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世安
关于鲁迅文学奖的是是非非从来都不缺，但这次争论焦点落在“诗歌奖”上，对在正统文坛一直受到冷落的诗歌来说，无论是赞毁，也着实难得。再细究，争论的导火索源于鲁迅文学奖诗歌奖落在诗人于坚头上。不知出于什么心态，文人相轻？或者吃不到的酸葡萄？有人跳将出来挑刺，大意是于坚不配得鲁奖，甚至说“于坚骗奖”，更有甚者发了狠话，鲁诗歌奖可以颁给任何一个写诗的人，光环可以甩给一条狗，但不应该给于坚。
纵观一系列“大字报”似的炮轰于坚的文章，这些以鲁奖卫道士的姿态出现的人，认为于坚没资格获鲁奖的主要原因有三：1、于坚曾经“毒骂”过鲁迅，从人格上不配；2、于坚获奖的诗集《只有大海苍茫如幕》是“脏本”，从文本上不配；3、于坚在评奖过程中耍小手段，从渠道上不配。如果众数好事者，只是匆匆浏览这些貌似立场正直，观点坚挺的文字，很容易就会被误导，甚至很快生出“同仇”的气概，对于坚彻底否定，我以为那是十分偏激且不公平的。
首先，因为于坚曾经“毒骂”过鲁迅就不配，或者不能获鲁奖？这观点本身就很滑稽，不堪一击。一个标榜“中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大奖”的是否颁发，不是最终从文本的优劣出发，而是从写作者与被命名人的外围关系出发？显然是本末倒置，这样硬扣帽子只会徒增笑料。虽然如此，但既然有人拿着鸡毛当令箭，我们还是从所谓的事实出发，看看于坚曾经如何“毒骂”鲁迅。据资料，这个跨时空的“毒骂”源于《1998-1999年文学争鸣实录"断裂——一份问卷和五十六份答卷》（《北京文学》1998年第10期），提问者为作家朱文，问题为：“你是否以鲁迅作为自己写作的楷模？你认为作为思想权威的鲁迅对当代中国文学有无指导意义？”答卷者众，其中于坚回答全录为：“我年轻时，读过他的书，在为人上受他影响。但后来，我一想到这位导师说什么‘只读外国书，不读中国书’、‘五千年只看见吃人’，我就觉得他正是‘乌烟瘴气鸟导师’，误人子弟啊！”——所谓的“毒骂”其实不过就是一句真话，而且是借用鲁迅在《华盖集·导师》里的原话：“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只要是对中国近现代文学史有客观探究的人，都知道鲁迅主张取精华去糟粕，作为一个不能超越时代的作家，其文字很大一部分带有强烈历史背景和使命，当我们脱离时代去理解时，很容易就会被其文字中所展露的偏执所误导，譬如于坚所谈及的‘只读外国书，不读中国书’等观点，明显是有着时代的阴影和目的的，不是置诸四海都适合的经条——于坚以此为点对鲁迅作出必要否定，也可以说是对当下人们片面认识鲁迅的纠正是必要的。但正是于坚的这句真话，被站在神化的鲁迅脚底下，却别有用心的人则断章取义为：于坚以“乌烟瘴气鸟导师”恶毒话写文章骂鲁迅。事实为证，两者大相径庭。其实于坚发表这则所谓的“毒骂”，非但不是对鲁迅的不敬，相反是对先生精神的一种践行，他敢于对前辈和权威进行叩问和质疑——鲁迅先生有一句名言：“其实先驱者本是容易变成绊脚石的。”当然，这并不是让我们只去颠覆和破坏，但其中的怀疑、反思与批判精神正是先生所倡导的。恰是某些口口声声要维护先生尊严的人们，却真切在暗地里掘先生的坟墓，背叛先生的精神——先生如是说：“事实是毫无情面的东西，它能将空言打得粉碎”，不知道这帮蒙着脸的卫道士是否记得。
其次，于坚获奖的诗集是《只有大海苍茫如幕》，集子具体所收录什么样的诗歌，我没读到原本，所以在这一点上并没有发言权。但就某炮轰文章里所录的其中三首：《狼狗》、《性欲》和《黄与白》，写到性欲、手淫等，这些所谓的“肮脏”的东西，然后该作者就推翻鲁奖评委之一谢冕的观点：“于坚写了很多诗，有的并不使人喜欢，但他这次参评的是个‘洁本’”，而重新定论于坚诗集《只有大海苍茫如幕》是“脏本”——我觉得很有意思，如果这样的争论能正确引导到诗歌应该写什么，怎么写上去，或是一个不错的命题线索，可惜争论目的是要打倒一个人，一个一直兢兢业业沉寂写着诗歌的人，这动机和手法就值得怀疑了。关于诗歌里要写什么，怎么写，不难看出该文章作者有点诗歌“门外汉”的感觉，即使不是，也一定是闭门造车太长时间，以至于“不知魏晋”。恰如小说能大篇幅写做爱，散文能细致抒发思春，杂文能详细而自由谈色论性，诗歌为什么不能？至于写得怎样，是低俗还是高雅？是垃圾还是文学？一定程度上是因不同的人审美取向和尺度而异，当然也受到社会道德基准和底线的规限。回到文本，就于坚那三首“脏本”，或在某些人的心目中离获奖有着差距，但也不至于让一个“爱好文学的老年医务工作者”读着“发起呕来”——这样的行文大有哗众取宠之嫌了。退一步说，一个优秀的诗人，一辈子不可能都在写优秀的诗歌，总有一部分，甚至大部分是劣诗，是失败之诗，特别是像于坚那样勇于探索的诗人，他的笔下应该更多是在探索过程中流产的诗，但只要有一首诗被后人记住，在后世流传，那他就是诗人，一个优秀的诗人，就要比起那些一辈子都在写一些四平八稳，挑不出任何毛病的文字的人要强。言及此，相信说到中国新时代诗歌，于坚的《尚义街六号》、《对一只乌鸦的命名》和《0档案》等作品都是无法规避的，而于坚诗歌的“口语化”探索对中国新诗领域的开拓贡献是无法绕过的——于坚的诗歌文本实力是勿庸置疑的。
