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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陈超:追求“明白”的于坚

张祈 发表于: 2008-6-23 11:53 来源: 今天

陈超:追求“明白”的于坚
lily 发表于 2008-5-27 23:15:00

    1986年12月,我赴京参加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在报到处甫一登记,便立马急翻报到名册,看云南代表中有无“于坚”。那年月,我们都没有私家电话,长话昂贵且不方便,就像古代诗人在异地寻找彼此只读过作品、通过信但未曾谋面的朋友,只知他就在某个乱哄哄的集市上,但不知哪个是他,有点恍惚,有点激动。中午就餐时,代表们呼呼涌进餐厅,并享受门口漂亮女服务员的微笑致意。唯独走在我前面的一个棕色胖子被拦住,要求查验代表证或房卡。这胖子完全像个工人师傅,说云南普通话时舌头也不大利索,又没带可资证明身份的卡片儿,费了一些话才获准就餐。

  此人倒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天生喜欢和稀奇古怪的家伙聊,就尾随他凑到一桌。坐下,我们同时问道——“你是……”“我叫于坚”“我叫陈超”。噢哟,握手,彼此擂胸,此前只交换过“密电码”的两个地下工作者,终于见了面。我说,人家单查你是有道理的,你长得太违法了。老于坚嘿嘿一乐,说我的诗也违法嘛。几天会期,我们常泡在一起,从诗到人,聊了个透,就算正式“订交”了。岁月不饶人呵,一晃至今已逾20年。

  老铆工,真性情

  于坚生于1954年。虽被评论界归为“第三代诗人”最重要的代表,其实从年龄上,他比朦胧诗人杨炼、顾城、王小妮等人都大。上大学之前,他已在工厂做过10年铆工。我呢,则当过几年车工。在我们身上,都有某种从工厂带来的为人处世的风格的影响,有话说明白,不屑于盘来绕去或曲意承欢。在我眼里,于坚的铆工生涯和他为人为诗的风格颇为相似。铆工活儿就是用铆钉把金属物固定在一起,必须锤锤砸到点上,劲道轻重恰当,那铆件才结实可靠。于坚为人为诗都讲究个“明白”,诗歌的“明白”容后再谈,先举几例聊聊他为人做事的“明白”。

  某年我“挈妇将雏”要到云南几个地方一游,提前给于坚通了气,无非是到昆明聚一下的意思。没承想很快接到于坚回信,要我制订严格的“旅行日程表”马上发他,要具体到某日至某地,怎么玩、住、行,如此等等,他将马上安排云南数地朋友按时接应我们。我的行程全无计划,一贯喜欢浪哪儿算哪儿。望着于坚车间“工长日志”般的周详,我和妻子深为感动。为了朋友能玩得开心、方便,他要不厌其烦将细节搞“明白”,萝卜未至坑先挖好,免得露天晒蔫。吓得怕给人添麻烦又做事率性的我,决定先不予回答,自己各处瞎玩了10天,最后才流窜到昆明……

  更奇的是,老于坚的“明白”还跨时空。某年某月,于坚来信请我到北京观看由他创作、牟森导演、先锋“戏剧车间”演出的诗剧《关于“彼岸”的一次汉语词性讨论》。我答应会去的。可由于来信距演出日还有近一个月,再加上我常年混迹诗坛,深知诗人们说话靠谱儿的时候不多,就想,到时他会再具体通知我的,遂把这事给撂忘了。某天,接到于坚来信,劈头就问:“陈超:你怎么没来?说好那天的……”这种不管多久前说一遍必须算数的作风,真让我惭愧。于坚就是这样的人,长相糊涂得大而化之,内心却明白纤敏,铆件儿般严丝合缝。有时我会打趣他说,这位老哥哥因自小注射过量链霉素使双耳重听,是否真的永远学不会“听话听声儿,锣鼓听音儿”,在他这儿,话就要“说清楚”,言必信行必果,一句算一句,不能含混敷衍浪费耳力。

