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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论集权政治（上）——析迈向民主的过渡政治形态

苏楷 发表于: 2010-3-08 20:01 来源: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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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楷 at 2010-3-08 20:02:54

在以小农经济为生产方式的社会，生产者不能以授权方式选择保护人，他们同样不能以授权方式规范保护者行使职责。对于保护者来说，他们以独立的救世主身份自主承担保护使命，因此位居保护地位的保护者是否及怎样行使小农生产者所需要的保护职责，同样只会是保护者自己独立意思的自主表示，被保护的小农生产者没有权利表态和决定。结果，小农经济的生产者除了以希望的心态祈求保护者施予他们所需要的保护职责外别无选择，而保护者是否根据广大民众的意愿进行保护，除了道德信念的自律外不会借助或接受其它力量的约制。小农社会保护力量的职能履行是不受约束的。

就一个社会而言，力图确保保护权力正常、合法、强制的实施，小农经济的保护者能够采用的最恰当方式是以国家名义进行，小农社会的保护力量因此必然以国家政治力量的身份出现，控制这一力量的保护者则转化为国家的统治者，“由大一统国家在政治上统一起来的社会则需要维护”[8]。小农经济基础上自我聚集而成的政治力量通过实力获取国家权力后，要正常发挥作用除了统一、强大、不受限制外，亦需以秩序、一致、稳定的状态运行，国家政治力量的这一存在状态自我规定了其特定的组织要求：权力高度集中，严格政治隶属，权力传承简单明了并为整个统治集团共同认可。这种组织化要求强制规范了这一政治力量的存在方式。既然这一政治力量以最高统治者为轴心自我聚合而成，整个政治力量亦是通过这一轴心的统摄实现着自身运行的均衡与稳定，那么最高统治权的稳定就成为这一政治力量有效运作的核心与关键。

综观小农社会的政治现实，能够保持自我聚合而成的国家统治力量持续稳定与统一的唯一根据是最高统治权确定的血缘世袭与传承，否则，任何其它根据都会引发自我聚合的国家政治力量的结构性变化，从而导致国家统治力量的冲突与内耗，最终瓦解其政治力量的统一性与治理功能引发社会混乱。鉴于上述政治需要，以小农经济为基础形成的政治保护力量，不仅需要以国家的名义运行与发挥作用，而且必须以强大的自主形成的政治实力保证其功能的实现，而这一力量必须连续、统一运行的客观要求规定了其最高统治权只能世袭——血缘世袭是最高统治者与整个统治集团都能欣然接受的唯一方式，专制政治因此形成。

2、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的载体

从历史的逻辑过程看，接继专制政治的是一种全新政治形态，人们称之为民主政治，并将民主政治代替专制政治的过程称为政治发展。在研究现代政治发展的政治学家中，有人深入、系统分析了政治现代化与经济的关系，他们所指称的政治现代化即是政治民主化，经济即是市场经济，他们共同认为二者存在必然的关联，主要代表人物有利普塞特、卡特耐特、亨廷顿等。但是，他们基本以实证方法阐述了二者的关系，很少从内在关联上给予充分的证论。本文着重于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之内在关系的逻辑论证。当然，这一论证源于丰富的经验材料的抽象。作为一个独立而健全的政治形态，民主为市场经济创造并支撑，其它要素如文化等或者影响市场经济对民主的创造与支撑间接发挥作用，或者制约民主的实践运行过程直接发挥作用，但对民主的生成与发展没有决定作用。曾经作为人类社会某个文明群落“偶然”的制度选择的民主政治，今天之所以成为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普遍方向，在于承载这一政治形态的生产方式——市场经济已经成为各个文明国家的必然选择并不可避免地走向强大。

1）市场经济诉求民主机制。在生产方式上，标志市场经济个性的两个基本特征是分工与交易，而“分工与交易两者之间存在着历史和逻辑的因果关系”[9]。从生产力角度讲，分工具有直接提高生产效率的功能，“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最大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劳动分工的结果。”[10]这是分工产生并逐步发达的永恒动因。但是，分工内含着个人无法自我克服的经济矛盾：因分工个人成为专门资源的生产者和拥有者，个人的多样化需要却无法通过自己拥有的专门资源全面满足。为了克服这一内在矛盾，在分工产生时人们即选择了相应的外在手段，各专门资源的拥有者基于利益上的相互需要交易资源。通过生产分工与资源交易，市场经济的社会运行具备了完整性，最终演变成为人类社会进化过程中代替小农经济的先进生产方式，并且成为了整个文明世界的普遍选择。

以分工为基础形成的资源交易，使市场经济在生产关系上形成了不同于小农经济的两大基本特点：1）个人之间形成一种全新的经济关系，即利益上的相互制约。2）个人因分工面临的内在经济矛盾转化为个人之间的外在经济矛盾，并在资源交易中充分表现出来。制度经济学的早期代表康芒斯即认为：“市场经济中人们相互间的一切冲突均源于交易”[11]。正是市场经济在生产关系上的上述两大固有特点，自主创造了克服自身特定经济矛盾的特定政治机制——民主。

深入地分析发现，市场经济基于分工与交换形成的经济制约关系具有二维性：通过资源交易，个人之间形成利益上的相互依赖与合作；各自追求交易中的最大利益实现，个人之间存在利益上的冲突与对立。这一存在于个人经济利益之间既相互依赖与合作又相互冲突与对立的二维关系，通过市场经济的资源交易统一为个人之间的经济制约关系。在市场经济的整体运行中，具有二维性质的经济制约关系始终支配着个人之间的资源交易，并成为克服个人之间交易矛盾的内在机制。

通常，市场主体之间的资源交易存在三种结果：交易不成，交易不公，交易公平。撇开外界干扰的纯粹市场条件下，由于利益上的相互依赖，各市场主体十分清醒，交易不成于各方不利，他们因此必须交易；但各市场主体之间利益上的相互对立会使交易出现不公，一旦交易不公，总会遭致受损方的全力反对而增加交易难度，甚至导致两败俱损，这于交易各方同样不利，因此交易不公很难达成方案。这种交易不成不利各方、交易不公难以达成交易方案的交易情势，导致了各市场主体共同意愿接受的唯一结果：公平交易。所以，市场经济的制约机制成为强制市场主体选择公平交易的关系机制，利益上的相互依赖推动他们必须交易，利益上的相互对立强制他们公平交易。

纵然经济制约的关系机制具有强制市场主体公平交易的能力，但实践告诉人们，由于交易环境和条件的现实差异，各市场主体的交易地位和实力并不总是对等，并通过交易双方利益制约的不平衡表现出来：或者甲方过于依赖乙方，或者乙方过于依赖甲方。市场经济交易双方制约关系的失衡，使处于强势地位的交易方基于自利的推动，具有了能力和条件践踏公平交易，破坏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这是自由的市场经济存在的固有缺陷，市场主体无力自我克服，因为各个市场主体所处的环境与具备的条件之差异具有绝对性，他们不能消除。

作为一种完备的生产方式，市场经济的运行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固有的市场缺陷必然广泛连续地表现出来，即市场主体的资源交易总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而使交易不公成为事实。面对各种干扰因素，参与交易的任何市场主体都不能保证自己成为每次不公平易的受益者，他在此次交易中受益，在彼此交易中可能受损。显然，如果一任各市场主体凭借自身优势破坏公平交易，最终必然导致每个市场主体都不能在这样的交易环境中正常地创造和实现自己的利益。面对不能自我克服的市场缺陷制造的交易困境，市场“总得有某种形式的集体强制来判断纠纷”[12]，这要求市场经济的全体参与者寻求克服的理性对策：力图保障自己的利益在频繁的市场交易中稳定、正常实现，市场主体之间利益上的相互制约必然形成经济合力，推动他们共同寻求外力作为第三者介入到资源交易中，抑强扶弱，维护、监督市场经济的公平交易。

但是，实践告诉人们，第三者的介入并不能保证市场矛盾一定能够获得正当性解决，因为它有赖于第三者公正地执行职务。事实是，第三者作为一种能动力量由人承担仍有自利的倾向，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亦会使第三者履行职务时，或者对各市场主体的利益进行整体侵犯，或者与其中某方联手侵犯另一方的利益。所以，第三者的介入并不具有克服市场缺陷维护市场经济公正运行的必然性，而且它还逻辑地导出了新的矛盾，即第三者与市场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对于这一新的矛盾，市场主体必须寻求进一步的对策予以克服，否则第三者的介入不仅没有意义，而且会加速市场交易的不公和混乱。但市场主体也不能否定第三者的存在而任凭市场缺陷破坏市场经济，因为这样的后果对市场主体更为不利。因此，市场主体需要获得新的手段，克服第三者介入后市场经济面临的新矛盾。

对于市场主体而言，能够克服这一矛盾的有效思路只能是，第三者不能自主取得仲裁地位，否则第三者在自利的推动下侵犯公民的利益他们无可奈何；不能受交易双方的某一方驱使履行职能，否则另一方的利益不可能获得第三者的对等保护。显然，这一思路所规定的方案是确定的，市场经济的全体参与者共同决定履行仲裁职务的第三者，它包括：共同遴选第三者，共同约束第三者公正地执行职务，当第三者渎职时共同撤换。

谁来承担这一公正人的角色呢？可以想见，在一个社会里，最有条件和能力充当这一公正人的只能是国家。“对于市场来说，国家的存在是必要的”。[13]就条件而言，国家正好是市场经济运动的一个有机整体，国家可以在这个有机体内统一行使公正人的权利；就能力而言，国家作为社会中最大的政治实体，可以凭借自己强大的国家力量有力有权威地履行公正人职责。于是，市场经济活动中的各市场主体会协调一致共同把公正人的角色和职责一同委托给国家。然而，国家是一个政治主体，国家行为即是一种政治行为。因此，市场经济活动中的各市场主体基于自己经济上的共同需要，共同进行的这一角色与职责的委托必然转化为一种政治委托，并且各市场主体在最后的意义上即是社会的公众，因而各市场主体的这一共同委托行为实际上被提升为公众的政治行为。从现代政治视角概括，人们称公众委托特定社会成员操作国家权力的政治运作为民主。

2）市场经济整合民主力量。作为市场经济的产物，民主不仅为市场经济所内在诉求，而且为市场经济自主创造。市场经济通过其内在的制约机制塑造政治上的民主力量，实现着市场经济社会经济与政治矛盾的最优解决。

苏楷 at 2010-3-08 20:03:47

一般而言，市场经济的完整运行需要三大基本市场主体到位，即所有者、生产者与消费者，因此市场经济的制约关系首先形成于三大市场主体之间。所有者以资本参与经济活动，目的是追求利润；生产者以劳动参与经济活动，目的是追求工资；消费者以货币参与经济活动，目的是追求商品。追求的目的不同，他们的利益冲突公开、确定，只有通过对方才能实现自己的利益，他们必须合作。因此他们相互之间形成了经济上的制约关系。三大市场主体之间的经济制约关系是市场经济中最基本、最主要的经济制约关系。

以上述基本经济制约关系为基础，三大市场主体各自内部亦形成相互制约的经济关系，并构成第二层次的经济制约关系。所有者，为争夺劳动和货币这两种基本经济资源以及其它资源，必然有激烈的竞争；面对与生产者、消费者的利益冲突，他们要团结；面对他们之间不同资源的相互交换，他们要合作。所有者之间形成了相互制约的经济关系。生产者，为了好的工作和待遇会相互竞争；面对工资水平、失业威胁他们又要团结起来，因此，生产者之间的经济关系是相互制约的。消费者，为着价廉、物美、稀缺的商品会竞相购买；面对价格、质量和服务，他们又要联合起来，消费者之间也形成了经济关系上的相互制约。

市场经济的运行还会将各种非经济资源[14]纳入市场经济活动中发挥作用，这在经济资源与各种非经济资源的拥有者之间亦会形成不同资源的配置与交换关系。他们之间的经济制约关系因此客观形成，于是第三个层面的经济制约关系建立。为了充分发挥各种非经济资源的特定作用，各种非经济资源的拥有者之间会进行资源的相互配置与交换，各类非经济资源的所有主体之间的经济制约关系形成了。这属于第四个层面的经济制约关系。在整个社会的各类资源被纳入各自层面的制约关系之中后，各类市场主体相互之间则按市场经济法则即公正与效益法则建构成为一个完整的经济制约体系。

在现实意义上，通过资源交易客观形成的上述市场经济体系，表现为市场经济的制约机制自主整合的市场力量。但是，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决定了市场经济力量只能逐步形成并走向强大，市场经济的制约机制亦只能将传统经济的生产者渐次地有序地结构性地整合到市场经济的体系之中。对此，市场经济通过对市场主体进行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的逐步整合实现。

（1）内在整合。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推动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各市场主体之间的资源配置与交换亦向多样、频繁、量大的方向发展，并引起如下后果：各市场主体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广泛、多维，经济利益上的相互依赖与相互制约日益紧密、深入。随着经济制约关系的日益紧密，市场经济体系中各市场主体利益上的相互依存不断增强，内部的结构安排日益稳定，经济共同体的整体经济功能日益强化，市场经济的整体力量因此日渐强大。

（2）外在整合。作为一个发展过程，市场经济是在传统经济中逐步成长的，因而其生产方式只能将传统经济的生产者逐步纳入市场经济建构的体系。这一整合从两方面扩展了市场力量：随着市场经济的扩张，从事传统经济的社会成员不断接受市场经济的生产方式，而被市场经济的制约机制逐步整合到市场经济的共同体中；传统经济的生产者往往从某一方面开始，例如从纯消费环节开始，然后其它经济行为与活动（生产、交换、分配、流通）逐步纳入市场经济的体系，直至其全部经济活动与经济利益被有机地纳入市场经济的范畴，进而转换为一个健全、独立的市场主体。通过外在整合，市场经济的经济有机体不断扩大，市场经济的整体力量不断壮大。最终，当传统经济的生产者全部纳入市场体系后，市场经济力量即成为经济社会的统治力量，并以一股强大的市场力量发挥政治作用而成为决定国家政治生活的政治力量。

3）市场经济支撑民主政治。市场经济的制约机制整合的市场力量之所以强大，不仅在于它是一种由市场主体基于相互制约形成的经济体系，更在于它是一个有机的具有结构性的整体力量，并且这一力量的形成“因为进入交换的每一个人都是靠自身的优势，从而都是自愿的。”[15]这一力量是通过自整合的组织体系表现的。

市场经济的生产活动，一是专业性，二是批量性，三是离不开各种要素的组合。但现实的社会成员是单个的，这满足不了市场经济的要求。因此，各市场主体资源的专有和利益的相互依赖推动他们走向联合，采取的有效方式是各市场主体通过契约自主建立独立于任何个人的联合体——经济组织，人们称这种经济组织为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马克思曾针对早期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组织的产生论证道：“工厂手工业分工通过手工业活动的分解，劳动工具的专门化，局部工人的形成以及局部工人在一个总机构中的分组和结合，造成了社会生产过程的质的划分和量的比例，从而创造了社会劳动的一定组织。”[16]相比于个人，企业是更为主要更为重要的市场主体，大量而重要的经济活动由各类企业承担。企业的主体地位于市场经济中确立之后，个人之间具有一定结构的经济约制关系，演化为个人之间、个人与企业之间的经济制约关系，并推动企业之间形成相互制约的经济关系。

尽管利益的相互制约推动两类市场主体之间形成相互依赖的关系，但各市场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始终存在并呈现多样化、复杂化。这集中体现为各类市场主体资源交换过程中的冲突，即不同类资源的主体相互之间交换资源时的斗争性，同类资源的主体之间对外交换资源中的竞争性。这两大类别的市场矛盾，显然超过了个人与企业这两大市场主体所能独立解决的范畴，而经济利益的相互制约又推动与强制他们必须找到解决矛盾的手段。于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一类以解决上述矛盾为主要使命的非经济组织应运而生，这就是各经济主体基于经济利益的共同性而建立的各种利益团体，市场经济整合的更高层级的组织形成了。这类组织以协调各类市场主体之间的矛盾为主要使命，因而其职能的社会性与政治性十分突出。这类组织主要建立在个人、企业这两类市场主体共同需要的基础之上，因此市场经济的有机共同体演变为由个人、企业、利益集团三大主体，根据一定经济利益制约关系与结构被市场经济整合而成具有独立性的整体力量。

当市场经济的经济共同体把各种非经济要素纳入市场体系后，这一共同体即与各种非经济要素形成了利益制约关系。通过经济制约，市场经济必然把各种非经济资源的拥有者与提供者按市场要求进行整合，并根据市场法则形成各类具有市场功能的组织，如公益组织、文化组织、科教组织和传媒组织，同时推动这些组织之间形成相互制约的利益关系。经过市场经济的全面整合，市场主体的制约关系通过经济领域扩展到非经济领域，从经济组织延伸到非经济组织，最终个人、企业、利益集团、社会组织等各类市场主体形成为有机的具有一定结构的制约体系。这时，社会成员被全面纳入市场体系而成为社会中居统治地位的强大经济力量，这一力量作为全体社会成员的组织化整合，亦是一种由市场整合形成的市场经济社会的强大的民主政治力量。这一政治力量通过实践上的民主化运动，最终达成民主政治在国家层面的制度化确立。[17]对此，美国学者邓恩曾总结性地说到：“目前，一种特殊的民主规则的模式……牢牢地建立于市场经济的核心之上，支配着现代世界的政治生活。”[18]他所指称的被市场经济支配的政治生活即是现代社会中运行的代议民主政治。

