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这篇是典型的自由派文人之作，有说对的地方，但也充斥着偏见
我不是英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
──北岛《宣告》
【吴季注： 文章拿这句作引言。那就先说说谈谈北岛老哥。现在的北岛，虽然仍是诗人或文人的底色，但至少在“意识”层面往“新左派”方向走了。简单地说，他见识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世态炎凉”。（略一段。可参看俺的《摘录和随感：北岛〈时间的玫瑰〉》http://tw.netsh.com/eden/bbs/713969/html/table_16750362.html）】
1949年7月的北京……这次会议的召开和随后新中国的成立，是赵树理战胜了梁实秋，是大一统摧毁了独立思考，是政治压倒了文学。
【吴季注： 这一段，包括前前后后，虽有线性叙述，但完全没有跟现实环境结合起来谈论。一般来说，自由派的论述都有这个问题：从道德和原则始，到道德为止；但不深究发展的动力问题。比如，造成“党领导一切”的原因（或现实基础）是什么？
梁实秋被“战胜”有什么大不了的，或值得“鸣冤”的。老梁有学问是真的，不过，就他拿自己的经历教育劳动阶级一步一步向上爬，这就很够鲁迅同志给予“资本家的乏走狗”之称了。即使撇开论战中不可避免的尖刻之语，道理本身就是如此——也就是为等级社会辩护，当然，老梁也像多半的自由派一样有时会骂一骂“为富不仁”的“坏现象”。完全看不出来老梁同志的“自由主义”能给劳动阶级什么启示。】
1949年7月召开的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上，中共党内文艺的最高具体负责人用斩钉截铁、不容置喙的语气宣布：「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那些不主动屈服于中共的自由作家群体则根本无缘参加这场中共的文艺大联欢。
【吴季注： 这个“大联欢”本来就不可能存在。既要“不主动屈服”，又（下意识地）梦想“应该”有“大联欢”，这真是奇怪。作者后面还引用朱学勤的话说：「鲁迅在个人主义的伦理方面，跟自由主义吻合得比较多一些……但并不是彻底的自由主义者，不然，他不会加入左联……」也就是说，在国统区，或者在自由主义知识份子眼里，鲁迅如果真是“彻底的自由主义者”，那他就不应该加入左联（同左翼文学的“大联欢”）。可是这会儿又为“自由作家”没法加入“大联欢”而叽哩呱啦。这是什么脑子来的？】
胡适跑到了台湾继续他的自由民主事业。胡风进行了艰难的抗争，无奈「秀才遇到兵」失败了。的确，1949年以后我们很难在公开场合和正式报刊上读到自由文学家的作品了。……
【吴季注： 为什么张超同志不顺便也提一提：在台湾蒋政权下，从鲁迅到马克思的书都是禁书呢？在台湾，固然可以读到一些“自由文学家”和更多的御用文人的作品，但同样读不到他们的敌人的作品……】
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促进了几种极具中国特色的文学类型的诞生。就其主题和风格而言，较早的有「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何谓「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显而易见，它们都是针对当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专制主义带给人们的痛苦而言的。……
