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李明：对当代中国诗学的批判

对当代中国诗学的批判

李明

这是我的将出的三十八万字书《新儒家文学之初探》的“第三编   以新诗为例对新文学作一个批评与展望”之“第二章  新国诗是新诗的归宿与前途”之“第一节 关于当代西方哲学和诗学在中国诗界的影响的质疑”

关于当代西方哲学和诗学在中国诗界的影响的质疑
作者：李明（无弦琴）

当代不少诗人对维特根斯坦很崇拜。确切的说，西方语言哲学对中国当代诗界有一定的影响！这里，对维氏之学的影响作一简略分析。维学虽然渊博但对于我国当代诗坛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以下三点。
一、维氏认为语言作用和意义的误解是传统形而上学错误的根源。象“本体”、“自我”、“善恶”、“美丑”皆出于此！这是当代中国诗界（乃至思想界）反价值、反文化的思想根基。
二、维氏提出以语言的实际用法来消除“形而上学”的用法，把“存在”、“自我”、“善恶”、“美丑”等词汇从形而上学的用法拉回到日常语言的用法。此成为当代“回归语言（即日常生活语言）运动”的思想指导！而此思想基础又成为后新潮诗学“反意象”、“弃抒情”的一大理论依据。
三、维氏改变了早期的观念，认为没有独立于语言之外的心灵世界，不承认所谓的“私人语言”（priuate language）。这样，维氏将整个知识世界都独断到他的语言哲学的范围里。此成为中国当代诗歌“从语言出发，到语言为止”乃至以语言为标准评判诗歌得失的思想根源！维学甚至成了许多诗人的世界观的根基！
维学传入我国，正值我国经历浩劫后，学术界、文学界热烈引入和接受西学的时候，对西学的崇拜在所难免！维学消除西方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而西方传统形而上学恰是官方权威的（洋）教条哲学的根基。维学自然在中国大受欢迎。中国浩劫时代，以人类最高理想的名义，以崇高的英雄主义的名义，大行欺骗和迫害无辜人的事实比比皆是。然浩劫虽过，但苏俄式且有本土表貌的思想文化基础仍然未破。因而以维学以及其后的解构主义消除权威价值观，自然大受当代诗人的欢迎。于是乎，反价值、反文化、反英雄主义、反自我，等等，成了第三代直至今日的先锋诗人的主导思潮。西方后现代诗歌也成了他们新的“楷模”。于是，他们便认为朦胧派（甚至新诗传统）的追求理想与正义的思想过时了，要解构！其意象化、玄深化的诗语也一样要消解，回归日常语言！而朦胧诗走向形式主义、晦涩的困境，也反面支撑了他们的观念！他们自认为他们的诗潮是平民化、平凡化的，但他们的思考象“上帝”一样。他们甚至采用亵渎、粗鄙、审丑等极端艺术方式来冲击诗歌风气。
他们与西方后现代主义是殊途的，但是却不是同归的！九十年代，他们中的有的人，不再强烈反价值反文化，转而继续以西学、西诗结合“本土语境”、“本土经验”进行“互文性写作”；有的皈依基督教神学；当然，也有的继续了所谓“第三代诗歌”的原有路子；而不少人终于在“国学热”的影响下，开始在态度上，也仅仅态度上承认传统文化和传统诗歌。这样，他们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的偏狂激进的西化狂潮里，开始向激进的“西中调和”的方向有所趋近。