3、混合经济：集权政治的经济基础

从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角度考察，市场经济取代小农经济是一个经济发展的规律性问题，各国的经济走向离不开这一规律的支配，因此民主政治在各国取代专制政治在最终的意义上亦是这一规律发挥作用的必然产物。可是，任何国家的市场经济取代小农经济或传统经济都是个逐步的过程，不可能是即刻的转换，这样各国的小农经济演变为市场经济即有一个转换期，这一转换期作者称为经济过渡期。任何国家的经济过渡期，都是两种经济生产方式交织并存的时期，所以，在经济上又是一个生产方式的混合期。可以预料，混合期的经济既不同于纯粹的小农经济，也不同于纯粹的市场经济，它显示出混合的特点。

1）两种生产方式共存。在市场经济没有完全取代小农经济之前，两种经济生产方式在社会中同时成为人们的经济生活，并表现在各个方面：小农经济使个人在固定地域自己生产、自己消费，生产者之间没有经济上的直接互动与联系，他们的经济活动既不关心别人，也不被别人关心，市场经济的法则在这里没有作用；市场经济通过专有资源的生产与交换实现个人的经济利益，个人之间建立起全面的经济依赖与互动的关系，每个经济主体为了生产与生活必须与他人合作，必须按他人的要求创造和消费财富，小农经济的法则在这里没有任何作用。同一个国家，社会成员进行经济活动由两种模式提供，他们选择经济生活的空间必然是二维的。一般情况下，市场经济是在城镇和交通发达地域产生和形成的，城市居民往往是市场经济的主体，而农村和交通闭塞地区则是小农经济的天地，农民更多的是采用小农经济从事经济运动，这就出现了两种生产方式的界线，相应地以两种生产方式为经济基础建构的二元社会统一在一个国家的地域上。人们把这一状况概括为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在经济混合期，二元结构的社会之所以存在是受两种经济生产方式的共同存在决定的，因而是必然的。

2）两种生产方式的力量呈反向发展的趋势。在一国植根后，市场经济因其固有的经济优越性必然会逐步扩大，相反小农经济则会逐步缩小。两种经济生产方式反向发展的表现为，社会成员中在固定地域从事农业生产的小生产者日益减少，通过市场从事经济活动的经济主体逐步增多；社会财富总量中由农耕创造的比例不断下降，由市场创造的比例稳步增长；国家从小农经济中获得的税收不断下降，从市场经济中征收的税收不断上升。两种生产方式在上述三项经济指标的变化，是以市场经济力量不断增强、小农经济力量不断缩小的反向发展为特征的。

3）两种生产方式始终存在矛盾与磨擦。两种生产方式质的差异性，使之在以国度为单元的整个国民经济活动的生产、分配、消费、交换、消费等各个方面，会形成直接、间接的利益冲突，这种利益冲突的承担者是小农经济的生产者与市场经济的主体。

苏楷 at 2010-3-08 20:04:47

首先，小农生产者角色转换的利益冲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其经济上的优越性会吸引或强制小农生产者转换为市场主体，而小农生产者对利益的追求与实现利益的手段完全不同于市场主体。于是，小农生产者对自身利益的习惯性维护和对市场法则和能力要求的不适应，使他们对市场经济具有拒斥心理，小农生产者的角色转换过程因此充满利益取舍的矛盾和市场竞争的残酷折磨。这反映在小生产者的经济行为上，表现为他们在市场与土地之间左右摇摆、无所适从，其利益实现既缺乏市场经济的强力支持，又丧失了小农经济的可靠保障。在经济市场化、专业化的演变过程中，小农生产者的角色转换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其次，小农生产者与市场主体的利益冲突。从整体上讲，市场经济在扩张的过程中对小农经济的资源要素、生产工具有一个整合过程，即对小农经济的生产资料主要是土地进行直接的改造，而这一改造的结果便是市场经济对小农生产者的物质基础进行了直接的“摧毁”，小农生产者的利益因此会受到直接侵犯。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扩张，小农经济的生产要素必然被逐步纳入市场与市场化的资源进行交换，而小农经济的低效益使这种交换不利于小农生产者利益的正常实现，小农生产者的利益因此受到明显的抑制（经济学上称此为比较利益低下或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正因如此，两类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会十分明显、突出。

再次，市场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小农生产者转换为市场主体是一个逐步的过程，而市场经济的竞争性会使正在转换角色的小农生产者难以接受和适应市场法则与能力的全面挑战，一旦这种挑战难以承受，市场的残酷性会刺激从小农生产者转换而来的市场主体经常实施各种反市场行为，进而干扰甚至破坏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所以，混合经济时期两种生产方式的利益冲突与矛盾是明显、激烈与广泛的。同时，正在扩张的市场经济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往往缺乏应有的规范和理性，使市场主体之间的竞争呈现野蛮和残酷的特征，这大大增加了市场主体之间的对立和对抗，特别是传统手工工厂工人与农民转化而来的无产者为争夺就业岗位的冲突，而引发各种市场群体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混合经济的上述特点，表现为两种经济力量处于持续不断的此消彼长的斗争与转换过程中，社会的整个经济关系因此呈现一种多维而不稳定的状态，从而决定着小农经济支承的专制政治和市场经济支承的民主政治，都不具备坚实的经济基础和强大的经济力量，因而难以在国家层面获得制度上的确立。所以，市场经济在一国产生后，因小农经济一统天下的瓦解，建构其上的专制政体的解体就难以避免；而在市场经济没有取得绝对的统治地位之前，民主政治的到位亦没有强大的经济支持。这一经济上的原因导致的一个直接政治后果是，在混合经济时代作为常态的政治制度出现断档。

混和经济时期常态政治制度的难以建立，并不等于混合经济构成的社会不需要政治发挥作用。因为政治的存在并不在于它仅仅以什么经济生产方式作基础，更在于它服务的社会客观存在的经济与其它各种矛盾其中主要是经济矛盾离不开政治的调控，只是不同的经济生产方式导致人们之间的利益矛盾其中主要是经济利益矛盾的表现方式不同，相应地决定着政治作用的方式与政治制度的安排也不同，但它无法否定政治的存在。混合经济时期，不仅存在矛盾而且这种矛盾比单一经济生产方式条件下所表现的经济矛盾更为复杂也更为多变，因此更需要政治发挥调控与稳定的作用。由于混合经济之经济基础的变动性、混合性，决定着建立其上的政治形态不可能作为一种常态表现出来，结果一种体现、适应这一经济特征与要求的政治形态形成了，这就是集权政治。所以，混合经济成为集权政治的经济基础与肥沃土壤。但是，随着两种生产方式的此消彼长，小农经济力量逐步下降，市场经济力量将逐步增强，其在政治上的表现则是传统力量下降，民主力量上升，集权政治逐步演变为完全形态的民主政治。


                                  二、集权政治的基本特征


    建立在混合经济基础上的集权政治，受到小农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生产方式的决定和制约，使这一政治形态的政治特征既不同于专制政治，又不同于民主政治，但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专制和民主两种常态政治的属性。当然，集权政治绝不是两种常态政治的机械组合，而是一种相对独立的对两种常态政治的某些特性进行自整合形成的过渡政治形态，因此这一政治形态具有自身的特征。

1、异质性

异质即指相比于专制政治与民主政治，集权政治在性质上具有特殊性，即集权政治在本质上是一种依凭政治实力支配和操作政治权力的政治形态，是一种实力政治，既不是世袭性质的专制政治，亦不是民选性质的民主政治。常识告诉我们，专制政治是以世袭为合法性根据的政治形态，政治权力的传承和运转通过血缘这一纽带或最高统治者内部指定为内在依据，虽然这一政治形态也离不开政治实力作支撑，但它始终围绕世袭这一轴心展开，即或某一个人或集团凭实力取得国家最高权力，其之后的权力传承仍然是世袭，绝不可能完全凭实力；至于民主政治，其存在的合法性根据是民意，其表现形式是民选，既不是世袭，也不是实力。这里，集权政治所依托的政治实力包含两个方面，支配政治权力的能力和这种能力对政治集团的强力控制。其中，强力突出了这一政治形态的专制性，能力则显示了这一政治形态的民主色彩，而受强力和能力共同控制的集权政治必然是一种实力性质的政治。当然，集权政治的这一性质仍由两种生产方式混合而成的经济基础决定。

集权政治建立在小农经济与市场经济二元生产方式混合构成的经济基础上，两种经济生产方式在社会中的构成比例总是处于变动状态，因此承载集权政治的经济基础不坚实，集权政治的稳定性时常受到社会的挑战。然而，政治的功能之一便是稳定社会，这需要政治系统本身稳定，否则它将不可能维持社会的稳定。要确保两种生产方式更替过程中的政治稳定与社会秩序，政治以统一的力量实施对社会的强制性控制是一个必备条件，这需要集权政治确立强大的权威。所以，集权政治必然是一种权威政治。问题是，这一权威因小农经济的瓦解不可能由世袭提供，因市场经济力量有限无法由民意决定，结果政治权威只能由政治系统自身准备和创造，这就是集权政治自我强化对社会的统治力量和控制力度，集权政治只能靠自身强大的政治实力提供权威与合法性。在政治实践上，集权政治的这一性质通过如下几方面体现出来。

1）政治体制。政治体制是确保权力运行的组织载体。集权政治是以实力自主取得并操作国家权力的政治形态，因此其体制更倾向于专制政治[19]，即尽管集权政治的表现形式千差万别、各具特色，但实质上整个国家机构体系总是以某一权力为中心建构。这一权力中心以什么名义存在并不重要，但它或者直接控制全部国家权力，或者成为其它一切权力的合法性来源而居于其它一切国家权力之上。不过，这一权力中心与专制政治的皇权并不相同：皇权是一种没有政治分工的权归于一的公开、明确、法定的国家权力，履行任何政治职能的国家权力都是皇权的构成部分；集权政治的政治体制则存在形式上的分工，即一般都存在代表各种国家权力的组织机构，只是这些机构都直接、间接受到某一权力中心的控制或支配。例如，专制政治下的皇权就是最高司法权，能直接、公开行使审判权，而集权政治下的最高统治者一般不公开、直接行使司法审判权，往往是间接控制、支配司法审判权。正因如此，集权政治的政治体制比专制政治的政治体制更复杂，体制建构更具多样性。

2）权力运作。集权政治以国家名义对整个社会生活进行统治和管理时，往往通过政治上的层层隶属实现政治指令无条件的纵向传递，上级对下级具有绝对的政治权威，下级对上级处于全方位的服从与依附地位，下级权力的合法性来自上级的授权，其职权大小、范围有赖于上级的圈定，下级权力自主运作的空间因上级权力的单向挤压十分有限。虽然这一运作方式与专制政治权力的运作方式十分相似，但集权政治的权力运行无法建立起像专制政治那样的制度化约束机制。因为专制政治是以政治世袭为核心建立的制度体系，这一制度基于皇权的稳定能够一定程度地抑制政治权力的大规模波动与伸缩；集权政治因难以建立起稳定的政治体制，便只能通过强力实现对社会的统治，其实力强大则能够控制社会，反之则无法治理社会，整个权力的运转唯有通过统治者拥有的实力维持（大权旁落在集权政治形态下更易发生，因为政治实力经常变化）。正因如此，集权政治是一种比专制政治更为人治化的政治形态，政治运作的连续性主要依赖操作最高国家权力的个人或集团的品质、才干和关注重心。

3）权力更替。专制政治的权力更替是世袭，民主政治的权力更替是民意，集权政治的权力更替则没有常规，时间上短到一天，长到几十年；更替方式更是复杂、多样，如革命、政变、谋害、指定、自然死亡、集团任命、形式选举等。当然，在集权政治形态下，最高权力的更替在形式上存在合法与非法之分，在手段上有和平与武力之别。但是，无论什么方式的权力更替，其实质都是各种政治力量凭自己控制的政治实力较量的结果，谁以自己的实力取得了国家最高权力，谁就以此获得了国家的统治权，反之就丧失权力，血缘、民意在此没有实质意义。我们可以从国家权力主体更替的背后发现政治实力的变化，实力强能够获得权力，实力弱则会削弱甚至丧失权力。而政治实力总是一个变数，因此集权政治下的国家最高权力，总是在各个政治集团之间实力的不断消长与较量中实现着更替。可以说，在集权政治时代，实力成为权力更替主要或唯一的根据，或者说权力的更替总是通过实力实现的。“从威权主义的历史渊源、理论阐述到各国实践来看，威权主义并不全然反对民主，它往往套着民主的外衣，具有形式上的民主，甚至威权领袖头脑中亦有民主观念，从而为向实质性的程序民主过渡准备了条件。”[20]

苏楷 at 2010-3-08 20:06:25

4）合法性基础。集权政治以实力确保其运作，因此支撑这一政治形态的合法性基础也只能是实力。在一个社会中，政治实力最集中的标志就是军队即武装集团，所以集权政治时代，军队成为最高统治者行使国家权力的直接后盾，它表现为或者军事力量直接成为国家政治力量，或者军队支撑某一政治力量行使国家权力，或者某一政治统治者控制军队确保自己行使国家权力。但无论军队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怎样，一个事实是军队成为支撑集权政治的决定性因素，任何一个需要有效操作国家权力的个人或集团，必须能够始终绝对地控制军队。一旦最高统治者丧失了对军队的控制，或军队出现分裂，对国家最高统治权的争夺或控制就要由最强大的军事集团决定。正因如此，军事强人以政变或军事控制取得国家权力的现象在集权政治时代时常发生，军人支持政治家或者军人兼任政治家成为集权政治的一种正常现象。可以说集权政治时代的这一状况是难以改变的，因为军队是一种比政党更具政治实力的政治集团，在集权政治形态下包括政党在内的任何政治组织都比军队的力量软弱。由于军队的这种特殊作用，军队总是成为集权政治统治者控制国家与社会最重要和最强大的工具——集权统治者的合法性最终要由军队提供，这种工具性质导致军队首先是一种党派化、政治化的武装力量，其私人性、集团性成为集权政治时代军队的首要特质，军队因此难以国家化、非政治化，它始终承担着支持集权政治合法和稳定运行的主要使命。

2、非稳定性

随着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集权政治表现出非稳定性的特征，主要形式有：政治和社会秩序不稳定，集权政治对社会的控制和治理不稳定，政权不稳定，政治体制不稳定，政治作用和功能不稳定等。集权政治的非稳定性所作的一个宣告是，集权政治以二元生产方式为经济基础，而两种经济生产方式的力量对比经常发生变化，结果集权政治因缺乏统一、稳定的经济基础承载和经济力量的支撑而难以稳定运行。同时，以混合经济为基础承载的集权政治不是一种常设政治形态，而是一个由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过渡的中介政治形态，这种过渡性决定了集权政治不可能在人类社会政治史上形成一种定型的政体以常态的方式运行，并且随着两种经济力量的此消彼长而在内容与形式上向民主方向不断演变，因此集权政治的非稳定存在具有历史的客观性。当然，作为衔接两种常态政治的中介环节，在市场经济没有取得绝对的统治地位之前，集权政治将会持续地存在；当市场经济取代小农经济最终在社会中取得统治地位后，作为过渡政体的集权政治必然丧失存在的理由而被常态的民主政治代替，一个国家的政治亦由非稳定状态演变到稳定状态。

集权政治的非稳定性并没有抑制这一政治形态的质变式发展，并且正是这种非稳定性标识着集权政治的进化过程：1）集权政治的专制成份不断下降，民主成份不断上升。2）集权政治的演变并不总是线性的，停滞甚至倒退会成为其发展过程中的伴随现象；3）集权政治自身的非稳定性与社会的非稳定性并不完全同步，或者二者同时稳定，或者二者同时不稳定，或者集权政体稳定而社会不稳定，或者集权政体不稳定而社会稳定。4）集权政治在时段上没有确定的跨度，它是一个在政治实践上难以精确预料的经验事实，它在各国的过渡时间除了受到市场经济替换小农经济的速度决定外，亦受到本国国情（包括人口、文化、民族、宗教、历史传统等）的制约；5）随着市场经济力量的不断强大，集权政治稳定社会的能力逐步削弱，社会自我稳定的功能逐步增强。

3、无序性

无序性即指由于经济基础的混合性，集权政治不能建立一套稳定、持久、统一的政治制度和体制，因而难以确保政治权力连续正常的程序化运作。这一特征可以从南美各国频繁的政变，非洲各国独立后不停的内乱，亚洲许多国家在没有民主化之前长期的政治专权中得到充分反映。集权政治的无序性通过内容和形式两方面表现。

