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困境与思考（编者前言）

                           编者前言

《中国诗歌：困境与思考》

刘禾

汉语诗歌对于现代文明和当代中国人来说，具有多重的意义，这一点应该不容置疑。但我们是否能很容易地说清楚，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意义？对于哪一些人有意义？有没有统一的意义？人们借以评价和判断汉语诗歌价值的基础又是什么？这似乎很难回答，而且，无论我们对这些问题如何寻根究底的追问，也都不可能存在唯一的答案。

有时候，问题的提出也许比答案本身更为重要。

《今天》杂志举办本期诗歌理论和评论专号，本属于对上述那些问题的追问，或者是对过去已有的这一类追问的追问，只不过，这一次的追问有个更新的背景，那就是近些年日益明显的现代诗歌生存的普遍困境。这个困境虽然经常表现为诗集出版的不景气，表现为流行文化、大众媒体和网络写作对诗歌的腐蚀、排斥和压迫，但在这困境的深层，可能还有这样的问题：在今天，诗人和诗歌如何面对自己的时代发言？还有，诗人和诗歌如何面对别人的时代发言？无论如何，不发言几乎是不能想象的，因为“自己的时代”除却个人的直接经验外，还包括了诗的和可能入诗的修辞、文字、音律和意象；“别人的时代”也不可或缺，因为它意味着古人、未来和一切想象力所能达到的场景。

参与本期写作的诗人、批评家和学者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上述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这些文字松散地构成几组话题，而话题和话题之间、文章和文章之间，又存在着某种程度的默契或张力，形成了潜在的对话。于是，这个专号实际上形成了一场关于汉语诗歌困境的集体对话，也是近年诗歌研究和批评中的有突破意义的一次文字集合。这些作者不但包括著名诗人翟永明、西川、柏桦、欧阳江河，著名评论家唐晓渡，青年批评家和诗人周瓒，还有三位青年批评家和学者张松建、孟连素和霍俊明。这三位年轻人都是第一次与《今天》的读者见面，他们的文章不但是这个专号的重要构成部分，而且为我们带来了新的气象、新的突破和新的批评视野。我们希望今后有更多的青年批评家和学者到《今天》来发表文章和意见。《今天》从来都是年轻一代施展才华的园地，过去如此，将来也如此。

本期专号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多篇文章都涉及历史，而且视野遍及中外古今，非常开阔。有的是从诗歌史的角度探索中国现代诗歌与现代性的复杂联系（张松建、孟连素）；有的则在现代诗歌写作和古典诗歌的断裂和继承关系中明察暗访，探索诗歌写作的新的可能性（张松建、翟永明、柏桦、西川）；还有文章从“经典化”角度讨论诗歌史的写作，不过关注的不是成为过去诗歌史，而是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当代诗歌史（霍俊明）。尽管都非常注重历史化，这些文章提出和思考的问题，都关系到我们当下的诗歌状况，都来源于我们当下诗歌写作中存在的实际问题。例如，《一个杜甫，各自表述》一文，虽然探讨的是四个现代诗人和“诗圣”杜甫的对话关系，但是这个探讨难道不让我们想到更多的问题？说到对话——当前被中国诗人崇敬的西方大诗人（艾略特、庞德等等）不都是在和历史上的诗人们不断对话，并且在这对话里让自己自觉和成熟起来的吗？

现代性始终是现代汉语诗歌写作和发展的核心问题，但是过去很多年一直没有得到理论界和批评界的充分注意。近些年的情况有很大改观，很多评论家和诗人都开始直面现代性的难题。本期专号中的几篇文字也都从不同的角度进入了诗歌现代性的讨论，并且各自都有非常精彩的意见，且相互呼应，形成另一层的对话关系。《嵌入额头的广场》是欧阳江河和李德武两位诗人的一篇非常精彩的对谈，谈话虽然主要是围绕欧阳江河的两篇诗歌《手枪》和《傍晚穿过广场》展开的，但他们的讨论和诗歌现代性问题密切相关：一方面，《手枪》试图在“现代咏物诗”里尝试以“工具理性”的方式咏物，以至想把诗的语言自身也变成“物”；另一方面，在《广场》里，诗人又尝试在物质主义时代为广场的“戏剧性”，以及这戏剧性中的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这里的戏剧性不单纯是个人的出场，而且是一代人的出场”）书写一个诗的碑铭。很明显，这两个努力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张，这个紧张后面，又是当代诗歌如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诗歌的大问题。自朦胧诗兴起以来，很多诗歌写作都是在“纯诗”或者是表现自我等层面上追求诗歌的“现代”性质，我们相信，《手枪》和《广场》两诗写作中引发的很多思考，足以让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获得新的启发，也就是说，现代诗歌的“现代”感，应该有更丰富的内涵。