最后，当一个人，或者一群人理屈词穷的时候，人身攻击的把戏就自然而然出来了，说于坚在评奖过程中耍小手段。我不知道这观点是怎么得出来的，是否有相关的事实依据，如果只是道听途说，就进行大肆吹嘘，甚至是为了自己目的——打倒某人而肆意捏造，那是极其不负责任的。在此之前，关于鲁迅文学奖凭个人关系、感情或以财通神等“黑幕”论调熙熙攘攘，好不热闹——如果就此捕风捉影，把这一套东西套到于坚获奖之上，那自是搬起石头砸自家的脚：如果不成立，自是两清，无话可说；如果成立，于坚确实是靠关系获的奖，那么这个“中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大奖”还值得费尽唇舌去维护的必要吗？于坚用一些破手段去获一个破奖还值得去考据和责备吗？——要一只乌鸦在漆黑的夜里亮出自己的翅膀，那该多难啊！
于坚获鲁迅文学奖有何不可？鲁迅文学奖自1986年创立，1997年首次评奖开始，至今已是第四届，每届都如常评出诗歌奖，我统计了一下，共23人获奖，其中不乏庸碌者。仅以与于坚同时获奖的其他4人论，于坚却是最有资格获奖的人之一——当然，这些观点受到我个人对诗歌的阅读广深度和审美观的影响，恰如所有奖的评出都带有强烈的评委主观审美一样——所以，有些人，得了奖不见得就优秀；而有些人，不得奖却依然优秀！如此而已！
2008年3月20日于江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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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诗札记三十·于坚篇
宋世安
于坚因为诗歌，再一次站在风头浪尖之上，前一次是他写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档案体长诗《O档案》的推出，以日常生活为主要题材的口语化写作把他带到中国诗歌探索的前沿。最近我一直在收集和阅读有关上世纪80年代文化，特别是诗歌生活的资料，那是一个异常狂热的时代——与当下文化，或者说诗歌的焦灼表征有着惊人的相似，但又有着本质的区别：上世纪80年代对文化的渴求更多是因于一种时代式集体解禁的主观痛快，而当下却是源自信息渠道飞速拓展所诱发的客观性存在——前者是以一种主动性探寻为主导，而后者更多是处于一种被牵引的状态；前者更注重以继承为基础的集体精神的探索与重建，而后者则是以打倒为基础的个人利益链的接驳和架设。在这样两种不同的前提底下，于坚的诗歌精神和诗歌文本遭到两种近乎截然的理解和诠释。
关于于坚诗歌在中国新诗中的地位，我想是毋庸置疑的——从朦胧诗到第三代的这个过程，如果绕开于坚诗歌的实验性说事，那么这诗歌史将是不完整。一些以打倒别人借以树立自己的人，过分喜好于捏着别人的软肋不放，而对别人身上一些不应该忽视的优势却视而不见，甚至有意抹杀，我想这样的批评精神是极其不公允的。于坚写诗数十年，而且一直是以实验和探索力著称的，这样的情况下，出现平庸之作在所难免，譬如他的《便条集》中就有不少这样的作品，包括他的新作《长安行》，也多让人看到诗人的诗歌创作似乎遭遇到“瓶颈”，创作力已是“强弩之末”。面对此，作为一个理性的读者，或者批评者，一是让有争议并有待考验的作品，去历练时间的洗礼；二是刷亮真正优秀的作品，让金子的光芒闪烁。
于坚的诗歌代表作，诸如《对一只乌鸦的命名》、《尚义街六号》和《一只蝴蝶在雨季死去》等，我就不说了；而他前期我喜欢的作品，诸如《罗家生》等，我也不挖出来了。相对于于坚《0档案》等一些语言密集，诗意铺张的诗歌，我更喜欢他《便条集》中一些短、明、快、精的小诗，譬如以下所选读的两首。
