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三七年十月二十二日，年方二十的梭罗开始写他的第一篇日记。“你现在在干什么”？爱默生问，“你记日记吗？”梭罗写道：“好吧，我今天开始，记下了这一条。如果要孤独，我必须逃避现在——我要我自己当心。在罗马皇帝的明镜大殿里，我怎么能孤独得起来呢？我宁可找一个阁楼。在那里是连蜘蛛也不受干扰的，更不用打扫地板了，也用不到一堆一堆地堆放柴火。”
梭罗的这一段话道出了一部日记的缘起，起初可能只是出于在一个美好的日子坐下来想倾诉一点什么的愿望或者想记录下思想的偶然冲动，渐渐地养成一种习惯。就是从那天开始直到病逝，梭罗不间断地写了二十五年，留下了整整三十九卷《日记》，奠定了他作为一个有特色的思想家和日记体随笔作家的基础。甚至包括那部同样以第一人称“简单而诚恳地写出自己生活的，写得好像是他从远方寄给亲人似的”《瓦尔登湖》，在某种程度上也还应归入日记体一类。卢梭的《一个孤独散步者的遐想》庶几近似，卢梭自谓“这些手稿，确切地说，只不过是记载了我那些遐想的不拘形式的日记罢了”。并且已预先声明他正在做的事情和蒙田做过的是一样的，“但我的目的迥然不同，他的《随笔集》纯粹是为他人而作的；而我写这部《遐想集》则完全是为了自己”。
为了自己，如同梭罗的“要孤独”，保证了日记可能成为一种最少矫饰、最接近真实天然的文体。即便如此，许多作家，尤其是那些对自己的创作要求甚高的诗人或小说家都不记甚至反对记日记，普鲁斯特就从来不愿意“记日记”，甚至也不愿“记录自己的思想”，而且一向认为日记比通信更低一等。“这一点可以他的笔记本和草稿本为证，那上面没有标明日期的记录，没有关于会见或当天生活的任何评论，总之，没有生活的任何反映。甚且断言逐日作记录的作家是‘没有前途’的。这种敌视来自多种情感：拒绝自诉，哪怕是零星的自诉，拒绝停留在事物的表层，以及创作构思精细作品的愿望”。伊夫。塔迪埃在《普鲁斯特和小说》一书中这样写道。身兼小说家和思想家于一体的乌纳穆诺也曾同样吁请“注意，千万别掉进日记里去！执意喜欢日记的人——如埃米尔——会变成日记的作者，会为日记而活着。他在日记里不再记录他每天思考的事情，而是为了记录它才进行思考。写日记、自传和忏悔录的人——圣奥古斯丁、卢梭、埃米尔，都在寻找自己——在自己身上寻找上帝——的过程中度过了一生，他们的日记、自传或忏悔录都不过是这种寻找的经验。”
近世原不乏以日记名世者，如瑞士人埃米尔，英人毕丕斯，法人龚古尔兄弟，当代如葡萄牙文豪，曾被多次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米格尔。托尔加的《日记》，截止一九八七年已出到十四卷，译成多种欧洲文字出版，并被誉为当代葡萄牙文学里两部重要著作之一。需要提醒的是，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文学中，作为文体的日记写作是十分罕见的。托尔加在回答外界提问时曾声明，他的《日记》是“想在巨大的孤独、强大的压迫之中打开一个小小的缝隙”。众所周知，本世纪的葡萄牙曾经遭受萨拉查长达数十年的残酷独裁统治，其间“没有思想自由，新闻和书籍检查非常严格，记者和作家们只得闭口缄言”。托尔加出版的几本书，包括《日记》，都曾遭到查禁，“于是每三年或者每四年出一卷日记至少表明我仍旧安然无恙地活在人间，仍旧在为自己画像。所以说，日记是映照出我的良知的镜子”。
卡内蒂的态度似乎与此大异其趣，在一次谈话中他曾强调指出，就他而言，记日记决不是因为他自身存在太少，而是因为存在得太多以至自己一直处于被无穷小事给辗倒的危险之中，于是他只好在自己四周建起一道堤坝。
