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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昔三十年

发布: 2018-3-06 17:44 | 作者: 徐晓



       
       
       外界都说《今天》是个传奇。
       的确,它在民主墙时期诞生的刊物中影响力最大;它的作品传播最广;它的作者知名度最高。如果研究《今天》的历史,这些可以算作是正史。而《今天》的另一些故事,比这些传奇并不逊色。
       《今天》发起并成功地组织了1949年之后历史上第一次自发的、公开的、和平的、没有和官方发生冲突的游行。它发生在1979年10月1日国庆节那天,途经长安街,目的地是北京市政府。
       《今天》居然有自己的编辑部。房子虽然很小,也很破旧,但却是专用的。供我们日夜在那里高谈阔论,在那里接待像是来朝圣一样的读者——其中有些人日后成了杂志的作者,顾城就是其中的一个。此后他抱得大名,再以后,他因为诗歌以外的原因被更多人谈论。而当年提供编辑部的主人刘念春,如今已经流亡美国十几年。
       《今天》还有文学沙龙的专用场地,用不着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许多重大事件是在那里讨论,比如“星星美展”的游行、杂志停刊,改为“今天文学研究会”的决定等等,《今天》历史上的“遵义会议”都在那里召开。直到八十年代末期,那里一直是京城“牛鬼蛇神”出没的地方,早期的民运分子,文学青年,大学生,时髦的都市青年,艺术家,外国使团的文化官员,外国记者,来访的外国作家,诗人,安全局的密探……而无私地敞开他的房门和心胸、被公认为中国最后一位绅士的赵南,流亡日本已经20年。
       最不可思议的是,不知道北岛怎么能修来这么大的福。《今天》之前,有赵一凡这么有远见的人帮他保存诗稿,而那些诗稿跟随赵一凡在监狱里呆了两年,居然奇迹般地得以返还,让北岛一开始就有了足够的稿源;《今天》之后,有老鄂这么敬业的管家,虽然身边围着芒克这样的酒鬼,却能把五毛钱一本卖杂志得来的钱,管理得够用还能有结余。
       老鄂的家里存着由赵一凡用复写纸整理誊抄的读者来信和那些信件的原件,存着当年手工插图用的锌版,全套完整的老《今天》杂志、丛书,还有30年前随手写下的任意一张纸片。我也曾经有过全套杂志,但不知不觉地越来越少,少得不明不白,根本说不清去向。封面的铅印版是我从印刷厂拿回来的,最初,起码到八十年代中期还在我家的书柜里放着,以后就找不到了,沮丧得我从来不想提起。可为了这次编书,老鄂竟然从他家拿了出来。放在我家里的东西,为什么到了他手里?可见,守住这些家底谈何容易。
       《今天》有一个完整的团队。从一本杂志的角度看,核心人物当然是作者;但是从一个编辑部的角度看,核心人物则是这些幕后的工作人员。这些人每一个都是沉甸甸的,难怪后来者甘琦不断地感叹:“你们《今天》太神奇了!”我相信,没有这些人,北岛仍然办《今天》,诗人们仍然写诗,画家们依然画画。但是彼《今天》就不是此《今天》了。虽然我们无法知道,彼《今天》是否一定比此《今天》更加灿烂或者逊色。
       三十年后,《今天》依然存在。复刊的二十年来,它一期不落地按时出版,主编从始至终不变,影响力在一代一代年青人中伸延。10周年,20周年,它仍然有如此的感召力,把已经头发花白的男男女女们聚在一块。一个人,需要怎样的韧性与信念才能把这条漫长的路走到今天?
       
       四
       我在这样一种观照中形成了编辑30周年纪念集的思路。
       第一章“从创刊到停刊”:讲述了从1978年12月到1980年12月两年间发生的事件,每个事件都是由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构成;第二章“作家与作品”:介绍了大部分作者及其代表作,这是果实,也是种子,在另一个历史的轮回中开花;第三章“幕后群体”:不为人知的真正元老、被忽略的工作人员,给过道义支持的文坛老者,他们是《今天》得以成长的泥土;第四章“海外复刊”:虽然它与“蓝色时期”的《今天》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色调,但是,一个“小杂志”,在海外生存二十年,与初创时的两年,其艰难与意义实在是无法作简单比较。
       在这样的编排中,我对于这段历史有了新的解读:《今天》——不仅是北岛;《今天》——不仅是诗歌;《今天》——不仅是文学。我们尽可以以它为骄傲,但必须知道骄傲的理由何在。
       编辑的过程也让我清醒地看到,像所有历史事件一样,“蓝色时期”的《今天》已经完成了它所诉诸的历史使命。承认这一点,才会对“彩色时期”的《今天》有一个公正的评判。
       所有这一切思绪与感慨,都让我觉得为创刊30周年纪念而焦灼而辛苦的值得。因为这不是一场光鲜的仪式,而是承载了许多人一生仅有一个的三十年。眼看几种书都下了厂,想到能如期运到香港,感到无比欣慰。然而,一个小插曲的出现,却使我深感遗憾,使本该获得的成就感也大打折扣。
       有人看到了在香港设计的电子版的现场说明书,因为对排序和所占的篇幅感到不满而取消了香港之行。这不满本来并不是针对我,但我却分明地感觉到自己受到了冒犯。这像是对我、对老鄂的一种嘲讽——当有人在可笑地计较排序、计较自己所占有的篇幅时,我们还有没有必要像当年一样全情投入?
       是什么东西纵容了这种情绪?多年以来,类似的恩恩怨怨似乎一直没有间断。在编第二章“作家与作品”的时候,我自己就曾经为了谁在前谁在后有过踌躇,生怕有谁因为排序而不满。我猛然意识到,我的踌躇与这种计较有共同的来由,只不过一个是为自己权衡,一个是为别人权衡。它像是一块疤,一个污点,宿命一样嵌在那里,提示我们看到人生的困境与人性的弱点。
       也许我必须正视一个现实:灯光已经熄灭,大幕已经关闭,演出已经结束。每个人都已经走上新的舞台。另一场戏将会有另外的道具、布景与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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