然维特根斯坦学说本身就有诸多令人存疑之处。例如：维氏的唯语言论便是新的空头、独断的形而上学！依靠维学、西方当代诗学，而对“心灵”、“主体”云云，进行的解构是立不住脚的！（这在第一编第二章已论述过了）
那么，我们回首诗歌。诗歌活动是不是发于心灵的？是不是关于价值活动的呢？反价值、反文化是不是另一种面貌的价值观、文化观，即虚无主义的价值观、文化观呢？创作的直观、灵感、神思、情景、意境等是日常语言能范围的吗？诗歌语言是情感语言，诗语里的日常语言也是情感语言，对于诗歌最重要的当然是心灵活动，而语言与心灵活动是“血肉相连”的。但语言不能替代心灵，就如手足不能代替头脑思维。“诗从语言出发，到语言为止”的观念是否值得反省呢？提倡诗人摆脱的三个世俗角色（即政治的、文化的、历史的），究竟是“肉体的”还是“精神的”呢？诗人剩下的又是什么角色呢？环顾古今中外的大诗人，他们是摆脱了这三个世俗角色，为个性而个性的以原子式孤立的诗人角色进行创作的；还是以卓立之心，深入这三个世俗角色，忍受无穷无尽的人生煎熬而创作出流芳千古的个性作品呢？
西方语言哲学及其影响的诗学对于中国当代诗歌已从最初的“推进力”转成了现在的使诗歌贫乏化的“消解力”。诗坛“诸强”能否反省一下西方语言哲学的得失，其影响的西方诗歌的得失，直至中国当代诗歌的得失呢？
如果把诗歌语言细分一下，即将情感语言的诗歌细分为三。1、想象、趣味、兴发的狭义的“情感语言”；2、日常生活经验的“日常语言”；3、哲理思悟的“启发语言”。而这三种语言皆属于广义的情感语言。从古今中外的诗歌成就看，对于诗歌最重要的应是——趣味、兴发、想象的狭义的“情感语言”！是以情感语言统合日常语言和启发语言！当代诗界很多人物依据西哲和西诗的一些观念，便以日常语言为“至尊”能立得住脚吗？李白、杜甫、苏轼等大师的诗歌是以狭义情感语言为主，统摄启发语言、日常语言；普希金、波德莱尔、艾略特、埃利蒂斯亦是以狭义的情感语言为主，统摄启发语言、日常语言。不知当代诗坛的诸强们反其道而行，紧跟当代西诗的所谓“后现代”的部分新潮，能有何大建树呢？其实，我们不必囿于一时的未经诗史考验的西方后现代的某些新潮与哲学“风潮”的影响，也不必囿于紧跟西诗的中国当代诗潮，潮流终归只是潮流而已！
解构主义对中国当代诗歌有相当大的影响。然解构主义只能对寻求中心意义或终极真理的老西学有批判作用，但是对于以语言之启发性为助缘，立于实践的体证体知之上的境界形态的生命之学——中华哲学、美学、文学，是没有批判意义的。在生命儒家里，文本是启发之物，创作、鉴赏实践之体证体知之才是根本。不离语言且超语言，这是作为生命之学的国学的智慧。陆九渊言“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也。”禅家亦主张打破语言和偶像，“单刀直入”而顿悟焉。当代西学立于“文本”，当然远远不及连“文本”都抛弃的禅家之觉和陆九渊视“文本”为“注脚”的自由无执无限之境界！亦不及乎《沧浪诗话》、《二十四诗品》等美学、诗学之高度！当代诗界的某些人物以“解构主义”为思想指导，以语言游戏为创作主旨，对权威价值观、文化观加以解构，这当然是有合理之处。然其虚无主义的态度，又使之矫枉过正，往往陷入反价值观、反文化的“游戏癖”、“解构癖”，亦轻视民族价值观、文化观。此实乃西学派的“偏狂激进主义”西化之流弊也。
再谈谈弗洛伊德主义。弗学及其充分渗透的西方文学对中国诗界影响大略如下：
一、是对于本能和欲望的挖掘和释放所谓的“压抑”。这开拓了诗歌的范围！但是，又使许多诗作的品味低下。这情形已弥漫于整个文艺界。弗学甚至被片面引用为文学乃至文化里色情与放纵倾向的理论依据。（西方是大有先例的）
