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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洋淀插队回忆录

发布: 2018-3-06 10:14 | 作者: 杨桦



        记得在1975年左右,崔建强写了一篇哲学论文,有近二百页稿纸,抄得整整齐齐。文章论述费尔巴哈哲学与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的关系。这篇文章将费氏哲学的本质与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的形成过程表述得清清楚楚。文章深入浅出,精辟深刻,看完后令人感觉大开眼界。许多不懂哲学的朋友都能看懂,大家争相传阅。不想由此引发出事。我将这篇文章借给了一个叫赵一凡的人。赵是当时传播北京地下文学中颇为知名的人物。许多人又从赵处借阅此文。而后赵突然被捕、抄家。此篇文章也随之被抄走。当时我刚从白洋淀插队回来不久,北京市公安局专门派人找我,调查崔建强,说此篇文章很反动,写文章的人绝不是一般人物,很有水平。当时建强也正在从白洋淀办回京手续,因此受牵连而耽搁。但事情并没有闹得太大。因为不到一年四人帮就垮台了。可是建强这篇好文章却从此石沉大海,杳无音信了。
        知青们在白洋淀相互走串,寻找朋友,谈古论今,其中不乏哲学、政治上有远见的人物。这样的思想交流、共鸣和气氛,为后来成名的诗人们创造了最为良好的知识与思想的环境。“诗人们”不必看很多的哲学书,就能吸取到最重要的知识精华以及对这知识最活跃、最深刻、最有生命力和最结合实际情况的见解及对国内外政治与思想潮流的评论。“诗人们”不读哲学史,通过耳闻目染就能说出大部分东西方古典哲学和文化名人的姓名并说出他最重要名句。萨特、尼采、克罗齐、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孟德斯鸠、卢梭、培根等等,早已成我们熟悉、喜欢、甚至崇拜的人。而社会上十多年以后才对这些人比较关注。
        周舵插队在赵庄子,我插队在李庄子,两个庄子是相邻的小岛,有一条七、八米长、不到一米宽的小桥相连。他们村民风较李庄子淳朴许多,知青去后不到一年,就用安家费给盖起了两间青砖房。由于他那里住房条件较好,所以我去他那串走比他到我处来更频繁。而他妹妹周陲,即后来被称为被放逐的“诗神”,则经常听我们聊天。一个冬天,天气较暖,我又到周舵处聊天。我们开着门,以便让阳光进来。这时看到有个人从结冰的湖面上走过来。他头戴一顶旧栽绒帽子,一条青色花格围巾紧紧缠绕在脖子上,身着一件旧蓝棉袄,很像本地农村中质朴的知青。他微笑着自我介绍自己叫栗世征,北京知青,从寨南村过来,表明来做善意串访,了解各村知青生活,寻求共同语言,并让我们继续谈(栗世征后来笔名多多,外号毛头)。当时我与周舵正在讨论中苏关系。当时中苏边界局势紧张。我们对中国、前苏联的政治利益、军事实力、两国关系的历史、两个民族文化的特点以及中、美、苏三个大国之间的政治关系变化,谈了各自一些看法。栗世征听得很吃惊、很高兴,睁大眼睛问:“你们经常这样谈话吗?”我与周舵表示这不过是随便聊聊。栗世征非常感兴趣,一下子就与我们成了朋友,不仅在白洋淀来往,回到北京也邀请我和周舵去他家畅谈。他也常到我家或周舵家去聊天。当时聊天抽烟是少不了的。一边喷云吐雾,一边高谈阔论。栗世征还邀请我们一块去参加卢中南等知青们自己在家办的画展(卢也是白洋淀知青)。当时有一些知青崇尚凡高、塞尚、马奈等印象派画家。他们的画也尽量在色彩上追求艳丽透明的室外光感,但又不完全同于古典派的大师们,各有自己的体会和新意。而社会上也是许多年之后才比较广泛地知道凡高和印象派的。
        栗世征把他们村插队朋友们也介绍给我和周舵,有岳重、何伴伴等。并让考取了中央乐团的岳重给我们唱歌,于是岳重浑厚的男低音在栗世征的小屋里回荡起来。栗世征说自己也在练习声乐,但无奈先天条件不好,不能考取乐团。我以前也喜欢声乐,我感觉他嗓子控制得不错,共鸣也到位,就把自己很喜爱的一本书,林俊卿写的《声乐教程》借给了栗世征。他非常喜爱。一次去栗世征家,他突然对我说他在写诗,根子(即岳重)也在写诗,他把自己写的诗抄在两个大日记本上,并把这些诗给我看,还告诉我他对波特莱尔的崇拜和理解。他的诗,我一看就懂,一读就通,并不觉得朦胧,更万没想到后来人们会对这类诗冠以“朦胧”之名。我当即把他给我看的诗所描写的形象、所表达的情绪和思想、所用的手法说了个透。他又是吃惊,又是高兴,表示以后写诗必给我看,并激动地说我是最理解他的诗的人。
        由于白洋淀的北京知青相互走串,大家变得熟悉起来。这种熟悉带来了更多的知识、文化、艺术、政治态度上的交流和共鸣,也带来更多的相互启发。许多朋友虽然当时没有见过面,但名字与绰号早已熟悉起来,最常听到的有张建中(林莽)、孙康(方含)、潘青萍、陶洛诵、牟志京、姜世伟(芒克)等等。
