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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名年代

发布: 2018-3-07 11:31 | 作者: 马可鲁



        
        东煤场5号
        在我的记忆中,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那些日日相聚的去处,简直太奢侈了。每一个地方不过十几平方米,然而最小的地方,是赵文量的东煤场五号。满屋子的画儿,一张大木床,两个凳子,到冬天,一安装炉子就没地方了。近二十年间,那里人来人往、不计其数。大家常常在屋里、门口,或坐或站,渴了喝口水,饿了下碗面,又继续清谈。常常到了半夜,还是会有刚来的人。早晨尿盆还没倒,便常常又有访客敲门。那时没有电话,也不兴事先约定。
        聚会常常是马拉松式的,从文学艺术到社会政治,从绘画技巧到理论。偏激的观点常会使争论激烈,甚至到气氛紧张的地步。大家也常在一起读书,这时气氛最好——杨雨树手执书本、引经据典;赵文量则开始画画,他画得随意极了。
        1976年7月28日凌晨,地震了,我被家人连拉带拖地从睡梦中拽到院子中央,那里已站着许多惊恐的人们。随之而来声音越来越可怕,仿佛世界末日。待平静下来,很久没有人敢回到屋里。挨到清晨,又是一阵强烈的余震。我不由地想起赵文量的小屋,心里不安起来。我执意要去赵文量处看看,家人不放心,劝我等等。天刚亮,我向赵文量的家里赶去,从我家步行十五分钟,并不远。好几个画友已先我而至,随后又有更多的画友赶到。整整三十年过去了,我常常想起这一天。
        上世纪七十年代,东煤场5号的小屋聚集过的年青人不计其数。属于“无名画会”的基本成员有:赵文量、杨雨树、石振宇、张伟、马可鲁、包乐安、李珊、韦海、郑子燕、田玉、王爱和、刘是、田淑英、邵小刚、赵汝刚、张达安、徐延宗、汪小波、马建刚、刘又非、朴茂华、杨延华夫妇等。以及“四月影会”的王志平。除“无名画会”外,常造访的画友有:刘韦星、刘韦伦、刘树信、周迈游、齐志远、洪麦恩、钟鸣、唐平刚、朱海东、赵百威、关伟、宋红、冯国东、任世民、曾小俊、王效宓、张寥寥等。“星星画会”有:马德升、黄锐、毛栗子(张准利)、赵刚、朱金石、王鲁炎、李爽、杨益平以及《今天》地下刊物的北岛、芒克、严力及一些更年轻的诗人。
        七十年代末,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小组曾拍摄了“无名画会”成员作画及东煤场5号的纪录片。1984年,西德《明镜》周刊曾到赵文量处专访。1981年11月的一天,吴冠中陪同巴黎来的赵无极来到东煤场5号,与“无名画会”画家见面。
        
        白塔寺张伟
        1975年春节,在北京白塔寺附近的一座居民楼里,一群年青画家秘密地组织了一个画展,画家们和数量有限的观众一起静静地庆祝了这一事件。这就是“无名画会”的前身。这次地下展览离1979年的“无名画会展”整整四年半。
        张伟的家在这座当时北京最大最高的居民楼,那是五十年代的苏式建筑,从远处抬头即可望见。这种另类的居住环境对办地下展览却是有利的,不容易引起注意。展览是由赵文量和张伟提议,由艺术家的朋友包乐安组织筹划,他既协调画家之间的关系,又协助作品搬运。参展的画家有:赵文量、杨雨树、石振宇、康万华、张达安、徐延宗、韦海、张伟、马可鲁、李珊、王爱和、史习习、洪迈恩等。画家们只请来了他们的朋友们参观展览,但这已经非常危险了。
        仅仅十八平方米的空间,近十位画家的作品都在其中。那晚还有即兴表演,史习习朗诵了他最爱的普希金的《致大海》,一位来客朗诵了“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吧,给你自由……”作为主人的云娘是担着风险的。她受过很好的教育,在中学教俄文。那晚她唱了一首俄语歌曲。
        在那以前,张伟的住处就常常作为集体画室,好几个画箱一起支起来,气氛好极了。大家也常常集体出外写生,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把画订在墙上,互相观摩。1975年后,北京图书馆进了一套世界美术全集,中央工艺美院也进了一套。通过在北京图书馆的关系,我们得以阅览到这共六十册的全集。那是第一次能见到如此大量的西方美术的印刷品。我、张伟、李珊、郑子燕、王爱和等人,一同在张伟家里,悉心研究、临摹塞尚、马蒂斯、高更、凡高等大师的作品。
        这种共同作画的大场面,在张伟家里延续了许多年。大家在一起切磋,丰富了各自的调色盘,对这个群体的绘画形式、趣味和手法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
        
