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见·初辑
上网一年不到，偶尔因自己或别人的作品，发些极短的议论。刚才看到猫兄的诗论，谈得很好，姑从自己以前的议论中摘出若干条，凑个闲趣。谈不上中道之论，故名边见。
又既是网上的议论，不免有往复。但在这里，不便将上下的原帖都附上，只能请诸君臆测默察了。
论诗不可苟作
（一）诗词虽小道，要须有寄托。汗漫成章，固可驰骋才藻，日熟日顺，而元气亦日丧其间，难臻深广，正恐得不偿失。昔读明人尺牍有一语，曰“人须自逆”，窃谓写诗填词，亦当作如是观。
（二）我一向以为生活是诗词的源泉，且是唯一的源泉。但我认为在生活的表层“群居终日”并不可能有真正的寄托。现代格律诗要发展，绝非掺杂些现代语汇所可解决，而首先要融入当下的生存体验。这个体验不是现成的，需要诗人自己殚精竭力地去挖掘、把捉，然后艺术地再现之。唯此，作品始有一定的价值。诗源于日常生活，亦必须高于日常生活。达不到这个标准，就谈不上是诗，遑论现代、古典或自由、格律哉！
其实，我的本意只是想说诗不可苟作，以免有才情者浪费了他的资粮而已。
（三）寄托非窠臼，盖寄托不必同，如人各有一副面目也。然无寄托则无面目，无面目何以言诗？
骨骼须是养成。取法乎下，必为佝偻。诗言志，诗缘情，诗不可移，情志可移也。
论唐诗之弊
读诗必及唐，学诗必自唐，谈诗必称唐，在中国人的文学生活里基本上是条铁则。唐诗的绚烂、雍容，唐诗的丰富意象和高超技巧，确乎达到了后无来者的境界。但从我个人的阅读经验言，随着涉历日广、思虑日深，愈来愈感到唐诗作为一个整体，有着极大的缺陷——在圆熟的技巧背后，往往少了些诚挚的热爱；而精致的表现中，每每难觅对生命本体的深切关怀。这时展卷再读诗经、楚辞、汉乐府，以及魏晋古诗，不免生出异样的亲切感，闻其音如睹其面，咏其歌如获其心，而其喜怒哀惋、长吁短嗟，罔非幽幽不得已，戚戚与我同。读诗至此，唐的盛大与成熟，竟显苍白。
论直白
悠哉君，我欣赏的“不直白”，是言有尽而意无穷。进言之，不是故作古拗，或单在兴象上玩游戏，而是胸中真有无穷意思，非言辞所能尽者。
论典
《诗》典乎？《骚》典乎？汉魏典乎？用者不觉其僻涩，无者不觉其浅俗，盖性情风骨贯乎其中也。天地变，斯道不变，不得以趋新掩其无学，亦不得以守故夺我灵枢。无我，故只是僻；无学，新只是俗。
论电脑作诗机
本雅明氏尝谓此时代为机械复制时代，电脑作诗，势所必然，乌足骇怪哉。适可剔伪汰劣，使知诗道真旨之所在也。
电脑作诗不足骇，可骇者，作诗如电脑耳！
论古体近体
乞颜兄过谦了，古体实较近体难攻。我一直喜欢古体，但始终不太敢轻越雷池，因为还到不了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境界。用佛家的话来譬喻，古体比近体更具大乘的气象，象我这样根基不厚的人，虽心向往之，总不免有临渊之叹。
当然，近体也并不易为。以前读诗话，尝见律体贵有古意的说法，我以为这是很高的见地。真达到这一点，庶可谓殊途而同归了吧。
复“拯救诗词之我见”帖
（一）新酒如何装入旧瓶，我也不会。以前新、旧体诗都写，但并不能打通，只是视当时的情绪、语感来选择诗体，便如垃圾分类后倒入不同的袋子，新者自新，旧者自旧。虽有精神分裂之嫌，倒也各安其份，两不相扰。近两年新体诗基本是停下来了，只偶尔写两首古体诗词自慰，但确乎又感到古体的局限，难以深切表现现代性的情感和思虑。最近在这里看到一些讨论，包括乞颜、小牧诸兄的尝试，隐隐受到触动，但仍不敢肯定一定有条打通两者的路。
不过，这条路也未必就没有，我想，如果有的话，恐怕还得从《诗》、《骚》、汉魏乐府的精神里去寻。
（二）还是一句话：先须是酒。
（三）酒陈乃香，然固有过手便酸者。
王氏（国维）学问大家，观其诗词，用典、指代，俯拾皆是。境界说、不隔说，只是叫人终须认取自家风光，勿被陈文固义所碍，是犹释氏直指当下、空其法执之趣也。经云：“若能转物，即同如来”，不是无物，要在转得动否。
论诗论之作用
古今诗论作者，诚乏射雕手，然不得遂谓诗论为无用之物也。创作与鉴识各是一种能力。可相辅互进而不必相合。通家自古罕有，精乎一能，亦不易矣。吾尝闻“能行不能言，国之用也；能言不能行，国之师也；能行能言，国之宝也”。取其能者，可矣。
又创作平平而鉴识精微者，世多有之。鉴识鄙陋而创作高妙者，吾未之见也。欲高其创作，必当先锐其鉴识。然则鉴识何以锐？曰：厚其学养而已矣。
论“旧瓶新酒”
看见小牧兄的帖子，提到“诗界革命”。恰巧手头有一本刚从地摊淘来的《饮冰室诗话》，内里录的是那个时代的作品，有些大概可算“旧瓶装新酒”的实例，便顺手敲在一起。……其实，象黄公度、康南海、梁任公等，最能反映旧瓶新酒之旨趣的，应是他们的古体长诗。其中欧亚文化、新旧名相披离错杂，而复元气淋漓，有以贯之，非绝大胸臆、绝大学养、绝大气力之大不能为。是亦时世所造，今者弗及也。
论诗词之技巧，兼驳訾稼轩者
会技术只是个匠！诗词之衰，在道不在术。
稼轩词固非小儿女所宜也！
论诗匠
所谓匠，见术不见道、为文造情、以物役我者也。
论诗之顿悟
渐极而顿，顿只是质变之一瞬，欲顿必有个量变的过程在先。证道、作诗乃至用情盖莫外是。
我非生而知之者，故所见如此。
论书卷气
胸中若存万卷，下笔岂得无此气？但不得以书卷掩情性之真耳。
读问余斋主人诗，兼论诗心
每有斥古诗为古董者，若此作，可杜彼口。善哉善哉！
有关怀而后有诗人。关怀有二，一曰终极关怀，生命本体之感悟与超越也；二曰社会关怀，社会历史之责任与道德也。诗体有古今之别，诗心无替也。心无替，诗不亡。
初学门径
《唐诗三百首》，不过清人所辑一流行选本耳，初学固可以为启蒙门径，欲窥堂奥，正不必胶此。如觉集中某家与己气类相投，可求其专集通读之，以达彼趣。所及稍宽，则可求各种唐诗古选本参合读之，如《唐人选唐诗十种》等，以见旨趣之离合，察标格之替易，然后默然有识于我心也。
至若汉魏古诗及《诗经》、《离骚》，犹不可不读，盖所以明本知源、厚息立格者也。古人设教，幼承五经，《诗》在其中矣。今人学诗，则率自《唐诗三百首》下手，每终其身惟知有唐。此所以今人不如古人之一因欤？
汉魏古诗，上接诗骚之绪，下启隋唐之风，最为关捩。即李杜辈，未尝不深相师法。初学或不能尽见，然宜取沈德潜《古诗源》与《唐诗三百首》共读，养成骨力，庶免坐圆滑流便之习。
此诸端外，行有余力，不妨辅以古人诗论，定有受益。清人诗论繁出，所究颇有精通处，或纵畅风旨，或细科字句，披检一二，往往得金。坊间向有《清诗话》之刻，可为案头首备。而若《《文心雕龙》》一篇，自是鸿宝，惟学而时习之而已矣
论《诗》兼辩学、思
前发《边见·初学门径》帖，推荐了几本我以为初学诗者所应读的故籍。有红笺君问曰"不知创作《诗经》的那些不知名的作者（劳动人民？）读过嘘堂推荐的这些诗书没有"。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未尝不能代表一种错误的见解，兹略答如下：
1、文化及其种种表现形式是累积而发展的，诗歌亦然。学承古人的文化遗产，博取可资，乃增进个人对诗歌之认识、理解及创作能力的最基本和有效的手段，这点似乎没有反对的余地。中国古代文明之发达，正是建立在对其前文化成果表示尊重和善于学习、继承之基础上。以诗言之，《尚书·尧典》载帝舜之言：“夔，命汝典乐，教胄子……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神人以和”；《礼记·王制》曰：“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皆其证也，未可遽谓商周古人皆不学也。至若其所可得师学之资粮也有限，或土人（君所谓“劳动人民”）竟不能有师学之机会，特文化未周广发达之表现也，是殆其缺陷与不幸也，乌得引此作废学亦可为诗之证哉？
郑玄《诗谱序》云：“诗之兴也，谅不于上皇之世”，盖荒古蛮民，虽“声音繁变寝成言辞”（周氏《汉文学史纲要》），然其歌咏颂祝，发乎草昧，无以文之，故不得以诗名也。及《诗》之作，兹体乃定，文质彰映，源流渐开。而其质朴未磨、直出心志者，犹可深玩，以矫今世绮靡浮薄之习。
2、红笺君似乎以为《诗经》的作者多是劳动人民，这也是个近几十年颇流行的误解，尤其在未谙国故者中间很流行。