《便条集·144》我是很早就读到的，过目难忘，喜欢得很。这种的阅读冲击，来自于诗歌中前半节所营造的一种极具民族文化特色的“古典美”，以及在诗歌后半节所体现出的两种具有强烈现实意义的“文化冲突”——整首诗歌结构简单明快，在阅读上没有设置任何门槛。如果要把诗歌细节拆卸下来分析：一是老教授在树下练习太极拳；一是老教授对诗人说自己儿子去美国的事——两件事固然是独立的，如果分开来看则前者的美依然，但显得空而无色，而后者的冲突将失去了体现的机会。不论是这确是诗人日常所遇，还是解构时空有意为之，诗人的巧妙之处正是把两者放到了一起，自然而然，实现在对日常生活似是不经意的记录之中，把这两件独立的事情中内在存在的冲突很自然地暴露——当然在诗歌中，诗人保持了足够的冷静，他作为一个记录者，甚至一直尽可能地隐藏着自己对这两件事的观点和态度，所有的思考和可开拓空间都留给阅读者。同时他又极力保持自己在诗歌中的在场感，读这首诗就像诗人正拿着摄像机摄录着这一瞬间，而且角度把握得很好：“姿态优美/像一只正在长出羽毛的/白鹤”——一个有着强烈民族传统美的动作，在诗人一个动态比喻中，辑录了生动而立体的生活场景；“于坚我告诉你一件事/我儿子/要到美国去了”——一句似是最平常和普通不过的话，没有泄露诗人，甚至老教授喜忧的态度，却让我们读到对外来文化的暗喻。回头再看老教授说这话时的变化，“他忽然摇身一变/像杂志那样打开”——这让人浮想联翩，“像杂志那样打开”的到底是动作？还是说话匣子？但在这一瞬间微妙的变化，却很容易找到根源，是因为 “儿子要去美国”所引起的。对太极拳稍微有了解，都应该知道太极拳追求“全身意在蓄神”，老教授显然为“儿子要去美国”的事泄了神——这神一旦泄了，之前“姿态优美”就显得如此乏力，那种原有的美也显得不是开始时的那么回事了：以“太极拳”为借代的传统文化，与以“儿子要去美国”为借代的外来文化，在以“老教授”为借代的一代中国人身上出现了冲突，也很大程度上体现和表达了在当下开放中国的社会环境中，人们对传统文化继承与外来文化接纳的矛盾心态——当然，诗人到最后依然留给我们足够的阅读联想空间，你完全可以不这么理解，但这显然又是最能挖掘诗歌深层次含义，且最有现实意义的一种理解。
而《便条集·151》则是我因这次于坚获鲁奖引起争论而特意选，当然，独立来看也依然是好诗。诗歌中，于坚似乎已经是谙熟社会生态，或者说是早有所料，不惮以最坏的想法去看待社会和人，所以他才写出“大道如青天/我在舌尖上小心翼翼地行进/就像一个探雷的工兵”的经典句子，可惜自古至今，真诗人本性坦率，现实生活上依然难以幸免，因言语和文字获罪者甚众。于坚也不例外，因为一句“乌烟瘴气鸟导师”，成了舆论靶子，被言论讨伐，如果诗人真是“探雷的工兵”，他即使不成炮灰，也是已经一条腿踩上地雷了。这首诗也并不存在阅读理解上的困难，很直接到位地表达了诗人对当下舆论真实的理解：虽然还不至于道路以目，却也是惶惶不可终日——自己不断“猜测”，不断“害怕”，不断“担心”，不仅仅要考虑“这样说的后果”，还要明确哪些是“不准说的话”，而且必须懂得察言观色，知道别人“是否已不再容忍”——诗人以排比方式宣泄了心底疑虑，最后把这样的生活总结为：“在舌尖上小心翼翼地行进”，好比“一个探雷的工兵”。读这样的诗，很容易获得同感，因为当下“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做法也是无处不在，每说一句话，每做一件事，总是要瞻前顾后，战战兢兢，诗人对此的捕捉是很准的——这一切委实耐人寻味，思考延伸到诗外。
于坚诗歌中的叙事性是其诗歌的重要特点，他在生活中发现诗歌素材，甚至是发现属于自己的诗歌语言，用纪实的日常生活化口语，即兴直陈，诗歌语言或多显粗糙，却有着难得的粗砺朴实的原生味。他力求诗歌词语的随意性，在这样的一种诗歌语言的追求之下，于坚比较容易触及很多别人难以用诗歌去表达的事物，在他视野内的一切都有可能入诗，加上诗人长期的理性积淀，其诗歌在自然而直接的表达过程中，获得生命体验的升华——这在《便条集（选二）》也可见一斑。
附：于坚的诗《便条集（选二）》：
144
老教授
在一棵柏树下
练习太极拳
姿态优美
像一只正在长出羽毛的
白鹤
他忽然摇身一变
像杂志那样打开
于坚 我告诉你一件事
我儿子
要到美国去了
151
我总是在猜测
这样说的后果是什么
我总是在害怕
是否说了不准说的话
我总是在担心
他们是否已不再容忍
大道如青天
我在舌尖上小心翼翼地行进
就像一个探雷的工兵
[于坚]男，1954年生于昆明，第三代诗歌的代表性诗人。著有诗集《对一只乌鸦的命名》、《于坚的诗》和《一枚穿过天空的钉子》，文集《棕皮手记》等。曾获2002年度诗人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和鲁迅文学奖等。其诗歌以世俗化、平民化的风格为追求，平易却蕴深意，是少数能表达出自己对世界哲学认知的作家。
2008年4月1日于江门
文章引用自：http://blog.sina.com.cn/songsh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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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无论怎样说，一边骂人家不好，一边去领人家名字的奖，这事还是很反常的。