        邵小刚
        小刚与我年龄相仿,又高又瘦。自我认识他起,他几乎春夏秋冬永远身着单衣,裤子总在脚脖子以上。他眼窝深陷,颧骨高高,下巴突出,嘴角紧闭,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长长的身子,头显略小,寸头的前梢突出,像是帽沿儿,显得很滑稽,由于学究般的样子,由于总那么彬彬有礼,由于瘦高而微驼的身影,我们都叫他“高尔基”。
        他的父母是中学教师。我常去他家,从第一次见到他父母,我理解了他与他的哥哥,何以如此性格平静、彬彬有礼——父母的谦和儒雅说明了一切。
        我们大多家境艰难,我能知道他家有怎样的困顿,一家四口,住房不过十二平方米。只好自己简陋地接出一间,再用家具和布帘隔隔。他家住在一个破败庙宇后面的大杂院内。我每次去他家,都见到他父母平和的谦卑,孩子们的倔强,矢志的尊严。他小哥走后不久,他的父亲曾来我家找我,告诉我他的小哥电大自学毕业后,去了美国威斯康星的一所大学。我真为他们感到欣慰。
        小刚家离我家特近,他常来我家。有时候他和刘是一起来。每次都带着新画的画儿,让我指点。我记得那份诚恳。那个年代,我们大多数人之间都有的那份卑微的诚恳。我常常想起他那硕高的身躯,双手托着小小的巴掌大的纸片,像托着婴儿,托着鲜活的生命。
        小刚从不画大画儿,都是小画儿,很多都在纸上。每当他找到纹路漂亮的纸张,他总愿与我分享。他只有一个用了很久的小画箱。1974年与他相识,我们一起画画儿,题材、趣味、手法自然相近。他的画儿不招摇、不花哨、不炫耀技巧。他感觉很细腻、平实,从没有过厚的颜料,也没有粗暴的笔法。我喜欢他的作品所体现的悟性,描绘对象时的诚恳与忠实。
        邵小刚是1977年考上的中央工艺美院现代印刷系。那是刚刚成立的新系。他在学校的第一张电子分色印刷试样,便用的是我1971年的一张点彩写生“东交民巷的街道”。这可真是个大事儿,当他把几张印稿在我面前摊开来,我俩别提有多兴奋了。
        他画了很多紫竹院的荷花,从远景到近景,画得高贵极了。
        他曾与女友去了杭州工作,但是后来只身回京后做翻译工作,他英语很好,声音浑厚,说一口带着浓浓鼻音的美式英语。记得有时回到家中,母亲会说:“那个丑小子来找过你。”
        我记忆中常常出现小刚八几年的样子:他身体前倾骑在自行车上,一只脚着地,嘴角翘起,充满信心地缓缓笑着,笑得很好看。
        不知是受“披头士”的唱片套上四人跨越斑马线照片的影响,还是从美国海军学院学员的装束得到灵感,1975年的一天,他说他学会了如何剪裁直腿裤。他找了一种银灰色布料,一共裁了七条直腿裤。几天后,北京的街道上,出现了一字排开的几个青年人,个个身着一式银灰色直腿裤。小刚我和习习,刘是,韦海?……想不起来了。裤腿紧绷,屁股圆圆的——回家被父亲看到,只是苦笑地摇摇头。
        
        包乐安
        包乐安是个天生的外交家。他的矜持与木讷,恰恰是他举手投足必要的时间差,帮助他掩盖了生性中的冲动与幻想,无端平添出某种老成持重。而我却深知他还有放浪与无形的另一面。
        七十年代初,他刚脱少年气,虽不画画儿,却终日与画家朋友为伍。
        所有的画友自然也认为他是其中一分子。1975年的地下展览的组织,还有日后“无名画会”的组建,他都是重要的参与者与历史见证人,他与赵文量、杨雨树,与习习、冯国栋,还有我和张伟,都保持着长久的友谊。
        1975年他20岁,一人远赴辽宁,远离北京,当他得知朋友们又将集体出游,到海边作画,就写了一封信给朋友们:
        