孟连素的文章《聞一多的生態詩觀與中國詩歌的現代性》另辟蹊径，对聞一多早年的诗作与邂逅芝加哥的那一段经历(1922-1923)作了重新阐释。文章指出，闻一多是在目睹芝加哥的工业化、都市化和机器生产以后，才开始对“诗境”和“尘境” 提出新的理解，使他那一段的诗歌和对现代文明的批判之间有了紧密地联系。到了芝加哥，亲身体会到大工业带来的喧嚣和污染，闻一多日夜坐卧不宁：“新的形色，新的声音，新的臭味，总在刺激我的感觉，是之仓皇无措，突不兀安。” 而这一切，正是波德莱尔在十九世纪急剧工业化的巴黎所体会和目睹的景象，也是波德莱尔灵感的源泉；联想到今天中国在现代化上的大跃进，联想到这个大跃进竟然让中国的诗人突然和相似于闻一多、波德莱尔写作的历史环境狭路相逢，我们似乎有必要对自己和时代的关系作一番新的审视，进一步澄清汉语诗歌写作和现代性之间的关系。

如何认识来自欧美的现代主义对于汉语诗歌写作的冲击，是我们了解这一关系的渠道之一。在《现代汉诗的文学反叛》一文里，张松建对路易士（纪弦）、罗寄一和穆旦等三位诗人的“肖像”扫描，可以说是这方面很好的研究，它让我们看到了现代诗的另类诗歌景观，与文学史经常在“新诗”名义下所描述的图画十分不同。张文对这三位诗人“反抗现代”的主题和“抵抗诗学”的美学策略作了深入的分析，尤其强调这些诗歌如何“迥异于西方现代诗人的生命体验而打上了‘本土的’烙印”。例如，穆旦《防空洞里的抒情诗》将艾略特笔下的 “普魯夫洛克” 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炮火下进行检验，诗句里深深嵌入了中国诗人在缅甸远征军中目击死亡的直接经验，以及现代中国人对于战争炮火的长期体验。通过这样的对比，张松建还提出这样一个大胆的意见：穆旦的诗中所表现的生命的荒凉感，极大程度地超越了艾略特笔下的中产阶级客厅里的荒诞，同时也超越了所谓个人的哲学思辨。这其实也不奇怪，因为无论是穆旦笔下的“普魯夫洛克”，还是闻一多眼里的城市，现代文明对于汉语诗歌和中国诗人来说，总是伴随更为严酷的暴力、战争、革命、压迫和流亡。换句话说，中国现代诗人的命运远比他们的西方同道复杂和严酷，因此，如何认识和诠释中国现代诗的意义，是一个需要更多的细致分析和敢于发明的工作，我们希望今后有更多的批评家和学者关注这个领域，以新鲜的视野和更扎实的研究让一个新的诗歌史渐渐浮现。

