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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负今天

发布: 2018-6-05 18:30 | 作者: 朱文



        最后我几乎是从图宾根逃跑的。火车开动了,我还担心那个肥胖少年会一路撵上来。他几乎不睡觉,也很礼貌地让你睡不成。我亲眼见他用德语和同事谈工作,用法语接打电话,用英文处理邮件,晚上带着一个纵欲者难以克服的惯性一头扎进母语的交谈。我住了三天还是四天,每天都过得很恍惚,记忆中的图宾根始终笼罩着山城重庆的浓雾。去荷尔德林塔的路上,我注意到他上坡喘气,下坡咳嗽,但是不影响他一首一首忘情地唱着英文歌。唱起歌来他的气息反而变得匀了,这也是怪事。在内卡河水的伴奏下,他歌声袅袅,煞是动听。他的声音和形象是完全分离的,有那么一刻我真的相信他被附体了。
        第二年我们又在东柏林世界文学馆的朗诵会上碰到。那一次我们玩得非常尽兴,而且放松,因为有柏桦在。我知道他们的“歌乐山谈话节”,也想在安全的距离外领略一番。但是他们二人之前有两、三年没见了,所以刚坐下时都有点怯怯的,脸红、目光躲闪,顾左右而言他。我想为他们营造一个更惬意的环境,比如把窗子开条缝,让新鲜的空气进来,把窗帘再拉上些,让室内的光线不要过强。但是他们已经全然注意不到了,各自在座位不时地蠕动一下,状态有些慵懒,身体好像也都带伤,但是看得出来,双方对这场不可避免的交谈没有动摇过必死的决心。
        张枣在被查出肺癌晚期以后,是由长子张灯护送,艰难地从国内回到图宾根的。这个细节又让我想起九六年夏天那个金黄色的傍晚,那个古色古香的小火车站。我是唯一到站的旅客,出站我就看见张枣抱着孩子正等在门口。他没有跟我打招呼,而是用一种最温柔的口吻轻声对孩子说,你看,我们等到叔叔了。那个抱着的孩子就是张灯。第二天吃晚饭的时候,张枣告诉我《云》是他送给儿子两周岁的生日礼物。我对昨晚没能充分体会一个父亲的用心而觉得有些歉意。我问孩子叫什么?张枣说,张灯。我说,是“张灯结彩”的“张灯”吗?他说,对。我看着那个可爱的孩子,想想行李中没有东西可送,于是许诺写一个故事给他,等他大了再读。从德国回来以后,我履行了诺言,写了《写给张灯的一个短故事》,发表在 1997 年第 3 期的《北京文学》上,后来收录在《达马的语气》等小说集中。这篇小说现在读来更觉神秘。记得有一次在广州或者深圳的活动,结束后有个签名的环节,一个腼腆的少年等所有人散去后才走上前,他把书打开到《写给张灯的一个短故事》这一页递上来,不说话,但是能听到他紧张的喘息。我没有惊动他,不动声色地签了名。看着他匆忙离去的背影,我知道他就是“张灯”,他就是“张枣”,他就是那个隐藏在这个世界某个角落的不死的孩子。
        
        这是你的生日;祈祷在碗边
        叠了只小船。我站在这儿,
        而那俄底修斯还漂在海上。
        在你身上,我继续等着我。
        
        现在我要说到斯德哥尔摩的那一次“《今天》大聚会”了。1996 年 6、7 月我应邀前往伯格曼、特朗斯特罗姆和宜家的故乡,参加在奥洛夫-帕尔梅国际中心举办的“沟通:面向世界的中国文学”研讨会。奥洛夫-帕尔梅是瑞典前首相,1986 年被刺身亡。此次会议的策划者是万之,《今天》海外复刊的关键人物之一,他成功说服了帕尔梅基金会,中国文学需要紧急召开一次会议。除了万之,老“今天”到场的有芒克、多多、杨炼、严力,和《今天》关系密切的高行健、赵毅衡、孟浪、孟悦、友友。从国内来了一票作家:史铁生、余华、格非、林白和我,和三位评论家:朱伟、陈思和、陈晓明。北岛没有出现,正好增加了悬疑气氛。开会期间我怀疑北岛将在会议的最后一天突然出现,阴沉着脸,向我们这些国内来的作家宣布,你们回不去了,跟我流亡吧。
