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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俊明:诗歌写作“个性化”问题的诊断与反思

张祈 发表于: 2008-1-17 22:53 来源: 今天

霍俊明:诗歌写作“个性化”问题的诊断与反思

暧昧强夺的“个体”与躺椅上的“集体”休眠
——诗歌写作“个性化”问题的诊断与反思
霍俊明
(  北京教育学院中文系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中文系  )

我不知道,在“今天派”远去的接近30年的今天,我提出当下的诗歌写作仍在走着毫无个性可言的越来越狭窄的道路和不知不觉中诗人躺在僵化的集体“休眠”的躺椅上会招来多少人的讨伐和愤怒。

——题 记

面对着当下诗歌写作的平面性、随意性、技术性、被歪曲和篡改的“个性化”、无关痛痒而又大张旗鼓的诗歌论争以及大面积涌现的圈子性的诗歌批评的追捧或利害关系的棒杀(尤其是大众传媒的恶俗话语势力的不可忽视的影响),作为一个诗歌评论者我越来越怀疑评论的准确性和诗歌写作的“个性化”。甚至,我不能不残酷地说,在当下的诗歌写作中,谈论久违的“先锋”和“个性”简直就成了天方夜谭,甚至夸张点说,当下的诗歌写作几已进入了不容辩白的“集体”休眠时期。因为,在一个个体、主体被暧昧强夺的时代,诗歌写作的个性化问题就不能不成为时代的难题。
正是在这个科技理性、物欲霸权无限加速度的时代,诗人们处在巨大的漩涡中而丧失了个性化的声音和良知、自省的写作立场。所以,当下我们所看到的正是这个时代诗歌写作(也包括诗歌评论,因为很多的诗歌评论者都成了某种利益的参与者和良知的丧失者,评论成了热捧或冷棍的家什,有些批评者的名声并不比下三烂要好到哪去,当然仍有极少的诗歌评论者在坚持个性、良知和说真话)的特色,几乎很难有一首诗、一个诗人、一篇评论能够产生轰动性的社会效应和广泛的美学影响,相反,一些跳梁小丑和不懂诗歌的话语权力倒是在不停地折腾诗歌。这种不无暧昧的诗歌写作语境正成为强硬的话语剥夺,“梨花体”诗歌事件、裸体朗诵和一首诗能够卖到80多万的价钱都不能不让有良知的与诗歌有关的人重新返观这个喧哗不已的杂草漫延的时代。当娱乐文化、流行文化无限扩张,诗坛上一些更为无知无畏的青春写者以惊人的销量赢得审美水平极其低下的人的追捧时,当一些几乎与写作和生存没有任何关系的诗歌畅销书在图书大厦排上年度销量排行榜的时候,是否已经有人用理性和真知来面对?

