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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的榛子(长篇小说连载三)

发布: 2017-6-08 15:44 | 作者: 袁劲梅



        结果,在回程中,他刚把飞机交给副驾驶,站起来想去方便,突然臀部上方挨了狠狠一击,他摔到地上。副驾驶和他自己都以为他受伤了。丹尼斯在地上趴了一分钟,觉得没事,就站起来了。解下皮带一看,一粒子弹穿过他大钱包里厚厚的一沓钱,又穿过他的皮带,在他臀部上方打了一个小口子,流了一点血,贴块药膏就止住了。
        丹尼斯说:“上帝帮助正义之人。要不然,谁能解释我的好运气。”
        范笳河就调笑地说:“我上次运一飞机钱回来,你们都嘲笑我。现在知道了吧,在中国得到好运气,都是歪打正着。”
        (阶级分析:红卫兵指出,我上面写的还是美化两个美军怕死鬼。为什么不写人民战争。我这就写:人民和这两个“怕死鬼”的对比。)
        我们这个基地本来是一片坟土地,因为建机场,周边的老百姓都同意把坟移了。坟迁了,机场西边一片全是新坟堆子。我们修理厂,就在机场最西边,出了门就看见那片坟堆。我和舒暧跑到野地里,在坟堆上采了野花,想送给两个航空战士。他们俩也跟着来了,一前一后,也不采花,只是走到野地中间往远处天空张望,互相说着话。制服把他们的肩膀撑得很宽,机长戴的白围巾掖在翻毛领子下。在昆明一年四季都温暖的阳光下,他们周围一片坟地的野花,都浸在金黄色的,流水一样的空气中。阳光和野花交流的语言,一定是最美的语言。我就不由自主地叫了他们“英雄”。
        范笳河说:“我们不是英雄。那些牺牲了的人才是。”丹尼斯把野花拿过去,供在他的“婊子姐”前面,说:“我不是英雄。我只做了我该做的事儿,我这个女朋友才是。”说完,又往厕所跑。
        (阶级分析:我十九岁时,跟红卫兵小将一样喜欢崇拜英雄。那是抗日战争时期,英雄行为都旨在追求“正义”。红卫兵小将说我“放屁”,我放了一个“正义”屁。红卫兵小将指出:世界上哪有什么超越阶级的“正义”,只有无产阶级专资产阶级的政,或者资产阶级专无产阶级的政。现在我认识到:文人就是屁多。我自己是个什么东西也不重要,重要的是红色政权的需要。“人民战争万岁!”“红色政权万万年!”)
        交代结束后,有红卫兵批语:“待查:美化美帝国主义,罪加一等。”
        浪榛子不知道当年的红卫兵看了她妈写的这些交代,是怎么想的,也不知道她的聪明妈妈写下这篇交代时,是怎么想的,只觉得:写的人和读的人是不是都病了?心理出了毛病。
        
        “小虫何”
        南诗霞出来没多久,喇叭妈妈舒暧也从蒋达里劳改农场回来了。舒暧不知是从粪便里还是水田里染上了“血吸虫”,被关在火葬场,吃药治疗了三个月,把虫子打掉了,人就平反了。
        蒋达里不仅都姓蒋还是血吸虫疫区。那里农民得了血吸虫病,肚子大得像怀了孕,据农民说肚子里面都是水。虫子吸了人的血,拉出来的都是水。水也不拉到正确地方,拉在人的肝里胆里,所以得到火葬场“卧薪尝胆”、“肝胆相照”、“以火克水”才有希望好。就是中医说的:以毒攻毒,死病用“死”对着干。治不好的,就直接在火葬场烧了,免得血吸虫传染。
        舒暧卧薪尝胆成功,大肚子看着就小了,细腰长腿全在火葬场恢复,苗苗条条出来了。她平时本来就不多说一句话,从不用语言抱怨。自己做下的事,自己承担。自己害上的病,自己认了。蒋达里的农民都去火葬场接受治疗,她也没什么可说的。她是社会最低层,国家给治病,只有说“感谢”没有说“不好”的道理。她记得一句话:“……你能做的就是把死看淡了,假设你自己已经死过了,这样就会容易一些。”