[ 本帖最后由 将进酒 于 2008-4-8 09:49 编辑 ]
我想：于坚可不可以获鲁迅文学奖这个问题，显然没有什么可讨论的。除非说，鲁迅文学奖是个在圈内有特殊含义的专有名词。
但从标题看，无文也无质。却有不少的不平和怒气。
获鲁迅诗奖的于坚是一个怎样的诗人？
●李 俊
听说于坚申请鲁迅文学奖，令我大吃一惊。因为此奖项直接关乎到党对文学发展的导向问题，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大事。从于坚的人品与诗品表现，或文学艺术成就等方面，都远远够不上获得这一奖项，甚至是与这一奖项的精神是背道而驰的。请看下面的有关材料，就可以回答：于坚是一个怎样的诗人？
于坚多年来的创作活动，完全违背《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精神。
他的多数诗作平庸或低俗，他把“手淫”、“杂种”、“鸡巴”等不洁字眼写入诗中，热衷于“写下半身”，而谢冕先生却在颁“启明星奖”给于坚的授奖词中，说他“有力地矫正了当代诗歌不及物的高蹈倾向”，公开为于坚的低俗化叫好，已给中国文艺的发展和社会造成了恶劣的影响（据悉，他这次报评的诗集，除“他说他的诗是‘词语的无意义的排列’”外，其中就有不少低俗化的诗作”）；
他反对诗歌为时代服务，他的诸多言论直接指向党对文艺的领导，说“诗是无用的，任何企图利用诗歌的时代，我们最终都会发现，它正是诗歌的敌人”；
他攻击改革开放的时代，主张自由化，说“诗是存在之舌，存在之舌缺席的时代是黑暗的时代”，“狮子是独来的，只有狼才成群结队”；
他否定群众性的文艺创作活动，他说“诗歌是少数天才从生命和心灵中放射出来的智慧之光”，他在昆明生活新报发表文章，诋毁参加云南网络诗歌大赛的全国两千多业余作者，说“不知诗为何物的人也来参赛”；
他把诗人置于党和人民的事业之上，说什么“如果诗人死了，那才是真正的世界的末日”；
尤其是他以“乌烟瘴气鸟导师”恶毒话写文章骂鲁迅，已产生非同一般的极坏影响。如果鲁迅文学奖发给骂鲁迅的人，不会引起网民铺天盖地的唾骂吗？不会受到全国人民的耻笑吗？鲁迅文学奖不被玷污了吗？我是一个文学爱好者，我坚决要求马上摘下授予于坚鲁迅文学奖的桂冠！
QUOTE:
呵呵。显然你是确实没看内文。QUOTE:
确实是奇文。或者是炒作。我那文字就是针对这样的争论写的。QUOTE:
问好。这样的论调也是很奇怪的。QUOTE:
文本而言是当之无愧的。QUOTE:
但他是不是具备鲁迅先生的精神是要打个问号的。要是鲁迅先生，估计他就不会去领一个他不喜欢的人名字命名的奖。
当然，此中的前提是，也许于坚对鲁迅的看法只是一个姿态，他的本心还是佩服鲁迅的。
-------------世安兄言之有理！！
可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5e8e0c010007i4.html 〈鲁迅是谁？〉等文
问好
[ 本帖最后由 海客 于 2008-4-8 21:10 编辑 ]
“我喜欢看他的照片，鲁迅先生长得真好看”
今天在鲁迅纪念馆讲话，心里紧张———老先生就住在隔壁，讲到一半，他要是走进来怎么办？其实，我非常巴望老先生真的会走进来，因为我知道，我们根本休想见到鲁迅先生了。
鲁迅先生被过度谈论了。其实在今天的社会尺度中，鲁迅是最不该被谈论的人。按照胡塞尔的定义：“一个好的怀疑主义者是个坏公民。”鲁迅的性格、主见，不管在哪个朝代，恐怕都是“坏公民”。好在今天对鲁迅感兴趣的年轻人，恐怕不多了吧。
我们这代人欢喜鲁迅，其实是大有问题的。我小学毕业，“文革”开始，市面上能够出售、准许阅读的书，只有《毛泽东选集》和鲁迅的书。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鲁迅在中国被弄成一尊神。这是另一个大话题，今天不说。反正我后来读到王朔同志批评鲁迅的文章，读到不少撩拨鲁迅的文字，我猜，他们讨厌的大概是那块牌坊。其实，民国年间鲁迅先生还没变牌坊，住在弄堂里，“浑身痱子，一声不响”，也有许多人讨厌他。我就问自己：为什么我这样喜欢鲁迅呢？今天我来试着以一种私人的方式，谈论鲁迅先生。
第一，我喜欢看他的照片，他的样子，我以为鲁迅先生长得真好看。
“文革”中间我弄到一本日记本，里面每隔几页就印着一位中国五四以来大作家的照片，当然是按照上世纪50年代官方钦定的顺序排列：“鲁、郭、茅，巴、老、曹”之类。我记得最后还有赵树理的照片———平心而论，郭沫若、茅盾、老舍、冰心的模样，各有各的性情与分量。近二十多年，胡适之、梁实秋、沈从文、张爱玲的照片，也公开发布了，也都各有各的可圈可点之处，尤其胡适，真是相貌堂堂，如今我们新时期新文学男男女女作家群，排得出这样的脸谱吗？
