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诗人本位”问题答友人

关于“诗人本位”问题答友人

（一）

　　“诗人本位”类似于“知识份子本位”。统治者对自己的（阶级）利益最清楚，底层被压迫者不容易看清自己的利益，尤其是根本与长远的利益所在。但是知识份子（包括诗人）则往往否认利益的对立（根源于社会的分裂），并且最容易陷入“中立”的幻觉，以为自己的思想观念是超越个别阶级、集团的利益，是面向全民族、国家以至全人类的利益（当然，有的人还很忌讳“利益”两个字）。当知识份子奢谈“文化”甚至把它拔高到无上地位的时候——就像诗人之奢谈诗歌——基本上谈的是两点：如何改进或建设统治文化；以及知识份子本身的“责任”、地位和方向。
　　在当代的个人主义思维模式当中，还要加上一点：以为自己的思想观念都属于“自我”，不管从思想的来源还是作用来说，都与他人无关；如果有关，那也是出于自己主动的“责任感”和“良心”。通常，知识份子会不自觉地以为这种责任感只有中立的自己才会去、才应该去承担。这种“天将降大任……”的精英意识，事实上等同于“天降大权”的优越感，搭配着知识分子特有的“道德感”。
　　诗人角色在当代处于矛盾境地。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把“诗”捧到天上的高论（民族、文化的精髓或语言的精华之类）；另一方面，它在现实中被边缘化，连变成商品来流通都很难做到。所以诗人往往一方面自高自大，自命精神贵族，另一方面又抱怨人家不理我，更不理解我，也就是说，以为大家本应当把这么重要的诗歌和诗人供奉在核心位置。不管诗人们如何相互攻击，丑化，但都有此“共识”。此即“诗人本位”。现当代（西方）语言论的泛滥加强了这种“诗人本位”意识和相应的矛盾：既自居中心，又处于边缘。部分诗人走“后现代”路线来解决这个矛盾——以“大众化”或“大众文化”（其实是商业文化）来解“精英意识”和“现代主义”之毒。但后现代主义本身矛盾重重，它一厢情愿地认同消费社会，想“同流合污”一下，但它的理论语言往往晦涩难解，不知所云，带着很重的迷失了方向的学院气味。
　　不管是在精神的中心还是现实的边缘，总之，“诗人”是少数，是异类，是个人化的。他所能认识的诗歌就是个人化的诗歌，知识份子化的诗歌，不论他是“学院”的还是“民间”的——即使“民歌”之类的东西，能带给他们的感受和启发也只能限于“形式”、“风格”等等，而不能促成他们反思诗歌（艺术）和生活的关系。我这里说的“生活”，不是指“深入生活”的意思，而是意识到当代社会的生活方式对艺术的戕害，并且反省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社会才真正有益于艺术的健康、繁荣。在这一点上，诗人基本取“适应”态度，承认和屈从于现状的态度，并不想改变现实，改造社会。

（二）

　　从小张和小沈所流露的观念（他们是偏于知识份子化的），大概可以看到“诗人本位”的几点表现：
　　一、诗人是一体化的，“何必要划出‘打工诗歌’、‘工人诗歌’呢”？他们本能地对此过敏。这个我已说过：“如果谁称自己是农民诗人，别的人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妥，但如果有人称自己是工人诗人，就有人会神经紧张起来。”你的看法“农民诗人符合知识份子的趣味”，的确是这样。问题是他们意识不到。
　　二、当代社会很少能提供专职的“诗人”职位，“世俗化”的潮流培养出他们心理上的分裂，这种分裂被自觉地上升为理论，合理化了。就像他们举的那个例子：假设你是卖猪肉的，晚上回家写诗……那不是如马克思所设想的消灭了“分工”的生活方式（“早上打猎下午钓鱼晚上当批评家”），而是说：生活和艺术是两回事；你作为诗人，跟你的职业、世俗角色要分离；你谋生，那是次要的；你写诗，这才重要，诗歌把你在现实中的其它角色变得无足轻重——其它角色或卑微，或富贵，或沉重，但总之，跟诗歌没有关系。甚至于，诗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拯救”你。但依我之见，它的意思是：诗歌乃逃避之道。
　　三、他们理所当然地把自己这种知识份子式的诗歌当作“标准”，而不能站在他人的立场来思考：诗歌对“诗人”之外的人群的意义。他们认定“打工诗人”文化水平不够，或者容易滑向“口号诗”，甚至用粗话（“他妈的”）入诗；认定他们“技巧不足”，比如表现为“使用太多的排比句”，等等。所以他们大力推荐“经典”，以及学院诗歌模式。……这是“诗人本位”的非常明显的表现：对其他阶级、群体极其隔膜，极具偏见。事实正相反，打工者太受主流文化约束，基本上不敢以粗话入诗，反而会大力追求风花雪月之类“美丽的词藻”，“优雅的意境”，“含蓄”、“委婉”地而不是“口号”式地或直率地抒情写意。他们往往以为课本、报刊杂志上发表了的分行文字才是诗，结果要么压抑自己的真实想法、感受，去适应和套用那种语言、形式、格调。但那些主流的语言、形式通常并不适合他们的自我表述；其“升华”的方向——即其中包含的思想、道德指令——更对打工者造成巨大的约束（就像我举的例子：你不能在诗里骂你的爹妈）。小张、小沈最多只是想把“打工诗人”从官方主流的影响拉出来，改用“民间知识份子”的一套来影响（约束）他们。说得严肃点：这不是帮助打工者写诗，“抒发自我”，而是抬高（他们专有的）“知识”和“文化”来压制打工者；他们强调“自我”，但根本不重视、也不理解打工者的“自我”；他们提倡的“批判”，也只是从自己出发，以为自己才够有“批判性”，代表了社会，因而，他们完全无法从打工者经历、处境、社会地位、角色及前途出发，提供打工者真正需要的“批判知识”。

（三）

　　可能我分析得还是太“知识份子化”了，很抱歉。再说句题外话：阿恒说到“生活在我们这一边”，即，打工者才有“生活”，而艺术植根于生活。从“建设打工者文化”的角度来说，我很赞同阿恒的观点，并且认定“知识份子诗歌”必定要没落下去。但是，光有“生活”并不等于能发展出丰富有力的底层文艺。建设奴隶的文化同时要清除奴才的文化。所以，更重要的是打破主流和民间文化（思想、道德等等）对底层人民的约束，提供新的精神风貌，促使打工者反省自己的处境，思索自身前途，怀疑乃至批判社会。没有这种觉醒，就无从开拓打工者文化。我强调“打工者立场”，因为这就是打工者的“自我意识”所在，也是“打工者文化”的根基所在——可叹的是，许多“打工诗人”也被“诗人本位意识”征服了，而把“打工者立场”看作不重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