二、对于无意识的挖掘的，表现“梦幻象征”。然而，创作中表现“无意识”应是创作者的“无意识”自然流露于文本；或者应该干脆视“无意识”的挖掘为一种技艺。而作为技艺则应该是艺术成熟后的“玩刃有余”，而不是为挖掘“无意识”而有意识地追求“无意识”。而西方文学不少是以此“无意识”为主要的技艺（如“自动写作”云云），作片面形式追求。其结果只能造就晦涩的个人诗语和空意义的混乱思想。无论现代，还是后现代的西诗里，是大有此病症的，而西化的偏狂激进的中国当代诗歌更难以例外！
三、表现“集体无意识”，追求原始的生命精神和原始的文化氛围。当代诗歌中的“寻根”是有此倾向的。这种努力值得尊敬，然而这种努力根本不能造就出“现代的中华诗歌”！“寻根”应寻觅中华文化的高层次而作诠释，而不是追求作低层次的诠释。
弗氏学说的根基是人格的“个性结构”和“个性模式”的分析。即所谓的“本我（id）”说、“自我（Ego）”说、“超我（super Ego）”说。“本我”、“自我”相当于新儒家的“气性”、“习性”；“超我”充其量触及习性高层的“净习”！新儒家认为人的习性包含着人的本能以及名利欲望等等。然而，儒家认为人应该超化本能和欲望，超化“本我”、“自我”、“超我”，而臻无执无限之自由境界。此即以复性工夫超越习性、气性，返本于“与天地浑然乎一体”的仁心、自由无限心！即：超越人有限的特殊性，呈现其无限的天性！故而，国学是无须康德的“上帝”基设，也无须基督教的上帝观！弗学的贡献仅在“低层心理学”的局部内，然其“致命的缺陷”即：以先天的本能性遮蔽仁性，由此思辨之假说建立“性”张扬的非理性形而上学。
诚然，我们诗歌乃至整个文学，八十年代初以前大多陷于宣扬奴性人、虚伪人多么伟大的政教文风里。然而，这是历史环境的逼迫！而在所谓的“新时期”至今，我们再面对自己被长期摧残而殆尽的文化资源时，（特别是传统文化的遗失和对于新国学的隔绝）只好乞援于西方文化，而西方文化不具备对人性、对人生有深刻的认知。其对人性、人生崇高的层次的认识是以宗教精神曲折表现出的。而基督教精神又与反对宗教传统和进口了“洋唯物主义”、崇尚科学主义的中国不合！于是乎，西学的末流便乘虚混杂进来大行于中国。然而，弗洛伊德主义的末流在西方已成祸端，但由于宗教精神的制约，而不能成“巨灾”！，岂止如此，功利主义的个人主义泛滥，也因为宗教精神的制约，才使社会和文学不至于过于堕落低下！而中国呢，缺少了传统和新国学，西学末流岂能不成灾！它与中国现实已共生成大弊！对于诗歌而言，它们已经使当代诗歌精神处于格调低下或者玩弄“无意识”游戏的困境！
中国当代许多诗人服膺的西方语言哲学、弗洛伊德主义云云。它对人类高层的精神只有“解构”之力而无建构之功！西方精神的“高矗”，靠的是宗教精神。当代中国又尚未自觉：自己的超宗教的生命之学、心性精神才是建构自己文化的“根”！道德统御下的自由是建构自己社会的“本”！如此的不知不觉，当然使当代诗歌或者陷溺于后现代的空虚与游戏与玄深，或者以西方资源与本土经验的混合的“互文性写作”提高一下自己。
当代诗歌最需要的是对本民族的文化之本——新国学的体认。再以之诠释美学、文学传统而继往开来。没有这个基础，是无法从现代的条件下理解唐诗宋词在审美与艺术上的优越，亦不可能在艺术审美、语言技艺上真正继承传统诗歌而开来。而在思想上，则不能从民族文化高度里更深理解时代现实，更谈不上对“时代往何处去”有高瞻的胆魄。如此，又怎能更高地理解“现实语境”、“本土经验”呢？又怎么提升诗歌的精神呢？