在90年代后期尤其是新的世纪初的诗歌写作中,写作者、评论者和阅读者几乎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这就是“个人性”(此外,这一时期的关键词是“叙事性”)成为了近10年来诗歌写作的检验标签和“合格”证明。实际上,“个人性”无非就是强烈诗歌写作的不能被共约与弥合的“个性”特征。不管在何种程度上谈论90年代后期以来诗歌写作中的个人化、个性化特征,这对于反拨以往诗歌写作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和写作技法的狭隘性而言其意义已不必多说,但是反过来,当个性化和日常题材逐渐被极端化、狭隘化并成为惟一的潮流和时尚的时候,无形中,诗歌写作的个性化和多元化就带有了“病态”的来苏水味道。基于此,有必要对个性化诗歌写作的误识进行重新的过滤和反思。
实际上,说到诗歌写作的个性就不能不说到集体,正如当年陈思和的无名/共名这一评论范畴。我们不能不正视这一现实:尽管诗坛看起来热闹纷繁、诗歌噱头成为饭后的谈资,流派林立的诗歌宣言和口号两天就能更新一次,各种所谓官方的、民间的诗歌奖项层出不穷,奖金高的已经接近10万,各种样式翻新的诗歌选本大量排上书架,但是,应该说,正如当年的谢冕教授在评价1980年代之前诗歌的时候所说的,诗歌写作不是走着一条越来越广阔的道路,而是走着一条越来越狭窄的道路。当时,谢冕的这一“异端”性的言论曾遭受到大面积的批评和批判。我不知道,在“今天派”远去的接近30年的今天,我提出当下的诗歌写作仍在走着毫无个性可言的越来越狭窄的道路和不知不觉中诗人躺在僵化的集体“休眠”的躺椅上会招来多少人的讨伐和愤怒。
当前些时候关于诗歌写作的中产阶级趣味和底层写作成为争论的焦点,诗歌的题材问题甚至阶级问题重新出现的当口,简单的肯定或否定已经无关紧要。问题的关键是,应该意识到在90年代后期以来,诗歌写作观念看似已经相当繁复和“个性化”,诗歌写作似乎也是在差异性和不同的向度间全面展开,诗歌的技艺和语言也似乎达到了新诗产生以来前所未有的乐观时期,但是在近些年所涌现的一些诗学问题和关于诗歌写作个性化问题的争论上、甚至在某些人看来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已经揭示出当下的诗歌写作的个性化问题已经不是单纯的诗歌(文学)自身的问题,政治文化、阶级分层、社会地位、多元传媒、流行文化、话语权力、诗人身份、伦理道德等等都和诗歌的“个性化”极其含混、暧昧而又不容分说的纠缠在一起。那么,在这个层面上,谈论诗歌写作的“个性化”问题就不能不是复杂的,因为这一问题不能不牵扯到诗人自身、个性化写作观念、整体社会语境、诗歌批评误导所导致的“集体失语”的共谋等等方面。
当我们再次“乐观”地提到90年代后期以来诗歌写作的最大限度的个性化并为此而津津乐道时,人们实则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在所谓的摆脱了政治话语、集体话语的宏大话语规训的光明背景中,在所谓的个人化(私人化)写作经过短期的有意义的尝试之后,带有“个人性”、“叙事性”、“口语性”、“日常性”、“身体性”的诗歌大旗铺天盖地以唯我独尊的姿势而大面积涌起的时候,无数个诗歌写作的个体和“个性化”的诗歌文本实际上已经不约而同地沦为一种毫无个性可言的集体化行动。尽管当下这种丧失个性和先锋精神的集体化“休眠”和1949年至1976年的诗歌写作的极端政治化语境下的“集体性”可能有所区别,但是我们不能不就此发现一个悖论:我们得到的同时也丧失了很多。当政治的集体歌唱成为诗歌写作的日常事件,真正的个体精神就丧失了;当我们千方百计甚至绕了相当大的圈子才重现发现诗人个体和自由但不久就被无限滥用时,我们最终还是丧失了诗歌写作的个性。例如,诗歌写作的“叙事性”在90年代乃至当下的诗歌写作谱系和诗歌批评话语中无疑是“个性化”的一个标志。正如王光明当年在《在非诗的时代展开诗歌》中所乐观地指出的:“‘叙事性’实在是凝聚矛盾复杂的现代个人经验,探索感觉思维的自由与约束,实现诗歌情境的具体性与丰富性的一种有效艺术手段。历史地看,它也是20世纪中国诗歌对它世纪初提出的一种诗歌理想的致敬”。但是,“叙事性”在当下的诗歌写作与批评中已经成为相当含混和暧昧的诗学概念。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一个事实:诗歌写作的叙事性已经成为圭臬甚至惟一的评判诗歌的价值尺度,而诗歌写作的抒情性则被视为畏途和歧途,甚至被讥讽为弱智低能的“小儿科”的智障把戏。甚至有评论者和诗人认为海子之后诗歌的抒情时代就已结束了。在当下的诗人和评论者看来,叙事性仍然是一个合宜的时髦说法和托辞。实际上,回到诗歌古老的源头返观诗歌的本体特征,抒情才是诗歌真正的底色或本体依据,换言之,任何所谓的叙事性、戏剧化都要以抒情为前提,反之,诗就会走向反面成为“非诗”。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对诗歌写作的叙事性心存芥蒂和偏见,相反合理的使用叙事性会增强诗歌的容纳能力和张力。但是,当在每年结束和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翻开各个年度诗选和评论集,我们就会发现相当多的诗人在误解“叙事性”的前提下滥用了这个看似屡试不爽的灵丹妙方,甚至诗歌批评也是将之作为评判诗歌的重要的甚至唯一的尺度,诗歌的抒情遭到了空前的放逐。那么,在一个普泛的对诗歌写作的抒情性“不齿”的时代,必须重估“叙事性”从而进一步洞察诗歌写作“个性化”缺失的真正因由。
是到了对诗歌写作个性化的标志“叙事性”抱以警惕的时候了。自90年代后期以来诗人和批评者对诗歌的“叙事性”的理解是充满歧见的,实际上,诗歌写作中的抒情和叙事(非抒情)的关系不是二元对立的,而是互相依存的、彼此容留的,单纯无限的倚重任何一方都会对诗歌和诗人造成妨害。“叙事性”已不是单纯的诗歌技巧更大程度上是在强行转换的时代语境中诗人写作观念和态度的转变,而真正优秀的诗人的一些重要的甚至经典之作都有着抒情和叙事融合的性质,如谭克修的《三重奏》,郑小琼的《打工,一个沧桑的词》,江非的《一只蚂蚁上路了》,李小洛的《病历书》,沈浩波的《文楼村纪事》,韩宗宝的《风车》等这些近期涌现的重要诗作,在大量的细节场景呈示和戏剧性因素设置中仍脱不掉抒情的底色。能将抒情和叙述天衣无缝融合起来的诗作,其所含载的能量是可以相见的。而在一些诗人毫无节制并自以为“先锋”地将小说、散文、戏剧、日记、歌曲、日记、随笔、广告掺入诗歌写作成为普遍现象的时候,所谓的诗歌“跨文体”写作就出现了。跨文体或多文体性质的诗歌写作方式运用得体的话无疑对诗歌的容量、张力、速度、节奏都有相当大的帮助,但是如果滥用或错误使用更会成为诗歌写作的阑尾或盲肠。
个人化、叙事性、口语化在一定程度彰显出重要的诗学意义的同时,这三者也被险隘化和庸俗化。个人化排斥了诗歌写作的共性特征、整体意识、历史感和形而上精神的探询,甚至个人化还排斥了诗歌的本土和优异的古典诗歌传统(尤其是在诗歌精神和诗人经验层面);叙事性排斥了诗歌的抒情特质并忽视了诗歌的叙事性特征仍以抒情性为前提(程度不同的);而口语化的狭隘和卡拉OK化更是祛除了汉语诗歌语言的特征和隐喻特征(元语言层面),这就导致了诗歌写作的自恋性和自慰性,唠叨聒噪和粗俗语体。反过来,诗人和诗歌批评者都应该注意到诗歌写作的包容性,也就是诗歌的所谓个人化、叙事性和口语化与历史感、抒情性和隐喻化并非是二元对立的,而恰恰是应该包容弥合的。