说到对穆旦的评价，我想请读者特别注意西川的文章《诗人观念与诗歌观念的历史性落差》，因为这篇文章也说到了穆旦。不过西川是这么说的：“穆旦诗歌据说是现代主义的，据说是得了英国现代主义者威廉. 燕卜荪、W.H. 奥登的真传，但读一读穆旦诗歌的自译英译文，观察一下穆旦的英文词汇表及其对英诗形式的把握，我们就不难发现，穆旦骨子里是一位浪漫主义诗人。这本来也没什么。但忽略了穆旦诗歌里的浪漫主义因素，等于没有认识穆旦。”这显然和张松建的看法大相径庭，两篇文章既相对立，又相对话。那么，西川这么说的根据又是什么？仔细读他的文章，我们会发现西川的论说非常充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观点是：由于历史的“落差”，在五四之后新诗革命中出现的诗人们，不论在白话诗的写作里有多大贡献，他们并没有把自己“20世纪化”，而是纷纷把自己“19世纪化”，并且“构成了一种浪漫主义的时代风气。在诗人气质方面，他们深深影响了他们的同代人和后辈诗人，无论是左派诗人、极左派诗人、右派诗人、现代派诗人，还是所谓的后现代主义诗人”，因此，在这样的影响下，不仅穆旦是否能算作是个现代主义诗人是可疑的，就是现在很多已经被公认是“现代派”的诗人，其现代身份也要打个问号。这里不可能详细介绍西川文章中的历史梳理和具体分析，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篇文章客观上是对现代和当代文学史研究模式一个严重的挑战。自九十年代以来，以现代主义和“现代派”作为研究现代诗歌史和诗歌写作的基本框架似乎已经得到了理论界和学术界的普遍认可，诗歌史的研究也正在依照这个模式不断在更新和突破。然而，西川提醒我们，这个框架和模式不是没有问题的，中国的诗歌史是否能沿用“进化论”的文学观念？中国的现代诗歌是不是必须在西方诗歌断代史的映照之下才能明确自己的身份？至少，这些问题应该被提出来，也应该引起更多的关注、思考和研究。

“朦胧诗”和《今天》的出现，引领和推动了自“五四”以后的一次最大的文学变革，这似乎是昨天才发生的事，但是，这个“昨天”已经是三十年前，也已成为历史，这真让人感慨。然而，更让人感慨的是，这个不久前发生的历史——而且大部分的当事人还都在——在历史叙述中竟然变得朦胧不清。霍俊明的文章《白洋淀诗群的经典化》所讨论的正是这个“朦胧”：“朦胧诗”的历史到底应该如何叙述？它有没有“史前史”？如果有，这个“前史”究竟应该追溯到哪里？在已有的当代诗歌研究中所出现的“经典化”有没有问题？哪里出了问题？是不是研究的范式本身就有问题？或许文章作者对这些问题并没有提出完整的答案，但如前所述：在很多情况下，问题的提出要比给出正式的答案似乎更为重要。这有一个明显的例子，也就是文章最后一节的质问：白洋淀诗群中那些曾经非常活跃的女诗人的名字（赵哲、周陲、戎雪兰、潘青萍、孔令姚、陶雒诵、夏柳燕等）为什么在当代诗歌史中消逝地踪影皆无？霍俊明的疑问并没有在这里停止，他还问：当我们翻开一本本当代新诗史，50多年的诗歌历史总共有几位女诗人受到了诗歌史家的关注？如果我们再进一步挖掘，到底有多少女诗人被历史有意或无意的删减掉了呢？“什么是历史，历史叙述的真实性到底有多大？当历史叙述在不断因各种情势而进行或大或小的转换的时候，总有历史大海中的一些岛屿被冲洗和显露出来，也总有一些岛屿处于不断漂移之中并最终被淹没。”诚如此言，我对霍俊明的这番感想十分认同。

自八十年代以来，现代汉诗的形式问题一直是诗人和批评家关注的焦点，讨论不断，岐见日深，至今犹是。2007年春我开始为本期的专号组稿时，正好北岛、翟永明、西川、欧阳江河、周瓒都聚集在纽约，我们有过多次的讨论。在我的印象里，这些谈话最有意思的部分，还是形式问题，比如汉语的音乐性、翻译体对诗歌写作的影响，以及如何激活古典诗词资源，如何让当代诗歌能够和中国文人的传统“接轨”等等。现在，当我把本期这个专号编辑完成之后，很高兴地发现这个专号收入的文章和访谈，不仅有多篇触及到以上话题，有些文章的分析还相当深入。