征《诗》之源，可及西周“六诗”之义。《周礼·春官·大师》云：“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本，以六律为音”，授诸瞽矇，基本功能端为纳于乐教之国家仪式之记诵、祝祷或颂赞。今之惑者，率以雅、颂为庙堂之声，而风为民间土谣。不知“风”原义通讽，指乐中之一种讽诵形式。雅、风之别，只在音歧律别，如《论语正义》“王都之音最正，故以雅名；列国之音不尽正，故以风名”云然，初非以阶级、文化等级为划也。
若夫采诗、奏诗，如《礼记·王制》载天子于岁二月东巡狩，“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汉书·食货志》载“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诚为周世制度。然察《国语·周语上》“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语，可知“诗”之汇集，固非皆野谣俚歌，而凡其类，亦当有以文藻修饰之。风有讽谏义，周末王道日衰，而《毛诗序》所谓“变雅”、“变风”渐盛，就中亦多为卿大夫之所作所献也。
又，《诗》之定本删成于孔子，察其文体结构，可类分为五，郊庙祭祀也，王室朝会典礼也，贵族享宴也，贵族之“怨刺”、春秋流行各国之婚恋、农事、征役诗也（袭今人王昆吾说）。由此亦可证“劳动人民”诗歌说之非也。
3、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前帖专论读诗次第，只在言学，未畅体物谛心之谈，是或令红笺君质疑之端欤？然纵以思攻学，其疑也固妄也。
再复无板兄论咏时事诗
无板兄，大教敬悉。所言有可合者，而歧者固歧，容更陈之。
来教斥今之咏时事者多负道德上之优越感、满足感，遂不能尽艺者之能事。此我所不能认同者一也。诗言志，诗缘情，道德理想本情志中固有之义，诗人执此默察时事，写我心声，激扬蹈厉，寄托忧患，此何足病？顾此道德理想养之浩然，励诸颠沛，有之不假籍，出乎不得已，一旦发于文字，略尽其微旨深肠于万一，而感精神之愉悦、满足，此亦何足病？若道德优越感，有道德者恒居之，非欲凌驾庸流，特常觉世患于机先，莫辞大任于人后也。而世每多负其蛮触蜗角之浅见小利而感优越者，视此不亦陋乎？
至如所谓因题材之“特殊化”而拒绝批评乃至坐成艺术之“庸俗化”，我以为诚咏时事者所当深戒。幸知见所及，病此者寥寥。惟兄自命“有经验的支持”，复以“臆断”自遁其辞，俨然先验，则已置此论题于不可诤辩之地矣。平心而论，今之咏时事诗多有瑕疵，敢云尽美，然自是作者情志未深，心笔难协，初与题材无涉也。纵有之，恐亦缘久驰绮靡，常蹈虚声，方返实际，转难措手。故我谓时事诗，今日正不妨目为一特殊题材，以兴观群怨不绝如缕故也，以变雅之变莫能接续故也，以其为弱势者、为衰疲待起者故也。而兄置剿袭陈腔之滔滔者于不论，视徒竞侈丽之芸芸众若无睹，忽膏肓之症于将死，责扶正之方于未济，何眼中梁木之巨哉。
蕴籍一说，兄论之颇细。惟我前帖拈出此义，盖针对旧山等帖辞意而设，语境各异，与兄所发挥者未必尽同。约言之，我前帖所论，主用“直显”之对称义也，专言语言形式之婉曲者，且亦仅言不得以此蕴籍为评价时事诗之单一标准。原文具在，可以复按。而兄发挥之蕴籍义，乃该作品之形式与气韵神理于一词，究其侧重，或与我素所注重之"寄托"义略近。（如拙论《边见·一》尝谓：‘诗词虽小道，要须有寄托……寄托非窠臼，盖寄托不必同，如人各有一副面目也“）如此，则此节实无劳申辩矣。
又兄不喜见“社会生活”四字，以为“生活”足以括之。然题材原殊，界定甚明，咏时事诗固不同专注个体内在性之抒情诗，本多与外界社会现实结缘者也。兄亦知任何诗者之社会性均断无割绝之可能，然则何以讳莫如深，必欲去“社会”二字而后快？虽然，兄有说焉：“因为我知道，如兄等所谓的‘社会生活’是关于国家、民族、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等等等等那些大题目的，是摈弃‘狭隘的个我’在外的。我不以为个人生活琐事、悲欢愁喜、风花雪月、文字游戏就不值得入诗”。然除文字游戏，我何曾作此等语？此又兄之臆断矣。姑再引拙论时事诗之帖（《一通告示》），以辞所罪——
“所谓的新，我想大概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内容的新，即它是从当下的生存境况中，通过切实的关怀、体验而挖掘、开展出来的活生生的事物，而非优孟衣冠，无病呻吟。一个是形式上的新，即能够在语言、风格等方面做出有意义的尝试，不悖传统而有所发展。反映到创作中，二者可能有合有离，这就端看作者自己的创作习惯和方向了。”
“时事，可以泛谓现时之事，不必限其小大轻重。重大的社会事件固然是题中要义，种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乃至微细的新生事物，也都可预其列。另外，象重大的节庆或纪念日，同样可成为专题的选项，只要它们能够催生出发之以情、言之有物的好作品来。”
质言之，个我乃情志之主体，摈主体、灭性情而言诗，虽愚氓亦知其不可也。而我诚有不满于今日之诗界者，非“狭隘的个我”，特“个我之狭隘”也。琐事如何道不得？悲欢如何赋不得？风月如何吟不得？惟此中须有个情志在做主，有个寄托在活动。情志深广，堂庑自宽，便自无微不入，而无微不著。如前人评杜诗“材料一无拣择，义谛总归性情”，"正以其负力之大，寄悰之深，能直抒胸臆，广酬事物之变而无碍"。倘寄托薄寡，则体格必趋卑下，纵斤斤雕镂，丽藻纷缀，亦不过结巧构以菟丝，眩耳目乎一时，终不能卓然成其大家数也。此语虽征诸百代，敢言不易。
仓促作答，未尽所怀。见有所执，何辞往复。复录《文心》一节于下，以佐边见。若拙诗草草，正待兄点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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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风二中兄论诗病
李杜屈原所以好，正是能合其时代脉搏与个体脉搏于一。虽时代与个体内外有隔，亦终不可割裂，要归于一种特别之自家身份也。优孟衣冠，剪采为花，纵得形似，毕竟神殊。“置诸集中莫辨”亦何意义之有哉？其于人心之感动亦何有哉？诗固不以迎合大众为目的，此所以存自家身份也。诗亦不能跳脱当下而高明，此亦欲得自家身份者所必察者也。
同意（用故典陈辞）无奈说。然固当尽力避之，不得以此为偷懒之籍口。借兄喻，古来心肝肾林林总总，或基因全与现代不吻，或腐烂殆尽，或仍鲜活有力，移植之际，诚须谨择。
今人把旧体诗写得象古人，已是不易，然定非极致。把自家立成古人，庶几得焉。
今古韵问题，我是折衷派，以为只要有一个规矩便好，新旧无可无不可。在自己的写作中，则是尽量尊古韵，守陈规，盖自负尚守不好故也。
诗缘情，情不存，纵天花乱坠，汗牛充栋，总不济事。
我以为造成油的根本原因只是三个字——没文化。别人不论，我自己反正是坚决要在没文化的所谓大众文化前强项到底的。
论“为什么写诗”
诗是什么，我答不好，可能的答案（表述）太多了。“为什么写诗”容易答些，在我不过是一种后天养成的兴趣，一种习惯了的表达疏泄情志的方式，一种喜欢玩的心智游戏。在对此游戏的投入中，在学习和创造中，我时能获得情感和智性上的双重快感。某种意义上，它近于一条心灵的超越之途，虽然除了它，可能还存在很多种其它我所不熟悉的路径。
为什么要写旧体诗？习惯。只是习惯。我觉得这种体裁对我来说是亲切的，我能把握，而且能更好地把握。
旧札论诗
写作是件极辛苦的事，因为离开简单机械的生命之表相而转向本质，仅此需求之必要已非大多数人所能意识与理解，而诗恰恰肩负着这一任务——和其他真正的艺术一样——从内涵和技术两方面向我们的心灵施加额外的压力。你未曾放弃自我的练习，这诚为难得，犹其置身于文化极端稀薄的潮汕地区。但这条件之恶劣未必是坏事。在定力不够的青年时代，他有时可使你避开一些无益的影响，把更多时间投入到对自我的观照中去。不要疑心生活的贫乏，一旦付出真正的努力，你将发现，你现时所有的题材已是太过丰富了。一滴水的容量与海洋没有什么不同，每种细微的感觉，每件具体的事物，都可以将你引向真理和完美。诗的内涵要靠自己去挖掘、去充实，我无法越界站到你的生活基础上帮你来做，你的生命要靠你自己唱。
