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的榛子（长篇小说连载三）
发布: 2017-6-08 15:44 | 作者: 袁劲梅
没多久，青门里的大人们，男男女女凡能走动的都下放到溧阳五七干校。大人都走了，青门里只留下几个老弱病残的教授和一些保姆留守。这样，浪榛子理所当然就成了“天下的主人”，她脖子上挂把钥匙，大的带小的，带着比她小一岁的喇叭煮面条吃。不仅煮面条，她们还到青门里后山上挖荠菜，摘桑果吃。再跑远一点，就能偷到菜农种的嫩蚕豆角，很是兴奋。马路上种的一串红，花朵上带个小尖角，拉下来轻轻一吸，甜露一点，一直甜到脚跟。什么可吃，什么不可吃；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自己试。世界因为无人管而成了她们的。浪榛子对喇叭说：“我们不听大人的。我们自己找好东西。”
天大地大的日子就这么平平淡淡地又过了一些时候。浪榛子自作主张，要带着喇叭坐长途车到蒋达里给各自的妈妈送衣服。两人都要买车票了，张奶奶给她们五毛钱，一包炸炒米。虽然世上天天闹斗争运动，张奶奶依然不怀疑民心的纯良。前两年，小孩子在外面走，胆子大的，能串联到新疆。去蒋达里，两小时的长途车，浪榛子已是熟门熟路，各人还有五毛钱装在兜里，张奶奶既拦不住，也不担心，就让她们走了。
在长途汽车站，她们碰见一个男孩叫莫兴歌，也是去蒋达里。三个人一上车，就挤在一张长椅子上坐，有说有笑，分炸炒米吃，像是老朋友。车开了以后，这个男孩就一路唱着：“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夺过鞭子抽敌人。”
唱了一会儿，莫兴歌就说：“我到蒋达里是回家，我爸在那里。你们去看谁？”
这问题一问，世界立刻出了毛病。莫兴歌他爸是劳改农场的看守长，看劳改犯的。三个小孩一搞清楚自己各自父母的角色，“阶级”就像大蘑菇一样立刻从他们头上冒出来。浪榛子和喇叭都觉得自己就是劳改犯。一看前面有了一个空座位，浪榛子赶快拉着喇叭换了座位。换了，又觉得男孩挺可怜，回头看看他，他眼睛横着，一根阶级斗争的弦绷在里面。
浪榛子和喇叭再也没敢和这个莫兴歌说话。他们和上车前也没什么两样，怎么就紧张起来了呢？一定是空气出了毛病，要不然他们心里的感觉怎么就变了呢？等下了车，浪榛子决定不到劳改农场去，就坐在水坝上等。
两个女孩子坐在水坝上，水坝高高。水库的水很清，从水坝的一个口里流进一条水渠。她们等了好一会儿，看见南诗霞和一群人从营地走出来。男人走向远处的百里湖边，去填湖造田，女人在水渠流过的水田里插秧。男人像大鸵鸟，扛着竹筐，背着铁锹，一溜儿变成一百点儿，散在湖滩上，蚂蚁一样移动。女人们像大鹭鸶，一个一个散在水田里，一喙，挪一步。
浪榛子说再等。接着，又看到舒暧一个人挑着大粪挑子出来了。一担大粪在舒暧肩上悠，一个仙女挑着两桶大粪，向苹果林子里面走去，扭来扭去的步子，很好看。
对两个孩子来讲，世界就应该是这样。世界给她们什么，她们就拿到什么。又没有其他的生活可以比较。太阳当头照，就是一个好日子。所以，她们很快乐地跳起来，向两个妈妈跑去。给妈妈们一个惊喜。谁知两个妈妈却一脸胆战心惊的表情，赶快要把她们领到劳改农场司令部，让红卫兵检查她们带来的衣服。
