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负今天
发布: 2018-6-05 18:30 | 作者: 朱文
到了 1991 年我们已经快被自己积压的诗稿憋死。经朋友推荐我在几家官方杂志有零星发表，但看到样刊觉得还不如憋死算了。我们决定开始自己干。鉴于当时的条件，韩东建议我以一种比较小的、可以控制的规模来做。于是就有了《诗选》，32 开，口袋书大小，封面是一张任辉的剪纸作品。把联系、编辑、排版、校样、打印、装订、邮寄所有环节都做下来以后，人就变得特别踏实。如果你爱一个姑娘，想送给她一本诗集，现在就算没处出版，你也有能力手工制作一本交到她手上，你就知道写诗这件事并不虚妄。虽然《诗选》只出了两期，每期印数也只有 100 本，但是还是产生了真实的反应，并最终导致《他们》后来的复刊。作为《他们》一员的工作经历在此不赘。
从办刊这个最具体、最平常的角度来体会《今天》四十年史诗般的历程，也许会比阅读那些已成为文学史经典的作品更有收获。对我这个诗歌学徒来说，“办刊”就是从老《今天》那里继承下来的一门手艺。对一种精神、一种价值表达敬意的最好方式，莫过于亲身实践，哪怕是以个人的、微小的方式。别看只是一些琐碎的事务，没有任何虚荣，却可以让诗歌活命，诗人独立。说的没错，是让诗歌活命不是让诗人活命，所以我们这些独立的诗人后来只好开始写小说了。谁又能想到呢，我会因为小说而和传说中《今天》发生那么紧密的关系。
1991 年 9 月我请了探亲假，把自己关在屋里一口气写了四篇叫做小说的东西。这是我第一次尝试，当时作为一个过于自尊的诗人我对小说并不太上心，但是想辞职是真的，所以必须先趟趟路。韩东帮我把其中的三篇寄给了《今天》的小说编辑查建英。那些都是手写的初稿，我是准备听听意见再改的，但是韩东没有给我这个机会。他这么做的原因可能有二：一广种薄收，三篇如果能发一篇对我是个鼓励；二全部退回，不耽误修改，对我也是一次磨炼。但没有料到的是这三篇小说分成三期在《今天》先后都发表了。记得是以下三篇：《美国，美国》、《两只兔子，一公一母》和《我负责调查的一桩案件》，电影《巫山云雨》即改编自最后一篇。如果当时不是那么浮躁，我就能意识到，这是一个作家的“梦幻开局”。
最先出来的是《美国，美国》，也是我的小说处女作，发表在《今天》1992 年第 1 期上。虽然之前没有多想，但是收到样书时，我的心还是“砰砰”跳了起来，不是别的，是因为从一个民刊从业人员的眼光来看，海外复刊的《今天》实在太漂亮了。大 32 开，设计装帧典雅、大方，也不失当代感，纸张挺括，应该是 80g 吧？翻开内页更是喜欢，经典仿宋，繁体横排……不像杂志更像是一本书。如果你知道它的前史，见过当年油印的那份，你就会想到“凤凰涅槃”。和新《今天》相比当年国内的文学期刊简直土得掉渣。没有想到那一期开篇即是我的“美国，美国”，头条的礼遇让我猝不及防，更没想到的是，北岛在编后语中点评“……朱文在《美国，美国》中显露了他作为一个成熟小说家的才华。”说的是我吗？我愣住了。一个新丁擦枪走火，“嘭”，掉下一只鸭子。
但是我也因此更加后悔当时的仓促，哪怕是多改一遍也好，想到那个显露了“成熟小说家才华”的不成熟作品正在招摇过市就严重心律不齐。幸好及时到来的美元支票起到了良好的镇静作用。除了我，身边很多朋友，像李冯、吴晨骏、贺奕、顾前、刘立杆等，也都是在《今天》上发表小说处女作的。再加上后来更年轻的，这个“处女俱乐部”的名单估计会很长。在这个俱乐部里流通的货币是美元，我们都是托同一个在银行工作的朋友帮忙把支票兑成现钞，不是在柜台办，每次都有点黑市交易的感觉。同时我们也得到了可靠的情报，说负责我们这批作者的编辑查建英是个嫁了老外的北大美女。你看，美女加美元，这群文学青年还需要什么呢？