        回头想起来,那次会议真够特别,开会的都是中国人,出钱、做服务的都是外国人,这场面我在海外再没见过。后来马悦然出现了,但是他也不是来开会的,是来做导游的,他带领与会作家去参观那个举行诺贝尓奖颁奖典礼的大厅,我相信这大大破坏了那个奖的权威感。我是国内代表中最后一个到会的。万之从机场接了我刚到酒店,迎面就撞见芒克正弯腰想把史铁生从轮椅里掫起来,结果失败了,差点一屁股坐下,大家一阵哄笑。芒克看到我,还没站直就先咧嘴乐了。可不,接班的人来了。我放下包,在陈希米的叮嘱下把史铁生慢慢背了起来。嗯,果然是一个“重量级”的作家。
        这是我第一次见芒克,他比我想象中的要更帅,高挑、精瘦,一头花白茂盛的头发,打理得很顺。少年白至此已成了先天的优势,衬托出气色的红润,和笑容的天真。这个男人正处在最有魅力的全盛时期,芒克是他的笔名,芒爷是他的真名。1992 年前后芒克和唐晓渡主编的《现代汉诗》多次大篇幅刊载我的诗歌,其中一期也是头条,带给我诗名远播已达长安的错觉。我庆幸可以向他当面致谢,但是一见到芒克我就开不了口,因为我完全被他那种大大咧咧的芒爷作风带着走。我考虑应该以武林中人或者道上的方式向他致敬才恰当,但是我也不是那号人啊。这一犹豫把致谢的事给耽搁了,后来玩起来也就忘了。但是有一天芒克忽然放下酒杯,主动向我提起了这件事,我当时窘坏了,就像一个卧底被当场揭穿,更加说不出致谢的话。现在想来仍然觉得惭愧,操,说一声谢谢会死人吗?芒克实际上读书很多,也写过不少书,你如果觉得他没文化,一定是被芒克自己给误导了。他是人物,不屑于成为文学人物。
        从会议的第一天开始我就和芒克、多多混在了一起,没有任何过渡。老哥俩很久没见了,我期待从他们嘴里听到我所知道的《今天》往事,但是他们一开口就把我的时钟向前至少调了十年。“白洋淀三剑客”这一段我不熟,那次听二位的“全面回忆”,我算是在里面活了一回。多多谈起和岳重的“爱恨情仇”就搂不住话头,芒克这时候一般不再说话,只在多多向他求证的时候点一下头。点一下头也不是同意,只是表示听到了。会议后半程的时候,我开始意识到在两位前辈说白洋淀的时候不能随便离开,因为我是重要的道具,代替那个缺席的人坐在那里,好让这一场激情四射的青春回忆变得圆满。多多有一天跟我说他很抱歉,跟我说了太多岳重,可能是因为我的哪一点和岳重很像,刺激了他。当时我其实读过根子的诗,但是不知道岳重是谁,我想这么牛逼的一个人,应该是岳飞的后代吧。
        开会地点安排在布姆什维克湖湾会议中心,位于斯德哥尔摩南郊,风光静美,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最早开始接触谈判的地方。远离市区,人迹罕至,会议组织者有意把它变成一个“文学集中营”。晚饭前有一段难得的“放风”时间,我每天都独自跑着去散步。另外两位坚持散步的就是高行健和他的英文译者 Mabel Lee。我们经常会在一条有些起伏的林中小路上碰到。牟森特别郑重地托我“向老高问好”。我看他说“问好”的表情是“道歉”的感觉。1993 年牟森排了一出先锋戏剧《彼岸——关于“彼岸”的一次汉语词性讨论》,改编自高行健 1986 年创作的、未能上演的剧本《彼岸》,在简陋的北京电影学院剧场只演了七场,却在文化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该剧被认为是牟森个人戏剧生涯也是中国当代实验戏剧的发韧之作。对于一个话剧剧本来说,牟森他们下手太黑了,剧本被砍掉了一半,剧名却被抻长了八倍。诗人于坚是“幕后主凶”。作为知情者我都不忍心问高行健有没有看过牟森那个版本。我和高行健关于剧作有过很好的交谈,当我提到“语感”,他忽然兴致很高,他说作家和编剧写剧本最大的区别也正在于此。多年后我才读到《彼岸》的原始剧本,大为吃惊。高行健作为中国当代实验戏剧的始作俑者,观念的超前和剧作的成熟非后来者所能及。“先锋”的意思,就是走得没影了。