复天涯孤舟论第五种人
孤舟兄对四种人的划分甚有趣。虽然任何划分都不免有生硬处，但大体上看，这个划分确是成立的。对镜照照，自己大概是游移在一、二之间的吧。
补充一下，就网络诗词现状看，还有第五种人，就是对传统和现代都不大沾边而莫名其妙呼喊变革者，便如阿Q先生也参加过革命。他们数量可能比前四种都多，因为做这种人比较容易。当然，在严肃的划分里，他们可以省略不计。
附天涯孤舟帖及雀离佛跟帖（节录）
天涯孤舟——
当代人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不外四种：第一种是希望保持传统文化的传统性、经典性和完整性，因此全面继承传统文化的内涵与特质。第二种是对传统文化情有独衷，并希望以传统文化为根基，结合时代的特点，对传统文化进行发展和发扬，亦即所谓的创新。第三种是新文化的爱好者，却又认为应该在新文化中注入一些传统文化的内容以增强其民族性和传承性。第四种则是坚定的新文化自由性和时代性的倡导者。
但这四种人都不会“故意向古人闹别扭”——第一种人自不在话下。对于第四种人，早就在文化的舞台上获得了统治地位，因此他根本无须，甚至不屑去寻古人的麻烦。对于第三种人，由于他们的根基是新文化，对传统文化只是进行借鉴。所以他们并不需要得到古人，或者是第一种人的认同。因此他们也不会去打搅古人。对于第二种人，他们和第一种人一样，热中的也是传统文化。也同样的被那些个古人感动得一塌糊涂。因此他们更不会去向古人闹别扭。
那么，矛盾究竟在哪儿呢？这就在于，第二种人和第三种人一样，他们看到了传统文化和新文化各自的特点，希望在一定程度上“融合”他们。只不过第三种人以新文化为基础，第二种人是以传统文化为基础。而他们的共同点是在各自的基础上“求变”。但这种求变遇到了一个极大的问题是“认同”。对于第一种人来说，他们甚至能够认同第三种人，却往往不能认同第二种人。为什么呢？因为第二种人用的传统文化的名义而第三种人用的新文化的名义。这便是第一种人和第二种人的矛盾所在。（第三种人和第四种人未必就没有这样的矛盾）而我认为，二者的关系其实并不是这般你死我活。首先二者的基础是一样的。这就决定了二者应该站在同一条战线而不是站到对立面。面对新文化留给传统文化的有限空间，这两种人应该做的是团结起来共同去争取更大的生存天地，这才是积极的作法。而非消极的在原本狭隘的空间里去拼个渔死网破。
对于第一种人来说，何妨给第二种人一些认同。虽未必将他们当作少林武当，视其为四川唐门或也是可的。总是同脉相承的一个分支，却非异类。对于第二种人来说，匆匆忙忙的寻求认同这本身便是不成熟的。须知所谓的创新与发展，无一不是在磕磕碰碰，举步维艰中摸索潜行，三五十年也未必能有所斩获。无此耐性，就莫行此道。
雀离佛——
姑且把这四种人粗略的冠名为右派、中右派、中左派、左派。
右派不论，后三派肯定是要同古人闹别扭的。左派、中左派也许现在不闹了，因为他们已经大获全胜，而这正是闹来的结果。中右派则还在闹别扭中，因为他们对传统不满足，对传统的失势更不满意，两个不满，由不得他们不闹：）
实验部作品初辑·按语
经过版主投票，决定在精华区专门设立“实验部”。到以前的精华作品里翻箱倒柜，找了大半天，翻出些东西，算是第一批敢死队。肯定还有遗漏，以后慢慢扩编吧。
按说也该有个入选的标准，不过却有些说不清。我的原意是范围宽一些，但凡意识、主题、体裁及手法上能融入现代气息者，不妨都选进去。可选了一半，发现未免太泛，并不能行得通。现在所选的，大体上只看两方面，即是否有较鲜明的现代意识，以及写作手法上的创新。主题和体裁的新颖，不再作为标准，虽然它们其实也是所谓实验的应有之义。
然而，即便作出这样狭窄的界定，也还是有问题的。至少，古风的复兴，便未能包括进去。在我个人看，古风实在是古诗词之现代延续与发展的一大资源，它本身的自由度，或者已赋予它先天的优势，使它更宜于表现现代人日趋复杂的思想意识和情感。我们常能在文学艺术史上看到，真正有意味的革新，往往是在复古的旗帜下潜移默化的运进者。这次，古风作品基本没有往实验部里放，主要是考虑到在本论坛，它已拥有自己相当独立及醒目的位置，已是一个相当自足的实验区了。它和实验部的作品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
词，是我比较看重的另一个重要资源。虽有格律的限制，但多变的句式和节奏，众多可选择的词牌，也使它与现代性的情志表达方式较易贴近。本辑入选的词作，占了全部的大半，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这点。当然，事实上，在古诗词的各体中，我们都不难找到现代精神的印记。它们或隐或显，但我相信，只要写作者坚持书写真实的自己，关注内心及与此内心因缘互感的世界，就不可能完全和现代精神脱节。毕竟，我们是现代人。问题只在于，如何去体验，去把握，去艺术地再现。去连接现代和传统。
最后，还有一个标准，最基本的标准，就是艺术性本身。实验不是推翻既定的艺术标准和法则，而只是要历史地去发展它们、扩充它们。我们乐于见到更多有意识地、认真严肃地探索古诗词与现代语境之接轨问题的佳作，而不是贴上了“实验”标签的文字垃圾。
话又说多了。打住。大家一起努力吧。
论我的实验缘由
以前新旧体皆写，而情境自隔。大抵以新体写现代式的较激烈与复杂的情绪，如生存的焦虑感、幻灭感，对终极的疑问和思辨，而以古体作古典式的单纯的抒闷志愁。两种语境，互不相涉，也互不相扰。
现在对这种割裂越来越不满意。假如古体不能实际地“溶所思所想入诗中”，不能如实表现现代人之复杂情绪与思想，则它必然是不完满的，是欠缺了诗之为诗之根本的一种假形式，是终不免且应当淘汰的。我已不作新体，又不愿承认古体的末路，故只好硬着头皮胡乱尝试了：）
与独孤兄论古风书
兽兄在一个跟帖里对唐风近来的古风创作风气提出了委婉的批评，认为“唐风现在似乎只有秦汉魏晋，恍不知有唐，更遑论两宋烟火，这孟婆儿的古风口袋儿是不是放的太大了。”这个批评很有意思，忍不住要回答几句。因所谈内容已非对原主帖作品的评论，兹单开一帖。
我个人是比较推崇秦汉魏晋的。所以喜欢，是因为觉得它们里面有股子真率之气，有质朴的情操，有深切的关怀（这个关怀通乎社会与个体两面）。这些东西我以为是诗的根本，而恰恰又契合了我的性格，故不得不赞叹它们的好处，并步武之。
至于唐宋及以后，代有作手佳什，我焉敢不敬。比如李杜那样的唐音之高峰，元气淋漓，我也不能免俗地要仰止一翻。但我对他们的仰止是默然的，因为已有太多的颂扬之词。而这些颂扬合拢起来，适每使人尽见其伟岸之表，而忘却了他们的生命之歌的根底。
我读诗不多，读书甚浮，或如昨日跟碰壁兄帖引白华山人语，对古人，我大抵只是“遥而望之”。即便秦汉魏晋，我也没有专门去做过文本的研究，只是感受它的气味而已。我只是我自个儿，从没想过要承延哪朝哪家的衣钵或香火。我不认为有这个必要，也不鼓励别人这样做。
关于古风，我在唐风“实验部作品初辑”的小序里提到过几句——“在我个人看，古风实在是古诗词之现代延续与发展的一大资源，它本身的自由度，或者已赋予它先天的优势，使它更宜于表现现代人日趋复杂的思想意识和情感。我们常能在文学艺术史上看到，真正有意味的革新，往往是在复古的旗帜下潜移默化的运进者。”——基本能代表我现下对古风的看法和期待。这里，古风并不是个断代性的名词，不囿于某朝某代或某种风格，更不简单的是某种旧语文之惯性。它的指向是开放的，并是立足于每个创作者的当下境况的。在我看，所谓古风，盖古典诗体中之自由体也。惟其开放与自由，故常能尽我人眼中、心中之千奇万状而现其本真。
也因如此，古风是很难作的，甚至比律诗更难。它没有严格的框子，固然少了形式与格律之限制，但同时也少了利于攀附的脚手架，好比叫人凭空摩云。故创作者必须真有心，真有气，要能在空中把抓住这些无限飘忽着的东西，使它们聚拢、现形。至于有意识、无意识地将打油妄称为古风，或者徒然在语言形式上拟古，很是常见。好在明眼人不难看出其中的本质区别。