  说起于坚的重听,我这儿有不少趣事。在开诗会和与人争论时,朋友们发现此人的进口陶瓷助听器似乎颇有“猫腻”。你瞧,凡是夸他的话,你就是说得声儿再小,他也字字不漏。凡是质疑他的话,他用手按按陶瓷耳朵,形容憨厚地望着你似乎是在认真听,但那木讷的表情暴露出他已把机子关掉了。更绝的是,好像有时他“骂”完人也关机,自动屏蔽回应信号,使义愤填膺的对方就像在隔音室喊叫的傻子。我曾就这个怀疑多次求证过于坚,但未能做出最后审决。

  老于坚的耳朵问题到底有多大,我始终闹不太清。记得某段时间,我迷上了流行歌曲《驿动的心》,没事总爱瞎哼哼。有一次我们同游贵州黄果树瀑布,那轰轰的水声够大了,但于坚竟听清了我沙瓤的哼歌声,对我说,“我也最喜欢这首歌,‘曾经以为我的家,是一张张的票根,撕下后展开旅程,投入另外一个陌生……’”令我惊异。5年后,在大连一起玩卡拉OK,于坚还忘不掉要求再“亲聆”我唱此歌,末了只他一人为我热烈鼓掌。“驿动的心”或许正是连通我和老于气脉的那种“命运氛围”性的东西。尽管世纪末我们在那场著名的诗坛“盘峰论剑”中被划分为不同的剑派,甚至彼此剑气呼啸,但不会伤及友情,这让那班“60后”、“70后”的小孩儿诗人们啧啧称奇。哈哈,凭他们孩子打群架式的心思,怎能理解老铆工和老车工的情谊?

  ……关于于坚,要说的事太多,下面还是节约篇幅聊聊他的诗吧。

    “局外人”的目光

  于坚是在“朦胧诗”的表意模式之后出现的“第三代诗”最重要的代表诗人之一,影响广泛,曾获得过鲁迅文学奖和华语文学传媒大奖。

  在我眼中,他是少数的那种明白为诗之道及当下语境中有效写作“限度”的人。这使他80年代的写作,一直保持着恰如其分的敏感和适度:个人主义和自然主义——即日常生活题材和云南高原地缘、文化题材的结合。

  于坚的自明之处在于,他从不低仰从风,他知道当下写作语境的有效“限度”应在哪里,自己该写什么和应怎样写,他要把自觉到的语言“去蔽”任务完成得更为彻底。对写作“限度”的准确把握,使他的诗呈现出一种素朴、源于本真生命的口语的状态,没有“文艺腔”的矫揉造作。这无疑为他赢得了比其他第三代诗人更大量的普通读者。他使生命中的俗不可耐和孤傲健康,完美地结为一体,他认定自己属于“餐桌边上”的一个“局外人”。他的诗作也因而区别于酸腐学究的大谈道德文化要旨,而呈现出一种“准客观”的描述和个人的语言兴趣。于坚藉此避免装神弄鬼。

  80年代于坚诗歌的另一种向度是对自然的咏述(这条文脉延续至今)。特别是他描述云南高原舒放、明媚、凝恒的风光的诗,写出了景色的细部纹理,也写出了景色的灵魂。一般批评家往往忽略于坚这类诗歌,因为它们太“明白如话”,在审美方式上不够激进和任性。但正是在这点上,也表现出于坚的特殊价值。他以平静的诚实的写作态度,提供了当时不为多数人所能理解的先锋意义。

  前面说过于坚生于1954年。但粗略的划分,他的精神类型却更属于60年代出生的个人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他的知识积累或阅读范围也与北岛一代相去甚远。

  从90年代初起,他在“拒绝隐喻”的理念下,写出《对一只乌鸦的命名》、《鱼》、《避雨之树》、《事件》系列、《啤酒瓶盖》、《塑料袋》、《往事二三》、《过海关》,特别是长诗《0档案》、《飞行》等佳作。在这类诗中,于坚时而深度反讽,时而分厘不差,精细、冷静、沉溺,有如在显微镜下工作。这使他更彻底地变为“局外人”和对语言作为存在现象的分析者,似乎成为忠实明白的“镜头”。