可是我看来看去，看来看去，还是鲁迅先生样子最好看。
“五四”那一两代人，单是模样摆在那里，就使今天中国的文艺家不好比。前些日子，我在三联买到两册抗战照片集，里面有陈公博、林柏生、丁默村、褚民谊押赴公堂，负罪临刑的照片———即便在丧尽颜面的时刻，他们一个个都还是书生文人的本色。其中还有一幅珍贵的照片，就是被押赴法庭的周作人。他穿件干净的长衫，瘦得一点点小，可是那样置之度外、斯文通脱。
我这是第一次看见周作人这幅照片，一看之下，惊叹他们周家人气质非凡。
到了1979年，“文革”后第一次文代会召开，报纸上许多久违的老脸出现了：胡风、聂绀弩、丁玲、萧军……一个个都是劫后余生。我看见什么呢？看见他们的模样无一例外地坍塌了，被扭曲了。
这时我回头看看鲁迅先生：老先生的相貌先就长得不一样。这张脸非常不买账，非常无所谓，非常酷，又非常慈悲，看上去一脸清苦、刚直、坦然，骨子里却透着风流与俏皮……可是他拍照片似乎不做什么表情，就那么对着镜头，意思是说：怎么样！我就是这样！
所以鲁迅先生的模样真是非常非常配他，配他的文学，配他的脾气，配他的命运，配他的地位与声名。我们说起五四新文学，都承认他是头一块大牌子，可他要是长得不像我们见到的这副样子，你能想像吗？
鲁迅的时代，中国的文艺差不多衔接着西方十八、十九世纪。人家西方十八、十九世纪文学史，法国人摆得出司汤达、巴尔扎克的好样子，英国人摆得出哈代、狄更斯的好样子，德国人摆得出歌德、席勒的好样子，俄国人摆得出托尔斯泰或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好样子，20世纪的印度还有个泰戈尔，也是好样子——现代中国呢，谢天谢地，总算五四运动闹过后，留下鲁迅先生这张脸摆在世界文豪群像中，不丢我们的脸——大家想想看，上面提到的中国文学家，除了鲁迅先生，哪一张脸摆出去，比他更有分量？更有泰斗相？更有民族性？更有象征性？更有历史性？
而且鲁迅先生非得那么矮小，那么瘦弱，穿件长衫，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站在那里。他要是长得跟萧伯纳一般高大，跟巴尔扎克那么壮硕，便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可他要是也留着于右任、张群那样的长胡子，或者像吴稚晖、沈钧儒那样光脑袋，古风倒是有古风，毕竟有旧族遗老的气息，不像他——他长得非常地“五四”，非常地“中国”，又其实非常摩登：五四中国相较于大清国，何其摩登，可是你比比当年顶摩登的人物：胡适之、徐志摩、邵洵美……鲁迅先生的模样既不洋派，也非老派，他长得是正好像鲁迅他自己。
我记得上世纪70年代《参考消息》报道联合国秘书长见周恩来，叹其风貌，说是在你面前，我们西方人还是野蛮人。这话不管是真心还是外交辞令，确是说出一种真实。西洋人因为西洋的强大，固然在模样上占了便宜，可是真要遇见优异的中国人，那种骨子里的儒雅凝练，脱略虚空，那种被彼得·卢齐准确形容为“高贵的消极”的气质，实在是西方人所不及。这也好比中国画的墨色，可以将西洋的七彩给比下去。你将鲁迅先生的相貌去和西方文豪的模样摆在一起比比看，真是文气逼人，然而一点不嚣张。
有人会说，这是因为历史已经给了鲁迅莫大的地位，他的模样被印刷媒体引用了七十多年，早经先入为主成为后世公众的视觉符号。是的，很可能是的，但这形象效应是互为因果的：时代凝视这形象，因这形象足以换取时代的凝视，这乃是一种大神秘，俨然宿命，而宿命刻印在模样上——托尔斯泰那部大胡须，是应该写写《战争与和平》；鲁迅那笔小胡子，是应该写写《阿Q正传》；当托尔斯泰借耶稣的话对沙皇说：“你悔改吧！”这句话与托尔斯泰的模样很般配；当鲁迅随口给西洋文人看相，说是“陀思妥夫斯基一副苦相、尼采一副凶相”，这些话，与鲁迅的模样也很般配——大家要知道，托尔斯泰和鲁迅这样的说法，骄傲得很呢！他们都晓得自己伟大，晓得自己长得有样子。那年萧伯纳在上海见鲁迅，即称赞他好样子，据说老先生应声答道：早年的样子还要好。这不是鲁迅会讲话，是他看得起萧伯纳，也看得起他自己。
我这不是以貌取人吗？是的，在最高意义上，一个人的相貌，便是他的人。但以上说法只是我对老先生的一厢情愿，单相思，并不能征得大家同意的。
我喜欢鲁迅的第二个理由，是老先生好玩。就文学论，就人物论，他是百年来中国第一好玩的人。“好玩”这个词，说来有点轻佻，是现在小青年的口头禅，形容鲁迅先生，对不对呢？我想来想去，还是选了这个词。这个词用来指鲁迅，什么意思呢？我只好试着说下去，看看能不能说出意思来。