其实，古风现在还远谈不上复兴，在唐风这块土地上见到的，也不过一些萌芽。我以为这萌芽是件好事。记得鲁迅在评勃洛克的诗集时曾太息，中国只有有山林诗人、馆阁诗人、风月诗人。我寄望于古风者，亦隐隐与此太息同。
言不尽意，幸兄裁之。
再复独孤兄
兽兄第一个回帖说得很明白，我也没什么补充的。其实这帖子与其说是诤论，不如说是借兽兄的话头清理一下自己近来的思路。
后面的跟帖，似乎与古风创作本身的关系不大，引入了另一个话头，即话语霸权或者“群体趣味暗示”。老实说，我对将话语霸权或者“群体趣味暗示”这类后现代的大帽子扣在这里很不以为然。人活着总是要有个意义的，人做事总是会有个方向的，人说话总是有其意谓的，而人和人总是在交流沟通中相互影响的。在文学问题上，有所提倡，有所反对，是任何严肃对待创作的人都不免且应有之执。而整部文学史，也就是在这样的不断批评与反思中绚烂起来。如果脱离所面对的问题本身之具体分析，将但凡鲜明之主张与趋向訾为所谓“话语霸权”，这本身就是一种极霸道且很无聊的“话语霸权”。这恰恰是首先预设了一个“政治正确”的标准，然后拿它来号令天下。与它所要打倒的自由批评相比，这种“齐物”办法的后果或者更恶劣些。因为它冠冕堂皇地在根本上消解着自由表达的权利，鼓吹着一种无生气的乡愿的趣味。
再具体些说，唐风的古风复兴之萌芽真是一种“话语霸权”吗？我以为不是。首先，它不是主流，不论在唐风还是在整个网络诗坛，它都不是主流。然则何霸权之有？鼓吹古风的言论很多吗？显然，不多，甚至几乎没有。它有排斥其它的诗歌体裁吗？我的记忆里也没有。那么，是否版主（包括我在内的唐风前任版主）运用管理功能进行了些不公平的裁判呢？我肯定绝对没有。不错，最近一年，唐风的古风出现了一大批佳作，精华区里也入了不少。但这些作品的质量可以复验，我敢拍胸脯说，它们是站得住的，质量绝不逊于其它体裁的精华作品。而其它体裁的，只要有一善可取，也不会被抹杀。说到底，古风复兴之萌芽，正是取决于这些作手踏踏实实的用心创作。若因这些作品的魅力，影响了他人，造成了学写古风的风气，我觉得是很自然与合理的。如果一定要叫作“群体趣味暗示”——其实不妨称为明示——那我以为这暗示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对于后现代的东西，我一向不甚感冒。一来时域不同，西方人所要消解的东西我看在中国还没有建立起来，即便久远的以后建设成了，也未必要学西方的样子去做；二来这些东西到了国人这里，我怎么看也没脱了老庄一流玄虚的口气。中国的事情，包括古诗，最大的坏处便是坐在这玄虚二字上面，总是不肯向实际里讨生活，睁眼说瞎话而引为高明。然则中国的事情与中国的古诗，终究不能有一实际的出路。
与良友兄论民歌书
闺阁良友兄在比兴发了一组民歌，起了个有趣的标题，叫《采风民歌一束·羞杀网络诗词哼哼派》，盖有所针对也。我看了后，觉得他的刺有些偏差，遂回了一帖，进行批评，而良友兄则谓“我个人为什么如此推崇这些民歌？就是特反对于一些高蹈罹空、不扎实于生活的一些所谓学问家”。其他也有些网友表达了自己的不同见解。
这个问题，我想了想，似乎与我前些天所发《与独孤兄论古风书》里的意见也略有瓜葛，正好可以借此讨论，再矫正一下可能产生的偏见，遂又复了一稍长的帖子。兹将二回帖并于一处，以就教于高明。
帖一
民歌有它的价值，有它打动人心的质朴力量，但这不能代表它是好的文学或者高明的诗。文学出于生活，亦必高于生活，乃有价值，便如要从矿石中提炼出高纯度的金子。
如果单单拿金矿石来贬低金子，恐怕很荒唐。当然，在镀铜的西贝货和真矿石之间，我宁取后者。
似这几首民歌，我个人觉得没多大意思。它们还太粗糙，离我觉得配叫诗的那种东西还甚远。它们只是民歌而已，或者能有民俗学的价值吧。
帖二
我是一直憎恶无病呻吟、优孟衣冠之花瓶或古董的，为此写了不少闲话，得罪了不少闲人。同时，我也很讨厌轻薄无根、恶谑打油之类的东西，以为它们对诗的损害，不下前者。前者伪，后者俗，皆诗之贼也。
兄此帖的本意，我想并不能算错，大抵是要向前者开炮。但我觉得兄的武器没找对，很有除此害适以兴彼害的危险，所以宁可冒犯了朋友，也要当头浇盆冷水。“可以向民歌学习，但不能把诗写成民歌”，三江兄的这句话，正可代表我的看法。
至于拿《击壤》、《上邪》一类古诗来做民歌的后台，我看不大靠得住。沿用前喻，流传下来的古诗佳作自然有不少是民间的创作——姑不论是否经过“文化”——但在整个民歌的矿脉中，它们只是极少数自然生成的纯金疙瘩。我们可以赞叹天地化育之奇妙，能够造成这样稀罕的好东西，但不能因此将整座矿脉、包括其中的泥沙都视为金子，而放弃了炼金的工作。
写诗是微妙的炼金术。写诗的人要去观照天地造化，体察生命的运进，去把握其中每一个本质和细微之处，然后去进行语言之创造，令普通的事物和情感获得崭新的诠释和呈现。这个工作很艰难，任何对自我本真的轻视大意，以及对艺术标准的松懈，都会使这工作变成无聊的儿戏。禅宗有句形容大修行者的话，叫“高高山头立，深深海底行”。匪此功，我们无以摆脱贫乏之境。
自然，这些话只是对那些敬诗的作者而言的。对于他们，诗是极贵重的东西，和生命一样贵重。工作者且工作，游戏者且游戏。
再复良友论贵族、大众文学
来教敬悉。兄这次明确提到“所谓贵族文学和大众文学的比较”，我以为正是可商榷的问题。据我所知，在中国，这个划分是五四诸子提出的，他们声讨旧文学，一个口实就是旧文学是贵族化的，是没落而脱离大众实际生活的，故要革除之，且在后来的革命者的利刃下，确乎革除殆尽了。然则随着普罗大众的胜利，中国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化，也进入了整个历史上最黑暗、最可悲哀的一页。
然则旧文学到底有没有贵族化的弊病呢？我以为若将贵族化等同于空疏玄虚、不干实际，乃至今日依然泛滥的无病呻吟，则确实是有的。且这个毛病很大，很应该鸣鼓而攻之，以求改进。问题在于，这个等号在严格意义上是可诘的，因为在大众化的东西里，这个毛病依然存在，甚至更甚，大抵变成轻薄与恶俗的杂交品。事实上，拿政治化的阶级理论来界定文学之价值，本身就是偏颇无理的。如果一定要有所区隔，那么也只能用文学自身的尺度，也就是说，文学世界里只存在两种阶级——有智识阶级与无智识阶级，或称有文化阶级与无文化阶级。
有文，乃可称文学。在此意义上，我们便不难明白为什么普罗大众的全面胜利，会造成文化史的空前劫难。以不文僭文，强文就不文，自然只有破坏，而略无建设了。
因此，对兄提出贵族文学和大众文学之比较，我以为是似是而非的。若谓大众文学优于贵族文学，我更断然不能接受。在我眼里，贵族这个词是精神性的，是有智识者的代名，是人文精神的化身。古代的弘毅兼济的士，以及秉持道德理想与人文关怀的现代知识分子，乃配享此殊荣。就此而言，鲁迅与其说是普罗大众的喉舌，不如说是贵族中的佼佼者更为合理。同时，我也一点不想掩饰我对所谓“大众文学”的鄙薄乃至厌恶。它们象蝗虫一样在文学的园地里遮天蔽地，使我们不能有一点点真正的收获。
现在的文学界，不患大众少，惟患贵族稀。这才是实际的情形。
至于兄对我个人的委婉批评，我检讨了一下，也觉得有必要辩白几句。
第一，兄谓我“在苦苦寻求国学一脉的继承和发展”，实在让我脸红。我一再说过，自己学问很粗疏，学什么都浮光掠影，不成体统。近来在诗歌之创作与思考上耗得时间多些，也只是因为事费心怠，百无聊赖，除此竟找不到什么其它更好的业余消遣。专业研究，我本是无心也无力去做的。
第二、我从不认为网络诗词已经兴旺发达了，只是觉得它还有生命力，竟许还有在以后兴旺发达的可能。
第三、向现实讨生活，确是我一贯的主张。我的诗水平如何姑不论，但有一点童叟无欺，就是绝对无感不发，且都出于现实生活的真实所历、所见和所感。兄嫌我写现实写得少了，大概是因为我曾拈出“兴观群怨”的老话，标举时事诗，而感到我自己作得却不够多（我粗粗想了想，时事题材大概只占到我近两年全部作品的三分之一强吧）。这里怕有个误解在，就是我所理解的兴观群怨与现实，是通乎社会与个体两面的，我不敢为了达到一个崇高的主张，硬安排自己去做社会的镜子或鞭子，去对那些我没有强烈感受的社会现象发言，并用这种崇高的东西彻底取消了我的私生活。一句话，社会是要关注的，自己也是要关注的。革命是重要的，和朋友喝酒、和女人睡觉也是重要的。关键是做这些事、写这些事时都要认真诚恳，都要找到其中的真趣，这样便无愧于现实与现实的诗了。