        舒暧的平静之下,是一片雪国。她心里的感受没有一个人能懂。白天,医疗队的医生给二十来个住在火葬场的病人吃药,说:“你们吃下的打虫药是最厉害的药,得把你们的骨头都打酥了,才能把虫子打死。”舒暧很有礼貌,安安静静听乡村赤脚医生解释:合作医疗好,住院看病不用钱;人死了,火葬,也不用花钱。血吸虫进了火葬场横竖是死,不是被药打死,就是被火烧死。血吸虫还会下卵,也不知它们是什么时候交配的。卵还专下在人的肝里,打死了也拉不出体外来。二十三年后,把肝蛀空了,人还是死。所以,打虫子一定要快,要狠。在它卵还没下来之前,就把它们消灭光,打一场歼灭战。你们进了火葬场,不是死路一条,是九死回春。
        火葬场把有形体的人变成形而上的烟气。“害怕”是一个很奇怪的词,不能用来形容舒暧在火葬场的感觉。
        对危险情况的害怕,她从小就没有过。其他小孩还在坐人力车的年代,她已经自己开着摩托车在桂林到二塘基地的路上跑了。空袭警报在头上响着,她也敢横穿过二塘机场的草地,冲到她想找的男人那里,再双双跳进防空壕。死,给她的不是害怕的感觉,是“不真实”的感觉。她那时以为,不管什么妖怪来了,总有人保护她。
        但是舒暧知道,还有比“死”和“爱”更强大的东西——女儿!为了女儿,她听着医生的话,让这火葬场在她的心里也退到“真实”的界线之外。本来,一切都很荒唐,包括她得的“血吸虫”病也很荒唐。从王一南死到进火葬场,舒暧的神经就没放松过。在劳改农场,有一种厌恶感天天跟着她。不是对病、脏或死的厌恶,甚至都不是对没有自由的厌恶,是对活着却不知所措地被钉死在暴民中的厌恶。
        蒋达里劳改农场除了几十个因政治原因进来的知识分子,还有三百多个犯人是“贼”“淫妇”“强奸犯”“贪污分子”,还有一个“吃人肉犯”。因为政治犯突然增多,看守人员中加进了一个军代表和一些红卫兵,他们主要看守政治犯。红卫兵比一般的看守人员还凶狠。他们那么年轻,让舒暧觉得,他们一定是从小在学校或家里受过虐待,到这里来发泄了。他们用老师罚写汉字的法子罚政治犯写认罪书,要写到他们定的页数才行。政治犯白天干活,晚上写认罪书。
        政治犯是文人,刑事犯很多连字都不识。有时,晚上大组政治学习,读报纸,劳改农场看守长就指派政治犯在王一南跳窗的大会堂读报给刑事犯听。读报的晚上可不写认罪书。有一次,舒暧读报纸的时候,那个“吃人肉犯”就坐在她旁边。一个又脏又丑的老农民,嘴里有三三两两的大黄牙,想象不出来那样的牙也能像狼一样吃掉一个小孩。舒暧想躲他远一点,往后挪了一点,老头子也往后移。听别的犯人说,“吃人肉犯”是在“文革”中自己坦白的:他1942年吃过一个七岁女孩。那是河南大饥荒,跟他一起吃人肉的也不是他一个,其他三个男人都死了。他坦白,因为那个七岁女孩日夜在他肚子里闹,他怕也像那三个男人一样,给闹死了。七十岁的时候,肚子里的害怕日日增加,噩梦里自己的孙女被人分吃了。“文革”一来,人人坦白,他也坦白了。
        舒暖知道那次大饥荒和它的后果。她父亲舒谘行作为西南自由中国最有实力的银行家之一,参加了一些战时决策性决定和后来的赈灾。饥荒后果之严重,到日军“一号作战”开始时,守洛阳的国军一击就溃,河南饥民不但不帮助他们,还抢他们的枪。北路“一号作战”日军,长驱直入。中路“一号作战”日军又从洞庭湖打下长沙,又打衡阳。因为她热爱的男人正在天上飞来飞去,从天上救衡阳,那场衡阳之战与她息息相关。衡阳基地危在旦夕的时候,她姐夫丛司令冒着战火,进衡阳城讨论战局。姐夫从桂林上飞机的时候,她闹着要跟去,没成。姐夫只同意给她带一封情书。她急急忙忙写了一首定情诗:《疯狂的榛子》。这诗,成了两个人的经典,写在了情人开过的两架飞机上,—架B-25,另一架B-24J:
