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六月一日刚出的新书，特地在读完之后谷歌了下，相关新闻除了报社采访之外比较吸引眼球的两条分别是，CCTV复兴论坛《我愤怒：阎连科在<风雅颂>中诋毁北大！》和西祠胡同《我烧了阎连科的<风雅颂>！》，这两条新闻的措辞我就不引用了，倒是出书之前阎连科已经在后记中说过“我冥冥中有些预感，《风雅颂》的出版，会招致一片的谩骂之声”，一面又在记者的追问下出来辟谣说小说中的“清燕大学”并不是诋毁北大。无论如何，国内严肃文学作品书市也能有这样博人眼球的新闻，倒不失为一桩可供消遣的谈资——这么说并不怀恶意，你知道，国外大作家们出作品，往往也会引起某些个族群的反抗甚至严正抗议，这起码反应了作家的作品并非不痛不痒，用在国内环境至少说明，《风雅颂》是部真诚之作，而阎连科的为人值得如今忙着晒裸照的青年悲伤写手们好好学习——同样是博版面博眼球，明显是两个段数嘛。
撇开诋毁不诋毁不谈（诋毁实在是个很文化大革命的词语），在谈到《风雅颂》之前先说说阎连科这个人，我对他的了解始于河南艾滋村之行，当时同去的朋友推荐说，有个叫阎连科的人，写了部《丁庄梦》。其他为他赢得声誉的长篇诸如《受活》《日光流年》以及被中共中央宣傳部「三不」政策全面封殺的《为人民服务》我都没有看过，仅就06年的《丁庄梦》与今年的《风雅颂》而言——前者一探中国大陆官方政治最讳莫如深的河南艾滋村问题，后者则首先提出了中国大学教育界的黑暗丑闻——阎连科的确是中国大陆现存的最有良心也最有担待的作家之一，是个文化界爷们儿，我想只要稍微了解如今跟阎连科一辈的作家们都做着什么事写着什么字，譬如莫言譬如苏童，只要略清楚五十年来不痛不痒的中国文学在任何政治介入领域都如强弩之末建树甚微之现实的话，都不会对我贸然提出一个“最”字有过多异议。
如今正统文学面临的最大困境或许是严肃作家与主流阅读者的时代脱节，毫无疑问八九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已经成了中国最大数量的读者，时代脱节则让读者与作者之间的沟通缺少可利用的带入感，当然，如何看待这个带入感，并不单是作者的问题。
我认识的一个中国文学爱好者说，不少西方的研究人员都有这样的观点，阎连科的小说是研究中国乡土很好的文化范本——需要指出的是与种种严肃的研究价值毋庸置疑的专著相比，小说的研究价值在于，它从一种先入为主的角度同时考察了作者所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所有道德规范，这里的道德是什么？就两个字，感情；他同时也说，阎连科的小说对他们西方人是有吸引力的，这吸引力并不全是语言，很大程度在于对中国乡村社会的不了解和渴望了解，我说现在中国的年轻人都认为他土，他说都是一样，印度爱读书的年轻人也会觉得阿兰达蒂洛伊土，觉得基兰德赛土，但美国人觉得帕慕克和基兰德赛都不土——英国布克奖为什么大爱印度女作家？诺贝尔为什么大爱帕慕克？用专业点儿的话说，缺省性文化带入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也就是老话说的“洋大人放个屁我们都认为是香的”，当然我的意思并非批判，因为这本就是读者无可厚非的特点，只是作为为普通读者提供开阔视野的文学研究者，我想，一方面我们需要摈弃政治对文学的压迫力，一方面也务必要为每一个作家作品做合乎公义的评价。（可惜的是，缺省性文化带入感同样是西方学界提出的概念。）这也是为什么我抱着战战兢兢害怕陷入过度阐释境地的恐惧，也要给出一个四星评价的原因。
阎连科自己在后记中说《风雅颂》的原名叫“回家”，他的朋友都觉得“回家”不足以承载小说的全部内容，相比之下，风雅颂既是引自诗经，与小说主人公杨科的大学诗经学研究教授身份相吻合，原生态情感（注意这里提到的情感）与现代人道德的淡漠情感的疏离和经济之上主义的对比，这个标题也能被读做是为“附庸风雅”所作的一曲无奈丧颂之歌……当然，小说的主线，“回家”是始终没有改变的，既有主人公从京城回到农村的现实主线，也有从名利场回到情感本源生活本源（诗经的这一层比喻是，生活的本源也就是情感的本源）的隐喻主线，前半部分类似《飞越疯人院》的打破桎梏，后半部分又类似《洛丽塔》的情不自禁，种种荒诞不经被作家心中的烦闷化为小说主人公亲身经历的樊篱，腰封上令人囧囧有神的“中国荒诞现实主义大师阎连科”大概语出于此，只是，出版商这样的过度包装令真正爱书之人难免生出“有心向南山云遮雾又绕”的感叹吧。