1）内容。集权政治运行的内容无序即指国家职权的运作变化无常，国家权力对社会的治理缺乏稳定性与连续性。它集中体现在国家权力对社会施以统治和管理的政策与政令的经常性变动上：或因权力更替而出现政策转向，或因情势变化而改变政策，甚至出现同一执政者在不同阶段施行不同政策（这与那种主要因客观政治形势变化而作的政策调整是不同的，这一政策调整的主要目的是权力的稳固与统治者主观的好恶）。国家权力的职能和作用的非规则运行十分明显，权力运作的边界具有极大的伸缩性，它对社会的控制大到可以无孔不入，小到仅仅操作权力系统本身，甚至出现软政权——无法控制社会。政治职能的无序运作，导致国家对社会的统治和治理，或者处于一种僵硬的全面控制状态使社会陷于沉寂和冷漠，或者出现十分明显的政治震荡甚至引发社会混乱和动乱。这是集权政治无法自我克服的，因为小农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生产方式形成的混合经济基础，始终处于一种此消彼长的结构性变化之中，它决定着代表各自经济利益的政治力量的对比经常发生变化，政治职能只能是一种无序的运行状态。所以，集权政治时代奢谈政府的“守夜人”角色是一种政治上的幻想。

2）形式。集权政治缺乏操作上的稳定的模式与程序是其无序的外在表现，这可以称为集权政治的形式无序。集权政治是通过实力发挥作用的，实力大小、强弱成为统治者控制国家权力的依据，而统治者对国家权力控制的程度和方式直接决定和制约着最高统治者的执政形式。可是，政治实力在实践上往往是一个不可测的变数，因此集权政治下的执政形式就会随着最高统治者对国家权力控制的强度与程度如何而经常改变，结果国家权力运作方式和程序的无序化成为一个特征。同时，由于缺乏有效的制度规制，最高统治者对国家权力的自主排他操作十分突出，这种自主排他性使国家权力在运行过程呈现鲜明的个性色彩，个人的才能、品质、情感、兴趣在此都会直接、间接影响权力的运作，它比专制政治与民主政治的最高统治者的个性张扬对国家与社会的影响要突出得多。集权政治的形式无序主要包括：政治决策的非程序性，政令和政策贯彻与实施的非程序性，权力分配的非程序性，权力对社会控制的边界和程度的极大伸缩性。当然，这是与常态政治所作的对比分析，当然不能说其连基本的政治运作程序都没有。

4、双刃性

集权政治以自身强大的实力对社会实施深度的控束，突出了这一政治形态的统治和治理功能，这一时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对政治的依赖性必然强化。这种控制强化的一个直接结果是，集权政治对社会特别是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和阻抑作用都十分明显：如果在政治的强力控制下，政治统治者对社会给予积极有效的治理，社会则会在持续稳定的状态下确保经济的快速发展；反之，社会和经济则陷于停滞状态，甚至倒退或严重倒退。当然，集权政治作用上的两面性是政治两面性的集中反映，即政治既有维持社会稳定和推动社会发展的功能，又有阻滞甚至破坏社会发展的作用。不过，专制和民主两种常态政治的这两种作用的反差，不可能像集权政治那样巨大，因为虽然专制政治、民主政治都能够使社会发展，或者使社会停滞甚至倒退，但它们都不可能像集权政治那样使本国的经济和社会在短期内以惊人的速度发展，或者使经济和社会惊人地倒退。[21]对于集权政治这种作用的巨大反差，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曾总结性地分析道：“许多分析研究探测了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得出了各种不同的答案。但一般说来，民主制国家几乎从未取得很高的经济增长率，而权威主义国家则可能有极高的、适度的以及极低的增长率。”]中国学者罗荣渠认为，实践证明这种集权政治创造了远远高于早期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速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突发性成就。但这一政治可能会产生两大负面作用：一是滥用政治权力而忽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导致反现代化的倒退；二是过分的集权与干预导致官僚政治的巨大膨胀，给腐败行为大开方便之门，特别是可能造成经济生活的政治化。[23]

当然，集权政治作用的反差之所以如此之大，并不在于集权政治的功能格外强大，而在于集权政治是小农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产物，经济和社会生活具有通过市场经济这一先进的生产方式迅速扩展而高速发展的广阔空间，同时已经民主化的发达国家具有的现代生产力能被国家的集权统治者大规模移植，以迅速置换掉本国低水平的小农经济的生产力。在这一背景下，集权政治因自己发挥作用的空间是两种生产方式的生产水平悬殊所形成的巨大差距，所以一旦政治上的安宁和政治对经济的积极治理到位，集权统治者便可以依凭自己统一强大的政治能量推动经济迅速市场化，生产力水平的迅速提升亦成为必然；反之，集权政治则因其强权过分侵害社会而使经济停滞不前甚至倒退。[24]

显然，专制政治、民主政治均不具备这种经济条件。假定没有已经现代化的民主国家的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指引和移植，集权政治最积极的功能也莫过于像农业社会那样维护小农经济的繁荣昌盛，确保小农经济的生产力获得充分的释放，但无法承担采用市场经济的生产力代替小农经济的生产力的使命，并全力推动一个国家的经济迅速现代化。因此，从最后的意义上讲，两种生产力水平相差悬殊的经济生产方式的共存性，成为集权政治积极作用与消极作用能够呈巨大反差表现的根本原因。

在此，对集权政治这种作用的巨大差异性进行规定，可称为集权政治的双刃性。集权政治可以作为经济和社会现代化最强大的推动力量，也可以作经济和社会生活最强大的破坏力量。鉴于集权政治的双刃性十分突出，所以无论是作为一种推动力量，还是作为一种阻抑或破坏力量，集权政治作用发挥主要源自它的自我兴趣与自主运作，社会与公众对它的制约比较微弱。正因如此，即或集权政治在发挥积极作用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情况下，由于不可能建立有效的控束机制，集权统治者亦会非正常地追求自身的特殊利益，并且在积极治理社会的过程中为追求和满足其特权而侵犯公众和社会的利益，这就是各国的集权统治者既能释放巨大能量推动本国走向现代化，又必然地衍生腐败的内在原因。韩国60－80年代在军人统治之下经济飞速发展与腐败如影相随，印度尼西亚60-90年代在苏哈托独裁统治下的经济发展与腐败盛行相辅相成，充分证明了集权政治在推动各国迈向现代化过程中所呈现的双刃性。并且即使集权政治积极维护与推动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其作用的双刃性也十分明显。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腐败往往成为集权政治难以自我消解的顽疾，并且时常成为集权统治合法性基础的推毁力量，同时成为集权政治时代引发政治和社会混乱的主要因素。

苏楷 at 2010-3-08 20:07:51

三、集权政治的历史走向



    当前，又一次全球化的民主浪潮再次证明，“民主是超越文化界限的普遍真理”[26]，民主政治作为一个文化和地域概念的意义日益苍白并渐渐消逝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作为一种先进的政治形态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并在许多非西方国家成为活生生的现实，昨天还是集权统治的国家，一夜之间令人不可思议地实现了民主化转轨。这一日渐明朗的历史趋势充分昭示，作为各国政治共同发展方向的民主，不是某种文化的专利，亦不是某类文明的特产，它有幸最先在某一文明形态下先期产生、形成，只能说明作为人类共同智慧的产物和结果，它率先在其土地上获得了成功。但是，只要它是先进的，它被其它文明移植当是各国对人类先进文化的共享，而不能被视为西方的文化侵略和殖民，就像一切西方发明的科学技术其它文明国家使用后并没有遭受奴役和消灭一样。作为各国政治现代化的一个必经阶段，集权政治一直在质变与量变的交错中向前发展，它不可能成为某国或某种文明恒久的政治生活，走向民主将是这一过渡政治形态的共同方向。

当然，由集权政治演变到民主政治离不开相应的物质基础，这里的物质基础就是市场经济的生产方式。今天，我们之所以做出民主必将在全球普遍获胜的预期[27]，即在于民主作为各国政治的共同走向最充分的根据，源于市场经济取代小农经济或其它落后的经济生产方式，是任何一个文明国家不可改变不可逾越的必然路径。正是这一强劲的经济根据使人们有理由坚信，随着市场经济在一个国家经济中比重和成份的上升，传统经济成份的下降，承载民主政治的基础将更为宽广和坚实，集权政治的民主化成份将不断上升，直至集权政治完全质变为民主政治并最终获得制度的确立。对此，正如利普塞特所认为的那样，“国家越是富裕，实现民主的机会就越多。”[28]

1、集权政治的三个阶段

鉴于市场经济取代小农经济是一个渐进过程，其渐进性表现为市场经济力量的逐步增强，小农经济力量的逐步下降。这种力量对比的不断变化反映在政治上就是，支撑集权政治运行的传统经济力量逐步下降，推动集权政治变革的现代经济力量不断增强，而政治的质变式发展则在这一渐进过程中演变。人们可以从各种经济参数的变化中窥视出支配政治发展的经济基础逐步增强[29]。这些参数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市场经济创造和控制的财富总量逐步增长，小农经济创造和控制的财富总量不断下降；通过市场经济从事经济活动和谋得生活资料的社会成员不断上升，以小农经济作为生存手段的社会成员不断下降；市场经济供给国家的财政收入不断增加，靠小农经济获得的税收来源不断下降。其中，从事市场经济活动的人数的多少这一参数又居于主导地位，在多数情况下，政治力量的对比是以各自从事不同生产方式的成员的多少为根据的。

正是以上述三大经济指标表现的两种生产方式的经济力量对比变化是一个逐步的过程，并且在不同阶段比值各不相同，决定了集权政治在两种力量对比的不同阶段特点不同，使集权政治的演变呈现阶段性特点。这里，可以将两种经济生产方式的力量对比简单概括为三个阶段：小农经济力量占主导地位的阶段，两种经济力量大体平衡的阶段，市场经济力量占主导地位的阶段。与此相对应，集权政治则表现为三个时期。这三个时期的集权政治在特征上存在一定差异。第一阶段集权政治的专制性占主导地位，第二阶段集权政治的专制性与民主性处于大体相当的地位，第三阶段集权政治的民主性占主导地位。当然，三个阶段总体上仍然是集权政治的政治架构与运作模式，只是国家权力运行时，其专制色彩与民主色彩在比例上各不相同[30]。本文根据三个时期集权政治存在的差异性，对集权政治各个阶段的特点进行概括并给出如下规定。

1）强权政治阶段。这一阶段，国家权力直接由军事强人以强大的武装力量——军队为后盾操作与控制。强权政治的合法性根据在于，政治世袭的专制政治被摧毁后，绝大部分社会成员仍主要以传统经济产方式生活而处于分散孤立的状态，因此谁控制国家权力，人民仍不能通过广泛的经济联系形成强大的经济力量自主表态，谁有资格操作国家权力只能凭实力。在此阶段，最具实力的政治力量是军队，因而这一阶段不能不任凭拥有军事实力的政治集团强力地控制国家权力，是为强权政治。由于完全依托军事实力控制国家权力，这一时期的政治现实往往表现为两种格局：某一军事强人以超强的军事力量全面控制国家政治生活，这一政治状况类似于专制政治；没有一个军事集团能够绝对地控制全国，而是多个军事集团按实力大小各自控制相应的地域实行强权统治，这时的国家政治现实呈现混乱的军阀各据状态，这是一种诸侯政治，它是整个集权政治阶段最糟糕的一种政治局面。

2）独裁政治阶段。一般情况下，独裁政治是一种比强权政治更进一步的集权政治阶段，其内含是指国家建立了较为统一、稳定的政治权力控制系统，国家权力由具有政治才能和手腕的精英人物超强控制和操作。这一阶段必然代替强权政治而成为集权政治时期不可缺少的阶段，具有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的原因。

（1）经济。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其在国家经济中比重的上升，市场经济力量对政治稳定的诉求和支撑能力强大于小农经济，强权政治的统治基础则大大削弱而难以持续维持，同时完全凭军事强力操作的政治力量难以充分保护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与扩张。随着市场经济力量的上升，两种经济生产方式的经济力量趋于均衡，经济基础的结构性变化正在发生，便于也需要政治上的独裁控制维护社会的秩序、稳定，以保障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

（2）政治。从纯政治层面讲，在集权政治阶段，强权政治最不稳定。传统专制政治的世袭权威丧失后的早期，由于小农经济广泛存在而市场经济自我整合的力量十分弱小，致使这一阶段必然出现靠赤裸裸的武力建立政权的强权政治。但是，强权政体主要靠军事实力支撑，而军事力量又是一个极易分化、组合的变数，导致这一阶段的政治生活极易出现政变、战争、动乱，同时使公众的生活和经济活动缺乏基本的政治安全保障。正因如此，经历一定时期的强权统治后，对统一、安宁、秩序的要求成为民众最主要的政治需求，唯有反映民众这一普遍利益要求的铁腕政治人物及其集团才能提供。于是，在强权政治的基础上，那些最具政治才干和能力的政治人物和集团，则会凭借自己积累的实力在同政治对手的较量中，实现对国家及社会的统一性控制。由于这种统一性控制同时满足了逐步成长起来的市场经济正常发展和日益缩小的小农经济正常生存的需要，独裁政治获得了稳定存在并发挥作用的经济和社会基础，这时能对强大的统治集团进行控制的一定是铁碗政治人物——独裁者，独裁者通过绝对支配的政治集团实现着对公众和社会的充分控制和治理。不过，独裁政治阶段是集权政治的双刃性最突出的时期，不少国家在此阶段迅速实现了经济现代化，也有不少国家在独裁统治下民不聊生，经济、社会生活停滞不前，甚至明显倒退，使社会陷于新的独裁或强权统治之中。

3）集团政治阶段。集团政治是集权政治的高级阶段，这一阶段表现为国家政治权力是一个由少数精英组成的团体控制最高国家权力的集权政治模式。随着精英的独裁统治通过稳定社会确保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和扩大，市场经济在社会中最终必然占据主导地位。在市场经济力量已经强大到一定的临界时，它们一定需要政治上的代表反映自己的利益和需要，并且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将代表自己利益的政治人物推举出来控制国家权力。但是，在这一力量不能足以决定国家权力按民主的方式运作的情况下，政治现实的自我继承会使独裁政治阶段的独裁者，通过建立一套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并有效统治社会的新模式——政党[31]，或类似组织形式的政治集团实现对社会的有效统治。当处于独尊地位的独裁者因种种原因丧失权力之后，统治权将会为其遗留的政治遗产——政党或统治集团继承，而很难为某一个人拥有，因为社会中的民主力量已经强大到能够抑制任何人独裁统治的程度，虽然这时的民主力量还不能将整个集权政治完全否定，于是独裁政治自然演变到集权政治的集团政治阶段。

在集团政治阶段，虽然集权统治集团仍然是自主统治社会，不过它只能以集团的方式行使国家权力，国家权力也是通过某一政治集团自我传承，并且无论是政治传承，还是政治运行，或是政治决策，其民主的成份都明显增长，因为日益强大的市场经济力量逐步成为左右国家政治生活的社会力量，并使集团政治自主运作的政治空间日益缩小。同时，控制国家权力的政治集团因具有容纳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政治空间，政治的民主化演变在集权统治集团内部具有了可行性。当市场经济在社会中取得主导地位后，由这一力量孕育的民主政治力量亦会迅速地发展、壮大。面对日益强大的民主力量，作为以集团力量控制国家权力的统治者，其实施集团统治的经济、政治基础不断削弱，不得不对民主力量的各种政治诉求做出反应，而且会逐步形成强有力的政治势力，对现行的集权政治体制从外在的民主改造和内在的民主脱变两个方面发起冲击。不过，不论以什么方式演变，集团政治的接口只会是民主政治。[32]

集权政治的质变发展过程历经上述三个阶段是一个相对的划分，不具有绝对意义。由于政治发展的具体过程除受经济决定外还受自身规律的支配，更受其它各种社会因素的制约，集权政治在各个阶段的滞留时间并不均衡，往往出现集权政治停滞于某一阶段特别漫长而在另一阶段特别短暂，或者出现向前一阶段发展后又向后一阶段回潮[33]；或者超前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水平，或者落后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所以，集权政治上述三个阶段的划分只是提供了一个总体分析框架，至于集权政治的具体发展状况还要结合各国的具体国情予以分析，只是集权政治这一质变式发展的总趋势及其演变的大致三个阶段则是一种共性，并且第一和第三阶段的政治稳定较弱，第二阶段的政治稳定较强且对各国政治发展进程的快慢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苏楷 at 2010-3-08 20:08:44

另外，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导致各国集权政治的质变式发展呈现十分明显的个性色彩，使集权政治的规律演变在文明世界错综复杂、变化莫测。这里，能够对集权政治的发展路径具有制约作用的主要因素有：现实的生产力水平；国土与人口；传统文化；民族；宗教；国际因素。考察基于不同的历史基础成长起来的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双向互动的国家，这些因素总是以整体的相互关联形成的合力在耦合的影响和作用中，制约着各国政治现代化的发展进程，而上述因素比重和表现的不同，又使各国的集权政治运行和演变呈现各自特色。今天，各国政治发展水平的差异和质变方式的不同，证明了这种制约作用的强大。

2、集权政治的民主转轨

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集权政治的民主化转轨将成为必然的事实，但国情的不同决定着各国政治的民主化转轨存在差异，这种差异虽然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分析[34]，但概括起来只有三种方式：一是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这是一种和平过渡的方式与途径，其集中标志就是控制国家权力的集权统治者直接开放党禁和自由选举，放弃自己对国家权力的垄断，实现政治的民主转轨。二是自下而上的武力革命。它是指民主力量在逐步扩大的过程中，主要通过武力推翻集权政治的统治，立即进行民主选举，并使民主政治迅速获得稳定的制度安排。三是上下结合的政治变革。这一方式是指统治集团内部分化出一定的政治力量与社会中的民主力量结合，共同迫使集权统治者放弃权力，实行公平竞争的自由选择。