  自上世纪80年代,于坚诗歌就以与“朦胧诗”从意识背景到语言态度上的鲜明不同而引人瞩目。约略地说,从意识背景上,他回避了朦胧诗鲜明的社会批判意识和道义承担色彩,而强调对个体生命日常经验的准确表达。从语言态度上,他回避了朦胧诗整体修辞基础的“隐喻—暗示”方式,而追求口语的直接、诙谐、自然,语境透明,陈述句型中个人化的语感。从情感状态上说,他的诗与朦胧诗相比,大致体现出非崇高化、非文化,平和地面对本真的世俗生活,并发掘其意义和意趣的特征。

  无疑,否定朦胧诗是浅薄的,但穿过它的阶段,去继续探询诗歌中“人”的问题和语言问题,则是有很大意义的。为纠正一种误解,我想集中谈谈于坚诗歌特殊的历史意识。

  于坚诗中明白的“说话”方式与朦胧诗不同,其诗歌所处理的“材料”也有别于朦胧诗。但这并不能说于坚的诗歌没有“历史意识”。我认为他是将“历史意识个人化”了,以求在历史的深层褶皱中发掘被忽视的生存和生命细节。

  于坚写于1982年的《罗家生》中有这样的诗句:“谁也不知道他是谁/谁也不问他是谁/全厂都叫他罗家生//工人常常去敲他的小屋/找他修手表/修电表/找他修收音机//文化大革命/他被赶出厂/在他的箱子里/搜出一条领带//……就在这一年/他死了/电炉把他的头/炸开一大条口/真可怕//埋他的那天/他老婆没有来/几个工人把他抬到山上/他们说 他个头小/抬着不重/从前他修的表/比新的还好……”。这首诗写得明明白白,虽同样书写了特定历史时代中人的际遇,但诗人没有采用“宏大叙述”,而是通过对自己在工厂的同事、一个具体的小人物“罗家生”来叙述。于坚说过,罗家生确有其人。这个人几乎没有什么重要性甚至是特殊性,个头小,人也十分平凡、木讷,“谁也不知道他是谁/谁也不问他是谁”。但这样的人,在“文革”期间竟也被赶出了工厂,原因是在他的箱子里搜出一条领带。在那个“革命”整肃一切角落的年代,一条“‘领带’隐喻西方生活”。这个叙述细节并无夸张之处。罗家生42岁刚当上父亲,就死于工伤事故。诗人对以上事情的叙述是克制的,但克制叙述却有效地引发了别样沉重的悲悯。一个小人物默默地出现,又悄悄凄楚地消失。我们仿佛能看到一个屈辱的渺小亡灵,在无声而固执地掀起历史叙述的遮掩布。这首诗纹理清晰得有着现场“目击感”,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方式,为人处世风格,时代暴力强行闯入后带来的命运颠踬,都于波澜不惊中得到显现。再如名作《感谢父亲》中的“父亲”,也是一个具体的个人。他不比人性好,也不比人性更糟,他是一个特定历史语境中生活着的“正常的人”。这个“特定历史语境”,诗人选取的主要是20世纪50—70年代。诗人写了许多细节,日常生活中物资的匮乏,使父亲为家庭付出了更多的拼争;政治生活的险峻,使父亲要做安全的“好人”,于是去“交代、揭发、检举、告密”,“检查儿子的日记”,如此等等。在这一个“父亲”身上,同样折射出历史的某些本质方面,诗人不但于此反思了那段践踏基本人性和道德底线的历史,而且还质询了何为“芸芸众生”、“人民”?