经历80年代以来20余年的先锋诗歌的写作历程,在诗歌写作的“个性化”问题上还有必要重新检视诗人与时代的关系,诗歌与生存的关系、诗歌与技艺的关系。柳冬妩在《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 关于“打工诗歌”的白皮书》中认为近些年来,中国主流诗人集体性走上了技术主义道路,他们有理由强调声音或事物的象征意义、词语之间的张力关系、叙述的结构与解构等“文本”的写作。这些技术性写作把语言上升为诗歌的本体,似乎为我们找到了一条通往真理的道路。诗人们面对的不再是写什么,而是怎么写,写得体面而又漂亮。论者指出当这种诗歌风气滋长起来后并没有让人们看到汉诗的希望,相反有一部分诗人在技术主义的胡同里越陷越深,变成了工匠。当人们谈论诗歌的时候,关注的似乎不再是它的精神指向,更多涉及到的是技巧性话题。写诗不再是一种精神创造,它变成了技术的玩弄。确实,单纯的玩弄诗歌技巧、花哨的语言正成为目下一些诗人的通病。再有,从90年代后期至今诗歌写作个性化的丧失和集体的休眠状态的一个重要的症结还在于诗人的拙劣的仿写和深陷日常化写作的泥淖之中不能自拔。
在80年代末期一直到90年代的诗歌写作中,仿效海子的“麦子诗”曾大量涌现,而其中不乏拙劣的仿写使一些伟大的诗歌元素受到了戕害。对于中国诗人而言,土地、庄稼、自然意象恰恰能够彰显出诗人的复杂经验和想象力。但是,真正的从乡土本身生发的诗作却无疑在一种伪民间书写中被遮蔽。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尽管目下有一些诗人自命或被命名为“乡土派”或“新乡土派”诗人,但是真正体悟当下语境的乡村命运能够具备震撼人心膂力的诗作却是相当匮乏。90年代以来,一些诗人普遍放弃了集体或个人的乌托邦“仪式”而加入到了对日场经验和身边事物的漩涡之中。我们注意到当普泛的叙事性和日常经验为诗人和研究者所津津乐道的话题,诗歌的“个性化”风格却恰恰在这一点上获得了共生性和集体性。在一定程度上,随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社会语境和相应的诗歌写作语境的巨大转换,诗歌写作对以往时间神话、乌托邦幻想以及“伪抒情”、“伪乡土写作”的反拨意义是相当明显的。但是这种反拨的后果是产生了新一轮的话语权力,即对“日常经验”的崇拜。而一些具有敏识的研究者和诗人逐渐认识了“日常经验”的负面效应并报之以警惕。确实“日常经验”在使诗歌写作拥有强大的“胃”成为容留的诗歌的同时也成为一种巨大的漩涡,一种泛滥的无深度的影像仿写开始弥漫。