上述三种方式中最温和的是第一种，它是一种几乎不流血的政治转型，应属于理想的民主化途径：社会震荡小，政治过渡平缓，经济得以在统一、秩序、稳定的状态下继续发展。第二种是一种大规模流血的民主化途径，它往往是集权统治者与民主力量难以就国家权力的分享与让渡达成妥协情况下的产物，这一途径容易引发大规模社会振荡，社会经济发展往往遭到破坏，生命、财产损失巨大，并且即使民主力量取得统治地位，亦难以立即实现政党基础上的自由选举，往往需要政治秩序稳定之后才能实施。因此，凡是采用革命换来的民主总是存在一个恢复秩序的专权时期，这是一个成本较高的民主化途径，在民主化已经成为一种潮流的当代，这一途径基本上丧失了存在的理由，因而很少在现代政治转型中表现出来，它主要存在于早中期的内生型市场经济国家中[35]。

目前，绝大多数国家的民主化转轨是第三种途径。这一途径以市场经济和民主力量较为强大、成熟为基础和条件，以集权政治统治者被迫做出回应为契机：当民主力量强大后，如果集权统治者拒绝放弃权力与拒绝开放党禁，民主力量将与集权统治力量正面交锋，采用的方式主要是游行、示威、罢工、抗议等非暴力的民主运动。在这种公开的交锋中，集团统治集团迅速分化，尤其军队会在尖锐的冲突中或者拒绝镇压民主力量，或者压迫统治者交出权力，民主政治亦在这两种政治力量的分化、重组中确立与实现。近几十年来，许多国家的民主化转轨都采取了这一途径，而且这一途径的和平色彩越来越明显，暴力程度越来越淡弱，社会支付的成本越来越小。

3、集权政治和平民主化的条件

在民主已经成为人类社会政治发展不可阻挡的潮流的今天，人们当然追求着通过第一个途径实现民主政治。但是，如何实现民主政治的和平到位，经验告诉人们，它需要这样几个条件同时获得满足。

1）市场经济力量已相当强大，整个经济运行和发展是正常、稳定的。这一条件提供了政治和平转轨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秩序。市场经济力量强大，市场经济自我建构的经济秩序必然稳定，相应地市场经济的自我稳定能力必然强大，并确保着市场经济社会的秩序与稳定。这种经济与社会自稳定能力的强劲，为政治上进行以民主为目标的和平调整提供了充分的经济基础和社会保障；市场经济力量强大，社会能够自我整合形成强大而稳定的代表市场经济的强大的民主力量，这一力量一方面以强大的政治压力迫使集权统治者进行民主改革，另一方面以自己的理性力量承担起维持社会秩序与稳定的作用为政治改革提供和平的环境。反之，市场力量弱小，经济畸形发展，社会中的经济矛盾与冲突频繁，由此引发的社会冲突将是广泛的多维的，这使政治的稳定功能得到强化，集权统治者必然以强力控制社会。这种政治、经济的紧张关系难以达成民主政治的和平到位，因为一旦集权统治者主动民主化即开放党禁和自由选择，社会混乱将难以避免，这对公众和统治者都是难以接受的[36]。

2）民族矛盾与宗教矛盾较为缓和。各国政治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任何国家以民主为目标的政治发展往往伴随着民族矛盾与宗教矛盾，这两大矛盾有时能够相互协调有效地促进民主的发展，但在许多情况下很难与民主化进程协调一致，即民主政治的确立并不能较好地解决民族矛盾和宗教纷争。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通过改革达成民主和平实现的难度是很大的，很可能民族矛盾或宗教矛盾因政治改革而爆发出来，冲毁政治改革所必需的和平环境使其难以为继——民族矛盾或宗教矛盾尖锐的国家，往往是几大民族势均力敌和宗教势力强大的国家，这些矛盾在集权力量超强控制时可能会被规范在一定的秩序里，一旦改革集权政府的控制力削弱后，潜藏的宗教矛盾或民族矛盾就会爆发出来，使政治和平改革的环境不复存在。

3）集权统治者顺应时代潮流积极推进民主化进程。进行以民主为目标的政治改革，主要是寄希望集权统治者积极作为，所以集权统治者是否形成强大的政治势能推动改革，成为民主能否和平实现的主观条件。不少国家在民主条件已经成熟的情况下，其政治统治者审时度势，通过自己积极主动的政治改革，将民主制度定格在本国市场经济力量已经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基础上，使国家和民族减少为民主政治到位支付的代价。也有不少国家和平民主化的条件已经具备，但集权统治者拒绝放弃权力，致使民主的实现伴随流血。

上述政治民主化和平转轨的三大条件，第一、二点为客观条件，第三点为主观条件。政治现代化的和平之路，上述三个条件缺一不可。在当代的民主化浪潮中，不少国家以此走上了民主之路。当然，和平的民主化进程也存在几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包括集权统治者积极地自我扬弃集权统治模式代之以民主政治；强大的民主力量迫使集权统治者和平地交出权力；民主力量与集权统治者达成政治协议，开放党禁一同竞选，由民众决定谁行使国家权力等。至于各国采取什么具体方式实现民主的和平到位，则没有普适的模式。

作为一个过渡的政治形态，集权政治代替的是专制政治，它的出口是民主政治。无论这一政治形态给各国的现代化进程制造的是文明还是野蛮，它已然成为了各国政治发展的必经阶段，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从专制政治一步跨跃到民主政治，这是由经济发展逻辑规定的政治发展逻辑。对此，正如苏查特甘科指出的：“发展必须与权威主义政府相伴随，看来是不可避免的。”[37]任何一个国家应该接受这一政治逻辑的安排，否则我们也许会为政治民主化的实现付出更大的代价。


                                            四、集权政治的实证分析


    集权政治是否具有普适的存在价值，除了理论论证尚需实践验证，并且需要不同文明形态的国家政治现代化的个案验证。从实证的角度考察，“我们可以认为，威权主义是个全球现象，在刚踏上市场经济发展道路的国家都存在过，有些国家表面上看来不存在，但实际上也存在过。英国历史上的‘护国主’体制以及1688年‘光荣革命’之前的斯图亚特王朝复辟统治，法国历史上的法兰西第一帝国、第二帝国以及波旁王朝的复辟和七月王朝的统治，德国历史上的德意志第二帝国、第三帝国时期，俄罗斯1861年农奴制改革以后至1917年二月革命的帝国统治时期，日本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至1945年日本战败的所谓‘大日本帝国’时期，都可看作西方国家的威权统治时期。有人会说，美国、印度等国没有存在过威权统治，但是，长期而深入的殖民统治时期，实际上也是一种威权统治时期。”[38]这里的威权主义即是本文所指的集权政治。

由于各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早晚、快慢以及其它限制因素的不同，集权政治在各国历经的质变周期呈现明显不同的演变特点：有些国家集权政治阶段政治震荡剧烈，国民承受着巨大的政治磨难；有些国家的集权政治却过渡平和，社会为政治质变支付的代价较小。同时，集权政治的演变是以国度为单元的，各国的政治转型存在时间上的先后，各国进入集权政治的时间各不相同，各国告别集权政治的时间也并不一致，以至于截至目前有些国家的集权政治已经成为久远的过去，有些国家则刚刚告别集权政治，有些国家却仍然处在集权政治的时代。

1、集权政治的起讫点

从实践上讲，传统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是否存在一个集权政治阶段，我们不能进行主观的假想和臆断，亦不能仅仅凭借论理上的逻辑论证证明它的存在，它需要我们对近现代以来人类社会各个文明国家的政治质变过程进行客观的分析与抽象，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在此，为了人们对各国政治的质变过程必然存在一个集权政治阶段有一个清晰、确定的认识，我们首先需要确立一个人们能够认可的共同的客观标准，这一标准表现为政治形态从专制转向集权与从集权转向民主的标志各是什么。

1）集权政治的起始点。历史告诉我们，在整个人类社会的政治现代化转型没有开始之前，除了意大利的几个城市共和国外，全球各个文明形态的每个国家都是非民主政治，这应该是一个普遍的事实，其表现为西欧基本上是相对专制政治（后经历了一段短暂时间的绝对专制统治），东欧则是绝对专制政治，整个亚洲亦是绝对专制政治，非洲则是发达的部落政治，有些部落开始以地域为范围形成绝对专制政治，至于美洲则还是普遍的部落政治。上述各个文明群落的政治形态显然不是本文所界定的集权政治形态，但整个文明世界各文明国家的政治转型则是以上述传统政治形态为政治基础的，也就是各国从传统政治质变到集权政治的历史平台是专制政治或部落政治，其中主要是专制政治。

苏楷 at 2010-3-08 20:09:17

正因如此，各国从传统政治转变为集权政治的历史始点，作者认为应当是民主的制度化要素开始在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存在并发挥作用，这种制度化要素可能是议会、选举，也可能是政党。例如，英国1640年资产阶级革命确立了公民对国家王权的限制，日本1868年的明治维新开始了议会政治，法国1789年的资产阶级革命摧毁了封建王权的绝对统治，便是这些国家进入集权政治时代的起点。因为以此为开端，这些国家都或多或少地将民主的一些制度引入到了国家政治生活中，使本国的政治生活开始了质变，虽然这些具有民主性质的制度因素还不足以改变传统政治力量对整个国家政治生活的主导地位。

2）集权政治的终结点。确立了集权政治产生的起点，还要确立集权政治结束的终点，否则我们仍然难以准确把握集权政治存在的时间跨度，亦难以确信集权政治的客观存在。事实上，集权政治结束的终点就是民主政治的起点，即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形态替代集权政治发挥决定作用的历史时刻。在政治实践上，这一终点亦不难获得，这就是民主国家的标志。

对于什么是民主国家的标志，人们的认识并不一致。不过，奥地利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提出的民主标志获得了较为普遍的认同，熊彼特相信具有自由的选举权并且所有成年人拥有选举权是民主国家的两个基本维度。如果以此作为标志判断，那么第一批或第一个民主国家应该是在20世纪初期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实行了普选之后，自此之前的所有实现了民主制度的西方国家都只能归之于集权政治。从民主政治确立和运行的实践角度讲，这一民主化的标志似乎过于严苛，因为以此标准衡量我们会发现，最早实施自由选举的英美等国，在未实行普选之前也不能视为民主国家。这显然与民主的实践发展过程不能吻合，因为事实上在19世纪特别是19世纪中后期，这两个国家的民主制度已经非常成熟、稳定，将这一已经十分成型的民主制度稳定地运作于国家政治生活之中的政治现实，排除在民主的政治形态之外，在理论上难以获得令人信服的解释，在实践上难以把握民主政治的发展。所以，有人又提出了最低民主国家的标准。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国家层次上民主制度的出现是19世纪的现象，但要具体说出民主在某国确立的特定日期来表明自此以后的政治体制就算民主，不仅困难而且武断。不过，他认为乔纳森·桑沙因提出的民主标志最明朗也较具说服力，这就是这个国家确立了自由、平等的选举制度，这个国家拥有选举权的成年男性公民达51%以上。在此，如果以此作为判断民主国家的标志的话，美国算是第一个进入民主的国家，即美国在1828年已有51％以上的成年男性参加了总统的自由选举。

对于这个民主标准，第一点人们的分歧可能不大，因为在民主只能代议的政治条件下，体现民主最根本的政治行为只能是公民的选举，而且这种选举对公民而言必须是完全自由、平等的——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判断一个国家的民主是真是假，就是以这个国家是否实现了完全自由、平等的选举为根据的。但是，对于第二点人们可能会提出各种质疑，如为什么是51％的成年男性，而不是60％直至100％？又为什么以成年男人而不是以所有成年人作为参数？甚至人们会认为，这是美国为了将自己纳入第一个民主国家的范畴做出的有利于自己的标准设计，它充分体现了美国的狂妄与自大。对此，我们应该以理性的心态进行分析，而不应该过于情绪化。

撇开其它因素，从纯学理的角度认识问题，应该说以这一标准作为民主政治在国家层面确立的标志对早期的民主国家而言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今天，应该说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人们都已接受了多数人同意的民主原则，这一原则的政治表现即是民主政治。既然如此，我们以所有成年人中一半以上的公民拥有选举权似乎可以作出判断，这个国家民主的选举制度在政治实践上获得了确立，相应地这个国家即是一个民主国家了，因为它体现了多数人的民主原则。同时，当自由选举在英美等西方国家确立之后，妇女被长期排斥在选举之外。虽然这是一种公开的性别歧视，就像种族、财产歧视一样有悖于民主的平等原则，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却使我们无法否认，以成年人中的成年男性作为民主政治运行的公民基础，从本质上讲已经基本实现了民主政治的价值与功能，并且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建立在社会中处于主导地位的多数成年男性认可的政治基础上，并不比以包括女性成年人在内的过半数成年人具有选举权显示的民主价值和功能要弱。所以，以51％以上的成年男性具有选举权，替代51％以上的成年人具有选举权作为民主确立的一个参数，是可以体现民主的精神的。

如果确立51％的成年男性具有选举权为一个早期国家达成民主的标志具有合理性，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自此以后的国家才是真正的民主国家，而自此以前尽管这个国家具有自由的选举制度，我们也只能说这个国家是非民主的集权国家，因为它可以界定为国家权力的行使集中在极少数人认可的政治基础之上，一个强有力的例子就是白人统治下的南非。众所周知，在种族隔离没有废除的南非，也存在自由的选举制度，但这个国家拥有选举权的公民是仅仅只有不到20％的成年白人，近80％的成年黑人全部排除在自由、平等的选举之外。对于这种只有极少数成年人拥有并行使选举权利组建的政体，我们除了认定它是集权政体之外，似乎找不到更恰当的指称。在此，如果上述标准是成立的，我们则可以作出判断，美国在1828年以后才是真正的民主国家，在此之前只能算作集权国家，尽管自1789年立国后美国已经是实施了自由选举的宪政国家，并且政治权力在国家层面运行的民主成份较大。这也许与美国立国的特殊方式与基础存在直接的关系，但我们仍然不能否认美国这一阶段集权政治的性质。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这里之所以提出上述标准，仅仅是为了人们更准确地认识民主政治的实践运行提供一种技术上的参数，并不具有绝对的指导意义。并且从民主政治发展的历史过程看，按照上述标准衡量许多后发型的民主国家往往存在明显的局限，因为这些后发型民主国家是在英美等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运行近一个世纪后先后开始民主化的，它们在确立民主制度时实施自由、平等的普选条件已经成熟，所以这些国家一开始就将包括妇女在内的所有成年人纳入了选举的范畴，基本不存在51％的成年男性拥有选举权的制度安排。正因如此，后发型民主国家确立民主制度的标准应当修正，即存在自由、平等的选举制度，所有成年公民拥有选举权，其国家权力经过法定的两次自由竞选实现了和平更替。按照这一标准，韩国1993年，印尼2004年，菲律宾1992年成为民主国家，相应地这些国家的集权政治在这一年基本结束。

2、集权政治的主要形式

从政治学的角度讲，明确了集权政治的起讫点，还要探讨这一过渡政治形态的具体形式，否则我们仍然难以形成关于集权政治的完整概念。我们知道，虽然市场经济必然推动文明世界的任何一个国家走向民主，但国情与文化传统的具体差异决定了各文明国家在集权政治阶段不会只有一种形式，往往它们采取的政体形式丰富多彩、变化多端、各不相同。概括而论，集权政治的具体政体形式主要有二元君主、一党专政、个人独裁、军人统治、政教合一及其少数人统治等，这些政体形式存在于不同的集权国家，甚至一个国家的不同阶段具体的集权政体形式也不相同，更有法、德等国在集权政治阶段出现共和政体与君主政体的频繁变换。事实上，整个集权政治阶段，各国的具体政体都不是常态而是变化不定，其政治上的表现就是时而前进、时而回潮、时而停滞，进而引起政治变迁过程中具体集权政体形式的经常变换。下面简要分析几种主要的集权政体形式。

1）二元君主政体。从通常的意义上讲，二元君主政体是指世袭的君王与民选的议会共同行使国家权力的一种政体。从政治发展视角分析，应该说二元君主政体是最典型的一种过渡政体，因为它既将专制政治的血缘世袭作为权力的合法性来源，又将民主政治的民意作为权力的合法性来源，所不同的只是两种来源不同的权力作用的大小强弱存在差异。一般而言，在整个二元君主政体阶段，君王的权力始终处于主导地位，而且市场经济水平越低君王的权力越大。对于二元君主政体的形成，人们通常的解释理由为，它往往是该国封建势力强大、资本主义力量弱小所致。应该说，这一解释抓住了二元君主政体产生的基本原因。

从政治层面讲，纯粹的专制政体演变为二元君主政体，等于专制政治接纳了民主的要素，因为民选的议会是民主政治的制度安排，通过这一制度的国家化专制政治统治的一统天下解体了。面对这样一种混合而成的政治形态，我们显然既不能说它是专制政治，也不能说它是民主政治，只能说它是两种常态政治的要素有机整合形成的特殊政治形态。然而，由于它不可能是一种永远不变的政体形式，其政治上的过渡性十分明显。正因如此，本文将二元君主政体归类为集权政治的一种。