水稻秧才插下去，细细小小，一排一排歪在水田里。细细的田埂上，两个小孩走在前面，南诗霞走在中间，舒暧挑着粪桶走在最后面。一阵阵臭气传到前面来，让小孩子想走快。南诗霞大概是生了病，嗓子哑了，只能发出一些细小的哑声。她一把拉住浪榛子，声音嘶哑地说：“你看见在前面那个坐在田埂上看守我们劳改犯的红卫兵了吗？就是那个瘦瘦小小、穿了件旧蓝裤子、赤着脚的红卫兵。你跑到前面去，对他说一声谢谢。”她妈把她向前轻轻一推。浪榛子就跑到前面，站在那个瘦人儿前面，对着他衣袖上的一块大补丁，没头没脑地说了声谢谢。
那个瘦人儿，瘦归瘦，却长了一个皮球嘴，嘟嘟地噘着，像个哨兵。鼻子倒挺直，连着鼻子一起看，脸上有个“惊叹号”。鼻子就是惊叹号的那一直，嘴就是惊叹号下面的那个“球”。“惊叹号”最多也就十四五岁的样子。他被浪榛子吓了一跳，眼睛和嘴巴似乎飞快地在脸上转了一个圈，又回到原地，非常滑稽地看着浪榛子，“皮球”里的气就莫名其妙地冒出来了。他对着浪榛子冒了一个傻傻的笑，像冒了一个气泡。才冒出来，就炸了，咧开的嘴还原成“哨兵嘴”。这时，南诗霞到他跟前，满眼感激，嘶哑地喊了声：“报告，小孩子来送东西。”
这个瘦人儿就懂了，脸还红了一下，低着头，站起来，快步头里向司令部跑去。原来，这个小红卫兵，在南诗霞打扫厕所的时候，在地上放了一片荷叶，荷叶上放了两把“清音草药”。放下后，转身就跑了。
“惊叹号”的名字叫善全春。这个“惊叹号”，在浪榛子的“战争时代”是一个奇迹，跨阶级的。
当她们一行人跟在善全春后面到司令部去报到时，看见那个看守长家的男孩莫兴歌就坐在司令部里。他依然恨恨地横着眼睛。浪榛子不懂为什么政治等级一划，仇恨就出来了。莫兴歌他恨什么呀？这肯定是她浪榛子的错。她天生就是“错误”做的。想着，她就对那个男孩谦卑一笑。横着的眼睛变弯了，莫兴歌说：“你在车上不跟我坐，我叫你长大嫁给我。”
葬礼
突然有一天，浪榛子的母亲南诗霞从蒋达里劳改农场平反归来了。她得到平反，是因为她写的一篇“反革命”文章平反了。那篇文章是她刚上中央大学中文系时写的第一篇作文，登在中大中文系大学生自己办的手刻油印杂志《小泉社月刊》上。那样习作式的文章，当时在同学中显了一下，后来，连南诗霞自己都没当一个作品收藏，可那一个大学时代追求她的男生却收藏了。二十几年后，谁也没想到，因为要深挖潜伏在人民中间的特务、反动派，那个男人居然把南诗霞给出卖了。先把南诗霞要寄给毛主席的信交给“革命委员会”的红卫兵，又把二十年前收藏的这篇小文章给交上去了。一眨眼，他自己成了革命派，揪出了一个隐藏至深的“国民党特务”，为过去的失恋复了仇。南诗霞得到平反，是因为她文章中写到的英雄人物平反了，官复原职。上面一有人过问，文章再重读一遍，成“抗日故事”了。文章平反，作者也平反。
南诗霞背着一个旅行包，提着一个网兜，兜子里放了一个脸盆，脸盆里塞了一双鞋，鞋子里塞了这篇让她坐了两年牢、六年劳改农场的文章，文章上盖了一个章，“已审”。没还给收藏这篇文章的男人，退给了南诗霞。