【吴季注： “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事实上是被新上任的当权者所鼓励的。它并不触及更深刻的问题，事实上，这些作者后来大多得到好处，爬得很高了。自然，当下社会的“伤痕”对他们来说隔膜得很。我举个更明白的例子，当年写下轰动一时的作品《苦恋》并被打压的诗人白桦（俺还看到过他更早年的“革命诗”哩），前些年俺又在某红色资本家自费出版上巨著的书内题字里遇见了他……这就是时代的缩影。】
章怡和……《往事不再如烟》。不仅如此，这部可能是当代中国最伟大的文学作品当中，章怡和笔下的这些历史人物不仅传承了古代中国士大夫精神，而且还将这种精神在20世纪中国后半夜这个特殊的政治环境中实现了现代性的转变。这种现代性转变乃是中华民族反抗专制暴政、追求文明复兴的基础所在。
【吴季注： 许多稍具敏感的左派都会看到（但章怡和自己看不到，意识不到）就在章氏书中，当年那些高级知识份子享受了多高的待遇，生活又是多么奢侈腐朽（他们意识不到自己的这种腐朽）。他们是和党官僚一样的特权者……诚然，他们后来成了党争的牺牲品，但他们（以及现在的自由派知识份子）有足够的资格代表劳动人民发言吗？】
文学博士代迅在〈民粹主义与中国现代文艺思潮〉一文中指出：「乡村文学压倒城市文学，大众文学压倒精英文学，工农大众压倒知识份子，是现当代中国文艺思潮的重要特点，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其中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它集中表达了现代中国的民粹主义诉求」
【吴季注： 反动自由派的这一论点非常“重要”，它清楚地表明：一、自由派文人争取的自由正是“精英”自由，他们是反对“大众”的，不管是“工农大众”也好，“大众文学”也好……为什么俺们要跟着他们凑趣呢？二、他们把旧时代称为“民粹主义”思想盛行的时代，这个也够扯淡。当然，知识份子被压垮了，工农被动员起来搞“创作”。可是，工农的创作果然能传达他们自己的心声吗？难道他们所写的大多不一样是“遵命文学”？换言之，工农也要听命于党官僚，他们并没有从“民粹主义”中得到什么好处（相反，每天累死累活为官僚们搞积累）。自由派批判“民粹主义”，到底是虾米意思呢？是说：如果“极权主义”老大哥能够反过来，让“精英文学压倒大众文学，知识份子压倒工农大众”，这个世界就称了他们的意？后面还有一段话也很可怕：“我们发现，由于排斥了知识份子精英，鼓吹蒙昧与落后……”当然，吴季本人并没有要把知识份子乃至“精英”掐死的意思，可是，如果作者认为这些鸟人才代表“文明和进步”，工农大众则代表“蒙昧和落后”。唉，那没办法，我只能朝他们吐口痰：呸！】
在赵树理的眼中，党的目标和人民的目标本质上乃是一致的，他的文学就其目的性而言乃是为党的事业服务的。党给了据称代表了文学的民族化和大众化的赵树理文学以最高的荣耀「赵树理方向」。……即使意识到新生的国家种种不是之处，赵树理也仅仅将治国失误责任推卸给地方领导人，这种做法其实与中国古代社会那种「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传统如出一辙。于是，面对新时期的贪官，小说也完全没有想到用现代社会的法治程序来解决，只能寄希望于党中央的觉悟了。
【吴季注： 这一点已经够明白地表明：“党的目标和人民的目标”事实上是不一致的。赵树理响应党的号召，提倡深入生活。但他也苦于自己只能走马灯似的到各地调查了解，没能在任何地方呆得更久，结果，他最熟悉和拿手的仍然是早期农村生活及其语言。尽管如此，他还是看到了“地方领导人”的种种问题，甚至颇为尖刻地提出来。后来老赵也不得志了。】