作为一种集权政体，二元君主政体的过渡性表现在，这一政体难以稳定的持续存在，它往往随着本国市场经济力量的不断发展，本国民主力量的日益强大，这一政体中的民主成分不断上升、专制成分不断下降，国家权力的主导权不断从专制力量即君王手中转入民主力量即议会手中，直至民主力量完全控制国家权力，最终实现二元君主政体的彻底质变。在政治实践上，目前已经民主化的君主立宪政体大多是从二元君主政体演变而来的，其中最典型的是英国。目前，经过二元君主的过渡政体发展到民主政治的国家，除英国外还有北欧四国、西班牙、亚洲的日本、泰国、尼泊尔等20多个国家。另外，还有约旦、科威特等几个国家目前仍处在二元君主政体阶段，并正在向议会君主政体缓慢演进。

2）一党政体。一党政体是既非民主又非专制的政治力量通过民主的形式之一——政党组织起来自主地排他地控制国家权力的一种集权政体形式。政党最早产生于民主政治确立的英美等国，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成熟，以至于今天包括民主与非民主的几乎所有国家都通过政党在控制国家权力。然而，对于所有存在政党的非民主国家，往往是某一政党自我控制国家权力，或者不允许其它政党存在，或者不允许其它政党竞逐国家权力，从而形成了一党执政的局面。一党政体一般以一定的意识形态作为指导思想，这一指导思想既起到整合政党为一高度组织化的执政力量的作用，又为其提供执政的合法性解释。一党执政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民族主义政党，二是马列主义政党。前者基本上是一些西方殖民地国家的民族主义者，在领导本国人民赶走西方殖民主义的过程中建立的政党，这些政党在领导本国人民取得国家独立后，继续以民族主义作为旗子一面反对外国干预，一面控制本国的政权，实行一党独大的统治，它主要存在于非洲国家；后者则是一些落后国家的部分知识分子，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以此为宗旨成立的政党，通称为共产党。在一些国家，本国的共产党在领导本国人民通过革命获得政权后，以实现公有制和共产主义为经济、政治目标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这类一党制国家就是曾经存在于东欧、亚洲、拉丁美洲的部分国家。此外，也还有一些其它类型的一党制政体，如墨西哥的革命制度党、伊拉克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缅甸的社会主义纲领党等。

苏楷 at 2010-3-08 20:10:17

目前，一党政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广泛存在于非洲的一党政体绝大部分演变成了多党政体，共产党执政的一党政体除了中国、越南、古巴、朝鲜等国外都已解体。至于极少数其它类型的一党制国家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且主要是向民主方向演变。

3）个人独裁或军人政权。从近现代政治发展的角度考察发现，自专制政体在许多国家终结后，绝大多数国家进入了军人或个人专权的时代，其表现为国家的最高权力为某一军人集团或个人自主、排他地控制，对国家实行不受任何制约的统治。一般而言，个人独裁是指整个国家最高权力为某一个人全部控制不容他人分享，运用国家权力对整个统治集团和社会进行个人专断的恣意统治；军人政权往往是一批职业军人直接、公开地行使最高国家权力。因此，个人独裁与军人政权是两种非权威主义政体。但是，这两类政体存在内在的关联。

一般情况下，个人独裁大多从从军人政权脱胎而来，其转化关系为，一个国家的独裁者都是通过军队成长起来，在军队中获得最高军权或相当军权后，通过控制军队而控制最高国家权力，再以自身的威望或权威实现对国家最高权力的独享。当然，并不是所有军人政权都会演化出个人独裁政权，它需要很多条件，包括个人的主观和客观条件，如个人超常的才干、功绩与社会的现实政治环境或残酷的统治手段。正因如此，有些国家先是军人政权后是个人独裁政体，有些国家相当时期是连续的军人政权。此外，还有些国家的个人独裁是通过一党政体演变而来，它往往是某一个人通过政党爬到党的最高领袖位置，取得对党的统治权后实现个人独裁，如斯大林、金正日、萨达姆等，所以一党政体于独裁政体也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在政治实践上，个人独裁政体在世界各个地区都存在，军人政权则在南美更为集中。

3、主要民主国家历经的集权政治阶段

明确了集权政治的起讫根据和具体形式，再分析各国政治发展的走向则具备了实证判断的基本根据，我们认识各国的政治演变也具有了普遍意义的解释框架。表2-1~表2-2是从二个视角概括的文明世界主要国家政治发展过程中集权政治存在的时间跨度表。



表2-1  主要西方国家的集权政治阶段

国  别
起止时间
标志事件（起）
标志事件（止）
主要政体

英  国
1640——1881
资产阶级革命
男性普选确立
二元君主

美  国
1776——1828
独立战争
男性普选确立
国家集权

法  国
1789——1945
资产阶级革命
“二战”结束
专制与共和

德  国
1871——1945
国家统一
“二战”结束
二元君主、纳粹

意大利
1871——1945
国家统一
“二战”胜利
二元君主、

法西斯

西班牙
1812——1975
制定宪法
佛朗哥死亡
二元君主、

个人独裁




表2-2 主要非西方国家的集权政治阶段

国  别
起止时间
标志事件（起）
标志事件（止）
主要政体

日  本
1867——1945
明治维新
二战结束
二元君主

俄  国
1905——1989
资产阶级革命
共产党政权崩溃
一党政权

印  度
1849——1947
建立殖民政权
印度独立
殖民统治

韩  国
1945——1986
二战结束
自由选举总统
独裁与军人政权

巴  西
1822——1988
巴西独立
自由选举总统
军人独裁

南  非
1910——1994
种族政权建立
自由选举总统
种族政权


         

严格地讲，任何一个文明国家都要历经集权政治的阶段，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既不能超越，也不能改变，人们称其为政治现代化阶段或政治变迁阶段，笔者称为政治形态质变的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有些国家历经的时间跨度很长，如法国、英国、印度，有些国家的时间跨度较短，如美国。但是，从认识论的角度讲，人们往往对这一阶段的存在缺乏理性与客观的认识，仅仅将政治民主化转轨的关节点视为政治现代化或政治转型的阶段，基本忽略了一个国家从专制政治接纳民主要素的那一刻即开始了政治现代化转型过程的事实，并且自此以后的政治运作已经与传统的专制政治存在区别，这是一个特定的过渡政治时期——集权政治时期。

历史的事实是，无论哪个文明国家，从民主要素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出现到民主制度在国家层面基本确立的时段内都处于政治转型阶段，因而各国的政治转型都存在一个时间跨度。例如，以英国为代表的所有君主立宪制国家，从专制国王让权到最后完全丧失权力都有一个长时间的历史跨度，英国200多年，日本近80年，西班牙200多年，这一阶段人们称为政治上的二元君主阶段。而二元君主就是集权政治阶段，因为它既不是完全的专制政治，也不是完全的民主政治。至于那些最终确立了共和的民主国家，其集权政治的跨度也是较长的，法国经历了150多年，德国、利大利从统一到民主最终稳定确立经历了近100年。各个已经实现了民主的文明国家，在未完全民主化之前这一漫长时段的政治运作，我们除了认为它是集权政治的政治形态外，难以从纯粹专制或纯粹民主的视角概括，而且这一阶段政治运作的全部特征基本符合前面分析的集权政治的特征。

需要说明的是，作为探讨政治发展的一个分析框架，各国在民主制度确立也就是集权政治结束的时点上往往存在一个非常明显的标志性事件，但各国专制或传统政治结束而集权政治开始的时点似乎并不容易确定。以英国为例，人们可以将英国集权政治开始的时间规定为1235年，因为这一年英国出现了限制王权的《大宪章》[39]；也可以确立为1640年，因为这一年英国发生了推翻专制王权的革命；也可以确立为1688年的光荣革命，因为这年君主立宪政体自此以后正式而稳定地开始了。再如，美国集权政治的始点是从独立战争算起，还是从华盛顿当选总统算起，也难以武断地定论。当然，也有部分国家进入集权政治时代的始点比较好确定，如法国1789年的巴士底起义，日本1868年的明治维新，中国1911年的辛亥革命，俄罗斯1905年的资产阶级革命。不过，从学理上讲，集权政治在各国的起始时间是否十分确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各国的政治都存在一个由专制进入集权的标志性事件，且自此以后本国的政治生活进入到了集权政治阶段。至于这一阶段在各国政治实践上的起始时间和表现形式不同，并不影响我们对这一阶段的政治特点和共性进行统一的归类和分析，进而揭示这一阶段是各国政治现代化进程所必然历经的一个特定的政治时期。

今天，纵观世界各国，集权政治在不同的国家已经显示出了不同的命运，如几乎所有西方国家早已全面进入了民主政治的时代，而且民主政治的运行已经非常成熟、发达，以至于人们早已开始对民主制度运行过程中所暴露的缺陷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和批判，同时寻求着不断修正与完善民主政治的对策；但相当的非西方国家，至今仍然在集权政治阶段苦苦挣扎，人民与国家一道正在为民主的彻底到位奋斗着。这里，我们虽然不能因为民众承受着磨难而谅解集权统治者的种种罪过，但我们也应冷静、客观地认识到，这是一个从专制转化而来的文明国家必须经历而其它民主国家已经走过的一个阶段，它不会因人们情绪化的咒骂和全盘否定而能够使无情的集权统治立即转向民主统治。各个实现了民主的国家的政治演变历程告诉人们，各国集权政治的运行水平与本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水平是相适应的，政治实践上的民主化制度设置过快，不能保证这个国家的正常发展，而民主制度的演进过于落后也会严重抑制其经济、政治、社会的同步发展，给这个国家造成额外的不幸。

可是，在政治实践上，恰恰是各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发展出现了太多的超前与滞后，导致许多国家集权政治阶段的政治磨难也格为深重。例如，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中国的满清王朝，可他企盼的共和因为没有强大的市场经济力量的支撑，至死留下的只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无奈。20世纪前半叶中国政治的反复、社会的动荡、国家的内外战争，使中华民族在集权统治期间承受了难以想象的苦难。对于一个民族与国家的集权统治所制造的不幸，我们虽然不能过于理性，这将使我们麻木不仁，但也不能过于激进，这将使我们只注重破坏和摧毁而不知道如何理性地建构。各国近现代的政治历史从正反两个方面无情地昭示，缺乏理性建构的激情破坏，有时比没有破坏的残酷现实更可怕，中华民族的近现代历史强有力地证明着这一结论。世界各国近现代的发展历史反复正告我们，“大凡发展市场经济的国家，无一不是从威权模式开始，即使典型西方地区，即西欧，也难能例外，因为市场的培育与规范、经济的发展与保护必须有一个威权政府才能得以较快实施，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与小农经济对立的，对小农经济这个制约性瓶颈的克服，有赖于威权政府。”“威权政治的实施与转型离不开市场经济的发育。威权政治为市场经济的启动和发育保驾护航，市场经济的发育和成熟推动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型。”[40]这样一种互动关系是集权政治存在并能够发挥作用的基本原因。



注释：

[1]学者们并非没有注意到这一政治形态的存在，只是其称谓各不相同，如专制政治、独裁政治、极权政体、强权政治、强人政治、军人政权、一党专政、权威政治、威权政治等等，其中威权主义政体是比较普遍的概括。本文以此命名是希望撇开这些具体政体的差异性，对这些政体赖以确立的共同的经济基础、特征和过程进行一般性分析，以为人们系统认识这类政治形态提供总体思路和框架。

[2]何爱国. 亚洲的终结？——威权政治论[EB/OL].世纪中国（http://www.cc.org.cn/），2003-10- 31.

[3]对于这种逻辑关系学者们也进行充分系统的论证，著名的有李普塞特、亨廷顿等。但也有人以各国民主化进程的巨大差异反驳这种经济与政治的正相关关系，如奥唐奈尔、耐特等。不过，他们并没有专门从小农经济与市场经济两种生产方式的差异性角度分析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在笔者来看，民主作为一种政体内生于市场经济，作为一个过程则与市场经济发展水平有关，并与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各种非经济因素干扰的程度与状况紧密相连。理解了这一点便可以得出结论，一切市场经济国家必然走向民主政治，至于民主的过程和确立除了市场经济发展水平外，亦与其它因素有关——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解释为什么经济水平很低的市场经济国家印度也能实现民主政治，而经济水平很高的国家如中东一些国家民主还没有入门。

苏楷 at 2010-3-08 20:11:19

[4]阿诺德·汤因比（刘北成 郭小林译）. 历史研究[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5]斯塔夫里阿诺斯（吴象婴 梁赤民译）. 全球通史：1500以前的世界[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9.

[6]王亚南.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81.

[7]斯塔夫里阿诺斯（吴象婴 梁赤民译）. 全球通史：1500以前的世界[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

[8]阿诺德·汤因比（刘北成 郭小林译）. 历史研究[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9]高德步. 产权与增长：论法律制度的效率[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96.

[10]亚当.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2.302-303.

[11] [12]康芒斯. 制度经济学（上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1.144.

[13]布莱顿等著（毛丹等译）. 理解民主——经济的与政治的视角[M]. 北京：学术出版社. 2000.111.

[14]这里的非经济资源主要包括：专利、技术、教育、知识、文化、信息、法律等。

[15]林德布洛姆. 政治与市场：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64.

[16]马克思. 资本论. 第1卷[M]. 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5.403.

[17]从实践上讲，民主政治的国家化与制度化表现为民主力量对传统政治的改造。这一改造揭示了两个方面的政治学意义，由市场经济决定和支撑的民主力量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走向强大，这一民主力量只有最终战胜传统政治力量后才能最终取得统治地位。本文没有论证市场经济力量对传统政治的改造过程。

[18]邓恩（邓恩等译）. 民主的历程[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9.246.

[19]许多研究政治发展的学者，将民主政治之前的各类政体一律称为权威主义政体。笔者认为，权威主义政体应指那种专制政体崩溃后，民主政体没有确立之前的过渡政体，即文中论证的集权政体。由于集权政治以实力为根据，因此它与专制政治更相似，但其二者的性质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20]何爱国. 亚洲的终结？——威权政治论[EB/OL].世纪中国（http://www.cc.org.cn/）， 2003-10-31.

[21]韩国在集权统治下经过短短30多年的发展，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近50倍，而拉美一些国家长期的个人独裁统治却使国民极度贫困。参见：丛日云. 当代世界的民主化浪潮[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

]塞缪尔·亨廷顿等(罗荣渠等编译). 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译文集）[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

[23]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189.

[24]当然，并不能说集权政治的积极作用如此巨大，它就一定能发挥这种作用，以往的事实是，这种作用的发挥并不仅仅受经济的决定，执政者是否希望并且是否具有能力发挥这种作用则是一个直接的因素。

[25]丛日云：当代世界的民主化浪潮[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

[26]当西方人做出这种妄断时，不能否认他们那种傲慢的文化沙文主义的心态和优越感，但非西方人不应以此抵毁政治民主化的普适性。

[27]转引自苏耀昌.新现代化研究[A]，见谢立中、孙立平.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298。

[28]西方学者主要采用人均国民收入作为参数来分析不同时期各国的民主化转轨，如亨廷顿、多明格斯即认为西欧与北欧早期民主的确立，人均国民收入多在300-600美元之间。参见（美）亨廷顿、多明格斯(竺干琪、周琪、胡君芳译)：政治学手册(下册) [M].北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至于以1974年葡萄牙军事政变为标志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则有一半的国家政体转变时，人均国民收入在1000-3000美元之间。参见丛日云：当代世界的民主化浪潮[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

[29]西方学者一般把民主化的进程分为四个阶段：专制统治的腐朽阶段，专制政体向民主政体转型阶段，民主政体巩固阶段，民主政治秩序稳定阶段。参见谭晓梅. 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与当代西方民主理论的最新发展[J].政治学研究，1998，( 3)。这种划分的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但笔者认为，几乎所有专制政体的国家，不论基于什么原因其专制政体被摧毁后，其民主政体的最终确立都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本文根据小农经济与经济在不同时段的比重不同，将集权政治划分为三个具体阶段。这种划分是以两种生产方式的力量对比作为根据的。

[30]这时，政党的组织力量开始大于军队力量，因此多数情况是政党对军队控制。而在此前，虽有政党，往往力量软弱，所以主要是军队控制政党。

[31]当市场经济最先在西方产生后，它就开始孕育代表这一生产方式的政治力量即民主力量。由于民主政治力量与传统政治力量是对立的，因此这一政治力量一开始就被赋予了与传统政治力量斗争的使命。但是，在民主政治形成的早期，由于市场经济力量的弱小，由其支撑的民主力量也是弱小的，因此它不可能作为传统政治公开的反对力量出现，只能依附于传统政治。当然，市场经济的固有优越性决定了它要成长壮大，并在发展的过程中一面增强自己的实力，一面要承担起日益加重的税收。在这一发展的过程中，市场经济作为一个利益整体与传统政治的利益对立日趋尖锐。当市场经济支撑的民主政治力量达到能够与传统政治力量较量的程度时，这一力量必然要与集权统治者作斗争迫使其让出权力。

[32]亨廷顿总结道：第一次民主化浪潮约33个国家建立民主政体，有22个回潮：第二次民主化浪潮约40个国家建立民主政体，有22个回潮：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到1990年又有33个国家建立民主政体，已有3个回潮。参见丛日云. 亨廷顿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理论[J]. 国外社会科学，1998，( 4).

[33]谭晓梅. 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与当代西方民主理论的最新发展[J]. 政治学研究，1998，(3).