（也有人乞援于基督教的神性。但是基督教的神性终不及国学之明心见性。而且基督洋教对于民族文化的体认；对于诗歌传统的诠释；对中国现实的探讨；对于当代诗歌的发展，究竟又能有什么大意义与大作用呢？）
最后，谈谈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胡塞尔的现象学还原，启发了中国当代诗人摆脱一切价值和文化的“偏狂”；乃至摆脱诗人“三个世俗角色”的“过度激进”。而海德格尔是以体验“此在”的“畏”，启示出作为世界本原意义的“无”。“本真的向死而在”才是使人找回“失落”在“他”的世界中的人本身，从沉沦的在世状态返本归真，获得自由！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说，其“存在”是“是其所不是，不是其所是”，是“有待于是”的“虚无”。而“绝对自由”是其最高价值观。海氏、萨氏之说启发了当代诗人对于“死亡”和“虚无”的热情！他们心目中的“自由”是“无”的“绝对自由”，确切的说是“虚无主义”。当代诗歌里的玄学大半源于海氏，以及胡氏、萨氏的影响！
而存在主义的孤独、烦、怕、无聊、畏乃至忧郁、苦闷等，这些情绪的体验，也成了当代一部分诗歌的主题！
西方的唯意志主义、生命哲学继承了康德的意志高于理性的思想，寻入了“主体”之门。而现象学——存在主义则继往开来！存在主义从现象学“还原论”的学路走向“无”。萨特揭橥了最高价值观——“绝对自由”。海德格尔更进一步，揭橥了近乎超越意义的“本真存在”。然而这“绝对自由”是虚无色彩的！而“本真存在”如何超化形气即“前理解”？海氏不明也。海氏晚期的“诗意的存在”，仍然在哲学、美学上不明此“无而能有”的超越义。从客观性的思辨的“还原”之学建构起存在论已是西学史上的“破天荒”，然要想建构起“超越”之学的存在论，西学尚不具备此学术条件。而国学传统里，道释两家皆是主观性实践的“还原”论（此转借现象学之译语，非现象学之原义）道学还原为“无为”；释家还原至“空”、“无相”。而儒家不然。儒家不走主观性“还原”的学路。儒家认为“心体”、“性体”乃先天的，只是在气质中被遮蔽，故而通过“复性工夫”，在实践中提升境界变化气质，而体证“自由无限心”焉。此圆明的超越之学，非道释所及。儒家此不为外物所役、不为形气所累的“自由无限心”、“本心”及其坎陷，乃人类之“安心立命”之境界。（中华哲学的主体的、实践的、境界形态的优性是经过二千年的发展，又经过当代新儒家的诠释与发展而成的）这显然不是西学所可相比的。现象学——存在主义终透不到国学的高明圆融之境。故而，现象学——存在主义一旦进入“主体间性”、“生活世界”、伦理学领域、文学领域、云云，皆显出偏执且又无法自圆其说！西方哲学在康德后虽经过近200年的发展，始终无法建立关于人类文化价值和意义的圆满的超越之学，这方面甚至不如近几十年的宗教哲学的进展！只能思辨而论，不能主观与客观合一的实践之体证体知；只能经验而论，不能境界而论；此皆西学无法逾越的鸿沟。人类高层精神不是可看可听可摸的对象，不能客观的、分析的、思辨的或经验的诠释。而只能主、客观合一的实践的体证体知的、境界的诠释。故而，西学尚不具备对于人类高层精神有较好诠释的学术基础！