极权主义政治著名的批评者乔治•奥威尔认为在现代社会里语言是掩盖真实的幕布，粉饰现实的工具，蛊惑民心的艺术。奥威尔所批评的正是现代社会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他认为现代性乃是个人自由的敌人之一。在一个现代性的社会中，奥威尔坚信自己必须拯救语言的堕落，永远保持独立性，在抵抗暴力和承担苦难的意义上的做一个永远的抗议者。29奥威尔也是这么做的。在他有限的半个世纪不到的生命历程中，参与过诸多政治革命，最后基于其对共产革命、乌托邦迷梦的反思，写了不朽的《一九八四》、《动物庄园》。
【吴季注： 嗯。关于奥威尔，是最典型的例证了：可以证明自由派知识份子脑壳里是一团浆糊。除了少数阶级嗅觉敏锐的老手之外，大部分自由主义者把奥威尔捧为“反极权”的自由知识份子的榜样，典型（就像他们常常会误认吴季是自由主义者一样）。他们故意不提奥威尔是个革命者，是个社会主义者呢？还是他们被资产阶级宣传机器洗过脑，根本不知道呢？这些自由派到处宣扬奥威尔“反极权”，却避而不谈他亲历西班牙内战后，真正感受到革命工农的力量、精神、行动，并“最终信仰了社会主义”。（参考： 黔进派：向奥威尔们致敬——读《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后记communismabc.googlepages.com/c102 ）《动物庄园》尽管有一些缺点，但仍以寓言的形式表现了工农革命最后如何为少数官僚所掌控，甚至到最后（书的结尾），猪大哥们（也就是斯大林们）开始避开其他动物，跟别的农庄的“人”（也就是统治者，资产阶级）秘密谈判，并且学会了像“人”那样直立起身子来了（参考：寓言不能代替历史——评《动物庄园》http://communismabc.googlepages.com/c104作者：黔进派）。在此书的乌克兰版序言中，奥威尔声称：“对社会主义思想玷污最大的，莫过于相信俄罗斯是社会主义国家，相信即使不模仿，也一定要原谅其统治者的全部行为。因此在过去十年中，我一直相信，如果我们想复兴社会主义运动，戳穿苏联神话至关重要。”（参看乔治•奥威尔《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第五章http://www.wyzxwyzx.com/shudian/ShowArticle.asp?ArticleID=7606）至于《一九八四》的场景，正是那个令人窒息的英国社会，而不是虚构的“乌托邦”（参考资本暴政下的极权鬼影——漫谈《一九八四》http://communismabc.googlepages.com/1984作者：黔进派）。
还有很多，我不想再批判了。需要说明一点，作者只从知识份子（作家）的角度去喊冤，去批判，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尤其是自由派知识份子，认为官僚只是针对自由派进行打压甚至消灭，由此把所有的光环都戴到自己头上去了，他们的地位高了处境好了，就一切都好。这只是在期待自己成为新的统治精英，只是拿官僚的黑脸来映衬自己的灰脸罢了。我们必须站在劳动人民的角度上看待问题。争取自由、民主，这当然！但不是为了换上这些精英来统治我们。我们既反对官僚专劳动人民的政，也反对资本专工人的政。我们的目标是劳动者真正成为社会的主人，当然，这需要巨大的社会变革，而变革的力量，不是靠少数知识份子的呼吁和“自由主义精神”，而是靠觉悟了的劳动人民自己的行动。在当代社会，主要靠的就是工人阶级（打工者）。】
附：在权力夹缝中追求人的尊严──当代中国大陆自由文学评述（作者：张超——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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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尔施塔姆最初是十月革命的拥护者。爱伦堡写道：“我是在莫斯科认识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的，后来我们常在基辅索非亚大街上那个希腊咖啡馆中见面，他在那儿向我朗诵了描写革命的诗：‘啊，执法如山的人民，你是太阳，在沉闷的岁月冉冉升起。’”P43
