，就是带有坚硬精神背景的先锋写作。多年过去了，多少当年和我一起先锋过的青年已经完全无力为继的时候，我自豪于自己没有背离写作的初衷。也曾经犹豫和停滞过，也曾经由于乡村生活的背景而放任过那种浪漫主义的软弱抒情一面，但最终我却更为坚定的成为一个年近中年的“先锋派”，态度与当年创办《下半身》杂志时一样决绝，甚至内心更为笃定。
　　翻开从2000年至今的那些可以代表我的写作轨迹的诗歌，从《我们那儿的生死问题》、《我们那儿的男女关系》到《一把好乳》、《淋病将至》、《棉花厂》到《文楼村记事》、《致马雅可夫斯基》到《祖国的星空》、《天下无戏言》、《送杨黎》、《西安为证》……城市、乡村、世界、现实、历史、未来、个人、群体、社会、家庭……我欣喜于自己始终是一个质疑与反抗者，始终是一个直面自我心灵的写作者，始终在挺进所有我心灵在场的时空。我出生与温暖湿润的南方乡村，但我没有成为一个乡村抒情者；我出身于学院，在学院派知识分子语境下开始写诗，但我没有成为一个热爱修辞的学院派。
　　“下半身”作为一场粗暴的诗歌美学运动，在刷新了进入网络时代的中国诗歌的底色后，我便由集体的狂欢和青春荷尔蒙时代的写作，更多的转向了去写作个人心灵在现代都市中挣扎和碰撞时所爆发出来的大美之诗。我始终认为，世界上最好的甚至是唯一的诗歌，来自在这样的语境中爆发出来的那个“我”，只有对自我心灵和命运的强化和追问，反思和怀疑，才能构成真正强大的内心，才能使我们可以不依赖和臣服于任何宗教或者既成的价值谱系去认识世界和从事写作。在真正强大的个人内心驱动下的写作，才是自觉的，有创造力的，真实的写作。
　　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内心存在，在一些人如同末世亡魂一样惶惶不可终日时，在一些人以背对时代的姿态写着末世哀歌时，我们仍然可以面对这样的世界，发出时代上扬的强音。其实就是这样，精神委靡者，他们眼中的时代也是委靡的末世；精神强健者，这样的时代正是盛世上扬之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