        不仅白洋淀的知青们相互串访,而且外地的知青们,也常到白洋淀来玩。因为我家在“文革”中的遭遇,比其他“逃难者”更惨,父亲早已被抓进监狱,家中环境严酷,所以我回家最少,常住白洋淀,便常以主人身份接待来访的知青朋友们。来访过的与地下文学有关的朋友有郭路生、甘恢理等。他们都是来看何京颉的。郭路生来时,我们划了一条小船,到李光村去接他,要走十二里水路。回来时已是下午,从日头开始偏西走到夕阳西下,又是夏末秋初时,十二里水路水色天光,美不胜收。郭路生到村后,与当地农民诗人李永鸿谈得极为投机。李是全国著名的农民诗人。五十年代到北京参加过群英会,受过毛主席的接见,做诗可以张口就来。郭路生与李永鸿讨论各自写作的一些手法,特别是比喻的手法。李永鸿把自己的一些名句背诵出来,告诉郭自己的创作过程和思路,其实李永鸿的诗并没有超出李季的《王贵和李香香》的范畴,但郭路生与其谈得兴致勃勃。我只感觉李永鸿写诗来得快,张口就成句,并且押韵,大概这功夫是植根于劳动中的。李永鸿现身说法地讲述了在挖河过程中,在千万民工的劳动的工地,如何用喊出精彩的号子来驱除疲劳,调动力量。因为在打夯时,几十个人的动作全由一个领号子的调动。那号子全凭当时即兴创作,要合仄押韵,又要有比喻借代手法才能精彩。那号子时而描写劳动场面,时而讲述历史传说的故事,时而指挥打夯的动作,有时还针对某些劳动者开个善意的玩笑,以便让大家放松一下。听着这样的号子干活,才会觉得劳动的情趣。但领号子的人一直在高度紧张的创作之中,一个节奏没有跟上,就会使大家的动作失去协调。后来在读英国文学史中知道,英国诗人彭斯,早期田间劳动时也用唱诗来减轻劳动的疲乏单调,也许从此培养了快速押韵的能力。但郭路生是否从中吸收了民歌的营养,不得而知。事后何京颉说她对他们的谈话,早就听得不耐烦了,而郭路生还是那么兴致勃勃。第一次见面,他们就在小学校的院子里站着谈了两个钟头,后来又多次聚首畅谈。郭路生能与文化趣味、教育背景、政治思想诸方面都与他反差极大的农民诗人谈得那样津津有味和持久,只能说明他是一个广泛学习、热爱诗艺的真正诗人。
        我从白洋淀回来后当了老师,身体始终不好,又遭遇到属于个人与家庭内的极大不幸,这就不是白洋淀插队同学们共有的了。自己又一次几乎濒临死亡边缘。这第三次打击,使我与同学、旧友的联系渐少。但我仍旧应邀参加了一些活动,比如在玉渊潭公园的诗歌朗诵会,有芒克、赵振开、舒婷等人参加。
        今天回忆起白洋淀的生活,百感交集。逃难又遇难,有朋友、有恋人、有挣扎、有共鸣、有理解、也有爱情,但也有无限的遗憾。在那里,体味到了浪漫的、不寻常的幸福。许多牵扯到个人关系的事在未争得同意之时,也只好免谈了。但有一些看法是可以有定论的:即白洋淀插队的同学们,特别是那些有思想、有家庭背景的受难者们,绝不是乱世大潮的急先锋。当大多数幼稚的学生们开始狂热地争当红卫兵时,他们早已经在思想上反对文化革命了;当大多数“革命青年”士气高昂,奔赴农村边疆新战场时,他们已经用实际行动与这股“革命洪流”分道扬镳;当大多数革命小将在农村、农场等新战场开始感到失意时,他们早已用诗歌、哲学、和政治的见解和来表达自己的心声和审视自己的命运、国家的命运和当时的世界了。
        记得1976年打倒四人帮之后,广播中开始第一次播放贝多芬交响曲《命运》时,我和吴世陆等几个朋友听到之后,冲出屋子,高举双手欢呼数分钟之久,使得街坊四邻很惊异。因为他们不知道,当“黄色音乐”的唱片被砸得稀烂的时候,我们是如何冒着生命危险,通过各种途径收集、保存和欣赏这些伟大人类文化遗产的。
        其实后来分析起来,文革时期在白洋淀插队的北京学生们之所以形成思想交流和诗歌创作的小群落,在历史上也绝非偶然。文化革命首先冲击的是文化教育部门,而北京又是全国的文化中心。所以大量的文化和教育部门的干部们受到巨大的冲击。而这些家庭的子女们又能在家庭中接触到更多的文化资料、书籍和耳濡目染的影响。他们对文革的冲击除了直接的心理抵触之外,还会有更多的思考,所以自然会有与社会主流分道扬镳的想法。而白洋淀又在北京南面只有三百里之遥,且可以接受单身插队的学生。文化革命的串联又打破了学生们班级和校际之间的间隔,各校同样命运和思想的青年们很容易经串联在一起,所以这些有一定家庭文化背景或共同命运的学生们很自然地走到一起。
        于是,当时有良心而且有远见的青年们,来到白洋淀的自由环境中,自然形成思想交流的群落。虽然他们自己的生活只是一种挣扎,却在忧国忧民,关心人类,提出种种国家设计的蓝图。他们不仅用诗歌,而且用小说、哲学论文、政治评论等多种形式,表达他们对文化革命、对疯狂年代、对自己和他人遭遇的批评、体验、同情和思索。只不过其他形式,或不便流传,或有更大的政治危险性而不能广泛流传而已,而唯独诗歌简短而便于传抄,它在一个说假话的时代道出真情,故广为流传,为大家所知。
        
        杨桦 1998.3月—4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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