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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人于野──《今天》杂忆

发布: 2018-3-07 08:41 | 作者: 宋琳



        不管你是在激流岛、冰岛、还是曼哈顿,其实都是在极地,而且那极地正如策兰所说:“在我们身内/ 不可逾越。”柏桦97年在柏林住了两个月,来巴黎时一见面就对我说:“我知道了,在外面是怎么回事,现在我知道了。”我想柏桦体验到的不仅是孤寂,而且一定还有不在家的游魂感、时差感、晕陆感。如果没有在途中建立的友谊,没有诗歌, 我们这些“迦陵频伽共命鸟”要熬过一个个难关幸存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我要感谢《今天》,它是能量的中转站,一件件来稿、一封封熟悉或不熟悉的作者和读者的信,都给我提供了热量,我是把它们当作家书来读的。而每当从编辑部转来的自然来稿中发现一首好诗,不知怎么,我会感觉松一口气,因为从一大堆纸张里要挑出一首像样的作品简直如大海捞针一样难。由于《今天》在国外注册出版,许多作者对它的性质不很了解,不敢贸然投稿,是缺少好稿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也很自然,谁也不能要求人人都具备在内心免除恐惧的勇气。早先与《今天》有来往的国内作者,一旦遇到这样那样的麻烦,恐怕连继续发表作品的机会都会丧失,这种威胁至少是潜在的。李亚伟的《我们》、万夏的《蝴蝶》和《铁皮》、周伦佑的《果 核的含义》在1992年第一期《今天》上发表时,他们三位都还在狱中,而他们的稿子或通过友人传递、或从大陆民刊选载,《今天》的声援对于改变他们的处境当然是微不足道的。1997年巴黎的瓦尔德玛涅国际诗歌节邀请陈东东和朱朱参加,他们俩均因故未能来。朱朱据说受民刊《北门》调查事件的牵连;陈东东出事时我不知情,给他家打电话,她妈妈一听国际长途,根本不敢吱声,只能谎称“他躲在一个僻静的地方写东西呢”。诗歌栏目一直是《今天》的重点栏目,为了保证质量,就不能指望单纯从自然来稿中挑拣适合标准的作品,张枣和我都意识到主动约稿的必要性,我们各自给熟悉的诗人写了信,邮路有时通畅有时不通畅。不管怎样,九十年代以来的不少当代诗歌的重要文本得以陆续在《今天》发表,编者只是穿针引线的人,《今天》本身的象征性和感召力是历史赋予的,它最初的鲜明立场是使它赢得共鸣和信任的基础。一份杂志既是一个当下写作的现场,也是一个未来考古学的现场,因为《今天》的特殊位置,某些有待挖掘的东西被保存了下来。钟鸣把正在写作中的长诗《树巢》(第一章《裸国》)交给《今天》(1992年第二期)发表时,附有一段引言,能够说明当时国内的精神氛围和文人处境:这篇纯粹的精神回忆录将为准备鼓起勇气理解《树巢》的人们所写,它将阐述一种隐藏的诗,诗学的政治地缘学,和汉族“固化历史”的出现。它绝非 为愚众所写,也绝非为诗界——我称之为“畜群诗人”所写。陈子弘认为《树巢》“在汉语诗歌的规模及语言密度上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史诗是一种宗教吗?》,见《今天》同期),我觉得《树巢》在形式上是当代难得一见的、不同文体混合而成的泛诗文本,它将寓言叙事的方法引入习惯以为只适合于抒情的领域,将神话、历史和精神史的碎片粘合起来,对导致历史固化的顽症——“汉族的自我攻讦”进行了庄子式或鲁迅式清理,从诸如“人们宽宥了自己,也宽宥了帝王和罪人”的注释中业已透露出“愚众”毫无觉察、狐媚者故意回避的重大主题。