后来我又在《今天》上发表了不少小说和诗歌，因为写作勤奋我怀疑自己是朋友中美金挣得最多的那个，但是一直不敢说出来。1992 年夏天我去南京大学找李冯，他是一个即将毕业的“明清文学”专业研究生。在他宿舍我无意中拉开那个可以上锁的抽屉，结果绿花花的美钞撒了一地。我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不过仔细一看，都是些面额不超过五美元的零钞，他刚从《今天》领了一笔三百美元的稿费，而银行正好没有整钱。应该就是这一幕给了我灵感，让我不久后写出《我爱美元》这篇”成名作“。我担心这个说法可能不够严谨，如果说《我爱美元》的灵感来自那段时间的“美元生活”一定是不会错的。通常我有满意的作品会优先考虑给《今天》，但是这一次没有，因为我怎么想都觉得不合适。
韩东和我后来回忆，到 1993 年下半年我们小说在国内的发表才基本顺畅，1991、92 年是最困难的，屡遭退稿，是《今天》的肯定和支持帮助我们度过了那段困难时光。因为美元实际使用上的不方便，使得这一部分有限的稿费每次都会被剩到最后，而成为某种支撑腰杆的底气。它的价值不是当时的汇率所能衡量。1993-95 年，韩东、我、吴晨骏等相继辞职，从那时候开始有了“南京自由作家群体”的说法。原来“他们”是指那群独立的诗人，现在更多说的是这帮自由的作家。多年后我认识到，其实我们既不自由也不独立，只是对“独立”、“自由”这两个幻影认了真而已。
1996、97 年我和吕德安作为演员参加了导演牟森的“戏剧车间”两度在欧洲长达数月地巡回演出，使我终于有机会接触到当时散落在欧洲的《今天》新老诗人，开始了对《今天》精神实体的认识。交往最多的两个是多多和张枣。而在此之前，应该是 1995 年，吕德安和我专程去看望过郭路生，是黑大春领去的。在一个小饭馆大家刚坐下，老郭就冲到取菜的窗口掏出五十块钱要买单。黑大春再三劝他说，都什么年代了，现在是吃完再结账，还没点菜呢。但是老郭还是站在那里，要求店员把钱先收下。我从没有见过如此真诚、如此急切要请朋友吃饭的人。那一天当然没让老郭买单，就算让他买那五十块也远远不够，但是我觉得自己有幸吃到了老郭请的一顿便饭。
我热爱多多的诗歌，被他对诗歌的那份专注所深深吸引。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我见过他在温暖的壁炉边演唱普契尼，见过他在冰冷的细雨中嚎啕大哭，也见过周末早晨没有行人的街道上，发苍苍、视茫茫的多多身着那件老西装，低头前行。都说毛头脾气大，不好相处，而我认识的多多却是一位家人般亲切、友善的前辈。我对他的写作充满好奇，但从不打听。他可能来自一个古老的族群，为了保持血统的纯正，必须忍受基因的缺陷。他是那个至死都不能暴露自己身份的人，而我正好是对这个传说深信不疑的人。1997 年我们剧团到了鹿特丹，他从莱顿过来看我，我把旅馆房间唯一的床让给他，自己在地毯上睡了一夜。我们通宵躺着说话，有一搭没一搭，更像是冥想。在话题之间的间隙，我感受到他那份被欧洲冬天的寒意彻底浸透的孤独火辣辣地蜇人。
多多曾经给我寄来某写作计划的申请，但是可供选择的地方没有我感兴趣的。在刚离开南京努力适应北方生活的那几年，我经常触景生情，朗诵《里程》的最后一部份：
北方的大雪，就是你的道路
肩膀上的肉，就是你的粮食
头也不回的旅行者啊
你所蔑视的一切，都是不会消逝的