要吃晚饭了，打住，再聊：）
论真古风
不干西风，不干东风。立足当下，是真古风。
复公泰论文言诗词
“苟苟歌”、“仓央嘉措”及“今宵我欲招红粉，吩咐江山一点愁”这类的作品，对我来说倒是相对容易。“苟苟歌”是激情的产物，有了强烈刺激——恰好我是比较容易受刺激的人——不难喷薄而出。后两者又等而下之，只要平日的感慨稍微积累一下，运用些常规技巧，便可足篇。问题是，在古典化、模式化的激情、感慨和技巧外，文言诗词就真的无可言说了吗？
我觉得不是。反求诸己，大量真正的现实的思维意识因语境之阻隔而尚被闲置。而它们或者是一个诗者所应努力去挖掘的宝藏。在个体中寻本真，在存在之实在中发见个体，显然还有大量的工作尚待完成。
复帖论美感
如屈兄言，我不以为“清心静气，益寿延年”是诗歌所必具备的功能。我只想如实地、艺术地表现我自己的所思所感，而我恰好不是一个很清虚飘逸的人。我的有些作品可能较晦涩，比如这首，因为它所想表现的东西本身就是晦涩不明的一种境况，是抽象的不断游走着的一种思维之绪，而非静物。
当然，晦涩肯定也与我的表现力有关，如果我的表现力再强些，所想表现的东西或者能更明朗些的。
关于美感，问题有些太大了。什么是美，构成美感的要素是什么，这些都是讨论了几千年而没有定说的。波德莱尔的《恶之花》、陀斯陀也夫的《地下室手记》、卡夫卡的《变形记》读了未必让人感到愉快，然则我们能肯定地说它们完全不具备艺术上之美感吗？我不敢这样说。另外，在某种意义上，诗人只对他的诗负责，而不必对他人或社会负责。诗人不是鲜花店老板。
复帖论文言与白话诗之关系
这个还真不好回答。我们可以说，文言诗词是被一种文化暴力强行扼止、赶入边缘的，而同时，这种扼止亦有其必然性，是与西方文化的东渐合拍的。时至今日，我们已无法想象也无力且不必去改变这一语境转换的历史现实，甚至无论如何坚持传统价值，我们也无法将如盐在水的新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从自己身上驱除殆尽。这时，我们要求于文言诗词的，只能是自身的调适，使它能够继续能够承载与体现“缘情”、“言志”的基本功能。也就是说，继续是“诗”，而非一种因其以往成就与文化情结而故意保留下来的可有可无的东西。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我们应该要求它“无限延伸”，便如一个中止了延伸的涟漪，只是消失了的涟漪，一只停摆的或者无法再准确显示当下时间的钟表，只是一件摆设。我们的工作，就是继续向现实之水面投出语言之石子，继续给锈蚀之发条涂上新的润滑剂。
至于白话诗，我以为是另一个涟漪与钟表。和文言诗词一样，只要它是“诗”，自有其无穷的意义与发展空间。两者不是对立的。对立的东西永远只是“诗”与“非诗”。
复帖论得失
若有所失就对了。无失则无得嘛。我不想再在古人画的圈子里打转了，他们的审美意境是他们的，我的意识和他们不一样。我写自己的。
当然，必要的文言形式和语感还是要注意保留的。
论复古与求新
我的复古与求新，都是出于一个目的——求真。
复帖论诗无定体
道无古今，有古今则无道。家非在亡，言在亡则非家。诗无定体，诗随心转，但能转心，即是诗家。我辈但解作诗，诚无意求知诗为何物如古董如定律者。而后世之欲以物求诗者，读我辈诗亦皓首无得也。
天无定法，法岂在天。无法无天，诗之大者。
评小鱼诗论实验
确乎是有可印证处。五古，实验，这是一目了然的相近。个体的感受，当下的，在实际生活中体味、观察着，并直接呈现它。
语汇也是直接的，是当下这个世界的，不假从他处移借。此是真实。
文言诗词在一个固有的范式里泡得久了，以致如福尔马林中的标本。无论如何腾挪，厚厚的瓶壁总碍伸展。而最关键的问题，是习惯性的表演，而非呈现。
呈现才是重中之重。
我现在有时宁可陷于混沌，被混沌牵扯。
复惟斋论实验诗
未必。实验只是要回到诗本身，回到生活本身。
我自作我，不与古人一个鼻孔出气。
再复惟斋论实验
“实验只是要回到诗本身，回到生活本身”，这话我以为是个恒理，自审和现象学的什么原则没有直接关联（老胡塞尔的砖头我家里有，不过实在没有认真地去啃它）。兄提到现代性，是狭义地论当下主流之时代精神。而在我，其实更多是宽泛地去说现代性，即通于古今的每个当下的那个现代性。即每个时代在其当下都是现代的，在其时域中之作者当直面其亲历亲在的那个现代，而有所体验，有所呈现。故我所谓实验诗的根基只在诗本身，只在生活本身，而固非现代诗也，虽然它们所面对与所呈现的是同一个现代。
易言之，兄拈出的古典、传统为静态中之观念，所论乃以新变与守旧为两橛。而我所重者在变动中之通量，以为但得此通量，则新变仍摄通中。至于传统文化的熏习与继承，语言基本功的掌握，我自无意去反对，而且坚决赞同。
复帖论孟德
孟德至人也。屈子而下，一人而已。其作一派神行，通天彻地，汉魏余子，惟陶公奋浑元之戟，差足抗手。若子昂怆歌，惟充粗婢，太白奇气，只堪偏师。子美但尽人事，固不在此俦，不必较也。若后之谈玄说妙拈花指月一流，津津自得于口舌，何啻叶公好龙，画饼充饥，几曾捅破一层窗户纸？诗之伪而滥，良有以也。
复帖论昌黎、山谷
昌黎虽有铺张太过、诘曲聱牙的毛病，到底元气淋漓，能独辟新境，不愧一代豪杰。其所未达，时代所限也。故论之不敢太苛。若山谷，才囿曹邺，不成大邦，随拈一诗，大抵有疵，未见特出，其于老杜，实隔霄壤。而贪着使事，理枯神窘，便开后世饾饤为工、刻镂是尚之恶法门，政将有以抑之也。
碰壁兄提到诗法的问题，我以为也是高抬了。文言诗词，特别是律体，翻来覆去也就那些句式，翻不出多少花头。我不觉得山谷比唐人有多少发明。
macbaren兄提到“玩纯技法”，怕也是高抬了。句法如前面所说，至于结构，我看更谈不上。魏晋、唐诸大家的古体长篇，结构上比他只高明而不逊色。他注重技法是不错，不过是掩其才力之不足而已。这和现代性的诗之本体意义上的自觉意识，恐怕不能相提并论。假如他真能喊出为艺术而艺术之类的口号，我倒要佩服他一些，虽然未必赞同。
碎语若干
关键是否心里有个声音叫你一定要写。
诗果欲佳，敷衍不得。
意识总是流动的，只是我们往往忽略了。
诗思正要抑而后得。
景如贼，情如虱，须勤捉。
老军日前于公社发《实验至此，封尸而还？》帖，再度引发关于文言诗正名、实验性质及走向之讨论。因复二帖，略如下——
回帖一
曾见有人拿口语/时语的掺入来否定文言系统的存在，俺以为完全是悖离常识的诡辩。文言系统是一客观的历史存在的活的中文书面语系统，在历史发展中，它不断吐故纳新，与口语系统分层地并进。若无此系统的存在，则近代白话文学运动亦无从发生。
而正因为文言系统是一活的语言系统，故文言诗仍有其生命力，仍可执行其表意达情之功能。而此活的能力，仍要靠我人的创造性写作去实现与完成。
也因如此，俺对前帖对文言诗语言特性的看法不能认同。“我以为，诗所应用的语言，是一种类文言，或者准文言。但无论如何，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言”，这种说法的逻辑基础，是首先设定有一个既定而已死灭的“标准文言”，或“真正的文言”。这个标准化的文言“在宋的时候，……已经绝对从日常生活中消失了”。俺不知道建立这个标准文言及其断代的合法性何在。
至于“诗家语”，和文言系统是不同范畴的概念，一约语言之基本属性言，一约语言之艺术属性言。马嘴牛头，不必相对。且“诗家语”如可施于文言诗，则亦可施于白话诗，于澄清、正名没有任何意义。
对“实验本来只是熟稔者的事”的意见，俺也只能认同半截。熟稔者固然对文言系统有较深了解和较强驾驭力，较容易在文言系统与口语系统、古典语境与现代语境的双重坎堑间周旋，从而较稳妥、有力地盘活业已僵死的文言诗写作。但作为一种写作意识，一种内在于创作的精神指向，实验之途对任何程度的文言诗写作者都是敞开的。