而他的《中国杂技:硬椅子》是对权力和色情、公共性和私人性之间隐秘关系的寓言式解构,温迪·拉莘(Wendy Larson)在《当代中国诗歌的唯美与色情情调》一文中有细致的分析(张枣译,见《今天》93年第三期)。陈东东的《流水》、《解禁书》;西川的《鹰的话语》等诗歌都属于开放性的跨文体实践,《解禁书》 更是将一个“反迫害技艺”发挥得淋漓尽致的隐微文本。陈东东给我的信中透露了那首诗的本事,限于篇幅这里暂不引用。
        在巴黎的头两年,在一小段兴奋期过后,尤其是长子出生后,我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差。白天紧张地学习法语,夜间需要照料孩子。在医院里,护士每隔十五分钟就要查房一次,病房里永远亮着灯,所以孩子的睡眠极浅,有时我刚迷糊睡着,又听见了哭声。支离破碎的夜晚、不断的噩梦使人精疲力竭,不知何时开始,我脑子里出现了种种奇怪的幻觉,很可能国内的经历也在无意识中泛起,开始对我施行报复。同时,我大哥在福州的病床上被庸医长期误诊误治,生命危在旦夕,凭国内医生的门诊单法国的药房不认,所以买不到药,我只有提心吊胆地过着日子。我极度敏感,觉得自己受到监视,遇见警察时我的目光带有挑衅性,有时乘地铁我故意逃票,以获得某种心理满足。有一次在移民局办证,大概是排队时显得不耐烦,女办事员故意刁难我,说我材料不齐,让我来回跑了好几趟,结果我的自我防卫意识被 激发得过了头,有悖外来移民应该有的谦卑和隐忍。我大量写诗,读克尔凯郭尔,对蒙巴那斯的“蜂巢”艺术家的生活极其入迷,尝试超现实主义的自动写作法,一周内写五百行诗,差点儿崩溃。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老木,他就是继顾城之后精神崩溃的又一个不幸的流亡者,1985年他在北大编过两卷本《新诗潮》诗选,影响很大,他还是我的同代诗人中热衷于联络各方诗派的活动家,89后在朋友的帮助下秘密逃亡法国,参加过《今天》复刊的大会,还曾率领海外作家团访问台湾,也曾与孟明、张亮和我策划在巴黎办一个文学刊物,但他的精力几乎全扑在海外民运上,根本无暇写诗,于是酝酿一阵后刊物就流产了,连一期也未出。我最后一次见到他大约是1995年10月,他已经精神失常,蓬头垢面,一只眼睛可能是被殴打致充血,红肿得吓人,他不承认被人打了。我猜想他生病的主要诱因是女朋友的突然离去, 生活陷入了绝境,在他的病情还不太严重时,我劝他暂时去熟人的饭店打打工,然后再图生计,他断然拒绝了,我清楚地记得他说“不管怎样我还是一个诗人”那句话时的神情。有一件事可以证明他病后仍未失去骨气:我听说有人胁迫他在一张纸上签字,并允诺送他回国,他看了看那张纸,把笔一扔,头也不回地走了。北岛每次过境或来巴黎小住,我们都会争取见面的机会。第一次就是在老木家,那天在场的还有马德升、孟明、胡冬和他的夫人凯特,马德升是老《今天》时期的艺术家、“星星”画会的重要成员,也写诗并在法国出版过诗集,他头颅硕大,眉骨突出,长得像贝多芬,脾气大得连死神都要敬他三分,他顽强地活下来靠的就是脾脏里的乾坤之气。一些老朋友怕挨骂而躲开他,其实他内心悲凉,对友情很看重。他和老木因一个原则问题发生了争执,老木的自我辩护显得缺乏常识而节节败退,最后痛哭失声,于是大家不欢而散。有一次北岛从荷兰来看我,我约他在我们常去的塞巴斯多波尔勒大街的一间咖啡馆见面。他说他收到我的一封信,打开后发现信封里什么也没有,他担心我是不是出了什么状况,其实我对诸如此类的事情并不留意,丢三落四、南辕北辙在我身上经常发生。