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 — 法拉盛
纽约我去过太多次了。
我是在有十里洋场之称的中国殖民城市上海长大的，所以对另一个殖民城市纽约并无陌生感，甚至可以说一见如故。特别是那些唐人街，铺面风格招牌广告都和上海无异，走在那里就恍若回到了故乡上海，还可以吃到道地的上海风味早餐大饼油条豆腐浆。此外，我后来在北京中央戏剧学院读硕士研究生时的专业是欧美戏剧，硕士论文也是写美国戏剧家，对于百老汇自然也应该相当熟悉。
这个城市住着很多我的友人，可以讲述出很多友人的故事，我自己在这里也留下了太多的五味杂陈的记忆。而很多次纽约之行，也都和《今天》有关。我第一次去纽约是 1990 年冬天，那次就是背着刚出版的复刊号《今天》去和北岛做推销，努力敲开一些书店的大门，而感到寒冷的不是曼哈顿的风而是人们的冷面。我们住得倒不错，是在紧靠第五大道与之平行的花园大道上的瑞典外交公寓里，而公寓主人是瑞典驻联合国的外交官魏安妮，也算是我们《今天》的老朋友。魏安妮也是马悦然的学生，会说很好的汉语，八十年代初在北京担任瑞典驻华使馆的文化专员，那时我在杜博妮的北京住宅里就认识了她。前面已经说了，没有《今天》我就不会认识杜博妮，而没有杜博妮我也不会认识魏安妮。1986 年我出国留学去奥斯陆，那时没钱坐飞机，是坐西伯利亚火车到莫斯科再转车经过赫尔辛基和斯德哥尔摩去的，经过斯德哥尔摩时我就在魏安妮家里住了三天。
我第二次去纽约是 1991 年芝加哥——爱荷华那次会议之后。那时我刚认识后来成为我妻子的安娜，她也到美国来和我相聚，那算是我们的“蜜月旅行”。我们住在法拉盛的一套不错的公寓里，而招待我们的主人就是老《今天》的哥们诗人严力。没有《今天》我自然也不会认识严力。严力也是星星画会的艺术家，他的公寓里那时挂满了他用胶木唱片制作的系列作品，我至今还收藏着他当时送给我的用一个胶木唱片制作的空钱袋。这也成为一个象征，好像我生活里总是有个空钱袋。那时严力也已经创办了一个全球性的中文诗歌杂志《一行》，已经出版了十来期，几乎囊括了海内外各地“非官方”汉语诗人的作品，可以说他也是桃李遍天下了。所以，《今天》其实不算海外最早出现的中文流亡文学刊物，晚于《一行》。
再后来我为总部设在纽约帝国大厦的人权组织“中国人权”做过一点欧洲方面的联络工作，也来纽约参加过几次理事会议，虽然我从来不是理事。我愿意为这个组织做点事的主要原因其实也和《今天》有关，因为这个组织当时的主席刘青就是老《今天》工作人员刘念春的兄长。他们在北京的家当初就是老《今天》的编辑部。刘念春对《今天》是有贡献的，而且后来因为参加一些劳工方面的活动而被判刑，当时还在国内坐牢，那么他的兄长要我为“中国人权”做点事情，我是无法拒绝的。这不仅是人权的理想更是普通人的情义。
刘青还有一个身份是当过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北京民主墙运动时期出现的各种民间刊物和团体的联席会议主席，而那些民刊中就包括《今天》。那时的政治环境其实还相当险恶，民间刊物和团体需要结成同盟共患难同命运，这样可以一方有难，各方支援。后来中国美术馆外的星星美展被查封，作品被没收，各民间刊物和团体上街抗议声援，举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十一国庆日长安街大游行，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同盟协议。北岛当时就是走在抗议游行队伍最前列的带头人。刘青本人是属于《四五论坛》的，但后来被判重刑坐牢，却是因为声援办《探索》杂志的魏京生，秘密地将魏京生受审时的法庭辩护词录音，又整理油印出来在民主墙散发。起诉他的罪名是泄露国家机密和煽动颠覆政权。也正是因为《今天》和西单民主墙时期其他民间刊物有这样的同甘共苦的关系，我见到民主墙时代的老朋友总是感到非常亲切，视为兄弟。在纽约，民主墙时期的老朋友除刘青外，还有编《沃土》的胡平，以及同时期在广州办民间刊物的刘国凯等，我到纽约时都曾经在这些朋友家留宿。我自己也在斯德哥尔摩接待过这些朋友。2009 年，我还来纽约参加过纪念西单民主墙三十周年的会议，见到了徐文立、王军涛和任畹町等民主墙时期的朋友。顺便说起，奥尔加那年在布拉格也举办过类似的会议，因此我曾经三访布拉格，见到了魏京生等西单民主墙的老朋友。
