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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行——献给蔡其矫

发布: 2018-3-07 11:02 | 作者: 北岛



        
        二
        蔡其矫在中国当代文人中绝对是个异数。
        他1918年12月12日生于福建晋江园坂村。六岁读私塾,八岁随家人侨居印尼泗水。1929年回国,在泉州教会学校初中毕业,在上海读高中参加抗日爱国运动。1938年早春,他离开印尼辗转抵延安,先进鲁艺学习,后到晋察冀边区,在华北联大任教。1941年他开始发表诗作。1945年当随军记者。自1948年起从事情报研究工作。50年代初他放弃仕途,调到中央文学研究所……
        我常在琢磨个人与时代的关系。一个华侨富商之子投身革命,往往是想通过救亡,通过对社会不公正的集体反抗以实现个人理想——个人与革命之间不免有互相需求与误解的成分。应该看到,在中国现代化转型的苦难历程中,这场基本上是农民造反运动的革命,有着必然的合理性的同时,也伴随着与生俱来的悲剧性。它混合着各种动机诉求与欲望,如同没有河床的洪流,冲决一切羁绊的同时带有自毁倾向。
        与参加革命的农民不同,蔡其矫渴望的是某种精神回报,在这一点上,至少在革命胜利以前,他如愿以偿。他在2000年口述时如是说:“延安在1938年到1942年之间,是非常自由的……那时,上课是自由的,唱歌是自由的,贴墙报是自由的,搞创作也是自由的……”
        夺取政权后,革命转而成为自身的敌人。和大多数文人一样,蔡其矫经历的痛苦可想而知。他也曾试图随大流跟形势——歌功颂德,写检查,与各种反党集团及思潮划清界限。
        但最终发现,革命与他所向往的个人自由早已分道扬镳。当人们彻底放弃自我时,他做了反向的选择,毅然决然站起来歌唱:“我英勇的、自由的心啊/谁敢在你上面建立他的统治……/波浪啊!对水藻是细语,/对巨风是抗争,/生活正应像你这样充满音响,/波浪啊!”这就是他写于1962年的《波浪》。
        那是精神脊梁骨被打断的一代。即使有少数挑战者,也往往受限于二元对立的格局,成为统治者的镜像——正反不同,可长得一模一样。由于被镜子夺去了灵魂,即使幸存下来,往往变得枯燥而无趣。
        从今年初起,我在美国印地安那州一个叫南弯(South Bend)的小镇教书。这里大雪茫茫,铲雪车到处奔忙,在路面刮出刺耳的声音。蔡其矫仿佛和我肩并肩,在雪中趔趄而行。他离开这世界一个多月了。这是个洁净的日子,充满明亮忧伤的日子,纪念逝者的日子。
        王柄根《少女万岁》一书中的某些章节让我哑然失笑。“文革”期间,蔡其矫不仅不认罪,还公然贴大字报和造反派辩论。比如,说他是黄色诗人,他就举出唐宋诗词中的例子反驳。退一步,在某种意义上他也接受,因为他皮肤是黄色的。但接着他又说,皮肤并不能决定诗人的品质,比如,普希金的祖父是黑人,不能说他是黑色诗人……嘿,他还挺矫情。
        与此相应的是宁折不弯的刚烈。在一次批斗会上,福建作协别的头头都被迫跪下,只有蔡其矫,怎么推搡他硬是不跪。造反派小头目一扳子砸过来,闪过去,又是一扳子,头破血流,他连血也不擦。最后造反派害怕了,把他送进医院。
        也许最让人叹服的还是他惊世骇俗的爱情观:“为了一次快乐的亲吻,/不惜粉碎我自己。”纵然一生风流,蔡其矫有自己的原则。他在笔记本上写道:“爱情的存在不是为了使我们幸福,而是为了向我们表明在忍受上我们能有多么坚强。世界上没有比无言的爱更高贵、更令人幸福的了。以无欲念的爱克服愁苦,也许这是迷途的爱、沉睡的爱。肉体有限度的满足,是人的最低权利。爱情是人类精神的一种最深沉的冲动……”
        依我看,在一个“阶级仇民族恨”的时代,正是爱与艺术让他超越了反抗的局限。也只有爱与艺术,才会破解权力的因果链条,挣脱官方话语的无形桎梏;才会让人心变得柔软,复原万物的质感,使灵魂自由青春永驻。
        1964年4月13日,他因“破坏军婚罪”被开除党籍,锒铛入狱,关了近两年。多年后,蔡其矫和艾青在天安门广场散步。艾青问,你为女人坐过牢,后不后悔?蔡其矫说,无悔,这里有代价,但也得教益。这个教益就是当面对一个爱你的女人时,你要勇敢。艾青说,蔡其矫,你是真正的男人……
        