  于坚声称自己使用的是“局外人”视角,其实这个“局外人”不是与历史生存境况无关的旁观者,而是与事态拉开距离,得以更冷静的观照者、剖析者、命名者。

  将诗歌中的历史反思、语言批判、生存境况探勘综合起来处理,发挥得淋漓尽致的,还是于坚1992年写出的长诗《0档案》。这部长诗,诗人以极为清楚明白的“客观”的生活陈述,间以档案语体的冷酷而机械的“定性”,写出了“一个”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成长于意识形态全面宰制的特殊年代的中国城市男人的前半生。诗中的主人公是个无名者“他”,而关于他的档案是个“0”,一方面说明“无名”其实也是一代人的“共名”,另一方面则昭示出当时体制化的“统一意志、统一思想、统一语言、统一行动”,对个体生命的漠视、压抑乃至删除。这首诗更深刻的意义还是其“语言批判”。它表达了“档案语体”对个体生命的歪曲压抑。在一个以僵化的正确性、统一性取代差异性和复杂经验的时代,公共书写方式成为消除任何歧见,对人统一管理、统一控制的怪物;人在减缩化漩涡中成为一个个僵滞的政治符码,一个可以类聚化的无足轻重的工具,一个庞大的机器群落中的一颗螺丝钉。在此,“个人档案”竟然导致了个人的消失,这难道不是具有“极限悖谬”特征的历史体验吗?

  从隐喻后退

  于坚的诗歌语言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从修辞学角度看,就是他在一篇著名的短文中倡导的“从隐喻后退”。诗歌写作为什么要“从隐喻后退”?简单说,就是要将个人体验叙述个“明白”。

  在于坚看来,今天大量诗中的隐喻,只是以类相聚的、僵滞化的文化“所指”,是缺少原创力的复制。这个语言批判应当说是有的放矢。“诗被遗忘了,它成为隐喻的奴隶,它成为后诗偷运精神或文化鸦片的工具”。我们的确看到了许多诗,隐喻非但没有激活新的未知的感觉,反而成为看图识字式的固定对应,它们的确是以诗的“行话”遏制了诗本身的活力和魔力。比如,几千年的诗歌关于秋天的隐喻积淀在这个词中,当人们说秋天,他表述的不是对自然的感受,而是关于秋天的文化。谁说人一定要“悲”秋?这个命名是在“所指”的层面上进行,“能指早已被文化所遮蔽,它远离存在。人说不出他的存在,他只能说出他的文化”。

  当然,于坚对“隐喻”做出全称式的否定是有问题的,但他也正是靠矫枉过正才击中了大量文化隐喻式诗歌的致命的病灶。比如他的名诗《对一只乌鸦的命名》、《啤酒瓶盖》、《塑料袋》、《第一课:“爱巢”》、《金鱼》、《赞美海鸥》、《关于玫瑰》、《被暗示的玫瑰》等等,这些作品或致力于正面清除既成的文化隐喻积淀,或致力于从反面对这些“文化积淀”进行滑稽模仿、反讽,最终,诗人力求在“原在”的意义上救出这些已被文化隐喻焊死在所指上的名词,恢复它们本真而鲜润的自在生机。诗人经由从批评的距离对创作过程的自觉掌握,将这些死“名词”变成了活“动词”。

  看《对一只乌鸦的命名》:“乌鸦 就是从黑透的开始 飞向黑透的结局/黑透 就是从诞生就进入永远的孤独和偏见/进入无所不在的迫害和追捕/它不是鸟 它是乌鸦/充满恶意的世界 每一秒钟/都有一万个借口 以光明或美的名义/朝这个代表黑暗势力的活靶 开枪/它不会因此逃到乌鸦之外……”让我们扪心自问,真可怕,光是一个动物学名词——乌鸦——就已经自带了对一切坏人坏事的隐喻想象。诗人说要“对一只乌鸦命名”,但是这首诗写的却是对伪命名的困惑和消解。“乌鸦”在中外诗歌——其实何止诗歌,它甚至是一个跨文化语境的意识形态、宗教、寓言、民俗乃至口语中的——通用的隐喻“熟语”里,只能表示黑暗势力、诡谲、不祥、“充满恶意的世界”。它是被牢不可破的巨大文化隐喻所“迫害和追捕”,在“永恒的孤独和偏见”中飞翔的词语,任何新的命名都会马上被它们覆盖、淹没。所以,诗人并没有为这只乌鸦进行新的命名,而是清除既成的隐喻,回到原初语言的来处,让乌鸦作为乌鸦而明明白白地存在。诗人力求写出一只更实体更直观的原在的乌鸦,让这只大嘴巴的黑鸟以它本然的存在去与词语发生关系,让人们学会面对乌鸦本身,看,听,摸和嗅。诗人显然主张应该回到人的基本感觉,回到感官,回到事实的写作态度。