当代诗人能否从“虚无”、“死亡”中，多转向人生精神的提升呢？多转向“与天地万物澄明乎一体”的境界呢？西方现正处于“太平盛世”，而中国则处于历史性大转折的“前夜”。我们需要的诗学究竟是“大破”的还“虚”还“无”呢？还是“大立”的重建大中华文化、文学的“提升”呢？还是悟臻自由无执之境界及其坎陷呢？“虚无”的玄思和烦、畏乃至孤独、苦闷的体验对于我们来说是可贵的。然而，忧患、慎独、诚、生生行健的体验和无执无限自由之体证、“本心”之坎陷，对于我们则应是更加实践之、体认之的。
我们还应该更注意诗歌与哲学之异！前面谈了诗歌的特质是心灵活动的，而这心灵是审美的、艺术的心灵！“美”是诗歌与哲学之分界。哲学是求“真”求善的，而“美”之重要性居次席的！而诗歌是求“美”的，“真”、“善”是被“美”所涵的，此乃文学与哲学之根本分野。“形象大于思维”已成公认文学之理，而“形象”须是“美”之境界之无尽提升，否则“形象”只是低层的、语言技术而已。而当代诗歌的艺术“形象”又究竟如何呢？愚窃以为当代诗歌受西方哲学、文论的影响太甚，诗的“形象”多忙于负载洋学的玄思或所谓的“无意识”、“我”的深层，于是这种艺术“形象”大多难以臻“诗美”的上乘之境。
只有诗人对哲理体会至深而自然有情趣流露，而这情趣再转化为诗的形象，而这形象又必须是在美的境界中提升的。这样浑然而成的诗才合“诗道”！譬如陶渊明的诗便是如此。而另一种情形是：诗人对哲理的体会是哲理思维的或由此而生之情趣是单薄的，而诗人使之化为诗的形象，这形象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创作，皆难以在美的境界中有提升，这样的诗无论如何讲究，皆难合“诗道”！譬如：陶渊明同时代的玄学诗便是如此。而当代许多先锋诗作的“玄深化”也是走的类似晋代玄学诗的老路。陶公的诗当时被评为中品，而不少玄学诗多被评为上品。但历史证明，陶公将玄理化于情趣之中的诗才是上品，玄学诗皆是中、下品之作。而很多当代先锋诗作的玄深化，虽然在艺术形象寄托上比晋代玄学诗聪明一些。但仅仅有“形象”是不够的，当代诗人洋化哲理的体会是哲学思维的而寡情的，而这一点与晋代玄学诗是殊途同归。他们皆停留于“哲者”作诗的层次，未入“诗家”作诗的层次！故而，“理（洋理）过其辞，淡乎寡味”、“虽谢天才，且表学问（洋学）”。如此当代许多诗作的玄深化“令人头晕”便不足为怪了。诗仅仅有形象是不够的。诗的形象必须在艺术审美的境界提升中而“升华”。而这“境界”、“升华”应趋向“理、事、情、景”之虚静、神思、兴趣之兴象的“万取一收”焉！
我们再谈一下当代先锋诗人犹如一股潮流“要习惯在没有‘崇高’、‘痛苦’、‘超越’、‘对立’、‘中心’这些词语的知识谱系中思考和营作，并转到一种相对的、客观的、自嘲的、反讽的、喜剧的叙述立场上去。”这潮流的背景和支撑是来自西学的。无论他们如何“误读”、“改写”的互文性写作皆摆脱不了这个限制！然而，本书通过对维特根斯坦、解构主义、弗洛伊德、海德格尔、萨特的简单分析，至少可以说明作为当代诗潮的思想源头的西学并非十全十美，甚至是不太可靠的！而当代很多诗人是以艺术冲动的目光看这些西学，对于这些学说的理解程度并不高，甚至是曲解的。诗歌应该是开放的。“相对、客观的、自嘲的、反讽的、喜剧的叙述立场”不过是诗人的一种艺术审美形态的追求而已，它不是评判诗歌的标准，不是“真理”更非诗歌的一种较高境界。当代诗潮能否从对于西学、西诗的狂热认同里冷静下来。不要打倒一个旧权威的绝对真理，又树起以“相对、客观的”叙事面貌出现的新绝对真理。从新诗诞生至今，还未出过身兼大哲学家大思想家的诗人。当代诗坛一些“大师”能否谦虚一点呢？