[34]非洲各国在独立后频繁发生的一个政权被另一政治力量以武力推翻，不能被视为自下而上的民主化革命，只能称为一个集权政体代替另一个集权政体。

[35]那些民主制度设置失败或民主运动在一些民主精英领导下总是给政治秩序制造麻烦而又屡遭挫折的国家，往往主要是其民主进程超越于经济发展水平所致。

[36]塞缪尔·亨廷顿(罗荣渠等编译). 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济再探讨（译文集）[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

[37]何爱国. 亚洲的终结？——威权政治论[EB/OL].世纪中国（http://www.cc.org.cn/），2003-10-31.

[38]然而，自此以后英国的专制政治几乎没有改变，所以将这样一个漫长阶段都视为集权政治的演变阶段就并不客观。

[39]何爱国. 亚洲的终结？——威权政治论[EB/OL].世纪中国（http://www.cc.org.cn/），2003-10-31.

苏楷 at 2010-3-08 20:12:38

论集权政治（下）——中国政治质变式发展的经济分析
梁木生

文章来源 2010年3月 炎黄春秋网刊外稿





             引 言



集权政治是市场经济、小农经济两种生产方式交替时期混合经济承载着的一种过渡政治形态。[1]在整个过渡期间，集权政治一直处于从专制政治向民主政治质变的发展之中[2]。从世界范围来看，由于各国经济的发展大多数需要经历一个市场经济代替小农经济或传统经济的经济混合期，集权政治作为一种过渡的政治形式因此在各国就有了存在的理由。以1911年满清专制王朝被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3]推翻为标志，中国即开始集权政治的统治时期，直到目前仍然处于这一阶段。不过，由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的集权政治已演变到集团政治阶段——只是这一政体赖以确立的经济基础，以小农经济与计划经济之和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三种生产方式并存的混合经济，而这一混合经济形成的原因又在于公有产权。正是以公有为主要产权基础形成的混合经济，决定了目前中国现阶段的集权政治运行的特点，对社会的控制能力强劲，但引发的社会问题迅速恶化。本文力度通过深入、系统分析满清专制王朝终结后中国政治质变式发展的经济原因，使人们更理性、客观、清醒地认识中国政治的现状、弊端及历史走向，以为人们探寻加快中国政治和平发展的路径抛砖引玉。



一、           中国集权政治的基本特征

集权政治在中国的统治，自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至今以历时90多年。在这一时期，集权政治在中国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并呈现出与专制政治、民主政治两种常态政治不同的特征。

1、中国集权政治发展的三个阶段

作为存在于专制政治与民主政治之间的一个过渡政治形态，中国的集权政治一直处于质变的发展状态，并在不同阶段其发展的水平存在差异。以这种差异为基本依据，可以将中国的集权政治划分为三个阶段。

1）强权政治阶段。强权政治是集权政治的初级阶段，它的最大特点是军事强人完全凭武力控制国家政治。从1912年到1928年，历时16年，中国处于强权政治阶段[4]。由于专制政治在中国的覆亡，中国政治舞台上控制国家权力的合法性根据由血缘世袭迅速转向了实力，而且是赤裸裸的军事实力。这就形成了中国集权政治的第一个具体形态即强权政治，它表现为主要凭借军事实力支配国家政治局面的军阀政治。军阀式的强权政治在中国具有三个明显的标志：（1）军政合一。当时的中国，上至国家中央权力、下至国家地方权力，多为大大小小的军事集团所控制。（2）军阀割据。这一时期，自袁世凯[5]统治之后，军阀就开始形成，这些军阀往往依凭自己军事实力的大小控制地盘，实力强则控制中央权力，实力弱则控制地方政权，并进行漠视中央权威的割据统治。（3）军阀混战。从1912年到1928年间，全国省级以上的军阀战争至少在20次以上，省级以下的军阀混战更是无计其数。军阀式的强权政治，成为中国整个集权政治时期极其黑暗的政治。

2）独裁政治阶段。独裁政治在中国是一个跨度较长的集权政治阶段，时间从1928年到1976年共计48年。这一阶段的两个独裁者是蒋介石和毛泽东，这两个先后相继的独裁统治者在政治上没有承接关系。蒋介石和毛泽东对中国长达近半个世纪的独裁统治，具有基本相同的特征：都以自己超常的政治和军事手段获得并控制着国家最高统治权；都以明确的政治信仰作为自己全部政治主张的理论基础；都以一个健全、稳定、强大的政治组织（政党）对包括军队在内的国家权力系统进行着全方位的控制；都能在自己的统治期内使自己对国家权力的主宰达到至高而不容挑战的程度。但由于内外环境的差异，二者独裁统治的方式与程度存在一定的不同，毛泽东的独裁统治更强于蒋介石。

3）集团政治阶段。集团政治是集权政治的高级阶段，从1976年至今，历时30年为中国的集团政治时期[6]。这一时期到来的政治上的一个突出标志是毛泽东的去世。从政治发展的角度讲，毛泽东之后，中国即进入集团决策代替个人决策的时代，独裁政治自然过渡到集团政治。在这一时期，没有谁能够置最高决策层多数人意见于不顾而擅自把自己的主张变为国策，并强制整个国家政治系统予以执行。对此，我们从近30多年来中共指导中国经济和社会改革的历次重大政策的出台及执行可以看出，集团决策已经成为这一阶段政治运作的稳定机制。其间，虽然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先后作为最高领导人其个人的主张更容易成为集体决策的依据，但它必须：一为最高决策层采纳，如果其主张未为多数人接受则不能为政治系统贯彻，更不能完全自主甚至一意孤行地将其转化为国策；二遇到反对者亦不可能对其轻易从政治上予以彻底打倒。甚至与邓小平比较，江泽民、胡锦涛时代集团决策的成份明显提高。

2、集权政治的基本特征

作为一种过渡的政治形态，中国的集权政治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质变式发展历程。在长时期的演变过程中，这一过渡政治形态虽然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特性，但总体而言，它们共同呈现出与民主政治和专制政治不同的政治特征。

1）中国政治的质变式发展是典型的三段式。中国的集权政治，在整个质变发展过程中，其阶段性十分明显，并且基本是从低级向高级依次平稳递进。从袁世凯窃国[7]到张学良东北易帜[8]，中国社会是标准的强权政治时代；从南京政府成立到 “文革”结束[9]，蒋介石与毛泽东两人先后控制着中国政治，并通过党权和军权实行着独裁政治；从华国锋上台到今天，中国的集权政治演进到集团政治阶段。中国之集权政治上述三个阶段的质变式发展是稳步推进的，其间除袁世凯的暂短复辟和张勋的复辟闹剧外[10]，几乎没有出现政治发展的明显回潮。

2）政治的过渡性特征十分突出。所谓过渡性特征是指集权政治作为一种非常态政治，在标明自己存在意义和价值的运行过程中，呈现的一种与专制、民主两种常态政治均不相同的特征。作为一种处于质变中的政治形态，中国的集权政治其过渡性特征十分明显，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突出的政治双刃性。政治的双刃性是指政治功能与作用的两面性，一面是政治的积极功能与作用，一面是政治的消极功能与作用。专制政治与民主政治都具有双刃性，但相比于集权政治其双刃性并不突出：专制政治虽然具有巨大的破坏性，但治理作用有限；民主政治正好相反，治理功能较强，破坏功能则较弱。而作为一种过渡性的政治形态，集权政治因处在市场经济代替小农经济的混合经济期，其经济运作空间的广阔而能够对社会施以最充分的治理或最放肆的破坏，集权政治的双刃性因此十分鲜明。中国近一个世纪的集权统治，其政治上的双刃性获得了充分表现。其间，集权统治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为：维护了国家的统一、独立、稳定，促进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发展；消极作用主要是：长期混战，践踏人权，腐败盛行，严重破坏经济和社会发展。

明显的政治复合性。这里的政治复合是指政治制度兼有专制与民主两种政体的某些特点。中国集权政治的复合性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中国的集权政治是一种实力政治。象所有集权国家一样，中国集权政治的存在根据是实力，民意、世袭不是这一政治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在一个社会中，军队总是最强大的政治实力，所以整个集权政治时期，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始终支配着军队进行集权统治。其次，中国的集权政治具有两面性。从运行方式上讲，中国集权政治的两面性特征非常明显，即政治的实质专制性与形式民主性同时并存：实质专制在于政治权力的自我传承与政治决策的自主控制，公众没有表态权；形式民主在于一些民主要素作为工具与手段被引入集权政治的运行中，主要有宪法、选举、三权分立、政党、决策中的多数人原则等。正是集权政治的这种复合性，使我们把它归之于民主政治显得荒谬，而说它是专制政治亦不恰当。

政治运行的制度化水平低下。相比于专制政治与民主政治，集权政治的制度化运作水平最为低下，这主要源于经济与社会处在巨大的变化之中使之难以建立持续有效的制度化运作模式。从实践上总结，中国集权政治运行中制度化运行水平低下主要表现在：集权政治的权力更替、政治决策、机构设置之制度规制的作用十分有限。中国集权政治的这一特征在其演变的几个阶段都得到了充分反映。北洋政府时期[11]，段祺瑞[12]、吴佩俘[13]控制着权力，黎元洪[14]、曹锟[15]却当着总统；国民党政府时期，蒋介石无论是当委员长、总裁还是总统，都有实际地控制国家的实际权力，而与他承当什么法定国家职务无关；共产党政府时期，毛泽东没有任何国家职务但拥有至高无上的国家权力，邓小平不是党政一把手却是国家最高领导人。这种国家权力运作不受制度规制主要受到实力操作的政治现象，在民主政治和专制政治下是不正常的，但在集权政治时代却是常态，进100年来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动与变化莫测，与中国集权政治的非规则运行存在着直接的关联。

苏楷 at 2010-3-08 20:13:57

二、中国政治质变式发展的经济探源



中国之所以在本世纪初结束专制统治并进入以民主政治为发展目标的政治质变期——集权政治时期，从最终意义上讲，在于中国的政治发展并没有违背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支配和控制，这一规律就是市场经济在中国代替小农经济的历史必然性。所以，也许导致中国政治质变的直接因素是多维的复杂的，但最终决定中国政治质变的因素应该只有一个，这就是市场经济。本文着重从三个方面分析中国政治质变式发展的市场经济原因。

1、专制政治在中国终结的决定因素是市场经济

满清王朝在中国统治的终结，宣告专制政治在中国永远地成为了历史。可是，为什么清王朝的结束同时是专制政治的结束，而没有出现代替它的另一个专制政权呢？这只能从它灭亡的最终原因上获得解释。我们可以从内、外两个方面分析：

1）内在原因。导致清朝专制政治灭亡的原因可谓很多，其直接原因当属辛亥革命的成功，但最终原因只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市场经济在中国产生、发展的不可阻挡。首先，中国经过自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近70年的半殖民化演变，市场经济已在中国生根并有所发展，而其明显的优越性已迫使清朝统治者认可和接受了它在中国的存在。清朝灭亡前，市场经济对传统小农经济的置换已在中国艰难而稳步地进行着。其次，越来越多的人们（以孙中山为主要代表）认识到了中国半殖民程度的不断加深，从现象上看是清朝的腐败无能，但实质上是中国国力的衰弱，而国力衰弱的最终原因就是生产方式的落后。所以，要国富民强，唯有采用先进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也就是市场经济。

可是，面对新的生产方式在中国的出现，清朝专制统治者不仅政治上卖国求荣、割地赔款，而且其制度上的落后已经成为阻滞市场经济在中国快速、正常发展的主要障碍。所以，随着清王朝在外国势力的打击下不断衰朽，它不仅作为少数民族统治中国的合法性丧失殆尽，而且其专制统治的合法性基础也最终瓦解。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之所以在革命成功后选择民主政体在于他们深信，要确保一种全新的生产方式在中国快速发展以迅速增强中国的国力，唯有建立共和才有政治上的保障。所以，专制政治的结束，是先进的中国人已经看到专制制度不仅不能应对侵略日盛的西方列强，而且严重抑制着中华民族以市场经济的生产方式推动中国走向富强，因而需要选择一种更先进的制度代替这一制度的必然结果。这里，如果没有市场经济在中国的植根，没有这一生产方式对中国人的指引，可以肯定，满清王朝覆亡后所接替的必然是一个新的专制王朝，就象中国历史上的新旧王朝在战争中更替一样，一个旧的专制政权垮台了，一个新的专制政权建立了。所以，市场经济在中国的植根及其发展决定了中国政治的质变及其发展，其表现就是辛亥革命不仅结束了一个专制政权的统治，而是永远地结束了中国的专制政治制度。

2) 外在原因。1840年以后，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的入侵，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以极少的代价逐步征服了统治着几亿人口的清朝帝国。西方的征服只所以能在短期内使泱泱中华满清王朝俯首称臣，其不言而喻的事实是，人家是坚船利炮，我们是大刀长矛。可是，探寻这种军事实力差异的最终原因不难发现，我们只能用运行了几千年的小农经济生产弓箭，人家却在用先进的市场经济制造枪炮。所以，就最终意义而言，西方列强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各落后国家的入侵并取得成功，在于他们首先采用了优越于其他一切文明国家的先进的生产方式——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基于分工基础上形成的交换属性，决定了它是一种扩张经济，正是市场经济具有的这种内在扩张性，推动着西方列强在被这一生产方式创造的财富及枪炮武装起来后，必然要把这一生产方式带到一切落后于它的国家，以迫使其经济纳入本国经济交换的体系。正因如此，撇开西方的入侵给中华民族制造的种种蹂躏不论，他们的入侵给中国所带来的一个直接结果是，一种中国本土未能内生的先进的生产方式——市场经济被中华民族以投降和屈侮的方式无可奈何地接受了。可是，西方列强是在市场经济强大后，在建立与其相适应的政治制度——非专制政体的过程中开始全球扩张的，因此在西方将市场经济带到全世界的同时，亦会亦将这一生产方式承载的政体带到世界各地。这样，非西方国家的先进人士在逐步接受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亦会追求与这一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政体，而否定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专制政治。于是，这种因侵略而改变中国历史发展进程所给定的一个逻辑路径只能是，中国的政治质变将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的植根及发展不可避免地成为事实。

2、中国集权政治质变式演变是市场经济与小民经济或计划经济力量对比此消彼长的历程

既然市场经济必然承载民主政治，为什么中国走上了市场经济之路，并且近一个世纪过去了，民主政治至今仍然只是中国人的一个梦想，它为何至今仍然不肯光顾这个有着攸久文明历史的古老民族呢？有人把它归纳了太多的原因，本文不想对此作出回应。本文认为，最终原因仍是市场经济。

应该说，清朝专制统治的结束仅仅是中国政治质变的开始，因为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传统小农经济在中国占绝对统治地位而市场经济十分弱小的事实，而自辛亥革命后近一个世纪的中国，市场经济在中国亦从未取得统治地位。辛亥革命后，中国的绝大部分省份几乎是小农经济的一统天下。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市场经济虽然在中国获得稳步增长，但到1928年小农经济仍然绝对地统治着中国（95%以上的人口以此谋生）。1928年到1936年，市场经济在中国的中、东部特别是东部地区获得快速发展，但就全国而言，市场经济的发展仍较为迟缓，小农经济的收缩至为缓慢。1937年至1949年，因为大规模的内外战争，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发展明显慢于前一时期，只是范围有所扩大。1949年至1978年近30年，中国十分弱小的市场经济与占统治地位的小农经济，一同被中共取得政权后实施的计划经济代替而丧失了存在的理由。1978年以后，市场经济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逐步得到恢复并快速发展。1992年后，市场经济在中国才真正取得合法地位并进一步发展、壮大。但总体而言，市场经济截至目前仍然没有取得统治地位。

市场经济在中国发展的缓慢、曲折，从总体上决定了市场经济力量长期的弱小、分散，非市场经济力量的强大。这样，这种因非市场经济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形成的混合经济只能承载集权政治，并随着市场经济成份的逐步增长而推动中国的集权政治缓慢演变。并且，虽然20多年来中国的市场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但它仍未达到能够强而有力地支撑民主政治的程度，集权政治仍有存在的经济基础。

3、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过度政治控制导致了政治质变周期的延长

经济生产方式决定政治形态，但政治也有自身运作与发展的相对独立性。以小农经济和市场经济混合而成的经济基础所承裁的集权政治，这种独立性更大。中国集权政治长时期停滞不前，集权政治的这种独立性太过强大并且恰恰是发挥了太多付面的作用是基本原因，其基本表现为：

1）1949年以前，基于帝国主义在华经济利益的追求，中国市场经济的殖民性、买办性十分浓厚，经济受到中外政治的操控非常明显；中国政府以国家名义兴办工商企业形成的官僚资本，又成为集权统治者直接直接支配经济与社会的物质基础；受到官僚资本和外国资本的夹击，中国的民族资本需要依附于中外各种政治势力存在和发展，集权政治对市场经济的控制进一步增强。中国的市场经济受到中外政治势力过度奴役的状况，导致集权政治从总体上对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进程的支配十分强大，这明显地干扰了中国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也延缓了市场经济发展的速度，而市场经济发展的不正常、缓慢又使集权统治的合理性得到强化。