  当此浮言妄语过度狂欢的时代,“让我的舌头获救”的有效方式之一就是把话说“明白”,恢复诗歌鲜润的生命元气,准确的命名的活力。

  于坚说,“每个诗人的背后都有一张具体的地图。故乡、母语、人生场景。某种程度上,写作的冲动就是来自对此地图的回忆、去蔽的努力,或者理想主义化、升华、遮蔽……有些人总是对他的与生俱来的地图、他的‘被抛性’自惭形秽,他中了教育的毒。千方百计要把这张地图涂抹掉,涂抹到不留痕迹。”于坚显然是心仪于前者的。他对我说,他通过“反诗”的策略,目的是“返回”真正的诗歌创造之源。

  近些年来,于坚在写作诗歌的同时,还兼涉散文、戏剧、纪录片、电视、摄影、收藏、“驴友”等领域。我时常会被文学圈之外的从事其他艺术方式的朋友问起于坚。我感觉在这些艺术家的心目中,于坚在他们所属的艺术形式里也绝不是个“玩票”者,而是货真价实的“大明白”、行家,他的诸般作品对那些“业内人士”亦不乏陌生的启发性。

  是啊,老铆工干活儿,就讲个明白准确,来不得半点将就。砸入黑暗的内部,将活儿弄牢靠,弄舒服,松松垮垮稀里哗啦算个啥?

最新回复

海客 at 2008-6-23 12:34:21
好文!



李大兴 at 2008-6-23 14:55:30
于坚的不少诗是十分出色的。他的影响力公认的,他的追求是当代诗歌的方向之一。
海客 at 2008-6-23 18:23:16
同意你说的“方向之一”的“之一”

写人与自然的和谐  写天地人  没有什么不好的  并不是因为有了当下“和谐社会”的时髦口号 他才写的  ,本来他反映的就是全球化的问题同时也是中国传统的严肃命题

希望于坚离那些狗屁奖项能够远一些  小心被别人利用

还是特立独行好一些

另外,我觉得于坚的诗歌好是好   但应该不是引领民族向上的主流精神

主流精神 我个人认为应该是,,,,,




,,,,
我也不知道

[ 本帖最后由 海客 于 2008-6-23 18:37 编辑 ]
江涛 at 2008-6-24 09:41:23
 于坚的诗歌语言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从修辞学角度看,就是他在一篇著名的短文中倡导的“从隐喻后退”。诗歌写作为什么要“从隐喻后退”?简单说,就是要将个人体验叙述个“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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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疑问,是“从隐喻后退”还是“从语言后退”?

从语言审美的角度看,个人体验叙述的“明白”是写作的起码要求,至于所谓话语的“浅显明白”或“深奥晦涩”不过是语言手段的不同,这也跟个人的喜好和知识修养等相关。跟“反诗”是不同层面的吧。

我倒认为,于坚的诗是对他曾提出的反对隐喻的悖论。

另外,我觉得诗人与评论家的私交太好,利益互生,是目前中国新诗评论最大的桎梏。

诗评就不过是诗评,一切从文本出发就是了,很奇怪为什么那么多人诗评的首语,都是从叙述“交往甚密”的友谊特殊性开始的。
李浔 at 2008-6-25 13:00:50
冰夕 at 2008-6-25 15:15:37
值得深思的一篇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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