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子（“我”）和司马丽是小说的男女主人公。一对金童玉女，而后则成为一对问题少年。两位主人公都是性格复杂丰富的人物。他们自命不凡，心境孤独，为应付险恶的社会环境，相依为命。他们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空间相当广阔，形形色色的人物走马灯似的登场表演，卑鄙、无耻、可怜、可笑。这部小说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文革”海难中的社会生态。
“文艺是阶级斗争的晴雨表，作家是阶级的代言人。”这是那个时代人们耳熟能详的老八股。然而，我在写《九级浪》时，却清楚地发现此言不差。常常是，耳畔轰响着七嘴八舌的指令，而我则沦为记录员。然左右顾盼，室内却仅我一人……
《九级浪》直露地描写了少年人的性启蒙和性苦闷 （而后者则因世道混沌而火上浇油），我以为这便是《九级浪》在当时广受欢迎和招致非议的原因。我是为了刻画人物而写性，性并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司马丽的特殊身世——高级民主人士与厨娘的私生女——使性的描写不容回避。就时间而言，这种性描写实际上与西方的性革命暗暗合拍，某些思潮的兴起是不分国界的。
我在描写恋爱过程中，插入极有深意的一笔：“我们争论否定之否定定理是否正确，据此，某些历史现象会不会一再出现……”
我把自己关在斗室中，整整三个月。同时，又最大限度地敞开心胸，动用记忆宝库。灵光频现，佳句迭出（描写女主人公失去童贞的文句：“一颗非常明亮的流星徐徐划过天角。我懂得，再过片刻，它将贬值为不会发光的普通陨石，降到人间。”众口相诵，广为流传）。到后来由于用脑过度，每日腹泻，瘦得只剩一把骨头。
成书后，交给三两知己传阅后便收回原稿。翌年早春，方知手抄副本已如雨后蘑菇，数不胜数了。我因此结识了许多不甘寂寞的同龄人，一本正经地坐下来，漫谈国事、文事、私事（他们后来的命运泰半不妙：死了、疯了、傻了、毁了……遗憾）。
再后来风声日紧。据说周恩来说过：“此人还是有才华的，不知能否为社会主义文艺服务。”江青说：“社会上有六本书反对文艺革命。”批林批孔开始后，我和当时的女友（后来反目成仇了）商议再三，决定将《九级浪》的原稿，埋在颐和园玉带桥后一个环湖的孤岛上，待云开日出时，再作道理。我在日记里含糊地记录了此事，原文如下——
“……最后，决定举行一种迷信的除妖仪式：把一束代表各种病魔及不祥之物的纸片深深藏入土中，使其不见光日。于是，我们驾着一条笨重的小船，荡过两湖之间的门坎似的窄窄的通路，穿越朽烂的木桥，踏上那四面环水的孤岛。她先上去了。按照熟悉的路径攀上顶峰。我跟去后，发觉她竟是沿着陡峭夹壁上砸出的许多坑洞，依次爬上四层楼高的山顶！我畏缩地往后退了几步，终于咬紧牙关上去了，最后也安全地下来。在山顶，我们走过了几个凹得很深的‘回’字形深坑，在最后一个深坑前站下来。边沿上有几块风干了的人粪，坑前有半张1974年2月28日的参考消息。很明显，另半张用来揩了屁股，已经被风刮去了……我们轮流用铁铲和手刨开灰色的松软的沙土，清除掉横七竖八的干草和刺手的荆棘，把纸片埋起来……最后用脚踩结实。又是她先下去了。我把空书包掷下，许久才听到令人心惊的落地声。我为有这样勇敢的女伴而骄傲，但也为她这种似乎并无必要的莽撞而担心。”
我们甚至准备了足够的干粮，经久耐用的球鞋和一把镰刀（万一需要夜宿，可搭个草棚）。
无论遇到怎样的艰难险阻，青春的火焰总在心头熊熊燃烧，而且烛照出冰河解冻、天空放晴的明天……
转过年来，张春桥发出“打土围子”的叫嚣，又一次触动了我的心病。那时昆明湖尚未放船，女友自告奋勇游水上岛。她下水了。我凝视着那异常熟悉的头影，怎样在寒冷的泛着微波的水面渐渐远去，化为一点黑斑。最后，她精疲力竭地爬上彼岸。我以为她没有气力了，手和脚不禁冒出汗来，悬心吊胆。她坐在一棵把旁枝蔓叶伸到湖面很远地方的大树下休息了一会儿，做了几节徒手操，然后向着城堡那条狭窄陡直的“胡同”走去。那穿着深黄色游泳衣的匀称的身材，就这样承负着我的痛苦、困惑以及希望消失在视野之中……
我至今记得她返还后那副狼狈的样子：所有的筋肉都在颤抖，嘴唇青紫，吐字不清。待到“四人帮”垮后，我独自掘出文稿，它已被雨雪沤烂大部分， 只剩残篇了。
岁月如烟，匆匆不居。我于80年代中期作为访问学者飞赴美国，而后植根大洋彼岸，过着稳定的中产阶级的舒适生活。读书写作，悠闲度日。后半生我不打算做什么事了，只想在纸面上安排小说人物去做。
混迹于上了发条一样忙碌的纽约客，手把一卷《史记》或者《后汉书》，别有一番幸福感和优越感。
至此，往昔朋友们的祝福（“你将成为第二个毕卡索”）和仇敌们的诅咒（“你将自杀、发疯、入狱——三者必居其一”）统统落空。
《九级浪》似乎是我的宿命，且匡范了我的人生道路。《九级浪》好不好是回事，真不真则是另一回事。在那个谎话、空话、大话、假话充斥的可悲的时代，仅“真实”两字，便难能可贵了。
如果恰如其分地概括本人生平——则“毕汝諧是文化革命造就的恶之花”。
来到海外，见到美国汉学家有关于“文革”地下文学的论文与专著，而国内也有学人发掘那一段文事，自不免生出许多浩叹。《九级浪》是一场长达百日的青春热病，而后成为我生命的深深烙印，恐至死难以磨灭。
我是永远的中文作家。我是永远的单身汉（幸得两名非婚生儿子，他们各有其母）。我是永远的溺水者。
我写作的小说《我俩》，第一部《我俩——北京玩主在纽约》（群众出版社），第二部《我俩——一九九三》（河南人民出版社）业已问世。
百年之后，我希望归葬北京，以完成千秋万代的不尽长梦。
亟愿读者诸君助我寻找一份完整的《九级浪》，定当深谢厚酬。
原载1999年6月 《黄河》月刊
作者近照 （来自网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