老先生去世，到明年整70年了。70年来，崇拜鲁迅的人说他是位斗士、勇士、先驱、导师、革命家，说他愤怒激烈、嫉恶如仇、是“没有半点媚骨的人”；厌恶鲁迅的人，则说他心胸狭窄、不知宽容、睚眦必报、有失温柔敦厚的人。总之，综合正反两面的印象与评价，都仿佛鲁迅是个很凶、很严厉、不通人情的人。
鲁迅先生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
最近二十多年，“鲁迅研究”总算比较平实地看待他，将他放回他生存的年代和“语境”中去，不再像过去那样，给他涂上厚厚的涂料。那么，平心而论，在他先后、周围，可称斗士、先驱、导师、革命家的人，实在很不少。譬如章太炎斗袁世凯，鲁迅就很激赏；创建民国的辛亥烈士，更是不计其数；梁启超鼓吹共和、孙中山创立三民主义、陈独秀创建共产党，蔡元培首倡学术自由、胡适宣扬民主理念、梁漱溟亲历乡村建设……这些人物不论成败，在中国近代史上都称得起先驱和导师，他们的事功，可以说均在鲁迅之上。
当年中间偏左的一路，譬如七君子，譬如杨杏佛、李公朴和闻一多，更别说真正造反的大批左翼人士与共产党人，论胆量，论行动力，论献身的大勇，论牺牲的壮烈，更在鲁迅之上。即便右翼阵营，或以今天的说法，在民国“体制”内敢于和最高当局持续争斗，不假辞色的人，就有廖仲恺、傅斯年、雷震等等一长串名单。据说傅斯年单独扳倒了民国年间两任财政部长，他与蒋介石同桌吃饭，总裁打招呼，他也不相让，居然以自己的脑袋来要挟，总裁也拿他无奈何———这种事，鲁迅先生一件没干过，也不会去干，我们就从来没听说鲁迅和哪位民国高官吃过饭。
总之，鲁迅的时代，英雄豪杰爱国志士，多了去了。只不过五十多年来，许多民国时期人物被贬低了、歪曲了、抹掉了、遗忘了……在我们几代人接受的教育中，万恶的“旧社会”与“解放前”、文坛上好像只有鲁迅一个人在那里左右开弓跟黑暗势力斗。鲁迅一再说，他只有一支笔，可是我们偏要给他背后插许多军旗，像个在舞台上凶巴巴唱独角戏的老武生……
什么叫做“好玩”？“好玩”有什么好？“好玩”跟道德文章什么关系？为什么我要来强调鲁迅先生的“好玩”？
以我个人的心得，所谓“好玩”一词能够超越意义、是非，超越各种大字眼，超越层层叠叠油垢一般的价值判断与意识形态，直接感知那个人。从少年时代阅读鲁迅，我就不断发笑，成年后，我知道这发笑有无数秘密的理由，但说不出来，而且幸亏说不出来———这样一种阅读的快乐。在现代中国的作家中，读来读去，读来读去，只有鲁迅能够给予我，我确信，他这样一句一句写下去，明知道有人会发笑。
我常会想起胡兰成。他是个彻底的失败者，因此成为一个旁观者：他不是左翼，也不是右翼，他在鲁迅的年代是个小辈，没有五四同人对鲁迅的种种情结与偏颇，他的流亡身份使他没有国共两党在评价鲁迅、看待鲁迅时那种政治色彩或党派意气，所以他点评鲁迅，我以为倒最中肯。他说，鲁迅先生经常在文字里装得“呆头呆脑”，其实很“刁”，照他看来，鲁迅真正的可爱处，是他的“跌宕自喜”。
“跌宕自喜”什么意思呢？也不好说，这句话我们早就遗忘了，我只能粗暴而庸俗地翻译成“好玩”。然而“跌宕自喜”也罢、“好玩”也罢，都属于点到为止的说法，领会者自去领会，不领会，或不愿领会的，便说了也白说。我今天要来强说鲁迅的“好玩”，先已经不好玩，怎么办呢，既是已经在这里装成讲演的样子，只好继续做这吃力不讨好的事。
我们先从鲁迅的性格说起。最近我弄到一份四十多年前的内部文件，是当年为拍摄电影《鲁迅传》邀请好些文化人搞的谈话录，其中一部分是文艺高官，都和老先生打过交道。他们几乎每个人都提到鲁迅先生并不是一天到晚板面孔，而是非常诙谐、幽默、随便、喜欢开玩笑，千万不能给他描绘得硬梆梆。夏衍，是老先生讨厌责骂的四条汉子之一，他也说老先生“幽默得要命”。
我有一位上海老朋友，他的亲舅舅即是当年和鲁迅先生玩的小青年，名字叫唐。唐五六十年代看见世面上把鲁迅弄成那副凶相、苦相，私下里对他外甥说，哎呀，鲁迅不是那个样子的。他说，譬如鲁迅跑来看唐，兴致好时，一进门就轻快地在地板上打旋子，一路转到桌子前，一屁股坐在桌面上，手里拿支烟，嘻笑言谈。唐还说，那时打笔仗，不是像我们想像的那样一本正经火气大，不过是一群文人你也讲讲，我也讲讲，夜里写了骂某人的文章，老先生隔天和那被骂的朋友酒席上互相说起，照样谈笑。前面说到夏衍，我本以为鲁迅根本不与他玩，结果据夏衍的说法，他们时常一起吃饭谈天，熟得很。
这样看来，鲁迅与所谓“论敌”的关系，半数是“熟人”与朋友之间的关系。不熟不识的人，鲁迅怎样看待，人家又怎样看待鲁迅呢？我的一位师尊认识一位当年与鲁迅打过笔仗的老先生，50年代谈起他年轻时为文撩拨鲁迅，鲁迅回应几句，那老先生到晚年还得意洋洋地说：“好哉，我就给鲁迅先生一枪刺下马来！”说罢，哈哈大笑。
这样子听下来，不但鲁迅好玩，而且民国时期的文人、社会、气氛，都有好玩，开心的一面，并不全是凶险，全是暗杀，并不成天你死我活、我活你死。我们的历史教育、历史记忆，是缺乏质感的。历史的某一面被夸张变形，另一面却给藏起来，总是不在场的。我们要还原鲁迅，先得尽可能还原历史的情境。