那么,当叙事性、个人性、日常性、口语性在新一轮的话语权力中成为强势话语并被无限制的加以利用甚至扭曲时,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真正的大诗和诗人在这个时代出现就成了最大的问题。那么,如何才能规避平庸的诗歌写作和整体的休眠状态呢?在笔者看来,就是诗人在坚持个体主体性的前提性要深入当代、深入现场的紧张、尖锐的区域进行勘探,发现与命名。正如陈超所言:“在近年来的先锋诗歌写作中,诗人面临着许多彼此纠葛的情势。其中最为显豁的困境是:如何在自觉于诗歌的本体依据、保持个人乌托邦自由幻想的同时,完成诗歌对当代题材的处理,对当代噬心主题的介入和揭示”。基于此,个性的立场和深入当代的介入姿态也许是当下诗歌写作的最大的诗歌伦理或道德。只有于此,诗歌写作的整体平庸状态才有可能有所改变。
值得注意的是,《星星》诗刊2006年第1期上半月刊卷首语为《诗歌:重新找回对社会责任的承担》。梁平认为从“五四”开始中国新诗就一直在承担着责任,即对艺术探索和社会的关注,但是从80年代之后,中国诗歌却失去了对社会的承担,所以当下最重要的并不是怎么写而是写什么。《星星》诗刊对“诗歌关注现实”的主张就是始终相信真正有抱负有良知的诗人是始终关注现实和民间疾苦的,我想《星星》诗刊提倡一种承担的诗歌即更多关注诗歌的题材伦理,强调诗歌的“现实性”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当然,我们也应该时刻提醒自己诗歌写作从来都不是整齐划一的,从来就没有一种写作观念能够统一诗人的写作方式。我们也不想看到在媒体的鼓动和社会的伦理吁求之下出现一些毫无“底层”体验的诗人写出的虚假的“底层诗歌”的大面积涌现,换言之我们不能要求任何人都来写作“打工诗歌”或“底层诗歌”。1958年的大跃进新民歌、17年颂歌、战歌和文革的红卫兵诗歌就是前车之鉴。
但是有些批评者认为诗人过多关注现实题材就会导致诗歌的“不洁”,即过多强调某一题材,如底层、打工、弱势群体,就会造成新一轮的题材决定论。那么,诗人深入当代是否意味着诗人的写作在美学上就会“不纯”?是否深入当代就意味着是以集体甚或民族的伦理来压制个体经验的表述?在深入时代处理当下题材的同时,诗歌本体性和诗人主体性与之是否是难以弥合的冲突,还是有着更为复杂的关系?实际上,评价一种诗歌写作现象是将之抬高到国家利益、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服务显然是高估了诗歌和诗人的作用,而完全站在美学自主性或是社会伦理性的立场都失之偏颇。答案还是这句话:在任何时代,诗人的职责都是共通的,即如何在尊重诗歌本体依据的同时完成对当代题材的处理。深入当代或曰诗歌的基本伦理不是毫无生气的主流的宏大叙述,也非耽溺于自慰式的精神空虚,也非玩弄形式主义的技巧而空无一物的极端。完全的美学立场或题材的道德幻觉都是有害的。深入当代完成对当下噬心主题的揭示和切入是诗实实在在的事情,也是诗人的职责。诗人的职责或诗歌伦理就是尊重诗歌的美学本体又完成对时代生存境遇的发现和命名。换言之,尊重诗人的个性并保持诗人的良知永远都不会因为“写什么”而丧失了“怎么写”,只有如此才会出现真正的有个性的、有民族性的、与生存现场持续介入的真诗、大诗。
我希望,整体写作平庸的集体休眠阶段早日远去,我希望在高大建筑、低矮民居,光亮的厅堂和黑暗死沉的矿区、城市与乡村、现场与记忆的广阔空间展开反思、辩难、诘问的个人性和存在性的伟大诗行。让这种本原性质的诗歌存在证明在时代语境的转换中,诗不单是对一种神圣言说方式的祈祷与沉思,更应对时代噬心主题的介入与揭示。诗歌决非简单的修辞练习,而是对良知和道德的考验的一场烈火,这是献给无限少数人的秘密而沉重的事业,是“钟的秘密心脏”,是灵魂的优异的回音与震响。在非诗的时代艰难地展开诗歌,面对生存和内心,在边缘地带坚持挖掘,这本身就是对诗人姿态最好的评价。