在《时代的喧嚣》中，曼德尔施塔姆写到他对革命的预感：“是的，我用远处田野上脱粒机那警觉的听力听到，那在不断膨胀、逐渐变沉的，不是麦穗上的麦粒，不是北方的苹果，而是世界，是资本主义的世界，在为倒下而膨胀！”“我感到茫然不安。世纪的一切骚动都被传到了我的身上。周围奔涌着一些奇异的潮流，从对自杀的热衷到对世界末日的渴望。”
1917年在彼得堡，曼德尔施塔姆见证了二月革命和接踵而至的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后，他在人民教育委员会工作。1918年，他随政府机构搬到苏维埃的新首都莫斯科。十月革命后不久，他的一首诗出现在11月15日苏维埃报纸《人民自由报》上，另一首诗出现在1918年5月24日的《劳动旗帜报》上。
1918年至1921年内战期间，他四处漂泊，曾被不同的阵营抓获。……P53-54
1861年，沙皇政府宣布废除农奴制度，但结果是造成进一步的两级分化。这就形成了以捍卫公社为宗旨的民粹派运动，它在改革后20年成为俄国反对派的主流。自1907年起，俄国开始了摧毁传统公社、实行土地私有化的“斯托雷平改革”。这一改革造成进一步的不平等，所谓“解放”，其实是扶持农村的“强者”即富农的势力，而把“弱者”即广大穷苦农民扫地出门。
而铁腕下的安定产生了“斯托雷平奇迹”：从1907到1914年间沙俄经济持续高涨。在市场大潮中，俄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商热。1905年的政治热情似乎已一去不复返，于是当年的反对派知识分子陷入了空前的尴尬中。……而国内知识界日益保守化、边缘化的同时，下层由于不满积蓄了日益强烈的激进情绪。P59
列宁在1917年断言：“社会主义不是按上面的命令创立的。它和官场中的官僚机械主义根本不能相容；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而到了1918年则改称：“正是为了社会主义，要求群众无条件服从劳动过程的领导者的统一意志。”
大多数知识分子是拥护十月革命的，革命带来自由的希望。……然而，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冲突似乎也是不可避免的。也许高尔基是个典型的例子。P60
西方的不少传记和文章都提到，曼德尔施塔姆从一开始就对革命持有敌意。这显然把问题简单化了，无疑和当时东西方的冷战有关。曼德尔施塔姆与革命的关系要复杂得多，和大多数俄国知识分子对革命的期待有关。
（娜杰日达：）“而事实上，20年代为我们的未来打好了所有基础：诡辩的辩证，废除旧的价值，全体一致和自我贬低。真的是那些调门最高的先死——并非在准备好的为未来而战的战场上。”P61
（娜杰日达：）“未意识到他是相信革命的，对他所知不多的人对他的生活往往会简单地图解，淡化他思想方式的主要成分。没有这‘革命’的因素，他就不会那么注重对事件进程的理解，用他的价值尺度去掂量它们。若他简单地背对现实，生活和调整就容易多了。这对M来说是不可能的——他必须像他的同时代人穿过同样的生活通向逻辑的终点。”
1928年，在苏联第45期《读者与作家》杂志题为“苏联作家与十月革命”的调查表上，曼德尔施塔姆做了如下回答：“十月革命不可能不影响我的工作……我感激革命，由于它一劳永逸地结束了精神的供给和文化的租金……我感到自己是一个革命的债务人，但我也在带给它一些它此刻还不需要的礼物。”P63