在回忆老先生的文字中，似乎女性比较能够把握老先生“好玩”的一面。譬如章衣萍太太回忆有一天和朋友去找鲁迅玩，瞧见老先生正在四川北路往家走，于是隔着马路喊，鲁迅没听见，待众人撵到他家门口，对他说喊了你好几声呢！于是老先生“噢、噢、噢……”的噢了好几声。问他为什么连声回应，鲁迅笑说，你不是叫我好几声吗，我就还给你呀……接着进屋吃栗子，周建人关照要捡小的吃，味道好，鲁迅应声道：“是的，人也是小的好！”章太太这才明白又在开玩笑，因她丈夫是个小个子。
这样子看下来，鲁迅简直是随时随地对身边人、身边事在那里开玩笑。照江南话说，他是个极喜欢讲“戏话”的人，连送本书给年轻朋友也要顺便开玩笑———那年他送书给刚结婚的川岛，就在封面上题词道：
“我亲爱的一撮毛哥哥呀，请你从爱人的怀抱中汇出一只手来，接受这枯燥乏味的《中国文学史略》。”
那种亲昵、仁厚、淘气与得意！一个智力与感受力过剩的人，大概才会这样随时随地讲“戏话”。我猜，除了老先生遇见什么真的愤怒的事，他醒着的每一刻，都在寻求这种自己制造的快感。
“好玩”是一种活泼而罕见的人格
但我们并非没有机会遇见类似的滑稽人，平民百姓中就多有这样可爱的无名的智者。我相信，在严重变形的民国时期人物中，一定也有不少诙谐幽默之徒。然而我所谓的“好玩”是一种活泼而罕见的人格，我不知道用什么词语定义它，它决不只是滑稽、好笑、可喜，它的内在的力量远远大于我们的想像。好玩，不好玩，甚至有致命的力量———希特勒终于败给丘吉尔，因为希特勒一点不懂得“好玩”；蒋介石败给毛泽东，因为蒋介石不懂得“好玩”。好玩的人懂得自嘲，懂得进退；他总是放松的，游戏的，豁达的；“好玩”，是人格乃至命运的庞大的余地、丰富的侧面、宽厚的背景；好玩的人一旦端正严肃，一旦愤怒激烈，一旦发起威来，不懂得好玩的对手，可就遭殃了。
这样子比下来，我们就可以从鲁迅日常的滑稽好玩寻开心，进入他的文章与思想。然而鲁迅先生的文章与思想，已经被长期困在一种诠释模式里。倒是胡兰成接着说，后来那些研究鲁迅的人“斤斤计较”，一天到晚根据鲁迅的著作“核对”鲁迅的思想，这“核对”一句，我以为说得中肯极了。
依我看，历来推崇鲁迅那些批判性的、战斗性的“革命”文章，今天看来，就叫做“写作的愉悦”———所谓“愉悦”，直白的说法，可不就是“好玩”？譬如鲁迅书写的种种事物，反礼教、解剖国民性、鼓吹白话、反对强权等等，前面说了，当时也有许多人在写，激烈深刻，不在鲁迅之下，时或犹有过之。然而90多年过去，我们今天翻出来看看，五四众人的批判文章总归不及鲁迅，不在主张和道理，而在鲁迅懂得写作的愉悦，懂得词语调度的快感，懂得文章的游戏性。
可是我们看他的文字，通常只看到犀利与深刻，看不到老先生的得意。因为老先生不流露，这不流露，也是一种得意。一种“玩”的姿态，就像他讲笑话，自己不笑的。
好玩与道德文章是什么关系？
我们单是看鲁迅各种集子的题目，就不过是捡别人的讥嘲，拿来耍着玩。什么《而已集》啊、《三闲集》啊，《准风月谈》啊、《南腔北调集》啊，还有那未曾结集的《五讲三嘘集》，真是顺手玩玩，一派游戏态度，结果字面、意思又好看，又高明。他给文章起的题目，也都好玩，一看之下就想读，譬如《论他妈的》、《一思而行》、《人心很古》、《马上支日记》等等等等，数也数不过来。想必老先生一起这题目，就在八字胡底下笑笑，自己得意起来。
历来我们称引鲁迅，尤其是编在中小学语文课本里摁着孩子死命念的篇目——临了还逼着学生硬写什么“主题思想”之类——总是拣那几篇沉痛激愤之作，而许多绝妙的游戏文章，向来不称引。譬如那篇《阿金》，意思深得很呢。另有不少爽快的杂文，譬如《花边文学》中的《京派与海派》、《北人与南人》，当时的文人纷纷谈论，言不及义，此后迄今，也还没人比得过，查对日期，竟是同一天所写；《南腔北调集》另有两篇随手撩撩的短文：《上海的少女》、《上海的儿童》，搁在今天看，意思也还精辟醒豁，也写在同一天——老人家显然半夜里写得兴起，实在得意，烟抽得一塌糊涂，索性再写一篇。
鲁迅下笔，实在是讲快感的，他自己说他作文是被“挤”出来的，并非“文思泉涌”，我只信一半。因这又是他藏在胡子底下的“戏话”，几分认真，几分调笑，顺便刺刺煞有介事的文学家。而他所谓“匕首”之类，并不真要见血，不过刺着好玩，态度又常是温厚的。譬如《论他妈的》，语气把握得好极了，我们读着，自然明白他是在批判国民性的某一端，可是读到结尾，老先生另起一段，忽然这么写道：
但偶尔也有例外的用法：或表惊异，或表感服。我曾在家乡看见农民父子一同午饭，儿子指着一碗菜向他父亲说：“这不坏，妈的你尝尝看！”父亲回答道：“我不要吃。妈的你吃去罢！”则简直已经醇化为现在时兴的“我的亲爱的”那种意思了。
我猜老先生写到这里，一定得意极了。