【霍俊明,河北丰润人,文学博士,河北科技师范学院中文系兼职教授,执教于北京教育学院中文系。编著4部,已在《文学评论》《当代作家评论》等发表学术论文100余万字。在《诗刊》、《人民文学》、《诗选刊》发表诗作500余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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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杨柳 at 2008-1-17 23:23:01
我看了好半天都没看出什么特别的门道来。真的,我不是太喜欢这类的博士文章,他要是有心为“个性化写作”说话,他就该输理一下“先锋”与“非先锋”的区别。现在其实很多人都已经把“先锋”这个概念弄混淆了,中国的后现代的那些取消意义的词语能指滑动游戏根本就是先锋,而被很多评论家说成是先锋。这是个问题。
北岛 at 2008-1-17 23:30:57
霍俊明的文章很尖锐很独到,提出目前诗歌界存在的重大问题,值得大家认真思考。
张祈 at 2008-1-18 10:04:31
抒情才是诗歌真正的底色或本体依据,换言之,任何所谓的叙事性、戏剧化都要以抒情为前提,反之,诗就会走向反面成为“非诗”。
李陀 at 2008-1-18 23:27:10
霍俊明这篇文章尖锐、中肯,虽然其中有些意见有些片面,或论述不足,文风也过于干枯,但是对今日诗歌状况的批评,一针尖血,值得重视。比如这样几段:
1,当个性化和日常题材逐渐被极端化、狭隘化并成为惟一的潮流和时尚的时候,无形中,诗歌写作的个性化和多元化就带有了“病态”的来苏水味道。基于此,有必要对个性化诗歌写作的误识进行重新的过滤和反思。
2,中国主流诗人集体性走上了技术主义道路,他们有理由强调声音或事物的象征意义、词语之间的张力关系、叙述的结构与解构等“文本”的写作。这些技术性写作把语言上升为诗歌的本体,似乎为我们找到了一条通往真理的道路。诗人们面对的不再是写什么,而是怎么写,写得体面而又漂亮。论者指出当这种诗歌风气滋长起来后并没有让人们看到汉诗的希望,相反有一部分诗人在技术主义的胡同里越陷越深,变成了工匠。当人们谈论诗歌的时候,关注的似乎不再是它的精神指向,更多涉及到的是技巧性话题。写诗不再是一种精神创造,它变成了技术的玩弄。确实,单纯的玩弄诗歌技巧、花哨的语言正成为目下一些诗人的通病。
3,从80年代之后,中国诗歌却失去了对社会的承担,所以当下最重要的并不是怎么写而是写什么。《星星》诗刊对“诗歌关注现实”的主张就是始终相信真正有抱负有良知的诗人是始终关注现实和民间疾苦的,我想《星星》诗刊提倡一种承担的诗歌即更多关注诗歌的题材伦理,强调诗歌的“现实性”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当然,我们也应该时刻提醒自己诗歌写作从来都不是整齐划一的,从来就没有一种写作观念能够统一诗人的写作方式。我们也不想看到在媒体的鼓动和社会的伦理吁求之下出现一些毫无“底层”体验的诗人写出的虚假的“底层诗歌”的大面积涌现,换言之我们不能要求任何人都来写作“打工诗歌”或“底层诗歌”。1958年的大跃进新民歌、17年颂歌、战歌和文革的红卫兵诗歌就是前车之鉴。
这些意见我基本都同意。
我一个总的印象,觉得现在很多诗歌网站(一定程度也包括咱们这个诗歌论坛),一讨论所谓技巧问题,就特别起劲,众声喧哗,似乎人人都是行家。但是一讨论诗人和诗歌应该有什么承担,诗歌的社会性如何体现,立刻情绪低落,反应寥寥。这不对劲吧?很多人(真不少!)都对诗歌现状不满,难道现在诗歌不理想的问题都是技巧问题?只要技巧解决了,就有好诗?
希望大家就霍俊明的文章展开讨论。
张祈 at 2008-1-18 23:35:44
更大的可能是,也许大家根本不愿意去承担那种无名的焦虑。
更愿意把诗歌写作看成一种游戏。
当前技巧派诗歌似乎一呼百应,触目皆是天才和大师,
唯独当我们寻找一个有血性有质感的人时,那些人都消失了。
北岛老师在这里普及诗歌技术是个好事,可是我总感觉大家未必真正能从中学习到多少;林贤治先生称九十年代的诗歌是一座空山,怕是也和大家的这种有意回避有关。
小杨柳 at 2008-1-18 23:39:12
大家讨论。

我只是觉得这文章的语言很枯燥,我只读了第一段和后面的一些就没读下去,这是我的浮躁而造成,以后这方面的失误我会避免的。特此检讨!大家可针对这篇文章的观点发表自己的看法。

[ 本帖最后由 小杨柳 于 2008-1-19 00:14 编辑 ]
张祈 at 2008-1-18 23:45:31
你们阅读者不能把你们的道德观念强加给我们诗人,
我们追求的是艺术,是另一种你们所不能理解的美。

还有的说法就是,我们一直在关注在承担啊,只是你们没有看到罢了。
李陀 at 2008-1-19 12:40:51

QUOTE:

原帖由 张祈 于 2008-1-18 23:35 发表
更大的可能是,也许大家根本不愿意去承担那种无名的焦虑。
更愿意把诗歌写作看成一种游戏。
当前技巧派诗歌似乎一呼百应,触目皆是天才和大师,
唯独当我们寻找一个有血性有质感的人时,那些人都消失了。
北岛老师在这里普及 ...
张祁:你看得很准,如果不敢或不愿去承担(甚至思考)诗歌和诗人的承担问题,不管写诗的人,或自认为已经是诗人的人承认不承认,自觉不自觉,归根结底还是把写诗当作某种游戏,只是游戏水平高低,或游戏得认真不认真罢了。
这样的问题都讨论不起来,这是很让人担心的。
你认识霍俊明吗?