他（赵一凡）要把诗人们“养”起来，给他们出版诗集，提供必要的生活条件。一句话，让他们好好写诗。我有点儿受宠若惊，但同时也怀疑实现这种乌托邦的可能性：“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吴注：
很多人为“安得广厦”这几句感动不已。在“草根写作”之类的喧嚷中，中产和小资们也频频引用它，好像“胸怀天下”的正义感已在这几句中达到圆满。记得沈浩波就是以此称美鲁布革、君儿等诗人的。我还不能肯定大伙们理解得不对呢，还是确实理解，但只能达到这一步？所谓“天下寒士”，并不是“饥寒交迫的奴隶”，或所有在寒风中无屋可居无衣蔽体的人，而只是“贫寒”之“士”，也就是类似我们现在所说的“知识分子”。当然，“搞核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是不合理现象，但现实的进程恰恰就是：搞核弹的——或者搞些糖衣炮弹给人民享用的——大抵已经争得了“合理的”地位和报酬，至于卖茶叶蛋的或种田的或在岗与下岗的，多数人的茅屋则日益为秋风所破矣。
我说：闻北岛有新左派倾向，读《时间的玫瑰》，信然。朋友讶异。我说：啊，你看他选的是那些诗人，又是那样谈的……在批驳李商雨的文章里我说：北岛后期诗歌的退化不是因为他继续走政治路线，而是相反。从这本书或北岛的其它文章里，似乎这种说法也不对。但是，也许正如北岛所说：（诗人与政治的）“关系要复杂得多”。北岛在书里谈政治，谈革命，但是大抵上，他只能自限于一般精英知识分子的界限之内……不过，知识分子对自己的政治立场不一定自觉。他们只是跟着在大潮流或小潮流中漂浮前行，但老以为是自己在走。或者，由于不自觉，他们的意识便更直接地为自己所属、所捍卫的阶级（阶层）利益所指引。这种“潜意识”，可以引李云雷剖析三部小说为例，他指出，这些作者写文革，无一例外的都强调以前的地主资本家如何受到不公正的迫害……我越来越深深地感受到，政治触觉的退化不仅造成知识份子思想水平的退化，而且使他们在文学艺术领域里同样糊里糊涂，瞎子摸象。韩毓海让俺颇为厌恶，但他有一篇文章却说得不错：二十年来出版的文学史，都有意地把“大师”们的政治倾向遮掩起来，模糊掉了……
北岛在《革命与雏菊》一文中谈及尼加拉瓜革命。他写到自己跟那位仇视革命的外国朋友争辩，批判美国扮演的角色……但最后，革命的“堕落”当然更增添了他的灰心和茫然，在“革命与专制”之间彷徨失路，结论无非“权力使人腐化”，不能碰，不能夺取（也不能最终消灭）。这世界上可以落脚的地方，大概就只有“边缘”了吧。不过，我也没有找到关于尼加拉瓜“革命胜利”后的进程的材料，无从论述。
这篇写曼德尔施塔姆的，也在仔细辩析诗人和俄国革命的关系，对革命的态度演变。至少，他试图祛除对革命的“简单的”敌意，引用列宁“社会主义不是按上面的命令创立的。它和官场中的官僚机械主义根本不能相容；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带有更明显的“更进一步”的“进步”愿望。文中还提到1975年初赵一凡“锒铛入狱”，自己因被卷入而产生恐惧：“半夜有汽车经过都会惊醒我，再也不能入睡。我那时终于懂得：革命不是想玩就玩的游戏。”——综观全文，以至全书，北岛对“革命”宛似带着一种“怅惘之情”。
从沙俄时代农奴制的废除直到二十世纪初“经济持续高涨。在市场大潮中，俄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商热……”云云，显然在持以对照当前的时代。不只是新左，还有自由派（如秦晖），还有革命派，都深感现今中国的情势极近于十月革命之前的时期，前两派（举其大者）都为此“忧心忡忡”。我们有同样醉生梦死懵懵懂懂的知识份子……当然，两者的明显差异也不少。同样是举国家（官僚）之力向资本主义行进，但沙俄是“挺进”，我们是“退回”（所谓“补课”）。十月革命之前，俄国工人阶级受到了布尔什维克的政治教育，有强烈的社会主义倾向。今天的国企工人（包括下岗工人）当中，部分地回到旧时代去寻求思想武器。我们的“新左”，很难说比孟什维克要强。我们的自由派，倒更近于立宪民主党人而不是社会革命党……