柏桦以诗人的激情论诗，独具一格。他在文中处理的是现代汉诗的根本问题，其中包括词语如何达至音乐性。我认为，柏桦本人的诗歌创作就是这方面很成功的例子。作为在语言上很有自觉的诗人，柏桦为本期所写的文章《江南诗人的吴声之美》专门讨论诗歌的语言，即当代江南诗人如何处理江南的方言？如何使江南方言的音乐性进入现代诗歌，形成现代诗歌美的品质和有机的构成部分？在这样的努力中，当代江南诗人又应该与古代的江南诗人建立什么样的传承关系？为了让自己的问题得到落实，柏桦还在陈东东与吴文英之间，以及杨键与陆龟蒙之间，就古今江南诗人的诗风和修辞作了细致的对比分析，试图证明今古诗歌之间的对话、互文和渗透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已经进入了当代诗歌写作的实践。柏桦的文章可以看作是一个呼吁，即现代诗歌写作必须重视汉语的音乐性。不仅如此，如果把这样的思考和讨论深入下去，我们必然还会进入一连串的其他形式问题，涉及到汉字、现代汉语、方言、古诗词音律、书面语、翻译体、和印刷体汉语等等。因此，柏桦的这一呼吁需要我们给与特别的重视，希望这类研究和讨论今后能够越来越多。在这里需要提一下的是，我们这个专号的其他文章也对诗歌的“声音”有很精彩的讨论，例如欧阳江河对速度的理解以及他提出的“多声部”、“复调推进”等隐喻，也都为我们理解词语如何达至音乐性提供了重要的启发；翟永明提出的“雌声”，也在隐喻的层面上指出诗歌写作的性别问题；此外，谷川俊太郎在与唐晓渡对谈中提到，沉默是诗歌的根源，也在形而上的意义上触及到类似的问题，因为沉默像影子一样，永远伴随着声音而存在。

不过，柏桦文章中的有些看法似乎可以商榷。为了强调音乐性对诗歌的重要，柏桦提出了这样的意见：“首先是词语（即意象），然后才是声音（即音乐性），而最后的意义必须服从声音，并在服从的前提下才允许与之建立或维持一种联系。如果二者（声音与意义）非得牺牲一个，那毫不犹豫牺牲意义”，同时，他还引用的威廉斯以及马拉美的说法（“诗不是思想写成的，是词语”等等）以作支持。但是，这些意见是否恰当似乎可再加斟酌。词语、思想、意象，声音和意义，这是五个不同层次的概念，如果马拉美的“词语”跟“思想”是对立的，那么，这个“词语”就不能既是“意义”或“意象”的载体，同时又是音乐的对立面，更何况声音和沉默也富有自己的意义和意象。总之，诗歌的意义问题恐怕还要做更细致和复杂的思考和研究。本期发表的张松建文章《一个杜甫，各自表述：冯至、杨牧、西川、廖伟棠》，正好也涉及诗歌意义问题，可以看作是和柏桦文章的对话。首先，两篇文章都是在讨论当代诗人和古典传统的之间的联系，但是在选择古典诗人做理想的典范的时候，一个选择的是吴梦窗、陆龟蒙，一个选的是杜甫，两者的选择已经值得玩味。而张文通过对四篇有关杜甫的现代诗作做了细读和分析之后所作的结论，就与柏桦的意见完全相左：“杜甫对于时代苦难的自觉担当极其高超地把个人苦难转化为璀璨艺术的历史形象，受到四位诗人的一致礼赞”，“杜甫的确是典范，他通过他的写作告知我们：诗歌不是无意义的、存在也不是无意义的”，“诗歌写作不仅成为抵抗暴力、苦难和死亡的工具，也是混乱年代的个体生存的意义根据”。这样，一个古老的问题就在本期诗歌理论和评论专号里又被尖锐地凸现出来：诗歌写作究竟有什么意义？诗人的存在又有什么意义？当然，这些问题不可能有最终的结论，我们只是希望不同的意见会继续争论下去，这样的争论越清晰，越激烈，对诗歌发展就越为有利。