“实验体”的问题，在这里也再次被提及。俺不知此节是什么命意，是正论，还是反讽？俺只想指出一个事实，当下较严肃、活跃的实验者，实验的路径大多不同，语言风格也在在回异，如俺与佛爷即有很大差别，老蝉和兽头也显非一路。俺很好奇，这个“体”是谁、是怎么判摄出来的。若只拿俺个人说事，或不妨说有个“嘘堂体”，但俺的风格远远涵盖不了实验的全局。何况，俺的“体”也还是阶段性的，俺还没打算用棺材盖把自己闷死。
朵兄提到“垄断”、“收编”，最近看到一些言论似是隐隐对此而发，顺便也说两句。公社是实验的发轫地，也是最大的实验作者聚落，但不论对内对外，所有的交流都是平等和自由的，其共性，是建立在每个作者各自独立的差异性之上的。这里并不提供任何终极裁断，而只提供一个自由写作与批评的平台，只提供种种通向审美世界的可能性。事实上，每一个实验者都只是且只能自己寻求属于他自己的语言突围之径。如果有垄断，也只有审美对心灵的垄断；如果有收编，也只有时间对作品的收编。
回帖二
关于前帖提到的“群体认同”、“阵容”，俺不想再多做评论，因为在前面关于“收编”、“垄断”的回复里俺已经表明了态度。实验之无明确定义，是它的精神指向所决定的，而不是什么扩编的策略。至于鱼龙混杂，固然是事实，但这是极其正常的现象。在保守的诗界，这个问题更严重，因为它更缺乏批判和自否的精神。作为实验的倡导者之一，俺很高兴看到实验对诗界业已产生的冲击和影响。俺也一直很清楚实验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只和诗歌写作有关，此外的东西，俺没有兴趣考虑。
还是这话，实验，只是大体标示出一种写作的精神向度，一个与传统写作相区隔的划界。举例说，便如所谓现代主义，本身并非一蘅定、明确、规范而放之四海皆准之指归，也不是一个严格、具体的艺术流派。象印象主义、抽象主义、表现主义、立体主义、构成主义，超现实主义，都是现代主义筐子里的蛋，而也只有通过这些品类不一的蛋，现代主义这个大而泛的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才能被真正建立和了知。
同样，实验的发展中，不妨出现具有表现主义特征的作品，乃至形成流派。但这作品或流派绝不能替代实验的全体。表现主义，或者会成为实验的一种可能性，但实验本身绝不是局于表现主义一途一径的。
实验，是精神向当下情境的回归，是语言对审美惰性的突围。正如俺前面说过的，它面临的是文言系统与白话系统、现代语境与古典语境的双重坎堑。在整个文言写作的历史上，这个历史情境是极为特殊的，而实验正是在此特定情境中提出的特定指向，因此与一般泛泛而谈的“创新”概念不能混同。现在，实验还刚起步，不必过分高估其文本的审美价值。但它的历史价值，已经凸显，并将通过写作实践进一步凸显。
昨晚换了五个场子，连续喝了十多个小时的酒，到现在头还在疼。不过上来一看兄弟们的评论，很有吃了夜草的暴富感。呵呵。
和老碰的比较，俺承认老蝉的“貌合神离”说。“目的性明确圆睁双眼地可劲观察”，正是俺这个笨人的笨办法。事实上，在整个旅游的途中，俺都一直在小纸片上记下一些能够唤起感受的关键词，如同画画的速写，以为后来组织和剪裁的材料。或可说，这个旅行对俺本就是个观察和感知的工作。带着这样强的目的性旅游，可能多少有些无趣。而在努力观察和感知中，倒也获得了一些不同形式的介入世界的愉悦。
俺其实是很拙于观察的。记得十几年前看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里面一篇文章说到观察，说同样看山景，一个平常人只看到几种颜色，而高明的画家则可看出几十种的色泽和层次。那时，俺就深受触动，自知笨拙，而感到自觉训练的必要。又过了几年，俺开始知道写诗是个“观察—体验—呈现”的过程。这样的写作宗旨，不免首先便有主客的对立。而如何在最后的文本呈现中尽量消弭这种对立的痕迹，则是俺需要继续努力的一个方向。
当然，这只是一个方向。还存在其他的方向，也在诱惑。惟在此意义上，俺敢说这篇东西绝对是实验的。俺以后的东西，也一定都是实验的。
这和无板兄提到的“和古人一样的老实态度”并不完全矛盾。有时候俺恰恰觉得大多数古人都太不老实。他们只会用情绪说话，用格子填字，却丢了自己的眼睛和头脑。老陶不如是，所以他大，所以是俺师。老陶始终在原点上，或者一直在返回原点。实验和传统的斩不断的渊源，或就在这个精神原点上。欺骗，总是容易的。老实，则需要功力。
而白版所谓“老陶是自我体认的静谧，而非冷静”，筷子兄所谓“读陶并不觉静，而是缓缓地流动”、“他不静观或者投入，不呈现或者展示，不审美和思索，只是闲谈，有时跟自己，有时与景观”，都是很有发明的话。这点上，老碰确实更是陶门的血嗣，俺只在精神基调和语言趣味上和陶亲近，而另求不同方向的隳突。说到底，这是生活背景和个人气质所决定的。便如佛爷的东西，也是从陶家大院跌打滚爬出来的。他的异类，在于他另有所秉，另有发挥。
晚上还要喝酒。如果回去的早，还可再翻几页陶诗
“我是个文化保守主义者，或者甚至可以说是复古论的坚守者。诗词的延生当然需要新变，但对于求变新我始终觉得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当前根本缺乏这样的基础。就诗歌而言，我是完全否定那种粗暴的嫁接式的所谓创新。它的变革不能以改变它的内在气质为代价，董仲舒云：‘有可变，有不可变’，又云：‘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
俺基本不能同意具沤兄的看法。上引的这段话大体可以窥见论旨，就此略说几句吧。
先说文化保守主义者。文化的保守，在写文言诗的人，大抵不能算是贬义。无论主张培元固本的，还是主张实验创新的，在文化上总的来说都站在一个立场，都有对传统文化的同情乃至认同，以此为自己的脚跟所在和思虑所托。二者的分野，只在守与进，只在复与创，也就是说，一为复古为宗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一为创新是任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借用宗教学术语，一为文化保守主义中之基要派，一为文化保守主义中之自由派。基要派未始不求新变，而终以一先定的道统、文统或诗统为恒居不易者，离此则为判道，为破坏。自由派未始不言承继，而必以文化自身的现代调适与阐发为原则，必否定教条之存在。苟相斥，则此泥彼野，此腐彼猖。基要派固谓“有可变，有不可变”，“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自由派亦可恒引“变则通，通则久”、“日日新、又日新”之训相抗。而摄于文化保守主义下统观，则合者亦易见，殆俱期为其所依止之文化图存、绍扬也。举个不尽恰当的譬喻，二者如金庸笔下之华山派剑、气二宗，各循其道，而在外面看，还是一个华山派的。
回到诗上说，俺是一贯强调形上/伦理之境与审美之境须分开看的，观点与何浩、丁得诸君相近。道或有统，而诗必无统，且道统必不得统诗。道之所照所用在公共，诗之所生所感在个人，俺以此为不易之理。诗无统，则无任何先定、恒居之“内在气质”可言。时空易，人文易，心志易，诗何得而不易。此易适为不易之易，为通中变，变而通。若具沤兄举词体为例论“内在气质”，不免勉强。盖词仅文言诗体系中之一体，为其中一“特殊体裁”，固不得以偏盖全。既词之一体，泛而论之，两宋有异，刚柔亦殊，此中差别，诚寻常耳目可知见者，未审如何划一？至若深诋观堂，人各有见，未为不可，然此终只是以常州一家之统攻之，不足证其欲树之旨。且观堂之变，或适为反例，可证词中亦无一恒定之统。
又嫁接一说，俺亦有微词。何代文学无嫁接？何种文学无嫁接？即今网上网下作诗诸君，何人脑中无中西思想嫁接之果？苟诗经一脉与楚骚一脉可嫁接，文人诗与胡乐俚曲可嫁接，乌得谓今日中西诗学不可嫁接，新语境与旧文体不可嫁接？嫁接之初，或不免失败，不免不伦不类，而渐入佳境，水乳交融，亦未可知。近两年来，每有朋友责俺开实验之端，鼓躁进之风，使初学者亡失根本，眩奇售巧，是亦以“粗暴”之嫁接责之也。俺承认他们所责的现象存在，值得警醒，但不认为可以执此而责实验，责创新。盖嘉木之侧，岂无杂草，新变之败笔之末流，与守成之败笔之末流无二。实验与求新，原非易与之事，真正的实验者必是严肃的，于传统与现代之人文有所会心的，于个人与时代之境况有所观照的，而非玩弄机巧怪异的文字游戏。他们的嫁接，是要在不绝如缕的传统人文与瞬息万变的现实感知之间搭起沟通之桥，让诗性继续延展于世间。他们知道新变是个漫长的过程，所以他们从当下、从点滴开始认真做起。