现在谈当代诗歌的先锋性。何谓先锋性呢？当代诗歌之“先锋性”首先源于西方文学。西方文学里的先锋性，主要指反传统、反正统文化、反西方主流价值观及其生活方式，云云。这也符合西马的“否定辩证法”的。先锋派文学往往使语言的无意识浮现出来，破坏指称，使能指在游戏中随意产生意义，或不表示任何意义。它们常常呈现出疯狂、物欲、肉欲、反讽、怪诞等等。而中国当代诗歌里是大有仿西式的先锋文学。而其中成熟者则结合“本土经验”走生活的、个人的一路，然“否定辩证法”、“解构精神”仍然是其主导思想。他们反传统、反正统价值、反正统文化、反权威，云云。他们艺术上更张革命、革新。然而十余年来，所谓“先锋诗歌”实际已形成一套艺术样板，仿者甚众。不少先锋诗歌其实不过是一味“标新立异”，然一味“标新立异”，久而久之亦渐成仿者甚众的“求新求异”的样板，其如何求新求异亦有“辙”可寻。“求新求异”亦是一法之执，而非“无法”之诗境。先锋诗人们却不明此矣。“先锋”诗潮反老朽的正统、权威乃有合理之处，然而又沉溺于“否定”、“解构”这些西学理念，不免使他们的思想陷于偏狂激进主义的“虚无”，而不能有高瞻和超越，更不能体认中华诗歌精神。此由西方文学启发而产生的当代诗歌中的“先锋潮”，离其应完成的打破官学权威、教条的历史任务已不远矣。再往下，应当让位于重续重振中华诗歌的“新国诗”运动焉。
再者，当代先锋诗歌主张从“诗人”向“写作者”转化，“创作”转为“写作”。此论亦源于西学。斯潘诺斯认为后现代的作者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作者，不是天才、完人、超人、先知，而是平凡的人。后现代的文本揭示的只是平凡的、生活的、历史偶然的存在处境，作者以及文本揭示的作者同凡人一样充满数不清的困惑和对困惑有难以言传的无所适从，唯一与凡夫俗子不同之处在于，作者从事着颠覆和否定的思想进程与艺术进程，云云。而在西方文学传统里，“诗人”代表着神谕的声音、全知的视角、真理之见证、洞悉历史与未来，有为大众寻找归宿的忧患与使命。云云。这是西方的“诗人”观。
而中华的“诗人”观，首先不是基督教式先知，无神谕的声音。释道二家皆向内反省、修养、体证，而不以向外在神灵的虔诚崇拜为“得道”之途，更不会以圣徒、先知自居而传神之教谕。人人皆有佛性、人人皆可成仙。佛在心、不在外。所以综观传统禅诗之佳作，其意象、意境多是具体的、生活的、偶然的，然又有超越乎其上的无穷之情之景之事之理的启示。诗人不是由上向下的恢弘传教，而是“润物细无声”以明慧的心灵、淡雅的语言与读者感通对话、启发。此乃渡己亦渡人，渡人亦渡己的诗人与读者的“共同慈航”也。这与西方诗人迥异焉，天才、完人、超人与释道诗人无关。儒家更主张应反省、践仁、践形，主张与天地澄明乎一体。真正的儒者应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天地之心”、“性命天道”皆赖于复性的工夫、践仁践形才能至焉。唯做内圣的工夫，才能体证体知内圣之学，才能“继绝学”。儒家见证的不是西式的、教条的人生真理，而是亲证、体证实践中呈现的活泼泼的心灵境界，此乃无尽实践无尽圆满的过程；无执无限的自由无限心、诗性本心，不是封闭、教条的西式真理，而是无形无迹的超越之心境、是复性之工夫。儒家是“为己之学”。真正的儒家文人亦不是天才、完人、超人。“天才”、“完人”、“超人”诸论是：源于西方宗教文化的“圣徒”观世俗化为近代尘世中的“完人”以及科学真理的捍卫者。