由于当年法国铁路工人的大罢工，整个剧团被困在了第戎，什么时候能走真的不知道。我呆着没劲，就坐车去巴黎找宋琳。我们以前没见过，只是有一个共同的朋友朱朱。宋琳当时的境况有点窘迫，除了照顾家人孩子，还在巴黎第七大学读书，一见面我就深感打扰。但是他还是腾出时间陪我在巴黎到处转。他刚刚进入《今天》担任诗歌编辑，脸上分明还有一种“年轻党员”的单纯。他是作为《今天》的编辑来招待我这个国内来的作者。最后一天玩得很晚，坐巴士回到我的旅馆附近时已是深夜。我精疲力尽，巴不得马上躺倒，但宋琳不让走，让我等一下。白天吃饭时他现金不够我垫了一百还是五十法郎，那顿饭他事先说了要请的，所以他要找一个 ATM 取钱还我。我习惯了国内那种不分你我的诗人生活，觉得没有必要。我说那你就下次再请，这一顿我们 AA 嘛。但是宋琳坚持，说事先说好的不能变。最后我没办法，只好跟着他一路去找那个破机器，走了一条街又一条街，眼睁睁地看着我的旅馆越来越远，最后完全消失在巴黎迷离的夜色中。我还背着一个很大很沉的包，真叫欲哭无泪。谢天谢地，终于在一个广场边发现了一台，宋琳奔了过去，我把包卸在地上原地等着。当时国内还没有 ATM。午夜过后广场显得尤其空阔，孤零零的金属盒子泛着清冷的白光，一个高鼻子的中国人不很熟练地反复揿着号码，感觉是想和外星人取得联系。我看着宋琳略显单薄的背影对自己说，真是一个优雅的人啊。
1996 年的那一次巡回结束在德累斯顿。吕德安和我结清劳务以后，动身去柏林拜访舒婷，她当时受 DAAD 计划邀请正在柏林驻市。在库当姆大街那个北岛、顾城、芒克、杨炼等老“今天”先后驻扎过的公寓我们呆了好多天，每天玩得不亦乐乎。有一天吕德安和我无意中被裹挟进了一个狂欢队伍，转了半个柏林以后才弄清楚那就是著名的“同性恋骄傲大游行”。回来后意犹未尽，趁舒婷不在，我们用她的化妆品、纱巾什么的开始玩易装，我因此掰断了舒婷最爱的那个发卡。舒婷没有生气，但是看得出来她确实心颤了一下。我是 1993 年认识舒婷的，她是我见到的第一个老“今天”，后面还会说到。
张枣知道我在柏林以后，强烈建议我去图宾根。我和他一年前在南京认识，似有默契，但是毕竟不熟。我不太想去，觉得那个地方太偏，柏林多好玩啊。他便以荷尔德林、黑格尔、谢林的名义重复他的邀请。这三个名字没有引起我的生理反应，他在电话的另一头似乎能感觉到，于是他又提到了赫尔曼-黑塞，“他和你一样，也是又写小说又写诗。”上了路我就有点后悔，因为实在不近。记得我是经法兰克福转斯图加特，到了斯图加特还要再换一趟慢车。折腾了一个白天，到达图宾根时已是傍晚。张枣抱着他年幼的儿子来火车站接我，镜片后闪烁着一个孩子的喜悦。和他相比，他臂弯里的儿子显得老成许多。我住在他家，虽然拥挤，但足够舒适。我对图宾根的第一感受是，这个没有被二战摧毁的幸运小城确实有一分特别的宁静。但是这份宁静很快就被主人没收了。起初我们还有宾主之仪，晚饭是和张枣妻子孩子一起，我不会喝酒，他也不劝。晚饭后家人进了里屋，张枣拿出一叠打印稿给我，是新写的组诗《云》。那组诗好长，和我的旅途一样长，我很想说放到明天休息好再看，但是觉得不礼貌，于是强打起精神，读完了全诗。我的反应一定不如他预料的那么激动，但是我确实是喜欢的。夸了几句以后，我指着第一首的开头说，“当我头颅，盛满蔚蓝的蘑菇，”改成“当我，头颅盛满蔚蓝的蘑菇，”可能更好，作为起首一句，原来那个读起来平了。没想到这下可踩着雷了。张枣瞪着眼，拿起诗稿反复读了几遍，开始了剧烈的咳嗽，一边咳嗽一边用手指着我，就是说不出话来。终于平息下来以后，他说我说得对，他这样想过，后来放弃了，现在经我一说又觉得好。就像接通了电源，眼前这个原本有些晦暗的中年男子，瞬间变成了光彩照人的肥胖少年。一台没有冷却系统的话语永动机轰鸣起来，震落了机罩上的小眼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