中国散文这样子到末尾一笔宕开，宕得这么恳切，又这么漂亮，真是还得看鲁迅。大家不要小看这结尾：它不单是为文章的层次与收笔，我以为更深的意思是，老先生看事情非常体贴，既犀利，又厚道，既是激烈的，又是清醒的，不会将自己的观点与态度推到极端，弄得像在发高烧。一个愤怒的人同时很睿智，一个批判者同时心里在发笑，他的愤怒，他的批判，便是漂亮的文学。
有这样浑身好玩的态度，鲁迅写文章便可尽管峭刻，然后套个好玩的题目，自己笑笑———他晓得自己的文章站得比别人高，晓得他自己站得比他的文章还要高———这样站得高，看得开，所以他游戏得起。所谓“嘻笑怒骂皆成文章”，其实古今中外，没几个人可以做得到。
[ 本帖最后由 海客 于 2008-4-8 23:28 编辑 ]
高贵的品质
许多意见以为鲁迅先生后期的杂文没有文学价值。我的意见正好相反，老先生越到后来越是泼辣无忌、妙笔生花，越是深味“写作的愉悦”。有些绝妙文章，《古文观止》也不见相似而相应之例，雄辩如韩愈，变幻如苏轼，读到鲁迅的杂文也会惊异赞赏，因他触及的主题与问题，远比古人开阔而杂异；与西人比，要论好玩，则乔叟、塞万提斯、蒙田、伏尔泰，似乎都能找见鲁迅人格的影子。当然，鲁迅直接的影响来自尼采，凭他对世界与学问的直觉，他也如尼采一样，早就是“伟大的反系统论者”，只是尼采的德国性格太认真，也缺鲁迅的好玩，结果发疯，虽然这发疯也令人起敬。
将鲁迅与今人比，又是一大话题。譬如鲁迅的《花边文学》几乎每篇都是游戏文章的妙品，今日报纸上的专栏文章，休想请来这样的笔杆子。鲁迅晚期杂文，尤其是“且介亭”系列，老先生早就半自觉倾心于桑塔格形容巴特尔的所谓“写作本身”———当鲁迅闷在上海独自玩耍时，本雅明、萨特、巴特尔、德里达等等，都还是小青年或高中生。当生于光绪年间的鲁迅自认是唯物主义初学者时，当马克思主义在当年中国成为思想时尚时，他凭自己的笔力与洞察力，单独一人，大胆地，自说自话地，异常敏锐而前卫地，触及了二战以后现代写作的种种问题与方式。他完全不是靠讯息获知并实践这类新的文学观念，而是凭借自己内在的天性，即我所谓的“好玩”，玩弄文学，玩弄时代，玩弄他自己。
再借桑塔格对巴特尔的描述——所谓“修辞策略”、所谓“散文与反散文的实践”、所谓“写作变成了冲动与制约的记录”、所谓“思想的艺术变成一种公开的表演”、所谓“让散文公开宣称自己是小说”、所谓“短文的复合体”与“跨范畴的写作”，这些后现代写作特质不论能不能或有没有必要挪去比照鲁迅，然而在鲁迅晚期杂文中，早已无所不在。
而鲁迅大气，根本不在乎这类花招，不给出说法，只管自己玩。即便他得知后来种种西洋理论新说法，他仍然会做他自己———他要是活在今天这个被统称为后现代文化的时期，他也仍然清楚自己相信什么，怀疑什么，他会是后现代文化研究极度清醒的认识者与批判者。诚如巴特尔论及纪德的说法，鲁迅“博览群书，并没有因此改变自己”。
是的，我时常钦佩后现代文本，我们已经没有思想家了，只好借借别人的思想。但以我的偏见，他们似乎还是不及鲁迅———我们中国幸亏有过一个鲁迅，幸亏鲁迅好玩。为什么呢，因为鲁迅先生还有另一层迷人的底色，就是他一早便提醒我们的话。他说：他内心从来是绝望的、黑暗的、有毒的。
他说的是实话。
好玩，然而绝望，绝望，然而好玩，这是一对高贵的、不可或缺的品质。由于鲁迅其他深厚的品质———正直、刚烈、近于妇人之仁的同情心———他曾经一再欣然上当。许多聪明的正人君子因为他上这些当而贬损他。可是鲁迅都能跳脱，都能随即看破而道破，因为他内心克制不住地敏感到黑暗与虚空。
这就是鲁迅为什么至今远远高于他的五四同志们，为什么至今没有人能够掩盖他，企及他，超越他。
然而鲁迅这种绝望的特质，说来并不见容于中国文化与中国人———在我们任意夸张而援引的那位鲁迅身上，偏偏被排除了“绝望”与“好玩”这两样特质———这特质，反倒是现代西方人能意会，即便如老牌左翼思想家葛兰西也说过“智慧上的悲观主义”这样的话，鲁迅听见了，或可引为同调吧。连我们眼中浅薄而开心的美国文化中，也有纽约大导演伍迪·爱伦无遮无拦的话：“你这样地悲观绝望，这样地看破一切，你惟一的反应就是放声大笑。”———其实，在鲁迅诅咒的古语中，早就有一个词专门形容这种因绝望而发出的笑，只是我们已经忘了、不用了，这个词，叫做“痛咥”。
鲁迅的话题，说不完的。我关于鲁迅先生的两点私人意见———他好看、他好玩———就勉强说到这里。有朋友会问：鲁迅怎么算好看呢？怎能用好玩来谈论鲁迅呢？这是难以反驳的问题，这也是因此吸引我的问题。这问题的可能的答案之一，恐怕因为我们这个世代，我们的文学，越来越不好看，也不好玩了。
当然，这也是我的私人意见，无法征得大家同意的。我的话说完了。
（2005年6月5日在北京鲁迅纪念馆讲演，由作者修订交本刊发表，原文1．3万余字。）
我这个人，没什么主心骨。我也觉得鲁迅即好看也好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