老《今天》的这种历史背景现在的年轻读者大都不知道了，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在上面多写了几句。
1994 年《今天》在纽约法拉盛唐人街举行了一次编委会议，同时举办了对外的研讨会等等，声势比前几次会议都浩大，还请来了一些名人，比如那时还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中国文学而如今已经主掌哈佛大学中文系的王德威。来助威的还有美国的著名汉学家林培瑞和黎安友等人。纽约的华文报纸也做了采访和报道。这也是《今天》第一次自己出钱独立主办会议，完全不挂靠在任何大学的学术会议名下。会场也比较正式，客人都入住法拉盛一家华人开的星级宾馆。
这次会议大概是《今天》的人马聚集得最多的一次，欧洲的编辑几乎也都来了。我也在这里头一次见到了过去只是通信联系的编辑同仁，比如编辑散文的王渝，也是从台湾来美定居的作家，一位大姐风度的人物。此外是当时加盟《今天》负责编辑文论的女将孟悦，后来我曾请她到瑞典开会。还有编委张郎郎，属于文化大革命之前出现的地下诗歌运动“太阳纵队”的传奇人物，可以算是《今天》的先驱，我也编发过他的回忆文章，一见如故。客人里还有《今天》创建初期的一个人物，是北岛的老熟人，名字我记不清了，后来定居美国波士顿，特地赶到纽约来捧场。不过，他是当年反对《今天》和民主墙其他刊物结盟而退出的人之一。另一个有意思的人物是会相面看风水的大师艾端午，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前面提到的深谙姓名学的大师其实就是他。他的太太曾慧燕则是报道我们这次会议的纽约《世界日报》记者。白天的会议之后，晚上我们聚集到曼哈顿一所大楼里的富户人家开派对，主人好像取了个猫的名字叫咪咪。在那里我还见到了郑义及其夫人北明，都是传奇人物，他们离开大陆的过程就是个惊险传奇的故事，北明不仅是文笔很美的才女作家，又能谈琴能唱歌，显然是晚会的明星，给人印象深刻。
这也是我参加的最后一次《今天》编委会议。北岛后来到了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教书，《今天》的工作重心也就随他逐渐移向了美国西岸。他在当地物色到一位能干的编辑、研究美术史的留美学者王瑞芸，基本上能接替我斯德哥尔摩这边的《今天》编辑部的工作。这是一位我至今还没有见过的《今天》同仁，但是有一段时间因为编辑工作而通信联络比较频繁一些，从她的文字中我总能感觉到女性的细致和敏锐，文字把关相当不错。我记得《今天》后来在加州王瑞芸住的城市开过编委会，而我要从瑞典过去也不容易而且会花费《今天》不少钱，就没有参加。想象大家聚会的情景应该是很热闹的，《今天》总是不断加入新生力量其实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我感觉自己好像已经落伍，再也做不了什么了，不久我就给北岛写了辞职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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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海外复刊早期的路途，就是我写到的这些城市串联起来的，就如一列火车要在途中停靠的站点。而此文停笔之时，我也很快要启程去香港，到北岛那里参加一个介绍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默的工作坊。我想，其实香港才是应该我大书一笔的城市，是这个漫长路途最重要的终点，因为北岛也到了香港，因为林道群一直在香港主持出版发行，因为《今天》三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就是在香港举行的。我本来也会应邀参加那次聚会，可以见到很多《今天》老友，以及很多从未谋面的《今天》新人，那样我就会有些感受可写了，可因为家里突然有事而未能成行，这是一件让我非常遗憾的事情。
其实我希望香港也不是《今天》的终点，《今天》的终点永远在未来之处。
2013.3.25，于斯德哥尔摩
选自《今天》2013年春季号
《今天》杂志第100期专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