        文量,雨树:
        接连两天又收到习习和你们的来信,使我十分高兴,我以为人在生活中是需要从精神上得到刺激的,当感情上得到新的养料的时候,就会迸出新的火花,使我的生命具有了更多的意义。往往悲痛与兴奋使人的心理活动处于紧张状态,伴随着紧张状态而来的是心灵的主动性,使我们的心灵活动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展开。在这一不自觉的过程中,我们获得了在一般状态下得不到的东西。关于我的为人与性格,我相信在我们以往的接触中,你们已有了一定的了解。由于这一点,我们的感情相互得到融洽。我们看到任何一种友谊在精神上、心灵与感情的作用相辅相成。使我们之间互相吸引。从友谊的性质上讲,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友情,是不应当因为时间和空间的转换而转变的……
        友谊是在我们自身的生活中形成的,我们对于友谊的看重程度,是依据这种友谊在我们自身生活中的价值而定的。价值越大,对我们自己在生活中各种行为的影响也就越大,而你的各种行为正是在创造着你自身生活中的价值。可以说,一个人对友谊的态度完全说明他对生活是什么样的态度。我以为任何一个人对生活都应该在可选择的范围内谋求自己的目的,那么我现在的外地生活对我自己的好处可以在费尔巴哈的这段话得到证明:
        “生活在幽静中的人是幸福的”
        (因为在孤独和幽静中他汲取了进行斗争必需的力量,作为思想家,他需要集中精神,远离日常生活的喧嚣与搅扰,以便不受干扰地对自然界,生活及其奥秘的本质进行沉思。)
        我想这对于任何一个愿意思想的人都是适用的。除了上述所表示的,我所需要的活动中获得到的快乐之外,天气好的时候通常进行散步,这里清新的空气和宁静的环境是我在大城市里得不到的。对大自然新的感触,以及对以往我们共同生活的回忆,都使我觉得快活。
        我清楚地记得你们从北戴河回来后那几天令人兴奋的情景,在互相的感染之下,你们创造了怎样的作品,从中汲取到力量。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是十分可贵的。那么在这里,我预祝你们此行在原有的基础上取得更大的成果……
                                                  乐安,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四日晚        
        1975年9月底,“无名画会”成员集体去了北戴河。那时的北戴河并不对外开放,夏季基本用于中央单位开会及干部疗养。所以这么多人集体行动,没有单位介绍信是无法想象的。韦海不知哪里搞的部级介绍信,经过草酸和高锰酸钾处理后,再重新填写,解决了问题。那种技术对我们很简单,我常常为了画画儿请病假,用的也是同样的办法。
        那次出行近二十人,张伟、李珊在接到朋友们寄回的火车票再涂改修复后,也赶到了海边。可是,两个人仅仅由于在海边拉手而行,便被公安捕获,还审讯、搜身;并且由于两人没有介绍信,无法住宿,隔日便返回北京。据李珊讲,那是她平生第一次外出远行。
        海边的日子可谓神奇。朋友们一起在海边、在山上作画,每天日出前开始,日落后才结束。有一次杨雨树带几个人随渔船出了海。这次离开“文革”的生活现实,终日在海边畅想的日子,是大家一次艺术的“逃亡之路”,是呼吸自由空气,寻求“自然”与“美”的内心历程中的一束高光。
        期间朋友们不断收到包乐安异地生活的来信。那年我二十一岁,史习习二十二岁,包乐安二十岁。从那次出行后史习习给包乐安的回信中,你会读到那个年代里关于青春与浪漫、艺术与友情的证明:
        
        包子:
        来信在诸位手里传了很久之后,终于落到张伟手里了,节前一阵儿批宋江的风把宝贝发回了北京,人一点没变,大家还像以往一样,聚在一起,谈笑风生。少不了到新侨大嚼一顿。在北京还没有站稳脚,就又背着时髦的方跨包,带着一身的酸土气,直奔山西,过他的军旅生活去了。
        北戴河之行终于实现了,参与这次远征的几乎是全部人马(只是杜霞一人没有去)。北戴河真是美极了,十月正是北戴河的淡季,街上没有什么人,从旅馆到海边中间隔着的都是别墅,全是空的,到海边的路也很短,夏季的时候可以从旅馆穿着游泳裤去海滩。大海真是太美了,能引起人无限联想……到北戴河我的心情是闪耀的、解脱的。一切顾虑都没有了,只有大海。我和朋友们的心情是轻松的,好像世界更纯洁、更壮丽,真值得活下去。人生真太伟大了,看到海突然觉得心胸变得更开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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