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的榛子（长篇小说连载三）
发布: 2017-6-08 15:44 | 作者: 袁劲梅
浪榛子记得那天晚上，她爸爸说：“不想签名。”
王一南的死，不光是他一个人的事了。青门里的教授们被要求在“自杀就是背叛”的大字报上签名，和王一南划清界限。王一南，在N大教了十多年“革命战地新诗”，走上了诗人的宿命道路。他进蒋达里劳改农场前还对舒暖说过：“我上那条船的时候，没觉得这是条有去无回的船。”没想到，他在蒋达里把一群蒋姓农民救上革命航船之后，自己却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在战场上，自杀就是背叛同一战壕的同志。自杀，就是背叛革命！
“王一南怎么可能是坏人？坏人，他能从台湾回到大陆来吗？”浪榛子的父亲黄觉渊无比痛苦地走到青门里大门口，签了名。回到家对女儿发了牢骚：“一个人，在一种处处是压力的体系里，那就只好向单细胞生物‘变形虫’学习。随境遇而变形，再学会分裂出好几个自我来。去签名的那个我，让我自己都讨厌。”
浪榛子很愿意当个小大人，听她爸抱怨。她说：“那得进化到什么时候，才能生出我来？”她爸说：“这个你不用担心。生你的时候，你爸还没变成单细胞生物。”
王一南的太太被通知去领王一南的遗物，领回来一座小小的毛主席石膏像。红卫兵给的死亡报告中说：王一南把一包没抽完的前门牌香烟供在这座塑像脚下。不知是表忠心还是别的意思。为什么要给毛主席抽一包烟？王太太说：“他指望毛主席能提提神看他的案子。”可八亿人都指望一个人来保护他们，那毛主席就是顺着姓氏笔画看，也得先看完了成千上万的“丁”家人，才能轮到看“王”家的案情。
诗人王一南就这么死了。贴身的衣兜里，装着一张三岁儿子的一寸小照片。王太太说，王一南上个月来信，还说每天晚上都要看小儿子的照片，对自己说：为了儿子也要活下去。怎么突然就活不下去了？
在有些日子里，死一个人，其实是很麻木的事。签了名的大字报第二天夜里，就被大雨冲得字迹模糊，纸张破烂。这场大雨，让青门里的文人，心里轻松了一夜。
舒暧开始烧本子，烧照片，烧报纸、画卷和信件。王一南和舒暧是一条船上的人，他一死，舒暧担心受牵连是必然的。所有会带来麻烦的文字记录，通通要烧掉。那《战事信札》不是只有一本，有六本。其他的五本上没有贴“蓝门神”图片。张奶奶没下决心救，只救了这一本。
烧本子、照片、信件是在天黑后，躲在喇叭家厨房里偷偷烧的。烧的时候怕烟冒到外面去，厨房窗户、门关得紧紧，里面全是烟。大家都咳嗽。舒暧的眼镜一会儿也就看不清了。张奶奶就是趁了这烟幕，一边咳嗽，一边救下了“蓝门神”。随人怎么说，这个“蓝门神”不能烧。他太灵了，张奶奶亲身受过他的保护。这回从火里救下来，张奶奶根据常识认定：准不会错。
舒暖一边烧一边说：纸灰不能倒在垃圾筒里，被人发现了麻烦。喇叭爸爸就一次一次把纸灰运到厕所，倒在马桶里，冲掉。
喇叭和浪榛子在房间里玩，给厨房里冒出来的烟呛得直叫：“要失火了。”两个人冲进厨房里，看爸爸妈妈发什么疯。一看，厨房里像个火葬场，爸爸妈妈在做地下工作。舒暧手里正拿着一张旧剪报在看，犹豫不定扔不扔火里去。喇叭爸爸说：“这个别烧，对你有利。”就拿下这张剪报，递给头伸在厨房门口的喇叭，“替妈妈把这张报纸放抽屉里去。不要到这里来，烟大。”
喇叭爸爸忘了喇叭虽然还不认多少字，可浪榛子的文化水平在读大字报的过程却日日长进了。浪榛子把那张报纸拿在手上，居然囫囵吞枣地把报上说的事儿看懂了。