2）1949年至1976年，中国的集权统治更是凭其巨大能量把整个私有经济变成了公有经济，政治成为直接主导、操作经济运行和发展的主体，市场经济则被政治视为非法而完全丧失了存在的条件。这种建立在公有经济基础上的集权政治不仅因此变得空前强大，而且由于受其支配的中国经济处于持续低水平发展的状态，其演变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它的表现就是毛泽东近30年的独裁统治。

3）1976年后，市场经济在中国的迅速扩展，主要是在集权政治的推动与操作下实现的，以至于到目前为止，市场经济仍然没有摆脱政治对它整体的控制——虽然这一控制的力度、广度正在迅速下降，但市场经济远未形成独立、自主、足以与集权政治抗衡的经济力量，集权政治仍然左右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上面的分析告诉我们，中国的集权政治对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发挥的一直是支配性的主导作用，而不是服务性的协调作用。所以，中国近一个世纪的市场经济发展与集权政治质变的相互影响，是建立在集权政治超强控制市场经济发展基础上的一种缓慢演进。集权政治在中国过渡周期的延长，这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十分重要的原因。



三、           以经济为视角认识中国的政治现状

现在，不论我们承认与否，中国的集权政治已经按照它内在的逻辑发展到了今天的水平。对于今天中国的集权政治，不论人们认为它进步也好，落后也罢，它仍然依照自己固有的方式和能力支配着中国并发挥着作用。在此，我们着重以经济为视角对中国政治的现状进行分析，以期人们科学地认识中国今天的政治，并理性地预测中国政治的发展进程。

1、中国的集权政治已经发展到它的高级阶段——集团政治阶段

中国目前的政体仍然是一种过渡的集权政治形态，不过它已发展到集权政治的高级阶段——集团政治阶段。作为集权政治，它还没有完成政治上的完全质变；作为集团政治，它已处于民主政治的前夕，它进一步的演变将会转轨为民主政治。中国目前的政治之所以仍然是一种集权政治，在于它仍未超越通过实力支配政治的范畴，但就基本现状而言，它已进入集团政治阶段，主要根据有：

    1）政党政治特点明显。中国自国民党上台执政以来，一直采取的是政党式的集权政治统治模式，并且目前这一模式仍然没有改变。但自毛泽东之后，中国即进入政党式的集团统治阶段，虽然它仍是集权政治的统治模式，但政党本身的政治功能上升，同时政党的领袖集团而不是个人对政党和国家的控制力度增强，其基本表现有：党对国家权力的控制由直接转为间接，政党的政治运作与政治决策在程序和机制上的民主成份上升[16]，政党对社会控制的广度与深度下降，实现了完全通过党权控制军权的转移，政党执政的意识形态色彩弱化，政党内外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空间有所增加。

2）军队的国家属性上升。军队是集权政治的主要支柱，任何阶段的集权统治都离不开军队的支持。但在不同阶段，军队与国家的关系及军队在整个国家政治格局中的地位是不同的。强权政治阶段是军队等于国家，独裁政治阶段是军队支配国家，集团政治阶段军队的国家属性明显。目前，中国军队的国家属性不断明显，其表现为：文人控制军队，军队在整个国家中的政治地位和作用下降，军队的私人性支配弱化，军队的国家观念在上升——中共不断强化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实际上是这种军队国家化的一种反向反映。

    3）政治控制经济和社会的能力下降。实事求是地说，中国30多年的改革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就，与集权政治先是被动后是主动地选择了一条切合经济规律的发展之路，并以其全部政治能量主导、推动这一发展进程分不开的。正因如此，集权政治在重新开启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中所发挥的促导作用是不言而喻的。然而，这种一开始就以打破计划经济一统天下为经济目的的改革举措的不断推进，使以公有为经济基础的集权统治的权威性不断下降，专制色彩渐趋弱化，政治对经济控制的力度不断削弱。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市场化范围的不断扩大、水平的迅速提高，尤其是私有经济成份的迅猛上升，由这一经济基础支撑的社会民主不断扩大，主要有：非公有经济摆脱了集权政治的直接控制而日益成为相对自主的经济力量；论证市场经济合理性的各种理论包括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方面的理论，以空前的速度进入人们的精神、物资生活领域；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民众中已经被视为纯粹的说教而遭到了观念上的普遍唾弃；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而发展起来的各类民间机构和组织，摆脱集权政治控制的离心趋向日益明显。凡此种种，都昭示了目前中国的集权政治是以集团统治的方式控制着社会，而不是某个人独裁地统治着社会。

2、承载中国现行政体的经济基础

为一种过渡性的政治形态，中国目前的集权政治是建立在与其相适应的经济基础上的。这里，为了人们更为理性、准确地认识目前中国的政治性状，我们需要对目前承载中国集权政治的经济现状给予基本的分析。

概括而论，中国目前存在着三种形态的生产方式：小农经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三种生产方式的固有特点决定了其对政治诉求的差异。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只能产生非民主的政体：或者专制政治，或者集权政治。计划经济本身就是一种政府经济，所以计划经济必然承载集权政治，而且是强大的集权政体。市场经济必然诉求民主政治，但是，三种生产方式对政治诉求的差异，并不意味着中国能够建立三种各自独立的政治形态来满足三种生产方式的需要，政治的统一性要求决定了中国只能建构与三种生产方式混合而成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统一政体。在这三种生产方式中，由于小农经济与计划经济能够承载集权政治，市场经济能够承载民主政治。因此，中国是实行集权统治，还是民主政体，哪类生产方式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占主导地位具有决定的意义。

客观分析中国的经济现状不难发现，目前中国由三种生产方式构成的混合经济，是以小农经济和计划经济之和占主导位的混合经济：全国人口的3/5左右、地域的4/5左右是农村的小农经济在发挥作用；计划经济则在整个国家经济活动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8万多亿的公有经营性资产是它的物质基础，重要的企业都为国家直接控制，相当部分的经济和非经济资源仍然受到计划的支配和调控，教育、科技、卫生、文化、传媒等领域是国家所存的一统天下。目前，以小农经济、计划经济两种生产方式谋生的社会成员占绝对的多数（至少为80%），两种生产方式为国家提供的财政收入占1/2以上以上，两种生产方式控制的财富总量（包括农村土地）居于主导地位。与此相反，市场经济仍然处于次要地位，表现为：相当部分的资源、要素还没有纳入市场经济的范畴独立自主运行，绝大多数的社会成员不是或者主要不是通过市场经济追求和实现自己的经济利益，完全市场化的企业的经济实力和组织力量都不强大，各经济主体之间的市场联系比较分散、松弛、狭窄，市场经济既不是一种充分自主的经济力量，也没有自整合为统一强大的经济共同体。显然，上述三种生产方式的力量对比，决定了集权政治的确立具有强大的经济基础，而民主制度建立的经济基础却不坚实，中国的集权政治仍然具有存在的客观性。

3、产权公有：中国集权政治正常演变的主要障碍

考察中国的政治现状，中国的集权政治虽然具有强劲的经济支持，但中国目前的集权统治其合法性似乎已经遇到日益严峻的挑战：集权统治的权威在国民心目中严重削弱；统治者缺乏有效措施整体改变目前经济面临的重大问题，如环境恶化、高能耗、缺乏诚信、知识产权侵权、产品的假冒伪劣等；政治腐败已经演变为全面的体制腐败，并且政府已经难以遏制这一局面的恶性发展；政治统治系统内部的各类矛盾与冲突变得广泛、深入；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信念严重丧失；各种社会矛盾除了强行压制，政治疏导的作用明显下降。总之，中国的集权统治的积极作用明显下降，消极作用正在迅速上升。既然集权统治在中国具有存在的理由，又是什么原因导致目前中国的集权统治面临如此严峻的挑战呢？对此，尽管人们可以多视角地予以解析，但本文认为这种挑战主要来自承载这一政治形态的经济基础的不正常，这种不正常的表现就是三种生产方式的同时存在及其运行的总体病态。目前，中国的三种生产方式的病态表现在：

苏楷 at 2010-3-08 20:16:27

1）小农经济的固化。自改革以来，中国农村单家独户的小农生产格局基本没有改变，特别是近10年来，农业经济一直在手工劳动为主的家庭式的生产力水平和规模的半封闭运行中徘徊不前。可以说，正是中国农村小农经济运行的固化，已经成为农业经济市场化、规模化经营直接而强大的障碍。

2）计划经济的异化。中国目前在相当程度和范围内发挥作用的计划经济因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日趋异化，其基本表现是：它已经演变为一种准或半计划经济，即政府控制资源，按市场方式运作，计划指导具有弹性，今天广泛盛行的权贵资本主义是中国计划经经还在发挥作用的集中表现。这种半计划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浊全面走向混乱的主要原因。

3）市场经济的畸变。本文所指的畸变为，市场经济基于自由竞争所形成的公平交易机制无法稳定地发挥作用，交易不公成为中国市场经济运行中的普遍现象。由于无法建立起持续有效的公平交易机制，产品伪劣、坑蒙拐骗、欺行霸市、官商勾结成为目前中国市场经济的特色，有些问题甚至达到积重难返的程度。

可是，目前的中国为什么存在三种生产方式并存而整个经济又呈现一种病态的运行态势呢？应该说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20多年的经济改革，没有使市场经济正常发展所需要的私有产权到位。

    由于产权公有，导致农村中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土地难以自由流动，农村经济的市场化丧失了最强大的内在推动力，市场经济在农村的扩张亦遇到了最强大的制度障碍，小农经济的固化运行因此难以打破。同时，中国农村自80年初中期自发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17]这一极为重要的农村经济力量，在经过十几年的迅猛发展后，也走上了与中国相当部分国有企业相同的衰败道路，也源自产权公有的制度约束。

由于产权公有，政府能够凭借其拥有的庞大的资源操作公有经济实行计划式控制，并将这种控制渗透到市场经济和小农经济中对其发展施令，使其对权力的依赖难以弱化。同时，这种计划经济也因公有资源的强大支持而无法退出经济领域，整个经济则在权力和竞争两种机制的调控中日益扭曲。

由于产权公有，进入市场交易的公有资源极易变成异化的资源——公有资源的交换者享受着交换带来的全部合法与非法益处，却不需要也无法承担因交易失败所应承担的经济责任。市场经济在这种公有资源占主导地位的不公正交换中发生着严重的畸变。市场经济目前所表现的种种弊端，公有产权是主要原因。

由于三种生产方式的并存，它们之间产生的摩擦与冲突越来越明显，整个经济运行的秩序因此日益失范；而三种生产方式的病态运行，尤其是计划经济运行的异化，使整个经济关系极不稳定而呈现巨大的波动。面对中国经济的秩序失范与关系不稳，政府只有通过强化统治、控制才能为经济和社会的运行提供政治上的统一、稳定和秩序。可是，这种政治强化，一方面使集权政治的发展陷于停滞，一方面增强了政治对经济的控制力度。结果，经济在政治的过度支配中更为病态，政治在支配经济中更加腐败。这种经济与政治非良性的互动，必然使集权统治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大。

    分析到此，一个结论是清晰的：中国今天经济严重畸形的局面的形成和集权统治面临的严峻挑战，不在于中国发展了市场经济，也不在于中国的集权统治迟迟不肯退场，而在于中国的集权统治者没有在选择市场经济后，利用自己强大的政治力量将市场经济所需要的私有产权改革到位。当然，不能说私有产权到位后中国的经济一定会一帆风顺、健康正常的发展，集权政治亦会正常平稳地演变——其它因素的制约仍会使中国的市场经济之路面临各种困难，集权政治的发展波折起伏，但中国的市场经济不至于会呈现目前这种病态的运行态势，集权政治也不必在不断强化统治中使政治发展陷于停滞、政治功能过度扭曲。所以，中国目前经济发展与政治质变陷于不正常胶着状态的症结是产权公有。



四、中国能够和平地迈向民主吗



今天，不论我们承认与否，迈向民主已经成为各国政治发展的共同方向，这是人类经济发展的规律在各国漠视其文化与传统差异而发挥决定作用的必然表现。所以，不论中国今天的政治现状如何，走向民主将是它不可改变的政治目标。然而，考察目前已经达成民主的国家尤其是后发型的民主国家不难发现，他们一般都要经历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由市场经济孕育的民主力量逐渐强大，日益强大的民主力量通过各种形式的民主运动推动集权政治不断发展，并迫使集权政治最终转轨为民主政治这样一个经济与政治的良性互动过程。当然，因为各国国情的差异，这种转轨有和平的，也有半和平的，亦有非和平的。但是，这些国家作为推动其政治质变式发展原动力的市场经济，却有一个共同的产权基础——私有，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是以公有为经济基础的。以此为参照，面对中国的政治现状及发展趋势，人们忧虑的是，中国能够和平地迈向民主吗？因为似乎在中国政治演变和发展的道路上，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将要面临两次严峻的考验。

1、中国错过了产权私有和平到位的最好时期

从正常的逻辑上讲，中国的集权政治质变到集团政治阶段后，如果市场经济的发展是正常的，即以私有为产权基础，那么，随着它在国家经济中统治地位的确立，由这一经济孕育的民主力量亦会逐步壮大，并形成日益强大的民主运动推动中国的集权政治继续向前发展。而在这一民主力量强大到足以支撑民主政治时，如果集权统治者顺应潮流，集权政治的民主化转轨则是一个和平的过程；如果集权统治者逆潮流而动，政治的民主化转轨可能会以政治上的震荡为代价。这即是说，即使是以私有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发展，亦难保证中国政治的民主化进程一定是和平的。可是，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与集权政治质变的规律性互动，因为1949年以后公有经济的全面实施而偏离了正常的轨道，以至于计划经济的全面统治并长期的低水平发展，使树立其上的集权政治长时期停滞不前。虽然1976年以后，集权政治凭借其巨大能量以改革的方式重新开启了市场经济之路，并在推动这一经济生产方式迅速发展的过程中，也使自身获得了相应的发展，但它仍然没有实现市场经济与集权政治良性互动的转轨——以私有产权为基础。因此，中国政治的民主化进程遇到了另一个挑战：产权私有化的挑战，而且这一挑战更紧迫、更现实、更严峻，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产权私有能否和平到位，将对中国今后集权政治的质变式发展能否和平演变到民主政治时代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所以，中国目前需要着重解决的是，产权私有化和平到位这一最大的政治问题。

回顾20多年的改革，可以说中国是存在产权私有和平到位的最佳时期的，这就是80年代中后期（1985年开始土地私有化改革，1988年开始国有资产的私有化改革），中国利用当时尚好的经济环境并凭借尚得民心的集权政府稳步推进私有化，以确保市场经济发展平稳过渡私有产权的轨道上来。假设中国能在这一时点稳定、逐步推进产权私有化，中国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动力便由政治转向了私有这一正常的永恒的稳定的动力上。而以此为基础，经过10多年的正常发展，中国的市场经济将会不断强大，并且目前可能已经上升到国家经济的主导地位。与此同时，一股代表市场经济的民主势力也会正常发展而成长为国家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的民主力量，并且即使是集权统治也阻滞不了它的成长、壮大，并以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迫使集权统治者逐步扩大民主直至最终放弃权力走向民主的必然趋势。而在这一期间，如果集权统治者主动推动民主发展，那么随着市场经济力量的日益强大，来自民间和官方的政治力量就会以一股合力和平地加速民主化进程。可是，这种假定的前提已经一去不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虽然改变了经济与政治长期停滞不前的状况，但它没有积极地建设性地解决市场经济代替计划经济后，保证市场经济与集权政治良性互动所需要的私有产权到位的问题，中国为市场经济转轨到私有基础上正常发展，及其以此为基础推动集权政治正常演变所支付的代价自此以后逐步增大了。

2、中国政治民主化和平演变的路径选择：先改产权、后改集权

现在，因为产权公有的制度约束，它不仅为人为地延长中国的集权统治提供了的经济基础，而且成为中国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日趋不正常的主要根源，同时成为其他一系列改革难以取得实质突破的主要障碍。并且反过来，这种因产权公有所导致的经济和社会的日益畸形化，又成为目前乃至今后一段时间强化集权统治的强劲“理由”——自90年代以来，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日益畸变与集权统治不断加强这是主要原因，中国的集权政治发展再次陷于停滞。与此同时，这种因公有产权导致的经济畸形发展与集权政治控制加强的非良性互动，已使中国的集权统治面临越来越大的危机，以至于这一危机达到了令人忧虑的程度。所以，在这种严峻的政治现实面前，如果集权统治者坚持放慢私有化改革的进程或以种种理由不进行私有化改革，那么这种状况继续下去，产权公有与经济市场化的不断发展所形成的矛盾便会进一步恶化，并演化出各种更为严重的社会矛盾，最终这些社会矛盾一旦爆发将会冲毁现行的日益强化的集权统治而使社会陷于混乱。人们不希望这样的结果发生，但目前中国集权统治的种种表现，似乎这种趋势日渐明显。所以，为了尽量避免中国走向混乱，目前中国的私有化改革刻不容缓。