书里对许多名诗采取多种译本互相比较的方式来解读，并指出现在许多译者误读严重，或译法不佳。这当然颇令译者们尴尬，或战战兢兢。我自己译过也译错过一些东西，所以也在心虚者之列。不过，多种诗歌译本对照着一起读，却是我的习惯。不是为了挑译者的刺，而是更能够了解原诗的真正意思（诗当然是有“意思”的）。即使从锻炼语言技巧来说，这也是一个学习的好办法。反过来说，北岛的译本也不尽是好的，常常也很别扭，即便他参考了诸多中英译本，考订了每个词，每一句，但译出来的效果仍然欠佳。各人的语感有差异，要辨析的话需要绞一绞脑汁，兹且从略。】
《策兰：是石头要开花的时候了》
《死亡赋格》在德国几乎家喻户晓。阿多诺终于收回他的那句格言：“长期受苦更有权表达，就像被折磨者要叫喊。因此关于奥斯威辛后不能写诗的说法或许是错的。”
【吴注：当然是错的。所谓“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可耻的”之类的名言，只能拿来哄一哄或吓唬吓唬“知识份子（诗人）”的“良心”。在批评“虫贝”谈杨键的那篇文章里我提过。不赘。】
1968年5月法国学生的暴动，激发了策兰的政治热情。他独居，常回去看刚满13岁的儿子。策兰带他一起到街上散步，用多种语言高唱《国际歌》和别的革命歌曲。艾瑞克为父亲骄傲。P167
回到巴黎后，有一天他和朋友沃姆（Franz Wurm）坐地铁。沃姆后来回忆说：“有人从我们后面一伙年轻人中跳出来，低声吼着：‘让犹太人进烤炉吧！’只见他的脸绷紧，越来越悲哀，攥住拳头。”他们随后去邮局。邮局职员一看策兰的航空信是寄往以色列的，就故意把信揉皱，再扔进邮件堆中。……
策兰住在塞纳河米拉波桥附近，这桥因阿波利奈尔的诗而闻名。1970年4月20日左右，策兰从桥上跳下去，没有目击者。……最后留在策兰书桌上的，是一本打开的荷尔德林的传记。他在其中一段画了线，“有时这天才走向黑暗，沉入他心的苦井中。”而这一句余下的部分并未画线，“但主要的是，他的启示之星奇异地闪光。”P169
帕斯捷尔纳克：热情，那灰发证人站在门口
（帕斯捷尔纳克：）“那些作家的声音如雷霆一般，是因为他们有话要说。与20世纪那些肤浅的艺术家相反，以我父亲为例，他的每幅画用了多大的努力呀！在20世纪我们的成功部分是由于机会。我们这代人的发现自然而然成为历史的焦点。我们的作品受命于时代。它们缺少普遍性：现在就已经过时了。另外，我相信抒情诗已不再可能表现我们经历的广博。生活变得更麻烦，更复杂。在散文中我们能得到表达得最好的价值……”P194
鲍里斯第一次见到斯大林是1924年冬天，斯大林召集帕斯捷尔纳克、叶塞宁和马雅可夫斯基三个诗人，询问关于把诗歌从格鲁吉亚文（斯大林的母语）翻成俄文的问题。这是鲍里斯惟一一次与斯大林面对面。他在晚年回忆时描述道：斯大林是“他所见过的最可怕的人——螃蟹般的侏儒，有一张黄色麻脸和翘起来的唇须”。而就在那一时期，他称斯大林是“一个真正的领导人”，并写过歌颂斯大林的诗歌。P202
艾基：田野——似闪向天空的光芒
张枣：谁都知道，用韵律写作的俄文诗歌是人类最美丽的最伟大的精神冒险。而您几乎不用韵，这是为了反抗官方话语美化生活的企图吗？
艾基：不是几乎不用，而是从来不用。一种专制的意识形态总是要求制度化、类同化，让每个词都穿上坚硬的装甲；它要的是没有生气的词和人。但诗人的内心是自由的，他表达的人和物得是活的。从另一个方面来讲，用韵就像下象棋，尽管棋路千变万化，但它总是有一个极点的，到了极点就只有重复。诗的节奏和韵律发自一首诗内在结构的需求，只有在必需时，这些外在形式的东西才能变成某种意义上的反叛。但一般来讲，韵律总是束缚思想、与自由相悖的。