进言之，在俺，对于“粗暴”的嫁接，或者简单的复古，都不认同。经云：断见常见，皆是邪见。斯语可味。
先谢诸兄抬爱。
在俺本人，确乎也是视《玛笃克》为自己去年最大收获。正如易兄所见，追求大诗，是俺近两年来越来越重视的一个方向。和俺另一个比较关心的概念——纯诗——相比，大诗在当前文言诗写作语境中的重要性显得更为紧迫，如果不是更为重要的话。以俺看，大诗在某种意义上是可以涵括纯诗精微之境的，而在时空之托付与延展上具有更大的张力，一如大海之纳百川。向上溯，中国古代文言诗不乏纯诗精神，常造幽澈之渊，而大诗的创造，则寥寥可数。楚骚，可谓中国古代大诗的典范，诗经里一些篇章也有大诗的分量，可惜随着巫——史精神在后世文学语境中的弱化、分离，大诗亦渐从诗界退出，后继乏力。故以今日眼光看古代诗歌，多尽玄远之致，而少混沌之力，每局一己之怀，而微六合之慨。愁苦及身，不能深味，直如贫人献宝。忧患宛在，蔑加荷担，何啻好锦在棘。俺之重视大诗，以为今日当远汲诗骚之脉，广摄九域诸流，其缘固在此也。
虽然，《玛笃克》只是个人的一次突破，离大诗尚隔得远。放到文学史中，显然分量还远不够。近来广读诺贝尔奖诸诗家专集，愈发感到自己诗艺的疏浅，同时也愈感文言诗危机之重。然则，只有继续走下去而已。
若易兄所赏《有霉》，是俺另一方向之探索，倾向个人与细节，或可谓抒情性之纯诗。这个路线，俺也刚刚开始，而与大诗之追求不悖。大地震动是诸法实相，拈花一笑亦是诸法实相，其有隔乎？其有隔乎？
——读天台兄帖的一个回帖
“中国后世诗歌的问题，不在体裁，更不在字句，而在于内在精神的停滞。这种停滞，与文人化有关，与文人阶层把诗歌作为消遣而不是作为艺术、作为生命的一部分有关，表面形式也许严肃，内里却是极其不严肃。这种价值取向使业余色彩弥漫了各个艺术领域……诗词乃是小道，中国缺少长诗，也许就是因为在这个传统体系里，高等文化根本就是排斥劳心劳力的、不认真的。”
老蛔虫这段话的意思俺感喟很深，也不停地在自己的帖子里嘀咕。文言诗要有出路，首先要有一批具有自觉的现代专业精神的诗人。这也是实验的第一要义。言志也罢，缘情也好，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诗人必须把诗歌当作他生命中最本然的事物，当作他生命里最重大的一个根基和付托，以此为其存在的意义。即便不能在日常生活里纯粹做到，但至少要在兹念兹，颠沛不离。这和传统写作模式中习见的简单的情绪发泄是截然不同的。诗人要在生命本体和诗本体间反复折冲，寻找家园。
在中国诗歌传承里，其实对苦吟一向不很抬举，而更津津于下笔千言、慧捷恣肆的天才。“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垂”，往往是对迂拙迟钝者比较客气的轻谑。而在俺看，推崇天才的习惯，大抵只是不断培养出大批可有可无的浮才和浮诗而已。举例来说，世以郊岛齐名，而俺年来尝略检孟郊、贾岛两家诗，觉其工夫，一在生命底里，呕心沥血，一在文字表面，掠影浮光，郊远在岛上，诚不可同日语，不免对二人齐名感到诧异。而后世即有推郊者，所赞亦多在所谓瘦硬的风格皮相，未达其髓。韩文公倒是难得的识货人，对郊极力推崇，而其见赏所在固难穷究，后世辄多以伟人偏嗜而一笑解之。其实在这里，或适反映出一种潜在的诗歌写作和审美的态度。古今之别，亦可于此寻味。
至于长诗，老蛔虫说是的是一个方面，肯定是一个重要因素，然还可从别的角度来补充着看。比如，从中西诗歌发生的原型看，中国诗歌开始就基本是从抒情诗原型生发延续下来的，而西方诗歌则更多的秉承史诗、悲剧传统。其源也异，其流自别。象屈子，承袭楚巫文化，而此非后来中国文化精神之主流，乃成绝响与异数。后世中国诗歌非无长诗，如《长恨歌》、《圆圆曲》，然终不过较长的抒情诗——或抒情与叙事之混合体而已，与西方长诗如《神曲》、《浮士德》、《杜依诺哀歌》、《荒原》诸什之篇幅、神理固不相侔。必欲合参，则古诗十九首、陶诗中诸组诗，俺以为或可相匹，盖其精神指向略同。而陶诗作为个人生活、精神史的诗化文本，尤其值得注意和借鉴。
由此，自然引到另一个俺近来一直在琢磨的问题——当代文言长诗是否会出现，以及它可能以何种形式出现？俺个人认为，现代文言长诗创作虽然目前还看不到象样的文本，但既已进入当前的思域，则完全可以探索。并且，这应该是文言实验的一个重要方向。别人俺不清楚，在俺自己，是已经在做这方面的准备。这两三年写《古诗九首》、《饮酒》系列，都是有意识在做初步的热身。至于形式构架，鉴于文言诗文体、韵脚等方面较大的限制，糅合骚体、陶诗以及西方哀歌体的结构性组诗，或者是比较可行的路径。另外，还有种可能的方向，就是小型的文言诗剧。当然，说说容易，真正要创作出这样的东西，没有大量精神、素材的储备，以及充分的耐心，是不可能成功的。一年？三年？五年？十年？都不好说。且俟以时日吧。
“事实上，嘘堂的实验从一开始就具备着与道统媾和的可能性，他对道统举起了矛枪，虚晃一下，却也许压根儿没打算投出去。他的实验，绕开了新与旧两端，也绕开了古典美感，企图不破而立，这是一种如禅宗所谓“不二法门”类似的机智（亦可理解为一种滑脱）。在这一点上论，嘘堂跟以颠覆传统语境为己任的李子是有很大分别的，李子并不属于嘘堂的实验队伍，只是众人有冯京马凉之误而已。”
必须承认，老蛔虫眼很毒。俺从来不以为自己是传统诗道的敌人，也不认为实验是外在于传统的石猴。在十多年前写《文心通变枝议》时，俺就已经初步建立起了自己的文学史观，一直避免机械、割裂、静态地看待文学流变。俺提倡实验，只是想给一具将枯之躯注入新血，让它的造血功能继续工作，让传统继续生成，存在。在此意义上，俺自认是传统的真正维护者。且是建设性的维护者。
也因如此，在俺，其实并不存在媾和的问题。俺觉得自己一直在维护、提倡的，都是诗所以为诗的一些基本价值准则，都是些老生常谈。而问题只是在于，这些老生常谈在文言诗歌史上渐渐被遮蔽了，变成了些空话套话，不能在实际创作中得到如实的反省和切实的生发。
俺不吝于举起矛，并且狠狠扎下去。然俺所扎的对象，是诗歌写作中的惰性和奴性。麻木至此，不狠狠扎下去，则诗心不能复活。
俺反对博物馆学意义上的诗统说。如果必谓有个诗统，则不在汉魏唐宋，不在五言七言，只在活泼泼诗心的创造及其传感。
落到具体的个人写作上，对于传统语境——俺更愿称之为文言语境——俺并不排斥，也无意革它的命，因为只要俺自己还在用文言写作，就不可能和这个语境脱离关系。俺关心的是，这个语境还有多大的延展性和包容性，从而能够满足当下情志表现之要求。俺的写作只忠于自己，而俺自己，恰恰是在古典美感和现代意识的夹缝里喘息。
老蛔虫说俺机智，其实俺苯，因为俺在夹缝里尚不得出，只能喘息。新与旧，对俺都是压力，苟能绕开，则当真阿弥陀佛。故俺只能继续摸索、摇摆，不断尝试种种的“立”，以此种种立求一种破。所谓挠破老头皮，即斯之谓也。
“诗歌永远追求真善美，然而，把作者先造成真善美的化身，则非常可怕。 ‘如何以诗歌作伪’这个奇怪的课题长期以来在讲台上堂而皇之大行其道，而又有多少人感觉其奇怪？‘夫诗人之思初发，取境偏高，则一首举体便高；取境偏逸，则一首举体便逸。’ 诗高低取决于架子大小，这样即是‘学作诗先学作人’？说是教人作伪还差不多。”
老蛔虫这段话俺也赞同。这话不是要一笔抹倒诗人的道德诉求，而只是反对写作态度上的道德决定论，攻其一点而已。
即便不同意人性本善 ，实际生活里，每个人总是有其伦理道德观的，诗人自不例外。问题在于，这个东西既是内在的本然之物，那么当诗人进行写作时，则自然如盐在水，融在情志的表现里面。就如M兄所说，文本足矣，不必旁求。如果每个人写诗都要先顾盼左右，先找个政治正确乃至先进的立场站住脚跟，则去伪也不远矣。
俺又仔细看了紫光兄的反复辩难，以为他的观点也不是都滑脱不清。他的意思，大概是说诗格是人格气质的外化，所谓养浩然之气，诗外也要下功夫，且这个功夫和诗歌创作是相辅相成的。泛而言之，这个主张俺也赞同。俺相信一个人格委琐的人一定写不出《九歌》那样高洁瑰丽的篇章，一个气局狭闷的人也一定作不出太白那样飞扬蹈厉的古诗。