我不记得是否告诉北岛,实际上我去看过心理分析医生,名义上是陪我儿子去的,可能医生想知道是否因为我导致孩子一度有强迫症行为:他每走几步就要看看鞋底是否踩到狗屎——十多年前巴黎的遛狗人还不太意识到需要自己动手清理宠物留在公共空间的秽物。为了写这篇回忆文章,这几天我翻检出一些旧信,其中一封1992年11月12日写给张枣的信(我留了复印件)是这样开头的:“最近我经历了一场深刻的精神危机,我感到体力和脑力都有所不支,由于日夜被种种幻想所纠缠,我甚至担心自己会突然发疯了。这断然不是通过自我暗示产生的,而是强行记忆的压迫,它使我再也不能把虚无和现实有的分开。我很想找一个人谈谈……但没有人,我只能不断地跟另一个我对峙下去。我还闹出了一个笑话,一个我不认识的人给我打电话,我居然跟她谈了足足四个小时,全是我在说话——太可怕了!”张枣的情况怎样呢?我还没来得及了解他,因为我们还没有单独相处的机会,我期待着有那么一次会面。不久后我读到他1992年写的那首《夜半的面包》,首句即是“十月已过,我并没有发疯”,我骇然于他的灾难体验和转换能力。1993年1月我收到他的回信,他并没有谈自己的生活,而是以另外的方式回应了我:“这回我之所以一定等打印好是因为每次刊我的文字(国内亦如此),错字蜂起,令我心惊肉跳,真是会短我几年阳寿。你知道我们宁可忍受生活中的漏洞百出,文字上出错可真令人尴尬。”他觉得“唯一的结果 / 未露端倪”, 他在等待,在孤寂中熬炼着,他关心的只有文字的黄金。北岛与我分别后,对我依然不放心,3月初我收到他写给所有《今天》编辑的工作信函,下方他留给我一个简单的附言:“我计划四月中旬在张枣那里开一次关于诗歌的编辑会议,只我们三人。你觉得如何?”
        4月13日我从巴黎东站出发去特里尔,那是我第一次去德国。火车经过南锡后几乎一直与莫佐尔河形影相伴,时而会合,时而离开。我在车厢里边听音乐边欣赏美景,不时在笔记本上记录下零星的感受。火车靠站时,张枣已经在月台上等我。他上来与我热情地拥抱,我们步履轻快地出了站。大学在郊区,进门前我们先去小超市买了一箱啤酒。张枣在特里尔住了七年,已经养成深夜独饮的习惯。我很快见到了李凡,那时她和张枣还没有结婚,她是上海人,听说我在上海生活过十二年,所以像遇见老乡一样格外亲切。张枣亲自下厨,他烧得一手美味的湖南菜。我们热烈地交谈到深夜,外面下着很大的雨,第二天我在给妻子的信中谈到我的如同巴山夜雨的第一个德国之夜,我将这次谈话吹嘘成“新诗学启示录”。接下来的几天,张枣陪我参观了“拉丁黑门”(即罗马门)、大教堂、圣母塔,在城里闲逛。当然 没有错过去马克思故居,出乎我意料的是,曾有那么多朝拜者来自万里外的中国,他们在留言簿上写下种种感言,竟占据了一大半页码。一些看起来很虔诚的话其实幼稚得令人发笑,我们的同胞(其中多数应是官员)把这位深刻影响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德国人当作神,其实对他的思想又了解多少呢?我想没有什么比对他的暴力学说的片面运用更加可怕的了。“爱”这个词被流放,而“恨”却到处滋生,以致一切价值都被颠倒了(此刻我想起北岛有句诗——“我们的心走得比恨更远”)。张枣觉得我们这一代应该能够结束恨的历史,至少在文人生活中可以努力去营造一种轻松自然、相互赏识的气氛,恢复古代的知音传统。我们与文革红卫兵一代不同,接受过学院训练,知识结构更加完整,但作为迟到者却没有优势,因此绝不能像瓦雷里那样停止写作二十年,要意识到时间紧迫。《今天》的意义是呈现和容纳有差异的先锋性,而不是排斥差异性。