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问自答·关于当代文言诗词的一个思考札记

这篇札记是俺在5年前写的，曾在首师大一个当代诗词研讨会上宣读，大约可算文言实验发端的一个宣言吧。这两天俺发帖较频，恐扰了大伙儿的清净，本想过几天再将这牢什子提呈批评。惟刚才看到桑克兄的一篇鸿文，所论颇有交叉，终于还是忍不住提前发出来。恕罪恕罪：）


自问自答·关于当代文言诗词的一个思考札记

     文言诗词尚未死去，这是个事实。文言诗词能否活下去，这是个问题。欲求后一问题之解答，恐怕还要先回到事实里去爬梳。前面之事实到底如何，也须靠提问来澄清。作为一个文言诗词的写作者，我深知这两件事都很不容易做，而又迫切地感到它们的重要性。当代文言诗词，确实到了一个应该进行自觉与严肃的自我反省的时刻了。
     然而此反省从何开始？我只能从自己开始。故自问自答，以表明个人当下的思考方向与所得。
     顺带说明一下，我的考察范围仅限于网络文言诗词。我以为它是考察当代文言诗词创作状况的最高与最具典型意义的看台。

     问：首先，你为何使用“文言诗词”这个词，而不是“古诗词”、“旧体诗”、“古典诗词”等常用的称谓？
     答：正名的需要。“文言诗词”这个称谓更为规范和准确。
     文言诗词，是从诗歌本身的语言层面进行的一种客观界定，而后面几种指称中则含有诗歌本体之外的因素。无论唐宋明清，都没有人把文言诗词称为旧体诗词或古诗词，——相对于律体而称的“古体”是从文学形式上所作的另一个层面的分别——因为直到20世纪初，文言作为狭义上的诗歌之语言载体是一惯的，诗歌始终在一个相对稳定的语言基础及传统中获得其表现与发展。直到发生近代的文化突变，文言在纯文学领域的垄断地位被颠覆，白话取而代之，这个传统才被人为地掐断。相对于“新”的白话诗，文言诗词戴上了“旧”、“古”的帽子。显然，这些指称里隐含着一种特定的价值判断，隐含着文化性上的陈旧、僵死、落伍、过时、脱离现实等贬义。直至今日，这些指称仍经常是不名誉的。人们一旦提起它们，脑海中便首先产生类似文学遗产乃至文物、古董等印象。也就是说，通过它们，文言诗词的现时性在人们的理解中被无形地取消了，这个文学传统的未来指向被强行封闭，其可能具有的发展活力被预先判定为不存在。显然，不论从文化传统之通变的辨证观，还是文言诗词之现状，这种带有强烈的特定价值判断色彩的命名都是武断、偏颇和非法的，便如宣布一个被强行钉入棺材的活人已经死亡，其生命不再有任何延续之可能，并取消其户籍。
     名不正，则言不顺，行不远。使用“文言诗词”这个指称，是以文言为语言载体进行创作的诗歌传统进行自我正名的内在要求。文言诗词没有死亡，至少现在还没有。它不绝如缕，而这未绝之缕还在我们手中，还在伸展。
     同时，正名不仅是一种姿态。它直接关涉到写作者的心态，并影响其作品。比如，我注意到，很多甚至绝大多数的当代文言诗词写作者事实上都在进行一种虚假的创作。他们的作品虚浮无力，面目苍白，袭古成了习惯，似古成了目标。而写作者自身的情志，他们对自身及世界之实际感受认知，却在模式化的语言风格乃至所谓古典意境的追摹里丧失殆尽。甚至是尚未开始便被遏止。他们的作品缺少灵魂，没有面目，只是些似或不似的行货和假古董而已。再严厉些说，是伪诗，哪怕他们原本是真诚地或自以为是真诚地在进行写作。不错，真诚是真诗的要素，但仅有真诚的愿望，不一定能写出真诗。造成伪诗的原因，当然不只一个：对诗歌创作的态度、对诗歌意义的理解、对诗歌艺术标准的认识、对诗歌技巧的掌握，乃至写作者的个人才华性情等诸多因素，都在起着制约作用。而我觉得，是否首先将文言诗词看作一个正在自己掌间、在自己身上流动的活生生的事物，是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如果在写作之前已把文言诗词看作与当下生活渺隔千里的草篱茅舍，那么，这个写作者在当下现实生活里所遭遇、所体验的真正内容便总是无以容身。他必然要回避、消解真实来迁就那个已经静止了的画卷。他在里面做梦，俨然古人，说和古人一样的话，却既无重量，也无价值。
     文言诗词这个指称多少可以点醒这个白日梦。它强调的是，我们是在写诗，这才是本质。而诗，只有好坏、真伪，没有新旧。唯一存在的区别或特征，仅是这种诗以文言为载体，而非白话。