        浪榛子,疯狂的榛子。
        天倾斜的时候,你的肩膀顶着,
        地动摇的时候,你的双脚踩着。
        那天,读完报纸,犯人们检讨自己的罪行。“吃人肉犯”说:“我不想吃人,但饿得要死的时候,人就和畜生没两样了。一顿饱饭一吃,人就恨自己是个畜生。”“吃人肉犯”信轮回,越老越怕。
        这句话让舒暖想了很久。连“吃人肉犯”都知道:人和畜生之间,是有一条界线的。可惜人自己常常就是这条界线的破坏力量。不肯跨过界线的人,在界线面前自杀,拿死来维护人的尊严;跨过界线的人,就成了“吃人肉犯”,到劳改农场来了。能在这条界线上跨过来跳过去的,全是腐败分子。她从小就见过很多。
        等她得了血吸虫病,从劳改农场搬进火葬场后,她看到这是拿她当“人民”的前兆,她和蒋达里的农民关在一起治病了!再也不用看见那些刑事犯,这是地位升级。事实上,在等待打死虫子的三个月里,同住在火葬场和她一起治病的农民们,对她还是很好的,拿她当先生待。
        蒋达里的人,心好,听话。大人小孩大部分时间就是百无聊赖地在板床上躺着,睡觉或聊天。睡在舒暧旁边板床上的是蒋善良(蒋公敌)的老婆,舒暖和她聊天最多。三个月,蒋善良老婆天天跟舒暖谈她儿子,她儿子肯定是要进钢铁厂当工人的,已经报过名了。蒋善良家的说:她就想趁她现在还有劲,能给儿子把孙子带大了。人活一世,什么为大?传宗。
        再过些时候,话谈多了,就讲到男女私房。她男人比她大得多,吃了这个药,吃了那个药,才硬起来。硬起来也长不了,好不容易才生下这个儿子。儿子一生,男人反倒行了,左一个右一个又生了三个女儿。
        舒暖有听人话的资格了。这种家长里短,在这样一个地点和时间说来说去,对才从劳改农场出来的人来讲,简直就是如闻仙乐。舒暧从来没有听过这种平民的私生活。乍一听,觉得和文化人理解的好日子不一样,但仔细一想:生命的本质不就是繁衍吗?能把这个责任活出来,就一切正常,生命完成任务。就是好日子了。若完成这个任务时,还要整天想着自己是个“人”,还要比动物高一级,那就多出来一点麻烦。正常吃喝,正常生,中国人有这一些就幸福,再多就不太平了。她的不幸,就是曾经有的太多。
        舒暧就也跟着夸蒋善良家的儿子,说她儿子长得好看,还晓得孝顺。就数他来火葬场看他妈的次数最多。蒋善良家的就托舒暖做媒,有合适的给她儿子找个好媳妇。舒暖偶尔也把她喜欢的女孩子拿来讲讲。不过她知道的女孩子年龄都还小。蒋善良家的就说:男的大多少岁都没关系。她家当家的比她大十二岁。
        到了晚上,二十个男女病人分睡在两个只隔一堵薄墙的房间里,这个唉声叹气,那个打呼噜,让火葬场和死亡有了一条界线。舒暖床头的窗户没窗栓,从来关不紧,有一夜,一个萤火虫落在窗角的蜘蛛网上,停在那里,一闪一闪像蓝蓝的鬼火。这时就真跳进来一个“鬼”。“鬼”从她头上跳过去,舒暖惊醒了,听见“鬼”在说话。“鬼”说:他夜里做了一个梦,儿子要生小孩了,半夜里自己跑到县医院里生了一个男孩,大家很高兴。只有一个问题叫人想不通:儿子不是男人吗,小毛孩怎么长在他肚子里呢?想来想去,来了一个医生解释说:男人抱一个篮球在腰上,小毛孩就可以长在里面。生的时候,像小鸡出壳,也不痛。把篮球剪破,革命就成功了。这时候,蒋善良老婆说话了:“死鬼,你想孙子想疯啦。”“鬼”说:“蒋达里劳改农场新建了一个篮球场嘛。”从窗户跳进来的“鬼”原来是蒋善良。