不管诗人是否自觉，是否承认，诗歌写作说到底还是一种发言，诗人不仅要面对自己的时代发言，还要同时对别人的时代发言。这个“别人”可能包括域外的波德莱尔、庞德、叶芝、艾略特等所代表的现代主义传统，也可能包括西川的文章中所提到的雪莱、拜伦等人的浪漫主义诗歌传统，更可能包括屈原、陶渊明、李白、苏轼、鱼玄机、李清照、和薛涛等人所代表的悠久汉语诗词传统。翟永明的文章《女性意识•妇人之见•雌声》，在古代众多杰出女诗人当中择取了鱼玄机、李清照和薛涛三位，分析她们诗作中的性别意识，让我们了解到这种性别意识对于解读中国的历史典故、历史人物以及战争等国家大事，提供了何等独特的认识和洞见。现有的诗歌史自然不否认中国古代诗歌写作中有杰出的女诗人存在，甚至也承认她们写出了好诗，但翟永明在这里强调的性别意识恰恰不在于要求女诗人被正统的诗歌传统所认可、所包容，而是在于帮助我们认清这个诗歌传统本身的性别陷阱，因为长久以来，这个诗歌传统受制于男权意识形态，导致了像鱼玄机、李清照和薛涛这样的诗人屡屡遭人误读的现象。无论是鱼玄机笔下的吴越史实，还是李清照对项羽战败的思考，或是薛涛的那些有关战争和边戎政策的诗篇，这些诗人在翟永明的诠释中获得了全新的性别意义。例如薛涛的诗作曾被胡震亨美誉为“无雌声”，这种赞美轻易地抹杀了薛涛面对男权世界的发言，即“女性对战争进退攻守，胜负交战的策略和决断”以及“对和平、安边的期冀”。只要稍微研究一下翟永明本人的写作历史，我们就会注意到这种鲜明的性别意识始终是她的诗歌的灵魂。在《她也叫丽达》，《臆想》等诗作里，翟永明展开了我所见到的一次最强有力的与男诗人叶芝的远程对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翟永明称为有“批判的性别意识” 的诗人，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女诗人”，正如我们不能把叶芝当作一般意义上的男诗人来对待。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鱼玄机、李清照、和薛涛才得以在翟永明的诗文中复活，向今天的读者发出她们的心声。

周瓒的文章《当代诗中的自白话语》可以看作是对翟文的一个有力的呼应。此文不仅对“自白诗”出现的历史，对其出现的历史环境和文化语境作了梳理和分辨，而且把“女性意识” 放在有关“自白诗”的辩论中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这个分析是很富于启发性的。这启发之一，就是我们应该进一步在“批判的性别意识” 和“女性意识”之间作出区分。近些年，由于女性主义的影响渐渐扩大，“女性意识”这个概念已经被很多人接受，甚至流行起来，但“批判的性别意识”还经常处于幽暗之中。其实这是两个很不相同的概念——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所谓“女性意识” 虽然有意在抵抗父权制度的过程中实现自己，但事实上不得不经常向父权的经济逻辑和性别意识形态妥协（在诗歌写作上，往往表现为退居为“私人写作”或“身体写作”）。相比之下，“批判的性别意识”只能与现存的社会制序产生不断的疏离感和紧张感，因为它的前提是不承认一个文学秩序或一个社会秩序没有自己的性别结构。在我看来，这种紧张关系也是前卫诗歌与现存社会秩序的紧张，因为性别从来都是维护社会（压迫）秩序的深刻理由和最后的堡垒。值得注意的是，以上提到的作者，包括翟永明、孟连素、周瓒，还有霍俊明关于白洋淀诗人的文章，都具有鲜明的“批判的性别意识”，这也是本期诗歌评论专号的一个重要特色。