读了我的那首《写作狂》,他对“在暗室里工作到天明的摄影师”那个比喻很感兴趣,他说找到一个恰当的词与显像的过程颇为相似,因为任何瑕疵两者都不能忍受。另外,诗人都是写作狂,从空白到显像已然是死亡,词语和我们最终都得交给“死亡”去冲洗。可能那时他已经在思考写者姿态的问题,几年后的诗学文章《朝向语言风景的危险旅行——中国当代诗歌的元诗结构和写者姿态》中,他肯定了“写作狂”对空白的不妥协:“写作狂作为一种姿态, 是迷醉于以词替物的暗喻写作的必然结果。中国当代诗歌正理直气壮地走在这条路上。”(该文曾在《今天》发表,但我不记得具体时间了)。我们谈到法国和德国 气质的差异,谈到歌德和席勒的友谊,还有我们共同喜爱的荷尔德林,谈到巴黎—— 他对这座城市充满向往,但还从未访问过,我向他发出了邀请。1994 年他第一次到巴黎,那是在写出《跟次维塔耶娃的对话》组诗之后。有一次在露台上说话,他的德国同学马丁听说我在巴黎生活感到非常羡慕,而我对他说,巴黎的一切差点把我压垮了,我经常求助于里尔克,通过阅读他获得能量。一周后北岛也从荷兰莱登来到特里尔,张枣的一个朋友安排我们到附近的一个“磨坊”——艺术家旅馆去。朋友开车送我们,在山谷里转悠,终于打听到一条通往神秘峡谷的小径。被问路的当地居民诧异地打量车中的人——到“磨坊”去的多数都是些行为怪异、不合时宜的家伙。女主人五十多岁,与人合资改造这个旧磨坊,因合作者撤资,经营不下去且所有权归了国家,她自己便从主人沦为了实际上的房客,但她性格开朗、洒脱、喜好结交,于是这里渐渐成为外来艺术家的庇护所。我们在此度过了难忘的三天。上午讨论《今天》诗歌栏目的规划,下午沿着峡谷做长时间的散步,夜里饮酒、唱歌、即兴赋诗。女主人颇有女巫气质,我去外面给壁炉取柴回来,她指着我对张枣和北岛说:“他取木头时脑子里一定想着星星和火焰的隐秘关联”。告别的前夜,我们把已经睡下的一对俄国夫妇歌手叫醒,要与他们比赛俄罗斯民歌,结果令他们大为惊讶,因为我们会唱的比他们还多。男歌手对北岛的男高音赞不绝口,听了《满江红》,他亮出手臂说,上面的每一个毛孔都放大了,把我和张枣都笑翻了。他认真地对北岛说:“你不唱歌剧太可惜了!”殊不知北岛早年就正式学过歌剧。女歌手的歌声飞上夜空,在峡谷回荡,搞得我们神魂颠倒,那一夜她的美丽彻底征服了我们,她摇身一变,成为十二月党人的妻子,成为安娜、冬妮娅、喀秋莎……
        这次小型会议和六月下旬《今天》编辑部与捷克地下文学刊物《手枪评论》 (Revolver Review)联合活动的主要成果是1993年第三期的“诗歌专辑”以及“译诗”和“诗评”。诗歌内容占了将近200页,是《今天》规模最大的一次当代诗歌荟萃。翟永明在纽约的新作《咖啡馆之歌》、欧阳江河的《关于市场经济的虚构笔记》、胡冬的《李白与杜甫》、杨炼的《冬日花园》、柏桦的《现实》、西川的《夜曲三章》、吕德安的《解冻》、钟鸣的《遥远的星光》等作品构成专辑的坚实部分。瑞典当代诗抄(李笠译)、美国当代诗抄(坚妮等译)、法国当代诗抄(尚德兰、北岛译)中的作品大都是首次汉译。同期刊出的欧阳江河的论文《89 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梳理了当代诗歌写作的若干诗学问题,是一篇在日后产生巨大影响的重要文献。一定程度上,它为九十年代国内强调知识分子身份的诗歌写作定了调子,很可能也是导致后来“知识分子诗人”与“民间诗人”之间争论的导火索。《今天》编辑部收到过一些参与争论的文章,发过一个征稿启事,希望有反对意见的回应。但一方面因为《今天》不在现场,对事件本身的了解不够具体;另一方面,考虑到《今天》的编辑策略是“对不同诗人特殊性的尊重”,尽量避免门户之见,最后并未刊出这方面的来搞。