[ 本帖最后由 李陀 于 2008-1-19 12:43 编辑 ]
张祈 at 2008-1-19 13:08:28

QUOTE:

原帖由 李陀 于 2008-1-19 12:40 发表


张祁:你看得很准,如果不敢或不愿去承担(甚至思考)诗歌和诗人的承担问题,不管写诗的人,或自认为已经是诗人的人承认不承认,自觉不自觉,归根结底还是把写诗当作某种游戏,只是游戏水平高低,或游戏得认真不认真罢了。
这样的问题 ...
只知道他也是七十后的,我喜欢他的一些文章,但也有感觉不那么赞同的。
至少我感觉他是比较清醒和用心的。
我最怕现在那些没有底线和立场的批评家了。
张祈 at 2008-1-19 13:10:14
诗歌关注现实惹了谁??
——兼驳沈方的怪论

张祈


最近,诗生活论坛上关于“黑砖窑事件”的诗歌有了几首,也因此引来了一些人的反感,他们认为,诗歌“关注现实”是一件肮脏的事情,是对诗歌纯粹性和优美品格的背叛。最近,沈方先生又抛出了他的“高论”,他认定,诗歌关注现实是一种“通奸”行为,这也算是反对诗歌关注现实的登峰造极的无耻之论了。
事实上,诗歌与现实关系的争论并不是自此开始,每当有较有影响的现实事件出现,当诗人们由此写作出诗歌时,就会有人出来说怪话。从“反战诗”到“911事件”,从SARS流行到大型矿难,当这些事件发生时,记者们写报道可以,作家们写报告文学也不错,思想家们写杂文短论也有人喝彩,唯有诗人写诗时就不行了,就堕落了,就通奸了。
有趣的是,说这样的怪话的人并非来自诗歌外部,而是一些自认为得到了“诗歌之所以为诗歌”的秘密的人。沈方先生这样说:“诗的崇高和优美不是诸多多事的定义赋予的,而是造化的神奇,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秘密所在。”只有老天才明白,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持有此种观点的人的主要论据是,当诗歌一关注现实,对沙兰的孩子们和黑窑工一有同情,就会引发道德感,而这种道德感会对那些没有此种道德或者不屑将此种同情用诗歌来表现的人产生一种“道德强迫”,其内在含义是:“你们有的道德感不能表现得这么露骨,像我们这样羞答答地藏着的人才是最有道德感的;你们用这些素材来写诗,也太小儿科了,我们这样一直沉默不语才更像个大师。”
话题回到“通奸”这个词上。按照沈方先生的意思,屈原一思考楚国的命运,杜甫一走上北征的路途,但丁一看到地狱之门的铭文,普希金一想到高加索的雄鹰,惠特曼一闻到丁香花的香气,北岛一说出“在没有英雄的年代,我只想做一个人”时,他们的思想和潜意识都是色情和下流的。实际上,诗歌与现实的关系不仅不是通奸,而应该是夫妻,是受到诗歌法律保护的。当诗歌与现实的关系合理和谐时,诗歌就会生长,就会生产,就会有她的子孙和继承人,就会流传久远;而诗歌离开现实时,才会是通奸和一夜情,因为那样的诗歌是无花果,不生产任何东西。
沈方先生以“诗三百,思无邪”引出他的高论,而《诗经》里也并不少现实的唱颂和男女之情;沈方先生说,诗只能关注人心和人性。他只是不清楚,这人心和人性从何而来。诗歌不关注现实而关注所谓纯粹的人心人性,就像只关注扬子江而不关注金沙江,只关注树顶的叶子而不关注看不见的树根。
说到根本,还是大家对“现实”一词的理解不一样。看样子,沈方先生对诗歌里面出现祖国、山川、风景、哲学、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等神经还不是太敏感,并不认为是通奸,而一出现“黑窑工”或者“沙兰的小学生”就通奸了,就损害了诗歌的高贵和尊严了。对此,我的建议是,沈方先生最好抓着自己的头发飞离地球,去寻找那个美丽而纯洁,又不会给他的道德带来压迫,或者强奸他的眼睛或者耳朵的地方。
我并不是认为,诗歌反映现实的方式是立刻式、马上式或者口号式的,诗歌关注的方式也有很多种,这也和诗人自身的思想和技艺有着密切的关联。但是无论如何,诗歌是需要关注现实的,哪怕是这种关注不是立刻呈现为成形的诗。作为一个诗人,当他不再关注于当下和现实,不对现实的事件的背景和成因进行思考,他就会变成一个虚无的人,变成一个萎缩的人,这是不必怀疑的。诗人不能脱离他的时代而生活,也不能离开他的命运而写作,而这诸多的现实性事件,必然也是他进行诗歌写作的重要元素。
最后想说的是,虽然现实很复杂,但是比起用真心来理解和贴近他人来(哪怕这种理解和尝试是不完善或者不全面的),冷嘲热讽总是容易的多。愿那些不怕被这“通奸”的罪名吓住的诗人,继续写作他们健康而丰富的诗歌;也愿一直“守身如玉”的沈方先生之流继续高扬他们根本并不存在的道德和正义,继续去怀疑别人的虚伪与私欲和坚信自己的“天真无邪”,继续回到他们假想的“诗本身”,并顺祝他们好运。