在编辑本期诗歌评论专号的过程中，我有机会了解到当代诗人和评论家如何思考诗歌和社会等级的关系。这是一个欲罢不能的老话题，提也不行，不提也不行，而每次被提出，都有它被提出的适当理由。霍俊明的文章《深入当代与“底层”的诗歌写作伦理》，通过对“打工诗歌”和“底层写作”的分析，把伴随着20世纪新诗发展的一个长期争论而又聚讼纷纭的话题又重新摆在我们面前：诗歌和社会生活是什么关系？诗人是否应该对社会有所承担？作者认为“经历1980年代以来的20余年的新诗历程，有必要重新检试诗人与时代的关系，诗歌与生存的关系，题材决定论和美学自主性的关系，诗歌的社会伦理与美学伦理的关系等等。诗人深入当代、处理当下的甚至社会焦点题材是否就意味着诗人的写作在美学上就会‘不纯’？是否深入当代就意味着是以集体甚或民族的伦理来压制个体经验表述和诗歌自身的美学伦理？霍俊明对低层诗歌和写作伦理的分析，点出当下写作的一大困境：诗人如何能够深入当代？文章结尾处借用陈超的诗，对这一困境给予了真切而尖锐的表述：

刚才，甚至在酒局上，真讨厌

一个发财的胖蟾蜍胀红着满脸皮痘：

‘你们的诗，应该歌颂时代……’

现在我的脚步趔趄地回家，看到我家楼下

菜市场那家腌菜、豆腐坊

老耿爷爷下岗的儿子儿媳今冬受雇于它

小俩口凌晨起来洗菜磨豆腐，双手皴裂。

老耿爷爷到晚上还未卖出多少

腌菜、豆腐和他的老眼都结了冰碴。

霍俊明的文章和陈超的诗一起，为诗人为什么以及如何“深入当代”，给出了一个复杂而又冷峻的回答。腌菜、豆腐、劳作、还有老眼上的冰碴这些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生活意象，在这里忽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力，让人心痛。

最后，我还要向读者特别推荐唐晓渡和日本诗人谷川俊太郎的长篇对谈。这是日本诗人和中国诗歌评论家的之间发生的一次广泛而又深入的对话，坦白而又睿智，其坦白让我们感动，其睿智让我们获益良多。谷川俊太郎是日本著名诗人，他对诗歌写作的很多看法都非常独特，不同流俗，很值得我们琢磨体会。例如他作为诗人却“把写诗看成是最值得怀疑的工作”；他还认为，说“诗是自我表现，这个说法太落伍了，这是源于欧洲的说法”；还有，他强调诗人应该保持童心，“成为大人之后，不要压抑心中的童年性，要让它自由地走出来。我认为能做到这一点才算得上真正‘成人’”。不过，在这篇谈话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还是两个人对诗歌的语言问题的讨论。谷川俊太郎不但对语言有很深入的思考，他的语言观也十分特殊。诗人不但始终对语言有一种警惕，和语言之间保持一种紧张关系，而且特别强调“真正的语言并不在我的内心，而在我之外的世界，在更广阔的宇宙之中。比如说政治语言、经济语言、文化语言和其他的艺术语言。” 语言外在于个人，这一点也让我们想到精神分析家拉康的著名论断，“人的无意识即是他人的话语”。 既然语言本质上是外部的存在，那么诗人的作用在哪里呢？谷川俊太郎的回答是：诗人更像巫女或巫师、是借以传达他人语言的媒介；诗人的工作是将外在于自身的语言加以新的组合，给予再创造，让其发挥特殊的魔力。对日本诗人这样的洞见，我认为唐晓渡的回应也非常精彩：“巫婆也好，媒介也好，强调的都是诗人在语言中和世界相互进入的关系。这一说法实际上也悬置了有关诗的种种既有定义，取消了语言的等级制。我觉得这是诗人最好的语言态度。没有必要事先神化或圣化诗；如果说诗真有什么本质的话，那或许就是和世界的变化相平行、相交织的语言的创造和变化。”显然，批评家唐晓渡的这番话除了回应谷川俊太郎，也是另有针对性的，其矛头明显指向中国国内诗歌界一些流行的看法。我希望更多的诗人和诗歌爱好者都能听见这样的批评声音，并且能够就诗歌和语言之间的关系做出更多的思考，进行更多的论争。

对一本内容极为丰富，内部又充满尖锐冲突和相互对话的文章集合来说，以上的介绍不可能全面，也不可能准确，甚至也许有点多余。我真诚地希望，读者能够喜欢本期刊物的文章，在这些文字的感染中受到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