我个人认为,知识分子和民间并不存在立场的对立,两者之间也无所谓话语权问题,差异主要在于对语言的态度,而这方面可惜未见更具深度的探讨——可能我自己的视野受到远在国外的限制。同期陈建华的文章《天鹅,在一条永恒的溪旁——写于朱育琳先生逝世二十五周 年》,披露了鲜为人知的文革期间上海“地下写作”的一段史实:一批诗人被当成“反革命小集团”“揪出”,朱育琳被红卫兵严刑拷打后死于非命。文中一句“趣 味对我们具有追寻身份认同的意义”使我联想到美学分歧往往导致政治分歧,无产阶级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资产阶级趣味,所以一律要加以“扫除”。朱育琳翻译得很出色的波德莱尔的《恶运》,不可思议地成为他和他的诗人伙伴自身恶运的一个象征。作为《今天》的编辑和作者,张枣和我深感超越个人趣味,倾听他者声音的必要和困难。张枣就曾表达过“一个作家在阅读和试图理解另一个作家时所遇到的难度是惊人的。常常他会完全不理解另一个众口交赞的作家,不能接受他为何那样写,用那样的语气说话,用那些自己从不敢用,也从不愿意用的词语来营造意义;换言之,他会本能地排斥另一个作家的最优异处——他的特殊性。显而易见,《今天》杂志的编辑面临的是一场冒险,因为编辑者自己都是作家。”(1993年第三期“编后语”)编者应该成为倾听者,成为优秀诗人和作家的知音,最大限度地容纳不同类型和风格的写作——至少我们是这样自我期许的。总体来说,我们鼓励纯正、大度、体现汉语诗性魅力的作品,反对写作态度的玩世不恭。 
        我和张枣约好一道去捷克,我先到他那儿,带上我收到的稿件,汇合他手边的备用稿,用两天时间编好上面提到的诗歌专辑,然后从特里尔坐夜火车,25日早晨抵达布拉格。这样,分手两个月后我们又和北岛会面了。我第一次见到了万之,还与李欧梵教授意外地重逢(1986年和1987年我们在上海有过两次会见、长谈,通过信,我还保存着他送给我的英文版金斯伯格诗集)。“天鹅绒革命”后的布拉格生机勃勃,据说有数万美国青年带着朝圣的心情奔赴这第二个巴黎,希望成为艺术家。我们在一幢迷宫般的建筑物里找到《手枪评论》编辑部办公室,几乎每个角落都堆满了书籍、杂志和稿件。李欧梵深情地回忆起他和他的老师、捷克著名汉学家普实克(Prúšek)的学术交往,北岛、万之与《手枪评论》编辑马丁·哈拉交换了办地下文学刊物的经验,《今天》与《手枪评论》曾有很多相似之处,不过如今的境况却大为不同,后者浮出了地表,前者流亡他乡。晚上在地下酒窖里的诗歌朗诵是点着蜡烛进行的,北岛读的是《布拉格》,张枣读了他的《卡夫卡致菲丽丝》,再由一个声音沙哑的美国年轻诗人朗诵诗的英译,在场的听众反应热烈。我没有现成的英译诗歌,幸亏李欧梵教授救场,将那首朋友初译的《她把头埋在青铜的人马兽肩上》仓促修正,总算应付了过去。三天里我们走遍了布拉格老城。帝国城堡、卡夫卡故居、犹太墓地……傍晚时分寻找卡夫卡墓,因关了门只在铁栅栏外远远地望见他那永恒的居所。女汉学家奥尔加(Olga)请我们听歌剧,金碧辉煌的歌剧院里正在上演莫扎特的《唐乔万尼》。我记得走在街上时她问我们几个“为什么写作?”,不记得别人怎样回答,我脱口说出“为几个朋友”,万之似乎对我的回答不以为然,我自己也觉得这并不全面,但当时我的确是这么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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