     问：但是，文言在事实上不是已经成为一种衰老了的古代书面语吗？
     答：是的。文言是衰老了，必须承认这一点。它的语汇、语义、语法在很多时候都已和我们当下的世界格格不入，这造成了文言诗词写作的重大障碍。如我们所知，语言不仅是一个工具，它总是与一种思维方式与结构相伴并存的。作为一个既定的意义域，文言里贯穿着数千年来中国古人的精神向度与审美价值观，这些意义指向本来是天然和先验的，而经过近现代一系列以近乎暴力方式进行的社会文化变革，它们和我们当下的精神世界间出现了巨大裂隙。我们的所思、所感，以及感知的方式，已在很大程度上逸出了传统语境，甚至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指向。因此，我在一个回帖里曾说：“时至今日，我们已无法想象也无力且不必去改变这一语境转换的历史现实，甚至无论如何坚持传统价值，我们也无法将如盐在水的新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从自己身上驱除殆尽。这时，我们要求于文言诗词的，只能是自身的调适，使它能够继续能够承载与体现“缘情”、“言志”的基本功能。也就是说，继续是‘诗’，而非一种因其以往成就与文化情结而刻意保留下来的可有可无的东西”。
     一个潜在的问题是，文言本身是否具有这种调适的可能性。我今天便看到一个悲观的意见：“文言已式微了，如拉丁语，古希伯来语，甚至莎士比亚时代的英语，没可能语言复兴”。对此，我持保留态度。和文言诗词一样，我觉得如何认识文言这个书面语体系是个关键。若事先便把它看作一具古代木乃伊，则我们自然不能指望它复活。但若将它视为一个开放的语言体系，则希望仍然存在。事实上，一种语言文字，只要还有人继续使用、写作、阅读，它便没有死亡，便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文言虽然已经式微，但仍拥有数量庞大的文化受众。比如我曾看到一个数据，到二十世纪末，全国各地从事旧体诗词创作者便达1４０万人。（《当代诗坛：究竟谁向谁学》，载《中华读书报》，99年7月21日）而在学术研究、文化教育乃至日常生活的诸多领域，文言仍被频繁地使用与阅读。在体制化的教育里，文言也被作为一个基础内容在继续传授。就此，我们似乎没有理由说它的现实基础已经无存。真正的问题可能仅是：我们是否愿意做出实际的发展努力？
     另外，文言作为书面语的性质，——我查了一下手头的《现代汉语词典》，里面对文言的定义是“指五四以前通用的以古汉语为基础的书面语”——也在很大程度上提供了一种稳定性保证。它是一套严密的、相对自足的符号系统，一方面不断从日常的口语中适度汲取新的语言质素，保持它的活力，而又不致因现实中口语的旋生旋灭及时空差异而受到严重冲击，影响其表意功能的发挥。直到上个世纪，这个表意功能才出现问题，整个文化语境发生了巨变，而历史没有给它进行自然调适的机会便强行将它放逐。原本平行共存的口语表意系统以白话革命的姿态成为语言寡头。即便如此，文言也没有象白话革命者所希望的那样迅速消亡，而是表现出了强韧的生命力。而同时，以口语为基础构建新的（白话）书面语系统的企图迄今尚未圆满实现。白话诗歌的发展也因语言、文化资源的匮乏而面临种种困扰，至今未成大器。因此，我以为当代的文言写作者和爱好者大可不必枉自菲薄。文言仍旧可能成为汉语语言系统及汉语写作的一个有效资源与载体。