小说家卡夫卡的日记经过他的那位“有写糟诗癖好的”（米兰昆德拉的说法）“挚友”麦克斯。勃罗德的精心设计与编排，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造就一位“圣徒”形象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作为伪经与圣哲箴言录，差点将小说家和诗人卡夫卡逐出了美学领域。这也再次提醒了我们写作日记可能给“诗”的创造（就诗与创造语义学上的同源而言）带来负作用与损害，尽管作为散文，日记本身将由此部分赢得诗的凝炼与和谐。得失虽未必可以参半计，相较已有的被公开的日记，卡夫卡的日记仍堪归入最好的作品之列，也是迄今为止极少数我们可以寄以信赖的私人日记。这是因为卡夫卡始终努力使日记与内心生活保持一致，正如他已明确意识到的“写日记的一个优点是，能够令人宽慰地、清楚地认识各种变化过程。……在日记中可以找到证据，证明人们曾在今天看来难以忍受的境况中生活过，环顾过，把观察的结果写下来过，就是说这只右手像今天这样动作过。我们由于有可能纵览当时的境况而变得聪明，但却更须承认我们当时在进行不知天高地厚的顽强努力时是无所畏惧的”。
即便如此，临终前卡夫卡仍然恳求勃罗德“毫无保留地、不加阅读地予以烧毁”，部分原因是“由于它仅仅是指定限于我自己看的，我在有些地方说了点谎话，我无能为力。无论如何，说这些谎话丝毫不是故意的，倒不如说它们是发自我内心最深处的自然，我本来应该怀着敬意俯瞰的”。周作人的一个说法可与此互勘，这位苦雨斋主承认喜读日记却不能写日记是因为“自己的真相仿佛在心中隐约觉到，但要写下来，即使想定是私密的文字，总不免还有做作，——这并非是故意的，实在是修养不足的缘故，然而因此也愈觉得别人的日记尺牍之佳妙，可喜亦可贵了”。
真正的日记本来只是写给自己看的，保罗。克利的儿子在德文版《克利日记选》出版前曾郑重附言声明“这部日记本来只供个人审思之用，并不打算出版。父亲生前不准任何人，连我也不行，接近他最私秘的告白”。也有的是想以此作为练笔、功课和祈祷，起到一定的总结反思、帮助记忆等作用，除去有心作一番“心史”或“见证”之类的，一般也只对个人有意义。单纯为自己而写，也可能是令人沉闷的。大部分人的日常生活非惟相当平淡，甚且寡味，也就鼓荡不起积极动笔的兴趣或文思。有者亦止如记流水账式的；也有是出于工作需要，如航海日志，训练日记等；作家们记日记多因积习使然，难免诉诸笔墨，如鲁迅式的，只记琐事，往来账目等。前辈学人浦江清先生在留存的一九二九年日记开篇即言明：“记日记丝毫无自尊的意思，也无有准备作自传的虚荣心。我的目的大约有四：练习有恒的笔墨，一也；作日后追忆过去生活之张本，二也；记银钱出入，信札往来，备一月或一年内查考，三也；记零星的感想及所见所闻有趣味的事，备日后谈话或作文的材料，四也。”俞平伯《壬戌两月日记》跋语自谓：“余不常记日记，外出则书之，有事则书之。……家居不记，大事之来则记之。”以平伯先生之家世学问尚称“亦勿敢示友人，以其庸鄙琐屑不值顾盼耳”。余者可想而知，此亦大部分日记不具出版价值的原因所在。
日记的题材多涉一些个人的隐私，像儒勒。列那尔这样训练有素的作家，也尝自言记日记只是因为“我习惯于把自己脑子里出现过的一切都写下来。只要什么念头一浮现，我马上就记下，不管它是不健康的还是罪恶的。显然这些笔记并不能代表我这个人。对于我们脑子里的古怪念头我们不能负责。我们只能把不道德、有悖于理的东西驱除开去，但不能阻止它来”。更有只将日记当作一个小小的泄愤场所，一种例行公事似的手淫或神经质的自言自语，甚也者有点像旧社会上海大世界的活春宫。我把这种日记称为个人的黑色记事簿，近似一张病历卡，只要不太过分，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有利于心理平衡和精神健康。它为个人提供了一名随叫随到的亵友，一个家妓或一个忠实的奴婢，一般也就只堪作为个人的殉葬品。这样的日记自然也是不宜于公开的，但无疑比公开的日记更诚实亲切。
公开的日记最终难免会陷入这样一种尴尬的境地，如同一位被允诺了童贞事实上操守已失的新嫁娘。活人发表私人日记有点像剖开自己的心脏，当众剥光衣服或晾晒内裤也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或做得出的，确需具备一点英雄丹柯的勇气与小偷兼“圣徒”热内般大胆自渎的魄力。固非人人都有诲淫诲盗的“资本”，也不是个个皆具卡夫卡式对自己作详尽精神剖析或灵魂拷问的勇气和技艺。另一方面，预备写出来发表，或冀有朝一日被“发覆”和“挖掘”的，则难免会有所表白、有所造作、有所润饰，甚或有所伪装，这里面自然也有情势、心态和修养的差别，应予以区分对待。