        三
        1978年深秋,我着手编辑《今天》创刊号,在桌上摊开蔡其矫和舒婷的诗稿,逐一推敲。我发现在老一代诗人中,蔡其矫竟与我们精神上如此之近。于是我选了他的三首诗《风景画》、《给——》和《思念》,排在首位,接下来是舒婷的《致橡树》和《啊,母亲》。其中那首《橡树》,我根据上下文把题目改为《致橡树》。为安全起见,我给蔡其矫取了个笔名“乔加”。
        我事先写信去福建试探,他竟满口答应,还另抄了几首新作。要知道那年月这可是胆大包天的决定,弄不好是要坐牢的。那年他整满六十,本应安度晚年,却跟我们这帮混不吝的小子借《今天》浮出地表。
        舒婷加入《今天》文学团体,始作俑者蔡其矫。在他催促下,1979年秋舒婷第一次来到北京,与《今天》同仁聚首。某日,天高气爽,蔡其矫、艾未未和我陪舒婷游长城。那天蔡老兴致格外好,端着照相机冲锋陷阵;舒婷胆大艺高,爬到城垛上徘徊远眺;我晕高,看不得这壮举,把头转开;艾未未还是个大男孩儿,一开口脸就红……
        10月21日上午,《今天》在玉渊潭公园举办第二届露天朗诵会,蔡其矫和舒婷也来了。以灰蓝色调为主的听众,点缀着花花绿绿的外国人和白制服警察。风雨欲来,朗诵会开得凝重悲壮。朗诵者向这两位最早加盟《今天》的南方人致敬。与整个基调形成反差,他们的诗句让人想到黎明时分的热带雨林。
        《今天》问世后我们越玩越疯,郊游规模越来越大。蔡其矫是积极倡导者,乐此不疲。1979年深秋,一行百十余人,浩浩荡荡,前往云水洞和十渡。在云水洞前空地上的舞会,如庆祝胜利的狂欢节。这下可忙坏了蔡其矫——跳舞摄影,二者不可兼得。只见他上窜下跳,进退两难,连那些照片都拍得气喘吁吁的。爬山路上,他突然惊呼:“哎呀,这下糟糕了!”等大家围过来他才说:“我的面包都破了!”原来是他带的面包被压碎了。一个南方人的“破”字当头,把北方人全逗乐了。
        如果说革命是狂欢节的话,当过情报科科长的蔡其矫深知其中危险。他多次警告我少和外国人来往,千万不要涉及政治,为此他甚至跟我发脾气。可既然是狂欢节,谁又能控制得了呢?跟他怎么解释都没用。
        后来,他与《今天》渐行渐远,但友情依旧。只要有美食美景美女,他从不拒绝。
        
        四
        1980年10月下旬,我和前妻从山东度蜜月回来。第二天一早,有人拍门大叫:“我是蔡其矫。还活着,快,快点儿生火。”原来他拎着一串螃蟹。在朋友中,他是头一个来贺喜的。
        按他的话来说,天下好吃莫过于螃蟹。看他吃螃蟹是一种享受:不用任何工具,咬啃咂嘬,全靠嘴上功夫,关键还得牙口好。一般来说,美食家全都热爱生活,没听说哪个美食家得抑郁症自杀的。我吃螃蟹毫无耐心,很快就在残渣余孽前投降了。他从牙缝挤出的评论准确有力:“笨,懒,浪费,可惜。”
        那时候都在家待客,最多去搞点儿散装啤酒凉菜什么的。一个物质匮乏时代的好处是,朋友聚在一起,粗茶淡饭,能多说说知心话。有时也争得脸红脖子粗,但不往心里去。
        有一天,蔡其矫云游四海归来,我应声而至。那时他住东单大雅宝胡同,人民美术出版社宿舍,两间小屋昏黑,堆满书和他收集的贝壳。他留我吃午饭,得意地展示一路上的新作。
        我对那些“旅游诗”不以为然,半开玩笑说:“你怎么跟出笼的母鸡一样,到哪儿都下个蛋?”他脸一沉嘴倒弓,下了逐客令:“饭吃好了,你该回家了。”我为自己口无遮拦后悔,晚矣,只好悻悻离去。几天后他老人家骑车来找我,照样乐呵呵的,好像什么都没发生。
        1981年秋,在兰州教书的“九叶派”诗人唐祈筹备“兰州诗会”,请了舒婷、江河、杨炼和我。未在受邀之列的蔡其矫,闻舒婷途中被窃,赶去救援;舒婷败兴回家,他却意犹未尽,直奔兰州。我们在招待所撞见,不禁欢呼起来。“兰州诗会”后来被取消。于是我们封蔡其矫为“头头”,结伴而行。他将军般威风,摊开地图,为进军大西北制定路线。
        我们一路穷开心。他最喜欢给美女照相,投其所好,我们仨就像选妃子一般,四处寻觅,把稍有姿色的女孩儿一网打尽。我们声称,这位是作家协会的老革命,为写作收集素材,关键是江山得有美人配。那年月彩色照片稀罕,再听说是作家兼老革命,几乎没碰过钉子。只见女孩子搔首弄姿,风情万种。拍照后留下地址,他事后评论道:“这个蛮不错,有味道。”我们开始犯坏,专挑那些相貌平平甚至丑的,蔡其矫照旧乐得屁颠屁颠的,殷勤备至,但多少有些保留:“还可以,马马虎虎。”他准心里纳闷:江山依旧,可怎地,一夜间,“六宫粉黛无颜色”。
        夜宿青海湖边。蔡其矫早起去照相,回来大骂“懒虫”,把我们从床上赶下来。探头窗外,青海湖碧蓝如海,令人怦然心动。我们嗷嗷叫喊向湖边冲去,蔡其矫不甘落后,跟我们一起冲啊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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