     问：你强调这些的目的是什么呢？它们与每个人具体的写作有何关联？诗歌，最终是体现在每个具体作品上的，而一个好作品，一位真诗人，尽可且往往是在无比孤独中展示其意义与价值的。就此而言，所谓文言诗词之正名以及关于其整体性发展的种种考虑，不是有些流于外在而显多余吗？
     答：正名，我觉得是必要的。我前面说了，正名不仅仅是一种姿态。它也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它可以使我们明了自己所做的工作的性质与价值，对自身处境有一宏观的把握，并由此进入一个更为自觉的写作高度。同时，这也能促使写作者尊重自己所进行的劳动，严肃地担当起他的责任。外向的思考与内在的写作，并不是截然矛盾的，如果这个思考是从写作的内在要求出发并最终归结于它的。
     在目前，文言诗词写作总体上还处于不自觉的状态。即便在少数表现出优秀秉质的作手身上，写作也更多的流于一种自发性，一种天然的单纯的冲动。对世界，对文学，对诗，仍然欠缺一种本体意义上的深刻反思，缺乏一个总的认识，缺乏一种将诗歌导向无限深广的本真之境的清醒意识。绝大多数作品与批评，都还在形式与技巧的层面绕圈子。写作，还只是一种轻易的宣泄，一种习惯性手淫，而非艰难的认知与挖掘。在这一点上，当代一些优秀的白话诗同行要比我们看起来成熟。
     因此，在坚持个体写作之独立性的同时，我们应该建立一个广阔的视野，理清文言诗词与我们当下境况间的关联，在时间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不必担心这种审视会损害我们的孤独，它只会让我们的孤独更深入，更壮大，更坚决，产生更有意义的作为。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与我们投身其中的伟大文学传统建立起一种自觉而亲密的关联——敬诗、敬己、敬人，有所担当。《原诗》里说：“识为体而才为用” ，“惟有识，则是非明；是非明，则取舍定。不但不随世人脚跟，并亦不随古人脚跟”。如是如是。

     问：你一再提到“当下”这个词，这是否意味着对文言诗词传统审美观的一种反叛？
     答：反叛这个词比较激烈，不妨说是一种大的改变。我们所处的经验世界已经变了，思维方式与方向都已和古人有着诸多不同，这些差异应该在诗歌中得到体现。一代有一代之诗。这一代之诗正是建立在对时代境况及精神的如实表现上的。如果传统的审美取向及其形式限制了这种表现，我们完全有权突破它，扩展它。
     比如古代“温良敦厚”的诗教，我觉得便不一定要恪守。随着近现代历史的进程，我们对人之个体意义更为自觉和珍视，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焦虑感、孤独感总的来说也较古人更为激烈和复杂。我们的心灵中纠结着比古人更多的问题，面对着更加变换莫测且无所适从的现实，以及更多元的价值选择。这些是古人没有经验过的，与此相应，也是他们建立审美框架时不能照顾到的。这时，我以为便无须削足适履，去迎合以古代社会一元化伦理观为基础的诗教传统，而消弱自我表现的力度。
     另如，古人生活在农业社会，他们的心灵天然地与自然事物有着紧密关联，山水花木，小桥孤舟，构成了传统审美境界里具有典型性的幽雅画面。然而，我们遭遇的时代是工业化、后工业化的，是钢铁的，嘈杂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根本无法在自己内心重建古人所寄情的那个自然世界和自然感受。即便有所感受，那也是一个现代人对一个事实上已经疏离了的事物的新的感受、新的发现，里面包含着新的体验内容。而我们看到，在当代的文言诗词里，这些传统审美语境中的典型性符号仍被不经改造地大量复制、滥用，稍稍改头换面，便贴上创作的标签摆上柜台，并常能赢来阵阵掌声。在我看，它们的价值实在值得怀疑。
     当然，我并不是说这些符号和由此构建起来的审美境界已无价值，已经全部破产，也不是说这些写作者都不真诚。我只是感到深深的遗憾，因为在绝大多数这类作品里，我只看到一种成功或不成功的摹仿，一种不自觉的写作与审美上的惰性。在此惰性中，写作者的真实意识被消弱到了最低程度，优秀诗歌里所必备的洞察力和创造力在写作开始之前便已严重受损，并在写作过程中受到压制。程式化了的审美框架，导致写作者无力深入挖掘他所企图表现的那个事物或那些经验，遂亦无力充分地进行表现。最终只能是以有效传达的失败而告终。“在一切艺术中都有一种艺术家对于所要表达的对象的接近”（普鲁斯特语），而在审美之惰性中，当下境况被古代的幻景所异化，真实对象被空洞的符号遮蔽，寄生取代了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