阎连科在小说后记里提到这样几个形容词：“懦弱、浮夸、崇拜权力、很少承担、躲闪落下的灾难、逃避应有的责任、甚至对生活中那些敢作敢为的嫖客和盗贼，都怀有一份敬畏之心”，毋宁说这是中国传统下知识分子的通病，即便留下大珠小珠落玉盘的历史文豪们也同样不能免嫌——黄金时代过去，未来遥遥无期，小说中知识分子的无能为力最大表现在主人公杨科对无论在家通奸的妻子和自己的领导或者在家乡天堂街上卖淫的年轻女孩儿说的那句话——“算我求你了好不好”。
对经济社会的虚伪再好理解不过，毕竟那是以虚伪对抗虚伪，而入杨科一般对待感情的虚伪（譬如他在玲珍姘头吴胖子墓前说的“他是为了玲珍才回老家”的话）则让一个进入角色的读者难以原谅。从这里开始，阎连科摆脱了第一人称的顾影自怜，终于决定要把“我”体内的丑恶撕开给读者看，决定剖析自己口中所说的“回家路”到底路还存在与否如果存在路又在何方如果不存在那“路是人走出来的”这路又究竟如何去走，这个问诘了作者多年的问题或许会在这本小说中得到解答，而诗经在文中所代表的，也绝不是大而化之对远古逝去黄金时代的悲伤追寻，不是田园牧歌之梦失落的怅惘忧思。
从这个角度看，《风雅颂》绝对是一部真诚的、有所追求的小说，这真诚不是如今中国众多卖艺为生的年轻人口中所说少出了几次门多熬了几个夜多喝了几杯咖啡的上海式真诚（譬如如今的郭敬明），这追求或许是中国读书人充满古典精神的一朝成名天下知的欲拒还迎，就好比小说主人公杨科总幻想自己上的诗经研究课有爱人上影视课讲明星八卦那般人满为患轰动一时。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阎连科这位乡土出生的作家对情感对人性的关注，当年《丁庄梦》里那段关于二叔和玲玲两个艾滋病人的爱情，不知是我曾身临其境过还是怎么的，看得我格外心痛，眼泪一直在眼眶中打转，这对一个时刻标榜“平和”的读书人来说是不容易的——反观中国式文学代表的大概是什么问题呢？一言以蔽之，意义大于情感，这与宗教缺失还是有一定关系的，宗教与政治不同，在可控制的范围内，它首先是提倡爱的，而爱是一个成熟社会的灰色区域，爱允许了世界不趋于大一统——西方是自古罗马帝国衰亡开始了长达千年的禁欲行动，在古老的东方，掌握话语权的士大夫在这个问题上则走得更远更偏执，他们动用毕生的经历生产出一个人类的悖论，并且用非悖论的“道”总结它，这个悖论即是：我们为自己的行为寻找意义，寻找到最后，意义变成没有意义，这也就是《风雅颂》在开头就提到的那句：“每个人无论你最初沿着人生的新途走到哪里，但最终都只能沿着老路走回去”。从虚无主义的观点看，任何哲学到了一定程度都可以变成废话，而东方哲学尤甚，因为东方哲学甚至是去人性化的。
当然，小说反应出的当代中国大学教育存在的问题，即便不百分之百契合实际，出入也并不大，教育的产业化、学生的娱乐化、学术研究的经济化……凡此种种，大家不过都心照不宣而已，镜头里的中国大学年年扩招学生老师微笑以待形式一片大好，阎连科不过是第一个在文学作品里写出来而已，至于写得是不是隔靴搔痒，关键不在于作者，如今政府的官靴早已从千层底换成了硬邦邦的熟胶，哪是随便便一个体制外的民间观察者可以道的呢？
只是说起来，《风雅颂》倒还真不跟以揭露黑暗丑闻为目的的流行官场黑皮书是一个类型的，所以不知本尊是谁的批评家李云雷发在左岸文化网上言之凿凿的批判不免有过分阐释的嫌疑，大家也大可不必将它当作一部现实讽喻小说，在前在04年《受活》出版时阎连科就已经说过“现实主义像小浪底工程和三峡大坝样横断在文学的黄河与长江之上，割断了激流，淹没了风景，而且成为拯救黄河与长江的英雄”，他绝不与这样的元凶苟活一窝，而要寻求“超越主义的现实”——《风雅颂》算不算得上一次成功的尝试，我不敢妄作评价，只是不难体会阎老说这话时语气里所包含的深深无奈，或许那时他就已经预见了他终究不会忍气吞声（甚或乐在其中）做一个现实官僚社会的“缝补丁者”，预见了之后一场又一场与第二十二条军规屡败屡战的恶斗，预见了诗经中消失的那并非是随岁月迭散（或许是被善/恶意扼杀）的二百章节……
而一场生于斯长于斯的知识分子心中幻想的文化上新一轮农村包围城市之战，在战斗尚未打响时就已偃旗息鼓，这倒是再肯定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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