报上说：一共有四十九个国民党将领和高官家的子女，被共产党策反。1953年，在澳门上了一艘小轮船——宏远号。一船年轻人怀着对祖国的向往，趁着黑夜，悄悄离港，没有家人送行，却怀着一肚子希望：弃暗投明。王一南和喇叭妈妈的名字都写在报纸上！王一南是国军高官“王老虎”的堂侄子。舒暧是国军高官丛将军的小姨子。这四十九个人最终到了北京，像凯旋的英雄一样，受到中央领导人的欢迎和接见。
浪榛子把她看懂的故事告诉喇叭，喇叭说：“我知道。我妈是回来找人的。我爸不喜欢我妈找的人。他们一吵架，我爸爸就骂那个人，说他是个大骗子。我爸我妈所有吵架，都是因为这个人。有一次，我说：‘别吵了，我都站在你们中间了。’他们还吵，让我好伤心。我爸我妈说：要不是因为我，他们就离婚。”
浪榛子大吃一惊。她以为吵架这样的事，只有像她妈那样会挑人毛病的“女革命”才会干。她妈会骂她爸：“你这个胆小鬼。你这个缩头乌龟。你这个汪汪狗。家庭出身不好，你就不革命啦？你躲在书堆里，我们怎么办？”
怎么像仙女一样温柔的喇叭妈妈也会吵架？还说要离婚。她妈和她爸吵架，她是不管的。他们再吵，她也不用担心他们会离婚。大人都是要吵架的，再吵，他们还是一家人。怎么喇叭家多出了一个人？她又把那张旧剪报又看了一遍，想看出更多的故事。什么也没有。
多少年后，浪榛子才知道，那一船人很特殊。他们从台湾或香港来到澳门，这段路有一个人生那么长。也许，他们除了肚子里怀着“希望”，各人还怀着各人的私人原因。他们一上了这条船，就像进入了一台大机器，所有的私人原因，都被换成了一个统一的大词，登在大陆的各种报纸上：弃暗投明。然后，各人就跟着自己的命运走，走得五花八门。
王一南来到大陆时，已经二十六岁，他走上了革命诗人的路。舒暖来的时候，才二十一岁，正是阳光明媚的年月。不懂什么叫政治，也不关心政治。她不是回来参加革命的，她回来，是为了一个坚定不移的爱情。她大姐给她联系好了美国威斯里安大学。她借口到香港买衣服，从那儿就到了澳门，上了那条史无前例、有去无回的船。美人鱼为了爱情，情愿打掉一身鱼鳞，当一回“人”，再化为泡沫。她自己做了一个勇敢的选择，但在“人”的世界却除了当泡沫，别无选择了。
在那个烧文件的晚上，浪榛子的爸爸也在忙“地下工作”，到了夜里十一点钟，黄觉渊抱着一个小黑箱子来了。敲门用了暗号，三重三轻。张奶奶就去开了。黄觉渊一进门就问舒暖和颐希光：“你家还有没有？这是我们家的。我们一块去扔了吧。”颐希光就赶快把一些东西也塞进这个小黑箱子里，对舒暧说：“家里烟太大，你们带着孩子去，像到池塘边散步，没人注意。扔了放心。家里我和张奶奶慢慢烧。”
两个小孩子立刻跳起来，像两只小狗一样头里跑。青门里有两个大池塘，她们天天去玩，但是跟着父母一起去散步，那还是会像过节一样。池塘里有很多青蛙，在一场大雨之后，像新生了一千个娃娃，叫得连一池塘的水都差点儿要跳起来。天上一天的星星，大的像银币，小的像钻石，也像新生了一千个娃娃，眼睛全盯着池塘边的四个人。黄觉渊打开小黑箱子，往池塘里扔银圆。扔到第三块的时候还说：“我小时候，三块银圆一头牛，‘一头牛’淹死了。”
舒暧站在旁边看风，看见两个小孩儿才玩了几分钟就跑回来，闹着也要帮忙。舒暧就从小黑箱子里拿了几块，牵着她们走。黄觉渊犹豫了一下：“让她们也扔？她们还小。”
舒暧回头说：“让她们从小知道：做什么事也不能当商人。”然后，牵着两个女孩儿走到池塘对岸，给了她们一人一块，说，“你们扔。扔得远远的。这是荼毒人心的东西，叫‘袁大头’。”