“他们”再转入文学，“折射”为文学家的“天才”、“完人”、“超人”的姿态。“超人”、“天才”、“完人”诸论（无论认同还是反对宗教的）或有“圣徒”观先知全能的影子，或有科学真理捍卫者的形象。西方文学所崇尚的哲人、诗人亦大多带有“圣徒”观先知全能的影子，或有科学真理捍卫者的影子。西方传统文学的真理观亦往往带有“上帝”神谕教条式的影子，或是老科学真理观不可怀疑的样子。故而西方诗人以及揭示的作者，往往高居文学圣殿之上，以全知全能的视界去看万事万物，去建立“宏大叙事”。这些“传统”，只在20世纪才被全面彻底打破，后现代主义是最激进的一派。然而，“后现代”又矫枉过正将“诗人”降为了凡人、叛逆。相比之下，儒家圣贤是“为天地立心”的，是超越的，是实践的体证体知的，是无执无限之主观心境坎陷而以形气为表现的。所以儒家文化下的诗人不是“传教士”，诗人要将自己的艺术审美实践境界与哲学思悟境界的亲证，“万取一收”地流注于文本，此自体自证不是全知全能的俯视、不是作“宏大叙事”，不是使读者仰视。而是以高妙的情景、韵味悠悠的意境，超越的思悟，感通人启发人，使读者心灵在共鸣中升华。中华的文学是生命的学问，中华诗歌是生命的诗歌。所以中华文化的诗人是圣贤式的，是饱经人生磨难、尘世沧桑，是饱经忧患的圣贤。而不是高高在上的天才、完人、超人、先知，亦不是后现代主义的凡人、叛逆。圣贤要超越现世的主流文化、观念、权威等等，故而不是凡人。而超越是无执无蔽无限的实践过程，不是有执于某某“真理”、教条，故而不是先知、超人云云。超越不是排斥传统、旧文化旧权威云云，而是无执的不离不滞，而是“大通大变”，故而不是叛逆。李白、杜甫、王维、苏轼等大师皆不是凡人，不是叛逆；亦不是先知、超人，而是滚滚红尘里忧患中的圣贤。他们的诗作从未高高在上，亦未作宏大叙事。“宏大的叙事”、“先知、超人”云云，是西方文化里的问题，中华文化的“生力”里没有此问题。20世纪的中国饱受“西化”风潮的冲击，特别是从50年代起崇拜洋学、模仿苏俄而“全盘苏化”，才将苏俄文化的特殊大弊与西方文化的诸多通弊在中国迅速“扎根”。如此，才有众多知识人士借欧美新洋学，反叛之解构之，文学里才有先锋诗歌的叛逆之潮。这是当代文学不得不走的痛苦曲折的过程，但不值得传于未来。后现代主义云云在内的新西学不代表中国文化的现实与未来之走向，而是中国文化苦难曲折中的一大助缘。要走出此苦难曲折，唯有新儒家为代表的新国学的主导才能担当，西学只可为援矣。在诗歌领域，则必须由国学之美学、诗学来担当主导，而不是先锋诗歌和新西诗、新西学。
当代“诗人”、“理论家”不是向“写作者”之庸俗与叛逆方向转化，而是应向饱经尘世之忧患的“圣贤者”转化；不是转向“写作”而是转向生生行健的“创作”焉。
最后，在当代新诗里，西方的影响为何无所不至地起指引作用呢？这是由于：“17年文学”使新诗政教化、低俗化、偏狭化，而“文革文学”是对文学的摧残。再者，新诗传统本来就与博大精深的古典诗传统有隔，而倾向于西诗、西学。而“17年文学”特别是其后的“文革文学”，则不仅隔断古典诗传统，而且隔断了新诗传统。如此“一穷二白”的诗歌状况，使得当代理论家、诗人只好以学西为主，以新诗传统为次，以二千年古典诗传统为末。如此，崇西、西化大潮愈加高涨，这使当代诗歌空前绝后地奔命于偏狂激进主义的“西化”迷途。故而，当代诗歌出现的诸多缺憾与困窘，亦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