然而，面对中国目前政治、经济畸形发展的严峻挑战，有人得出了另一种结论，这一结论是简要而令人“欣赏”的：这都是集权统治自我酿造的恶果，而政治改革的滞后应负主要责任。因此，结束集权统治，立即实施民主化改革，是中国目前摆脱困境的唯一选择。对此，本人认为，中国必须先进行产权私有化改革，再实施政治民主化改革（如果一定要把今天的罪过都推到集权政治头上的话，也只能说集权统治者因为没有适时改革产权而使今天的市场经济仍然不强大且不健康，以至于目前的市场经济仍然支撑不起中国的民主政治），因为到目前为止，中国实施民主化的条件并不成熟，由集权政治向民主政治转轨的经济基础并不坚实。因此，如果人们坚信集权统治已经丧失了存在的理由而一定要以民主代替它，并通过放弃集权统治立即进行民主化的政治变革来实现，很可能代替它的不是民主，而是社会再度陷入混乱，或是新的集权统治甚至是独裁式的集权统治再度控制中国——在市场经济的经济基础并不坚实、力量并不强大的条件下，一个集权政体结束后，代替它的只能是另一个集权政体——近100年的中国历史，演绎了太多的集权政体频繁更替的政治活剧。所以，为了确保中国在秩序和稳定中，通过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并在逐步强大的过程中支撑集权政治“自然”演变到民主政治时代，目前所要做的应该是：先改产权，后改集权。鉴于这种思考，本文认为，中国今后以民主为目标的政治发展大致要经历两个时期：    1）产权私有化时期；2）政治民主化时期。前一时期约为5-10年，后一时期约为10-20年，也就是中国目前立即实施产权改革，到民主能够发展到在国家层面进行讨论的程度，尚需20-25年左右的时间。

当然，这种路径选择和时间预期需要中国的产权私有和政治民主化转轨的和平进行。如果这一过程是非和平的，那么中国政治的民主化进程不仅代价巨大，而且时间会大大后延。所以，中国应当尽一切可能争取中国政治民主化和平发展的前途并取得成功。而要争取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和平发展，最为关键的是第一步，即产权私有化尽快和平到位。尽管产权私有化的和平到位，也不等于私有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能够推动中国的集权政治和平发展并平稳地过渡到民主政治，但如果产权私有不能和平到位，可以肯定中国的政治发展不仅不可能和平进行，甚至会导致中国经济与政治的双重混乱时期大大延长，中华民族最终实现民主的代价会十分高昂。因此，为了中国经济、政治与社会的和平发展，中国必须坚持先主动积极改革产权，使市场经济进入正常发展轨道后，再稳步推进政治发展的路径选择。

3、产权私有能够平稳到位吗

不过，立即与先期进行产权改革的方案设置，正是通过系统分析中国经济与政治现状后所作的一种理论上的价值判断，而这种判断所追求的一个不言而喻的理性期待与政治伦理目标就是：产权私有必须和平到位。然而，中国的现实是否按照这种理性预设与政治目标发展人们没有把握，因为在目前中国的集权统治因公有资产的物质基础还比较强大的情况下，集权统治者自主决定产权私有化的决策空间还是较大的，而主动私有化会不会引发混乱的政治考虑，亦会使集权统治者感到没有把握不敢贸然主动改革产权。问题是，产权私有又是一个最终必然要解决的问题，所以产权私有是否能和平到位，目前主要的已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市场经济在中国的确立及其发展决定了它必须解决，集权统治者没有能力无限后延这一问题——产权私有，如果不能和平到位，就一定会非和平到位。

苏楷 at 2010-3-08 20:17:20

从目前中国已经形成的政治、经济局面分析，产权私有的最终到位会有三种基本方式：1）和平到位。它表现为集权统治者积极而艺术地解决产权私有化问题，并以此为基础积极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壮大，同时在市场经济支持的民主力量达到一定临界后主动实施民主政治。这一方式代价小、震荡轻、过渡平稳，经济发展与政治质变的积极互动明显，民主政治的到位既是和平的又将大大提前。2）半和平到位。社会矛盾日渐紧张并不断冲击目前僵化的统治秩序，集权统治的控制能力则在这种冲击中逐渐削弱，社会逐步陷于一种半秩序半混乱的政治状态中，私有则在变革和强占两种机制的共同作用下缓慢到位。市场经济通过私有产权不规范的渐进到位逐步走向健康，民主力量则在市场经济不断健康的运行中发展、壮大，并在其成长过程中与集权统治者进行持续不断的民主斗争，以推动中国的政治发展，最终在民主力量与集权力量的斗争与妥协中实现民主。这一方式要支付的代价是集权统治时期大大延长，并伴有一定的流血。3）非和平到位。中国目前的政治与经济关系不断恶化，各种矛盾最终并发而摧毁极不正常的集权统治秩序，社会陷于混乱，私有产权在混乱中到位。显然，通过政治动乱实现的产权私有是最可怕的一种方式，政治上陷于无政府主义，经济上公有财产在混乱中靠强权和强盗方式分配。这种政治、经济的同时混乱，不仅会使中国的政治发展流血，而且会大大延缓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这是人们不愿看到的。

从现实上讲，目前中国产权私有化的到位，最应争取的是和平到位，最可能发生的是半和平到位——现实的中国已经表现出这种演变的趋向（目前，政府仍然不肯在产权问题上采取明确而有力的措施），最应避免的是非和平到位。当然，最终究尽会走哪一种路径，人们似乎都不能表态，也许应该积极力争最好的方式，力避最坏的选择。不过，最有发言权的还是统治着中国的政治家们，政治家们可能更为明白，目前私有化就是最大的政治改革。而且就整个中华民族而言，如果中国能和平地完成私有化转轨，那么它将是中华民族因选择一种人为的生产方式而支付了巨大代价后，却能以较低的代价放弃这种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的生产方式对中华民族的继续危害所表现出的伟大的超常的政治智慧，中华民族的子孙们会为此永远自豪——这一历史性的转折，中华民族没有流血。

但是，由于私有产权到位的严重滞后，目前它对市场经济正常发展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不仅直接延缓了政治发展的速度，而且由此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日益严重，并到了不改革产权不能有效解这些矛盾，改革产权也不等于能使之很顺畅解决的程度。并且，这些问题已经反过来成为产权改革的强大制约因素。它说明了产权私有化的改革引起的政治上的负面作用越来越大，政治难度越来越高，和平推进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因此，如果私有化的举措不当，那么产权改革本身就会使中国目前的政治秩序遭到破坏，社会陷于混乱也将不可避免。而在这种混乱中，不仅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会被扭曲和摧残，而且中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目前这种虽不正常但还算稳定的政治环境都不具备了。所以，需要十分客观地认清中国的政治现状，采取超常的举措争取产权私有和平到位的前途。应该说根据目前中国的现状，这已极其苛刻。

4、极推进产权私有的和平到位

当然，在这种不改革产权政治混乱难以避免，改革产权亦要冒极大风险的两难面前，中国要实现产权私有的和平到位，这样的三个条件缺一不可：1）整个集权统治系统达成共识并以其强大能量推进私有化，同时在这一阶段强化集权统治。2）设计好产权私有化的方案并强制实施，这一方案必须理性、客观、稳妥、渐进。3）处理好主要的社会问题，包括腐败、下岗与失业、差异性、地方势力扩张、民主运动、台独等问题。这里，着重谈谈私有化的方案设置。当然，这一设置只是一个框架，详细的设置需要深入研究，特别是土地私有化问题。

从有利于我国经济与政治的平稳发展和切合我国现实国情的双重角度考虑，本文认为，我国产权改革的目标必须是：建立私有占主导地位的产权制度；产权改革的总体方针是：逐步推进；具体要求为从易到难，从沿海到内地，从发达地区到落后地区；产权改革的政策与措施为：1）增强产权改革力度。就是目前已经基本进入市场的产业部门，基本实现资源的私有。2）扩大产权改革范围。即将目前由政府操作而通过市场调节更能发挥作用的行业部门逐步私有，这不仅指经济部门，也包括一些非经济部门，即应用科研、教育、文化、体育、卫生、新闻行业等（从总体上讲，这些部门的市场化程度是很低的，以致于面对市场经济的冲击，这些部门或行业不是问题成堆，就是严重滞碍了统一大市场的建立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3）着手农村产权改革。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即将土地完全划归农民（鉴于人口及地区差别的差异，应采取多种私有形式），二是乡镇企业立即进行产权私有的改革。产权改革的主要手段有：卖，即吸收非公有资本大量购买公有资产；分，将相当部分中小型公有企业（包括乡镇企业）资产以股份方式分给职工，并允许持股者的股份自由流通，农村土地直接分给农民个人；先租后卖，即先将资产租赁给私人经营，然后逐步将资产卖给私人。最后，为了使我国的产权改革尽可能平稳有序进行，国家应成立由各级政府主要负责人负责的产权改革委员会，全面组织、领导、推进我国的产权改革。

对于目前的中国来说，产权私有既是一场经济的革命，又是一场政治的革命。这场革命，只是要恢复曾经被先前的一场大规模革命否定了的一个人类因自然进化而形成的基本经济制度——私有在中国的正统地位。但是，对于这一次革命，以和平的方式进行已经成为这个民族共同的企盼。近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华民族承受了太多的苦难，走过了太多的曲折，历经了太多的动乱，人们多么希望这个用鲜血换来的人造制度，不要再用鲜血让它退出历史。公有理论曾经拯救我们的民族出苦海并使我们的国家获得了独立、和平与稳定，但由于它是一种经济宗教，因此它作为一种制度在现实中的运行不是产出贫穷，就是走向异化。所以，它的使命早该完结了。然而，直到今天，它还在折磨这个饱经苍桑的民族。现在，经过半个世纪年的痛苦试验并支付了惨重的代价过后，中国的经济、政治与社会应该回到它自然形成的轨道——私有制度上正常地运行与发展，以实现这个民族全方位地共享人类的先进文明所创造的伟大成果。也许私有曾经并且还将给人类制造种种不幸，但实践已经证明，公有给人类制造的不幸更为巨大——理性告诉了人类，我们只能选择一个坏处更少的产权制度；也许我们能使私有和平到位，我们仍然不能保证私有市场经济发展并强大后，中国民主政治的到位不会流血，但如果今天私有的到位是和平的，那么中国民主的和平到位便具有了坚实的基础和理性的准备。



注释

[1]本文认为，经济生产方式决定着政治形态。小农经济是专制政治的经济基础，市场经济是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但是，市场经济在经济的发展中必然要替换小农经济，这时就形成了两种经济生产方式的混合，这种混合经济的存在责决定着一种与其相适应的政治形态——集权政治的存在。这是作者对集权政治作的界定，论文亦是以此为前提展开论证的。

[2]政治质变式发展。在经济生产方式相同基础上的政治演变是一种性质没有变化的政治发展，在一种经济生产方式代替另一种经济生产方式过程中的政治演变，将是原有的政治形态演变为新的政治形态的政治发展，本文所指称的政治质变式发展就是这种类型的政治发展，并且这一时期统称为政治过渡时期。这是本文对政治质变式发展作的界定。
[3]1911年，中国发生了推翻统治中国267年的清朝的革命，由于这一年按照中国的农历为辛亥年，其革命又称辛亥革命。

[4]这一时期中国是由北洋军阀统治。北洋军阀是由袁世凯建立的军阀集团。1895年，清政府命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建陆军”，归北洋大臣节制。1901年，袁世凯任北洋大臣，所建军队称为北洋军。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取得中华民国大总统职位，其所属北洋军中的将领形成了控制中央、地方政权的军事集团。1916年，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化为直、皖、奉三系，主要首领有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曹锟、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等。各系军阀相互争权夺利，不断发生混战，中央政权在几大军阀之间不断转换。1928年，随着国民党领导的北伐军打败控制北京政权的奉系军阀政府，历时16年的北洋军阀统治结束。见《辞海（中国近代史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年8月新2版，第173页。

[5]袁世凯(1859－1916) 北洋军阀首领，河南项城人。早年任清政府驻朝鲜通商大臣，1895年天津小站训练“新建陆军”，1898年出卖维新派，1901年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1907年任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1909年被清政府摄政王载沣罢免。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任清政府内阁总理大臣，在南北议和成功后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大权独揽，解散国会，废改约法，并于1915年12月宣布复辟帝制， 1916年3月22日取消帝制，仍称大总统，同年6月6日去世。见《辞海（中国近代史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年8月新2版，第182页。

[6]所谓的集团集团政治是指国家的最高权力为几个少数政治人物共同控制，但其中任何一个人都不能绝对地独揽权力的一种过渡政治形态。

[7]指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利用其控制的北洋军，一面迫使清帝退位实行共和，一面迫使南京临时政府的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然后自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的政治行为。

[8]东北易帜。1928年4月，蒋介石复职，进行第二次北伐。同年6月，北伐军进入北京。张作霖离京返奉，被日本关东军在皇姑屯炸死，史称皇姑屯事件。但东三省仍然是奉系军阀的地盘，照旧悬挂北洋政府时代的五色国旗，国民党统一全中国的任务尚未全部完成。奉军第四方面军军团长张学良，在张作霖死后迅速回到沈阳，就任奉天军务督办。7月1日，通电宣布与南京停止军事行动，决不妨碍统一。7月 3日，蒋介石抵北平，接见奉方代表，要求东北易帜，服从三民主义，同时派代表到东北同张学良谈判易帜之事。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31日，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至此，全国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局面。

[9]“文革”为文化大革命的简称，发生于1966年到1976年，历时十年，由当时中国的最高统治者毛泽东发动。“文革”十年给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10]张勋复辟。1917年5月，黎元洪总统府与段祺瑞国务院发生府院之争。同年6月，安徽督军张勋奉黎之召，以十三省军事同盟盟主身份，从徐州率兵进京“调停”。张勋进京逼黎元洪解散国会后，又将黎驱走，并于7月1日伙同康有为等拥清废帝溥仪复辟，改民国六年为宣统九年。段祺瑞亦以反对复辟为名，在马厂誓师讨张。12日张勋兵败，历时十二天的复辟收场。见《辞海（中国近代史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年8月新2版，第180页。

[11]北洋政府。北洋政府又称北洋军阀政府，由北洋军阀控制的北京中华民国政府的通称。1912年2月15日，袁世凯取得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一职，3月10日在北京就职，又逼南京临时政府迁往北京，这标志着中华民国史上北洋政府统治的开始。北洋政府大致可分为袁世凯统治时期、皖系军阀统治时期、直系军阀统治时期、奉系军阀统治时期四个阶段，从1912年到1928年历时共16年。

[12]段祺瑞(1864年—1936年)，安徽合肥人。1885年考入北洋武备学堂，习炮科。1889年获选派到德国留学两年学习军事。回中国后加入袁世凯手下，于小站练兵，与冯国璋、王士珍并称为“北洋三杰”。中华民国建立后，段祺瑞出任陆军总长，1913年，一度代理国务总理。此后，又署理湖北都督兼领河南都督。袁世凯倒台后领导亲信加入北洋政府，为军阀派系内的皖系头目。1917年担任国务总理期间与总统黎元洪之间因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问题引发府会之争，引发溥仪复辟，1917年镇压张勋领导的复辟。他曾于1924年至1926年接替直系军阀首脑，任北洋政府的临时执政。1926年4月被冯玉祥驱逐下台。1935年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但没有就职。1936年病死于天津。见《辞海（中国近代史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年8月新2版，第184页。

[13]吴佩孚(1874-1939)，山东蓬莱人，北洋直系军阀首领。1906年任北洋军第三镇曹锟部管带，1912年后任第三师炮兵第三团团长、第六旅旅长，1917年任陆军第三师师长。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支持曹锟控制北京政府，历任两湖巡阅使、直鲁豫三省巡阅使等职。1924年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战败。1926年又与张作霖联合，进攻冯玉祥部国民军，同年在湖北被北伐军打垮，逃至四川。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居北平(今北京)，后拒绝与日本合作，于1939年去世。见《辞海（中国近代史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年8月新2版，第184页。

[14]黎元洪（1864－1928），湖北黄陂人。北洋水师学堂毕业，曾任管带、统带、协统。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黎被推为军政府鄂军大都督。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当选为副总统。1914年，黎元洪被选为参政院议长。袁世凯死后，黎由副总统继任总统，与国务总理段祺瑞发生府院之争，段利用张勋将黎驱走，其大总统职位由冯国璋代理，1922年复任总统，次年被直系军阀驱走。后死于天津。见《辞海（中国近代史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年8月新2版，第183页。

[15]曹锟（1862－1938），直隶天津（今天津市）人，北洋直系军阀首领。天津武备学堂毕业。1907年，任北洋军第三镇统制。辛亥革命后，历任北洋军第三师师长、上海上游警备司令、直隶都军兼省长、直鲁豫三省巡阅使。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中，打败奉系军阀张作霖后，控制北方政局。次年，逼黎元洪下台，以贿选为“大总统”。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被囚禁。1926年，直奉两系联合，获释。后在天津去世。见《辞海（中国近代史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年8月新2版，第1784页。

[16]中国是中共直接控制国家权力，因此中国的整个国家权力集中于中共，而中共的最高权力又集中在中共的政治局或常委。毛泽东在世时，中共的权力集中于毛，那时虽然中国是中共统治，但毛以中共为工具实行独裁统治。毛泽东去世后，中共已逐步转变为政治局或政治局常委会行使最高决策权，而不是某个人操纵政治局行使决策权，这可以被视为中共党内民主上升的表现。

[17]乡镇企业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农村发展起来的一种企业形式。这种企业的主要特征是，农民作为企业的主体从事工业性的生产与管理，企业产权主要是乡镇、村两级，企业受到乡镇、村两级的行政控制。

苏楷 at 2010-3-22 19:0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