浪榛子和喇叭狠狠地把“袁大头”扔进池塘里。舒暧又给她们一人一块小一点的金币，上面印着1945，一面是蒋介石，一面是罗斯福。舒暧说：“这是美元。扔。”
浪榛子和喇叭又狠狠地把“美元”扔进池塘里。震天价响的蛙鸣突然停了。半天，才又重新组织起来。
那天晚上，有一百块叫“银圆”和五十块叫“美元”的东西被扔进青门里的池塘，滚回了历史。两个大人感觉轻松了。和性命相比，银圆金币没有价值。命都不是自己的，财产能是吗？两个小孩不懂，天上的星星也不懂。
等他们回到家，家里的文件都烧完了，只剩下一些家庭老照片，喇叭爸爸要让舒暧自己过目，再烧。烧家人，毕竟和扔“银圆”“金币”不一样。看着一堆灰烬，舒暧感慨地对先生说：“这样大烧文件，1944年11月日本人打到桂林的时候，家里人在桂林沦陷之前烧过一次。”
二十多年后，舒暧又在烧文件。烧到她的家庭照时，她还是要不由自主地就想起了一些老故事。每拿起一张照片，她都要看一会儿，再想一想当时的情境，才把照片扔进火里。她把她爸（喇叭外公）的照片烧了，非烧不可。她必须和大买办银行资本家舒谘行划清界限。她父亲一生，从发家到死，就两个字：白忙。
还有一张没到齐的全家福，十来个人，舒暧舍不得烧。她把这张全家福拿到房间里，浪榛子和喇叭还坐在地板上玩。舒暧把这张照片放在两个女孩中间，说：“这张照片上有外公、外婆、大姨、姨夫、大舅、小舅。喇叭好好看看，记住他们。浪榛子也好好看看，喇叭记性不好，你帮她记。”然后，舒暖回到厨房，用剪刀把照片上的几个人头剪下，烧了。只留下她妈和几个小孩子的头没烧。那张照片是她家撤出桂林前，舒暧她妈给她的。她妈说：“战乱，说散就散。留张照片传给后人，总得认识上人长什么样子。”
舒暧剪掉的几个人头中，有她爸爸西南银行家舒谘行和她大姐夫，国军将领丛将军。除了这张有她大姐夫，还有一张是她大姐夫穿着制服和薛岳将军一起照的，她只是个小姑娘，小小地坐在薛岳将军腿上。那该是抗日战争早期，薛将军来她家做客时照的吧。她把自己从薛岳将军腿上剪下来，把这张照片也扔进火里。当时带着这些照片回大陆的时候，她再也没有想到这些照片原来是定时炸弹。
当舒暖把她爸爸和她姐夫的头从全家福上剪下来烧了的时候，她对颐希光说：“这下，上人长什么样，后人不会知道了。真是‘大地一片真干净’。”
那天夜时，喇叭被她妈打发到浪榛子家睡。她和浪榛子睡在一张床上。喇叭突然冒出了一个大字报上的词句，她说：“我家硝烟弥漫。”浪榛子非常肯定地点点头，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要随时准备打仗！”
家里的照片烧了，舒暧还是进了蒋达里劳改农场。一群红卫兵带着一张从旧报纸上剪下的照片来抓舒暧。那是舒暧年轻时和两个国民党军官的照片。一个是丛将军，她的姐夫，手里拿着一束花；另一个只看见后背，穿着空军服，领口露出一线白丝巾，手里也拿着花。红卫兵吼道：“特务！”
舒暧解释说：“这是我1947年得了上海女子跳水冠军，我姐夫给我送花的照片，不叫特务呀。我和我姐夫的关系，我没回大陆的时候，政府都是清楚的。”
红卫兵逼着舒暧说另一个穿空军服的人是谁，舒暧不想说。这时候挤在红卫兵后面的颐希光用温和的目光看着舒暧，舒暧就说了：“这是我姐夫1942年收来的部下抗日遗孤，寄养在我家，我父母供他上了航空学校。我叫他二哥。”
再解释也没用，王一南是特务，畏罪自杀。舒暖跟他是一条船回大陆的，得了一个“特嫌（特务嫌疑犯）”标签，也进了劳改农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