        杨炼和友友晚到了两天,揣着一瓶没舍得喝的威士忌来赴这场老友的聚会。事后想这瓶威士忌一定是有问题的,那么一大帮人,就一瓶酒,居然喝大了。桌子掀了,杯子淬了,眼看着我的前辈们就要在巴以和谈的地方大打出手。一股汹涌、暴戾而又哀伤的七十年代的青春气息席卷而来,我眼窝一热,心里觉得辛酸极了。也许是受奥洛夫-帕尔梅“共同责任”信念的感召,我不顾一切地扑了上去,加入到“灭火”的行列。等“火势”终于得到控制,我惊讶地发现大家又开始怀念起刚才的“骚乱”。他们说自从到了海外就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这是头一回,邪性。
        正当代表们开始抱怨“集中营”生活的枯燥时,有人告诉我们,湖里可以游泳,而且栈桥边还有一个桑拿房,就是男女裸体坐在一起聊天那种。我对北欧的风俗有所耳闻,当然第一时间就去了。我到得太早,桑拿房里没人,但是很热很闷,我怀疑自己坚持不了多久。外面淋浴间那边终于有了动静。我隔着玻璃看到一个白生生的身体正背身淋浴,长发被水打湿,软软地贴在了肩上。我觉得没必要盯着看。过了一会儿,有人拉门走了进来,杨炼!真是没想到,我们就这样“坦诚”地坐在了一起。他的出现有些意外,因为我刚才游泳时并没看见他。杨炼的长发比较讲究,是过电的那种,有点像美杜莎,我也留过长发,作为晚辈我向他请教了头发护理的问题,他确实有一套自己的办法。就在我们交流护发心得的时候,四个高大丰满的北欧姑娘拉开门鱼贯而入,微笑着和我们打了招呼便在对面坐下,青春无敌的肉体顿时塞满了整个视野。杨炼和她们聊了几句,知道她们来自挪威。我努力保持着原来的姿势,身体开始出汗,当然是因为桑拿。这时杨炼忽然向我问起国内诗坛的情况,于是我们谈起了文学。我们谈了不短的时间,但谈了些什么我真的一点印象都没有。
        严力会议期间好像有私事,经常不在,神出鬼没的,我们相处的时间少一些。除了他的诗,我还特别喜欢他的短篇小说,也是神出鬼没的。
        万之除了白天的会务,还担着照顾大家生活的责任,所以很少参加晚上的熬夜。我和他的交流因此多在白天,所以也显得比较正式。查建英离开《今天》以后,我的稿件就直接寄给万之。因此我们一直有书信往来,他对我勉励有加。说起来万之是这群人中我最熟悉的一个,但是见面以后,我却发现他是最“陌生”的。他的妻子安娜和两个混血的儿子进一步加强了这种陌生感。不管你是放浪形骸的诗人,还是处心积虑的作家,见面相互一打量,来几句“黑帮行话”一样的问答,很快就能对接上,但是跟万之不行。他喜欢叼着一根烟斗,不管烟斗里有没有烟草。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他的发型、服装都已经完全脱离了参照,不能提示他所处的年代。他更像是一个大使,一个货真价实的中国大使,非官方,也非非官方,直接受命于文学。
        通过万之我了解到《今天》海外复刊的始末和六年来办刊的艰难,也顺便查清了美元的来源。会议结束回到斯德哥尔摩后,万之带领部分作家去参观《今天》那个“蹭来”的编辑部办公室,就是堂皇地印在杂志上的那个。国内来的作家好多之前都没有见过《今天》杂志,纷纷上前挑几本带走。我一个人落在后面,抬头看着眼前这个异国他乡的狭小空间,想想 1978 年北京亮马河畔的那间农民房,心里颇多感慨。正像余华后来所评价的那样,“什么是信念?这就是。”从瑞典回国以后,我对韩东说,我们俩以后就不要再挣《今天》的钱了,除非他们约稿。我的意思是,《今天》的稿费不是普通的稿费,正像当年它曾帮助我们渡过难关一样,现在让它去帮助那些更需要的朋友,这是《今天》的事业,也是大家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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