……
张枣：诗人能够既是政治动物又写纯诗吗？比如茨维塔耶娃？
艾基：茨维塔耶娃是一个美妙的诗人，但就意识形态而言，她才幼稚呢。有一天她写了首《献给白军的神》的诗，一部拥护君主制度的作品，她丈夫，一名白军军官，回家后看了说，马丽亚，你什么都不懂，白军的神可真是天灾人祸。……P270-272
艾基的诗歌正是对官方话语的一种解构，这种解构是从语言内部开始的。……正是在高度集权的勃列日涅夫统治的迫害压力下，艾基创造了一种“隐微写作”，这种釜底抽薪式的语言颠覆，足以动摇那貌似坚固的官方话语的大厦。P278-279
我和戈林娜（艾基的妻子）一起唱起俄国民歌和革命歌曲，从《母亲》到《喀秋莎》，从《小路》到《共青团员之歌》。戈林娜极为惊讶，我告诉她我们是唱着这些歌长大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对俄罗斯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我们边走边唱，甚至踏着那节奏跳起舞来。艾基的眼中也闪着光，跟着瞎哼哼。戈林娜突然感叹道：“真没想到在美国居然会唱这么多老歌。”“这就是怀旧。”我说。她一下沉下脸来：“我一点都不怀念那个时代。”P280
【吴注：艾基，也许是比较典型的“极权主义”之下知识份子的反抗样板，他之解释自己不用“韵律”的理由，对他自身的心理过程也许是合适的，但是放到艺术上来谈，只能是特例而已。他有意无意地把韵律跟专制扯在一起，来提升自己“从来不用”韵律写诗的意义时，他肯定是把道理“拔高”到接近“上纲上线”的程度了。
“从语言内部开始”的“解构”，甚至于这种“语言颠覆，足以动摇那貌似坚固的官方话语的大厦”，诚然是过份夸大。这种最典型的知识份子自辩之词，泛滥于中国的真假“精英”中，也是北岛立足点所在的最深刻的烙印。】
狄兰•托马斯：通过绿色导火索催开花朵的力量
问：你是否在写诗前等待一种自发冲动？如果是的话，它是词语的还是视觉的？
答：写诗对我来说，是建立一个正规的词语密封舱，既是体力劳动又是脑力劳动，最好能有一个主要的活动支柱（即叙述性），多少支撑那来自创造性身心的真正动因。动因总是在那儿，总是需要具体表达出来。对我来说，诗歌“冲动”或“灵感”只不过是突发的，通常是体力上的，如同能工巧匠的那种技艺。最懒的工人冲动最少。反之亦然。
问：你是否支持任何政党或政治经济信条？
答：我支持任何主张人人完全平等、人人共享生产资源和产品的革命政体，因为只有通过这样实质性的革命政体才会有公共艺术的可能。
问：作为一个诗人，你觉得什么使你区别于一个普通人？
答：所有的人身上都有同样的动因，我只不过用诗歌这种媒介来表达而已。（P308-309）
他在给《1934年最佳诗选》的编辑的信中指出，他选的都是最糟糕的诗作，“对诗歌的智性阅读是有害的；一首从另一首吸血；两种相近的才能最易于互相抵消。”在给两个青年诗人的两本诗集写的书评中，他是这样开始的：“即使报以最大的同情，这样的诗人还是应该每周被踢一顿屁股。”
【吴注：狄兰是我最喜爱的诗人之一。有段时间，我甚至觉得他的写作状态跟埃利蒂斯非常接近，都有一种“兴高采烈”的感觉。狄兰的那份访谈也很有意思，不过这里只打出三段来。最有意思的当然是看到他的这个回答：“我支持任何主张人人完全平等、人人共享生产资源和产品的革命政体，因为只有通过这样实质性的革命政体才会有公共艺术的可能。”从北岛的介绍中，除了这个访谈外，文中虽然叙述或暗示了当年的社会状况，但几乎没有别的地方再谈到狄兰的“思想”，所以，也并不能肯定他所处的时代氛围究竟是如何对狄兰产生这种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又有多可靠。】
外邊標題不夠響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