浪榛子立刻就认出那双鞋。她每次去看她妈，都用糖纸裹个假糖，带她爸爸的信进去。她看见鞋里又塞了一张纸，以为是她小时候带进劳改农场的情书，她已到对人家情书感兴趣的年龄。等她妈一放下手里的东西，浪榛子就从鞋里抽了那张盖着“已审”的文章出来。
南诗霞对女儿吼：“不要看，烧了。”浪榛子说：“为什么要烧？是我冒着小命危险给您带进去。”南诗霞说：“你以为那是你爸写的信呀？你爸写的信，我还敢留下？看完就吃了。”浪榛子立刻想起战争电影里那些地下党吃机密文件的镜头，同时，无比痛心：自己的大智大勇都化为粪便。南诗霞说：“叫你不要看，你就不要看。因为这个，你妈差点给人整死。”
浪榛子一听到“不要”二字，立刻就头一低，看了。文章题目叫“葬礼”。真行，死人的事还能把活人整牢里去一回。
黄觉渊在旁边说：“文章没罪，让她看吧。是整人的人太坏。”
南诗霞说：“那样的叛徒，心理怪异，应该去看心理医生。我但愿他能有复仇快感，从此还不后悔。我永世不会再拿他当朋友。我女儿将来嫁个蒋达里的农民，都比嫁个这种‘文人’好。”黄觉渊说：“行啦行啦，你嫁给我了，不是做了一个正确决定吗？你女儿比你能。”南诗霞像个笼子里关久了的斗鸡，拿家人撒气，说：“你没用，不能保护我。我受污辱的时候，你在哪里呀？送个衣服还要叫女儿去。”
浪榛子想：爸妈又吵架了，日子大概要恢复正常了吧？趁她妈吃饭的工夫，浪榛子坐在楼梯上，快快地把文章看了。浪榛子本来想搞清仇恨问题，但读着她妈年轻时写的文章，却感觉到另一种吃惊：文章还可以这么写？与她在大字报上看到的语气和格式，没有一点相同。而这是她的“女革命”妈妈在还没革命之前写的：
我与父亲到桂林参加舒谘行老先生的葬礼，却又参加了另一个难忘的葬礼。1944年10月，桂林危在旦夕，这也许是在桂林沦陷之前开的最后两个葬礼吧。
舒谘行老先生是我父亲南传训的至交。桂林再危险，父亲也一定要来送葬。当年舒家作为中方股权人，南家作为“中央飞机制造厂”的中方经理，命运和“中央飞机制造厂”相连。战争爆发后，上海南京失守，东南沿海危险增加。蒋委员长要用“空间换时间”，国民政府给了这个重要工厂一万苦力，厂子连人带机器，全部迁到汉口。不多久，汉口也吃紧，又第二次全体搬迁，将人马从汉口迁到香港。没多久，日本人又轰炸了香港。工厂的所有机器设备和人员，又在香港码头装上轮船，运到印度支那的海丰。当日军离海丰不远了又长途迁徙到缅甸的仰光。等日本人接近仰光，大家又把“中央飞机制造厂”用火车迁到中缅边境小镇，腊戍口，再用大象和人力担子迁到了相对安全的山谷，雷允。这一路舒谘行老先生出了巨资。我父亲说：一次一次搬迁，一千工人，一万苦力，无数的苦难，为了一点希望，像巡回演出的马戏团，走了一大圈，又回到中国。那样的搬迁行程，就是为了向侵略者讨回公正，应该记入史册。
日本人在打下衡阳后，一路南下，直下桂林。一次，日轰炸机偷袭桂林二塘和秧塘两个空军基地不成，逃跑的时候胡乱把炸弹扔进桂林城里，炸了民居区。一个炮弹正好落在舒先生的藏画楼上，一下子就烧起来。舒家两代人收藏的中国、波斯和西洋名画，一轴也没剩下来。舒先生当时就气急吐血，念叨着：“两代的收藏呀！”就倒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