        那一夜,舒暧闭着眼睛却一夜没睡。她想着蒋善良家的儿子,然后有一种冷冷的伤心悄悄地冒出来。有冰凌从所有滴水的地方结起来,像她不能原谅她自己的心思。她做过一个错误的决定,丢失了她最不该丢失的东西,一个那么快乐的小雪人。如果小雪人没有在这个热闹的世界上化掉,也该有蒋家儿子的年龄了。而她也可以像蒋善良家老婆一样托人做媒。这种生活就是活着,简单。与她过去理解的生活相差十万八千里,但这是她现在羡慕不已的生活。
        世界对她的所有惩罚,包括钻到她肚子里来的血吸虫,比起她年轻时犯的那个过失来,都不算什么。她自己对自己的惩罚才是最不堪忍受的,而且没人知道,没人可说。但是,她现在有女儿。只有女儿是真实的。只有女儿能让她忘记丢失的那一个。她希望她的所有儿女们,将来能平静地生儿育女,不要走她走过的路。为了这一点点真实,她平静地等着,她绝不会再犯自杀寻死那种大小姐耍脾气式的错误。她要用双倍的力量保护女儿,让后代过上正常的日子。无论等多久,她都要等着玫瑰色的光,把雪国的大门给推开一条缝。
        舒暧的“特务嫌疑”案子终于平反了。北京有人给劳改农场的看守长打了电话,肯定了那一船四十九个人当时都是“弃暗投明”的勇士。舒暧回来的时候穿了一身灰衣服,戴了一条白围巾。改造了这么长时间,还是佳人淑女。快到青门里大门口,看见喇叭和浪榛子兴高采烈向她扑过来。舒暧赶快放下行李,把两个长大了的小孩子揽在怀里。本该是大家一起哭一场,可那个时代的人不怎么会哭。表达情感也分成阶级了,哭,是小资产阶级。一想到小资产阶级,舒暧赶快把白围巾摘下来,塞进背回来的行李里。行李就是一个小包裹,里面有一本《资本论》和几块蒋达里农民自制的麦芽糖。
        
        “十步之外”
        不要以为一平反就回到正常人,对十年动乱,南诗霞有个经典比喻:荷马的《奥德赛》里的战士奥德赛打了十年仗,给战火整得脱胎换骨,成另一个人了。到战争结束了,什么人也不相信,走哪儿都觉得不安全,回家的路上又走了十年。什么战争都有后果。奥德赛再回到平常人,得花十年的时间。
        大学重新开学了。喇叭爸爸在一次两家聚餐时,小心翼翼地谈到“低温楼”要不要接着建。没有实验室,物理学家能干什么?人家国外已经在研究粒子对撞机了,我们还没有研究“绝对零度下物质变化”的实验室。建还是不建?
        喇叭爸爸本来是在想:我们这代人落后了,建个低温楼只是让这个学科不断掉,有个承传,哪还能为自己在这个领域出成果呀。可说出口的话却是:“建还是要建的,但是一定要按政策文件办。”脸上的表情像个军政委。这个发现让所有人吃惊,包括他自已。话怎么一出口就变调了,成表忠心了呢?
        十年“文革”一过,明显的,一国汉语分成了二套,官话和私话。想的和说出来的相差甚远。明明知道说套话就是骗自己,可当自己骗自己成了一种活法,“让步”和“装样子”这样的事件也就容易过去了。人总得活着,训练了十年,科学家学会了另一套语言。
        舒暧不喜欢丈夫在朋友和家人面前也说套话。在这样的套话渐渐多起来后,舒暧忍不住了。这不是自己不拿自己当正常人吗?忠诚和友谊都不需要装模作样。蒋达里的农村妇女就按着常识办,也不说套话,也不装样子,不也活出子子孙孙来。一个物理学家怎么对常识都绕着走?哪一个政策文件能拿来指导建设低温楼?据喇叭说:某天晚上,两人吵架了。舒暖说:“就算十步之外要说套话,难道十步之内也要?你犯得上时时那么政治?你一政治,我就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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