然而俺都赞同，却并不是两头说葫芦话。问题是，人格气质固然会影响到作品的标格，然而人格气质并不能完全等同于作者的伦理道德观，伦理道德观也和作为艺术品的诗歌文本之审美价值没有必然联系。诗歌首先是艺术的，是审美的，艺术表现上不过关，再道德高尚人格高洁也不济事。这里有个主次之分，本末之别。即便退一步，不说主次本末，诗歌艺术创作和鉴赏中，审美和道德也是平行的两个东西，不便朱紫相淆，更不能置道德于审美之前。所以，先学做人再学做诗，这话俺是一定不同意的，一定以为是偏颇的。要俺来说，或者会说学做人，也学做诗，做得好一个是一个。
事实上，在中西诗歌史上，写诗写的好的人未必就道德多么高尚。词人里面，李后主算一个超级大腕，然而他的绝世吟唱，无非是些国破家败的个人愁怨，无关苍生荼苦，也谈不上什么高洁的人格修养。户户井水的柳三变怎么样？一风月场中的混家而已，只惯吟风弄月。太白脾气是傲的，然干禄之情其实也不浅。还有一大堆的历代诗家，或现宰官身，勾心斗角；或负才子气，惹草拈花。俺不敢说他们没有远大理想，但那理想也未必比今人高远，其业障怕比俺们欠的还要深重。
说这些废话，只是要把古人和今人一样看，把诗人和常人一样看，把诗只从诗来看。诗人之价值归根结底在其作品的审美表现能力，不在道德诉求。比如俺自己，前三四年写了不少时世诗，讽世刺时，而后来辑集子多未收，近年复很少作此类。不是以前作的不对，不够道德，而是自觉那些东西在艺术上太幼稚，站不住。也不是现在嘘堂就不道德了，不进道了，对现实妥协麻木了，而是现在不肯再敷衍成章，摆个空架子，说些千篇一律的大话。对时世，俺仍然有很多意见，但在找到有特质、有力度的表现方式之前，俺宁可写些实实在在、伸手可及的情志，写俺未必很健康、很道德的生活感受。至少，这些更体己，更真实。
知人论诗,俺是绝不赞同的，没办法，俺读诗还读不过来，哪有时间去挖那么多死人的家谱、窥探那么多活人的隐私。诗若佳，自身当具足表现力。正如波德莱尔说的，“在观者灵魂上产生的效果是和艺术家的方法一致的”、“我赞赏一幅画经常是单凭它在我的思想中带来的观念和梦幻”。诗亦然。
然则形式便不重要吗？嘿嘿，当然重要，所以俺这出关公战秦琼的好戏才排得起来。中国人喜欢步韵，而且总是和八竿子打不着的古人纠缠不清。这是个很有趣的诗歌传统，一个很值得思考的文学现象。俺没工夫多去研究它，不过这个现象大概多少是与一种在阅读之同情与仰慕中得到的自我意识之察觉、并进而唤起的介入此种文学创造之欲望相关吧。这种同情愈深，共振愈强，这韵大概就步得愈象回事。而随着创作的提升，自我意识愈发壮大起来，则形式上的纠缠或者便要退到第二层去，而让位给纯自我的表现了。
又扯远了。回到阅读与批评，俺且再抄乔治·布莱的一句话——“批评需要最终忘掉作品的客观面，将自己提高，以便直接地把握一种没有对象的主体性”。
烈风兄，叫嚣二字用的可能有些不切。俺的意思当然不是指文艺争论，而是指一种写诗的结习，即喜欢小题大做，动辄大发愤世的牢骚，指天骂地，好象全世界都欠了他的银子。而擦去那些伟大的口水，底下的诗歌本身却空洞乏味，全无审美价值。
时事诗，或者说讽世诗，自然有它存在的价值，和那些陈陈相因的风花雪月之作相较，甚至更有价值些。然向来佳作不多，未始不是因为向来的作者多患有这种叫嚣病，在发感慨的时候，不能照顾到诗歌本身的特殊审美要求。在很多时候，叫嚣简直成了一种POSS，一种混杂着精神自恋/自卑和道德炫耀的莫名其妙的气体。
事物要经过严格的精神体认和理性思虑，经过有控制的表现，才能变成好诗。如果对对象并未好好消化，就匆匆发泄之，则大抵只能产生废物。有一种说法，恐龙是被自己消化不良、高度含硫的屁熏得灭绝的，叫嚣的“诗人”，或亦恐龙之亚也。
然去叫嚣，不是要人离激情，灭爱憎。唯激情、爱憎要体认得深，如经亘久的地层压迫，炭石乃结为钻石。
有控制，具体点说，须是要客观、冷静。所谓客观，如俺昨日某帖所云，要尽物态人情，细处着笔。人情相通，我感于此物此事，苟此物此事果足感人，则我于表现上尽其客观情态，则亦自能感人主观，不劳喋喋大言，令人掩耳不暇。所谓冷静，是表现上要有思虑、有简择、有收放，抑一时难遏之情，成独到感人之什。此二者即一即二，表里相入，甚是要紧。
举例言之，俺看过不少反映二战的电影，而印象最深、最为感动的，则首推《美丽人生》、《钢琴战曲》。此二片皆于小处客观着墨、冷静叙述，并无壮大的战争场面，亦无激昂的道德控诉，而观之辄深感战争苦难之酷戾，人性价值之光辉，乃至潸然泪下，终宵难眠。然则何以故？无他，作者之体认深，故能控制，能控制，故能长久感人也。
雁兄好：
兄莫赞我古文好，此我不及古人多矣。我能过古人者，识见而已。此亦非我有所能，历史所予之特权耳。
鄙夷母语之说，我仍自以为是。兄所举例，本非我所攻者，盖牵及西方学术名相或专有人名地名，为求精确，固可直用原文。此当视作品面对之阅读群体而定。若阅读群体以我国人为主，以非专家群体为主，或业有通行可喻之译称，或意译，或音译，则亦当径用译称为妥。纵不译，自当详加注脚，辨证异同，以达其训，以格其义。民国文苑多博贯中西之大家，而读其书，初未见违于是者。证于我国译史，如汉魏以降释典之传译，亦不外是。大家传道，通恒理于实际，小人眩奇，拥假名乃自高，如斯而已。
姑复设一粗喻，有男女情欢，欲交云雨，若对象乃我国人，则径谓“我们做爱吧”、“俺们上床吧”可也，不必饶舌曰MAKELOVE矣。
兄所举国际会议亦然。发言者学术水准之高低，不在能饶舌说外族语、晃头引外族典否，而在言之有物否，识见高明否。倘能自立精义，于但丁莎翁海德格里尔克研究层出特见，发文艺之幽隐，达文明之嬗变，虽满口文言，西方贤者亦必惊服，千征百引，不厌其烦，如我人今日之于结构后结构、现代后现代也。
若双语教学云云，我惟以为滑稽复可悲也。非不必学外族语，不必全民强制性学外族语也。小学至高中可学，以粗通交流手段。高中以上不必强制，选修可也。我生也有涯，术数有专攻故也。
至于中国传统文化之惰性因素，百年来论之者多矣。如文化独尊倾向，保守封闭思想，诚然有之。然此亦不可笼统而论。盖此皆与中国古代文明之先进性及地缘文化特性相关，以今日时势，逆诬古人，我未见其平也。即以现代文明通识恒之，迄中古之世，我国人文发展程度固在西方之上。于形上，我国自有八宗之盛、程朱之学，思辩体系建构不输阿奎那诸子，而不鹜外求，不滞神权，则较一神信仰为优。若社会政治，则我于一统之王权下复有发达完善之官僚系统、科举制度，而彼俗世王权尚受挟于神权统治，种种人文施设，草陋不堪。以思想自由度言，我实无彼火刑架遍地之思想黑暗时代——彼至宗教改革之加尔文，尚仅以思想不同故，施行火刑，孟子鸣鼓、文公火庐之激言空语，诚不足较彼蒙昧粗暴。然则我国人文之发达，固彼所不及，斥为蛮夷，尊我教化，在其时亦未尽为无理。文明发达，则有文化自信，今日之西方文化中心论者亦然。
再以地缘论，我国大体为内陆之农业文明，彼则海洋文明、游牧文明也。地域殊，文明形态自异，而及各自之国民性。我重合同、尚和平、趋内向，彼尊个人、富侵掠、主外张。固有其自来也。因缘法异，奚以拟高下？今我所以暂不及彼，在彼于原生文明境况上复生二头，曰文艺复兴，曰工业文明，以斯利器，弥缝所短，横行独化。而我之短自未除，彼之长我未有，遂受其制。然世界今日不毁，历史明日不止，我人但能不自闭、不自卑，择善自补，与时俱进，来日殊未可料也。既重合同、尚和平、趋内向之原生文化性上，亦未始不能开出一新境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趋人者下，自立者强。
故兄所言“突破一切旧的牵连，完全面向未来”，我以为极不可取，盖昧于通变之道也。旧有之物未必皆糟粕，未必皆阻碍，而无传统支撑之未来，决定只是一虚指、一泡影。譬如欲登天，而谓脚下之梯可撤，我惟见其一筋斗坠地而头破血流矣。此事要定睛仔细看，传统固与未来不隔，未来只是传统之将完成者也。且未来不可预定，未来非西方文化之现在也。未来之优良文化形态不专属于某某，而只属于人。彼亦人，我亦人，未来亦不必专指向西方也。
惟此，我人乃可言历史意识，乃可言文化互融与全球一体化。
匆匆不尽，冲撞之处祈海涵。
嘘 顿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