2007,6,30








附录:

“关注现实”是诗的通奸

沈方


诗温柔敦厚,“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诗无邪。”诗有诗的礼,诗的内在规律和操守决定了越礼的诗即是非诗,是邪念和妄念。

诗的崇高和优美不是诸多多事的定义赋予的,而是造化的神奇,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秘密所在。诗不关注诗本身,经不住现实的诱惑,见异思迁,转身去“关注现实”,本质上是诗的通奸行为。诗的变质致使诗丧失与现实抗衡的能力,不能在诗中纠正现实,反而堕落为现实的反映和回响,通奸的结果是对诗的强奸。

要求诗“关注现实”,关注当下生活,从而确认为价值导向和道德约束,无论故意还是盲从,在客观上构成了制度性通奸的条件。

诗的尊严,神圣的诗,不因为我而神圣,也不因为我是否有尊严而增减诗的尊严。

“关注现实”对诗的压迫,在价值上扼杀了诗人,制造出挣扎的泡沫。在道德上封住了诗人的嘴,匮乏社会资源的诗人们不得不围绕“关注现实”,解构“关注现实”,尝试重建“关注现实”的意义。

掉在“关注现实”陷阱里的诗人,拼死挖掘陷阱底部的砖壁,然而随之出现的是地下暗道,不是时光隧道,也不指向永恒。永恒的是天空和星星。

但愿价值观混乱的人不是我,但愿丧失道德感的人不是我。人何尝愿意遭受价值歧视和道德谴责?即使唾面自干,也不愿做无心的比干,而比干知道,人无心即死。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诗持守诗的礼,才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否则,不可以兴,不足以观,无所谓群,何以怨?诗以诗的方式事诗该事之事。因为是诗,才产生诗的兴观群怨。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不等于诗就是鸟、兽、草、木之名。诗可以兴观群怨,是对诗之原有题中之意的解读,是诗之可能性的解放,但与以诗作兴观群怨的工具论相比,在表层意义上存在微妙的毫厘之差,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在深层意义中存在天壤之别。

当“关注现实”作为始作俑者的私欲暴露无余,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只有“关注”,并无“现实”,或者说,“现实”的目的与“关注”的目的完全背道而驰。从“现实”的臭卤甏里捞出的东西,焉有不臭名昭著之理?

判断力的丢失不在于是否掌握判断力以及有无可能具有判断力,根本原因是缺乏判断力的人不需要判断力,压根不打算运用判断力。

有人必定要辩难,何以见得诗“关注现实”或“关注现实”的诗即是非诗?但可以反诘之,何以证明诗的本体不是现实,何以证明诗需要无视自身的现实而去“关注现实”?

何谓现实?现实的存在属性区别于自然界的自然属性,而诗这个精神现象并无可能脱离人的精神领域,同样是实在界的现象,同样是现实的存在。

如果诗自身的现实不是人心的现实,不是人性的现实,还能是什么?

或许有人将“关注现实”理解为关注当下生活,关注底层,强调草根性,但是,与诗性命相关的不是当下和底层的现象,不是草根状况,而是现象内部的人心和人性。在诗的意义上,底层的人心和人性与高层(假设存在的话)的人心和人性并无本质性差异,倘若存在差异,那么,谁高谁低,难道底层或高层这两者之中还有非人心和非人性存在?

诗只能关注人心和人性。

生活于社会底层的人,他们的人心和人性并非没有崇高和优美,何必劳动他人假惺惺“关注”?自以为已经建立价值坐标,又认为占据了道德高度的人,尤其是借“关注”之名有意把玩底层生活的卑微和艰辛的人,不仅谈不上关注底层,而是在歧视底层。这样的人,是诗之贼,至少是混迹江湖的骗子。

退而言之,承认所谓“现实”需要诗的“关注”,底层生活需要“关注”,那么,连是否存在都有疑问的“高层”需要不需要“关注”?

要是底层生活的卑微和艰辛可歌可泣,体现了人的崇高和优美的本性,应该给予“关注”,岂不等于说“高层”生活就是罪恶?岂不等于说侥幸占据“高层”的人就是罪人?戴罪之身有何资格“关注”崇高和优美?