而人之爱读日记说穿了也无非是为了满足一种窥探欲（skoptophillia），讲得好听一点是出于好奇心的表现和“窥看”（look on）的欲望。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概出于性的“窥视冲动”，这就不难理解何以坊间时有许多的“名人”尤其是“女名人”的“日记、自传或忏悔录”问世且热销，这实际上反映了实现窥探的市场需求。有人演也就有人看，有关日记的写作和阅读事实上已沦为露体癖与窥阴癖们的一次交易。此时文体就像一件衣服，自然是越透明越好，最好是薄如蝉翼，翩如惊鸿，以便于皓质呈露，若隐若现。
人都有点下意识的窥私癖，日记满足了这点可怜 的好奇心。纵使自己不能写或不愿写。不能写或不愿写除去美学上的考虑，有时竟还是因为不敢写，怕触犯禁忌、一言取祸。这在人身自由尚不得保证的时代与国度表现得就更为明显。哪怕只写给自己看，锁进抽屉里，也还是得不到完全的保障。于是也便产生了前贤吴宓先生对日记作大修改、小修改的可能性，也就有了先驱顾准分撰“革命”与“反动”两套息县日记的必要性。诚如梭罗所言，身处罗马皇帝的明镜大殿里，你怎么可能孤独起来呢？逍遥巾下，需具两副面目。君子国内，尤费别样安排。其实不难设身处地悬想一番孤愤求道的顾准癘促于集体宿舍险境之困和孤怀守道的吴宓先生颠踬在巴山蜀水危途之窘。甚且大哉茅公生前竟也未能在日记中得免涂乙巧饰之俗，是诚可畏也者！写日记岂可徒逞匹夫之勇而匪具俳优之智乎？
同样必须正视的是：一切文字毕竟只是人留在世界上的痕迹，即使再加一把锁，也终难阻遏好事者寻声辨迹、探幽索隐之兴，尤其是针对名人，他们的日记也就更容易获得公开的机会。准备公开的日记既已不好写，名人的日记则因更易集中地招来窥视的目光，因珍惜翎毛变得更不好写。自贬或自渎都得把握好一定的分寸，自我作秀更不宜太过太露。
名人的日记如同名人的大脑和心脏，即使名人的尸体已经腐烂，仍旧在思索和搏动，只要这位名人的名声大于他或她的寿命。名人与日记往往是一种互相利用的关系，名气是名人日记畅销的保证，日记也会使名人的名气更盛。除此之外，名人也得稍具一定的文才。在立德、立功、立言之中，立言向被视为千古之事，同时也属文学的本事。赳赳武夫，放下屠刀便率尔操觚；特务头子，立地成佛也舞文弄墨。政客们也经常利用日记这种形式巧妙地诿过，为自己的失策辩解和开脱，不露痕迹地造谣，恶意地攻讦或借此作洗刷罪名的临终忏悔。
很难再将公开的日记视为一种有着足够真诚的文字，除非它已明确宣称仅仅只是作为一种文体，如此在最低限度上我们至少能够面对它在艺术上的真实。一部真实的日记是由一些精彩或不大精彩的片断，一些连贯或不太连贯的句子，一些完整或不够完整的文章构成的。有时甚至可以是一两个字，姓名和地址，一张表格或几个火柴梗似的人形图案，总之可以是生活中的任何部分，让我们看见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要做到这一点说难并不难，说不难则未必。关键仍在于能否真正具备面对自己的勇气，而惟一必不可少的外部条件在于保证它的私密性。
我们可以尽情地在文字上玩弄一些第一人称的把戏，写一些很美的故事或随笔，却难得写出真正属于自己的美好一页。诚实的日记写作只是对纸倾诉，作为心灵的同道或最可信赖的朋友，保留一份私人生活的备忘录，当然它只写给自己，也只写给一只隐蔽的抽屉。我们可能拥有的最好的日记都是不经意中的发现，如同发现如弥尔顿所说的“不见天日的窖藏”，或“一朵意外的美妙的花”。
最新回复
[ 本帖最后由 杨典 于 2008-8-2 08:33 编辑 ]
大兴转贴 必有好文！
[ 本帖最后由 海客 于 2008-8-1 21:23 编辑 ]
-------我觉得因人而异 只能根据自己的习惯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