在人类现存的社会制度中,通常意义上的底层,还不是社会的底层,彻底的底层是法律制度规定的监狱,生活在底层的人是形形色色的罪人。
空手道 at 2008-1-19 19:50:10
显然写什么的问题是私人化的隐秘空间,不是不关心,而是现代集体对人性的自觉维护,我想没有过多的讨论必要,至于什么写那是可以讨论的集体话题,诗歌在道可道上深入而不在无常名中做一些正名的努力和空洞的大主题写作我想正是当下健康的美学氛围.
审美既道德,其本质不可分裂并人为的制造概念矛盾.
个性化是审美感知的手段,他符合道德并为道德的建设提供特定的标本对象.
诗歌关注现实的话题我想每一个诗歌都是作者的现实,都具有当下性的意义,而没有大话题如革命,风暴,危机,拯救等干预性的集体注目的社会才是相忘于江湖的包容社会.
空手道 at 2008-1-19 19:54:13
诗歌不能强调关注现实我想是有一定道理的,一旦强调便可能沦为政治意图的手段.
张祈 at 2008-1-20 00:08:05
先引一下空手道。

显然写什么的问题是私人化的隐秘空间,不是不关心,而是现代集体对人性的自觉维护,我想没有过多的讨论必要,至于什么写那是可以讨论的集体话题。

写什么是你的私密空间,但发表什么是你的私密空间吗。
另外,诗歌与现实的关系并不单指你的大主题和集体合唱。
现在政治的目的就是需要你“不关心政治”。
小杨柳 at 2008-1-20 00:50:59
在中国关注现实的诗歌只能是浅层次的关注,比方说什么“打工诗人们”说说自己的辛酸啊什么的,真正关注到现实来必然会涉及到政治,这正如空手道所讲的。诗人是敏感的,诗人又是脆弱的,诗人首先是人,再就是诗,既然是人,就该被驯化,不被驯化的也是一身伤病。我个人认为,在当下并不是没有比较深刻的关注现实的诗歌,而只是没发出来而已(因为没发的渠道),所以,我觉得关注现实还不如说成是“关注时代”,从更大的方面去思考,这也是真诗人们走的迂回之路吧。力虹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李大兴 at 2008-1-20 01:43:21
批判现实虽然不是目的,但从来是必要的。诗应常是批判的、不妥协的。

“打工诗人”、“关注底层”一类说法或不脱普罗文学余绪,或自居高高在上,极成问题。但象沈方那样否定“关注现实”,则更令人怀疑。

诗不一定需要直接写现实事件,但“黑砖窑事件”当然可以入诗,而且不是“对诗歌纯粹性和优美品格的背叛”。

附上去年六月的旧作

《山西黑砖窑案有感》

洪洞数窑动地天
苏三绝唱赋新传
本来盛世寻常事
谁忆朱门酒肉篇
读史多闻鹿变马
抚今但见人追钱
黄梁一枕千年似
冠盖莺歌满日边
北岛 at 2008-1-20 11:22:02
我想从另一个侧面,谈谈我的看法。我在美国大学教写作,跟美国诗人和准诗人(即上创作课的本科生研究生)打了多年交道,可以说,叙述诗早己成为美国诗歌的主流,说得再具体些,他们热衷描述的是多少有点儿小麻烦的日常(正常)生活。我最近读国内诗歌多了,常感到纳闷:这些诗怎么竟和美国主流诗歌那么相像,这世界到底出了什么毛病?难道全球化真是一种传染病吗?或是中国的社会转型提供了相似的生存条件?霍俊明提出的关于“个性化”与“集体催眠”的说法很尖锐,其实,在反抗者和压迫者之间往往存在着互相转化的共生关系,比如,“小资”和商业化就是一例。先打住,望听听各位的高见。

另,版主是否可联系到霍俊明,请他来参加我们的讨论?
江左遗民 at 2008-1-20 11:37:51
罗兰巴特等人引发的思潮,近些年对国内的小说诗歌确有较大影响,有诸如冷叙述的说法。
秦志良 at 2008-1-20 11:39:08
中国的诗歌整体停留在翻译的水平上
什么民族性,汉语诗歌最基本的特征,没有人去研究,即使研究了,也只是表象,并没有运用到具体的诗歌里面.
把古诗稍微展开,就是一首现代诗,写一段散文也是一首现代诗.
还有人专家叫好,实在可悲!
qs027 at 2008-1-20 13:37:35
过于炫技,就是失心的表现.写的时候,太在乎自己是诗人,笔就会不由自主,把一首诗当做我们儿时捉到的麻雀,我们的小手会把它玩死.哈.
天天向上 at 2008-1-21 05:43:25
这个话题太宽泛,一两句话说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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