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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的榛子(长篇小说连载三)

发布: 2017-6-08 15:44 | 作者: 袁劲梅



        喇叭爸爸颐希光是倒霉之人。他忙着要建的物理实验室——“低温楼”才在图纸阶段,就戴上了要建“人间地狱”的帽子。白天被红卫兵罚到雨花台去砸人家的坟。“人家”,就是死掉的那些学术权威。马克思说:资产阶级是它自己的掘墓人,N大校园里还活着的“资产阶级反动文人”就被勒令去砸死了的“资产阶级反动文人”的坟。这叫“是它自己的掘墓人”。颐希光砸他以前物理老师的坟前石碑时,手直抖。红卫兵就叫十几个被罚去砸坟的教授一齐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砸完了,十几个教授排成一队,吃力地把各人砸下来的石碑抱在肚子前,拿回来。红卫兵要改成“镇妖石”用。“妖”越来越多,石头不够用。
        颐希光把老师的墓碑使劲托着,手又抖。晚上,颐希光被扣在学校写检查,交代为什么砸石碑、抱石碑时手抖。写不完不能回家吃饭。
        那天,喇叭爸爸颐希光在检讨书里承认了:低温楼是人间地狱,死人都不肯去,比雨花台的坟地还可怕,科学可以证明:所有的花岗石脑袋掉进低温楼,都得变成母夜叉、琵琶鬼、外星人。
        浪榛子把萝卜汤端回家。可她爸不吃,说:在N大学吃了蚯蚓,正恶心哩。生物系有一位教授研究蚯蚓,分析过蚯蚓的作用和蛋白质构成。就有红卫兵说:“蛋白质就是营养成分,我们就挖一盘蚯蚓,你们教授吃给我们看。”黄觉渊给自己定过一条底线:我希望群众接受我,但是我首先得让我的良知能接受我自己。他不能理解,为什么搞政治运动要一直把人整到跪下、趴下,不敢当人了为止。逼你吃蚯蚓也不是杀你,却把“人”污辱殆尽。群众若不喜欢教授,就把他当个一般人待,也不能这样整呀。
        浪榛子觉得她爸爸想跟她说话了,她爸除了她,没人谈心。她就告诉她爸:“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黄觉渊想说:你来了有什么用。你妈“美国特务”的帽子戴在头上,没准你一来就定你个小特务。但是,他没这么说,不能让女儿自卑或伤心。他说出来的话是:“人小志气大。”说完,在心里叹道:不惑之年学会了口是心非。
        
        士风绝唱
        不正常,成了正当行为,并被人民接受。
        到吃蚯蚓,浪榛子“战争时代”进入“打糊涂仗”阶段。浪榛子糊涂,又不糊涂;似懂,又不懂。
        她妈被抓走一年后,据说转到蒋达里劳改农场了。有红卫兵在青门里进进出出,找小孩子谈话。小孩子很快学会了一个新词:揭发。自从有了揭发,浪榛子就被接到喇叭家去住了。喇叭家的老保姆张奶奶先把她的小辫子给解了,洗了个头。舒暧拿一个苹果,一切为二,她一半,喇叭一半。两个小孩子坐在小凳子上,喇叭妈妈开始问浪榛子问题,排演如何对付揭发:
        “你妈教你唱了什么歌呀?”
        浪榛子说:“她不教我唱歌。她说我一唱歌就跑调,会唱一支《东方红》就行了。”
        “你妈讲什么故事给你听呀?”
        浪榛子想了一想说:“孙悟空和猪八戒。”
        “你妈都在家写什么呀?”
        “写书法。”
        两天后,舒暖把浪榛子打扮得整整齐齐,让浪榛子爸爸领走了。浪榛子就成了“地下党”,按她爸的指示给她妈送衣服去了。光送衣服当然还称不上“地下党”,浪榛子还得给她爸爸递情书。她爸说:“衣服怕是要被红卫兵查的。这张字条,就放在给妈妈的鞋子里。你带进去。”
        浪榛子不知道她爸爸的情书上写了什么,也没想看。她认的字很多,全是从大字报上自学成才,成语会了一串又一串,不会的字就读个大概。譬如:“树欲静而风不止”,“不见棺材不掉泪”,这些没问题。“政治挂帅”可以坚决地读成“政治挂师”;“舍得一身剐”当然可以读成“舍得一身锅”。但浪榛子对手写体的草字不感兴趣,尤其是对爸爸写给妈妈的东西不感兴趣。反正走之前,喇叭妈妈和她爸爸围着她一遍又一遍说:“你妈是好人。无限热爱毛主席。”
        浪榛子坐公共汽车要买票了。她爸爸把她送到“蒋达里劳改农场”,就等在汽车站。下面就看浪榛子的本事了。
        在劳改农场司令部,红卫兵把她妈“教她唱什么歌”、“讲什么故事给她听”这类问题一一问了一遍,最后问:“你喜不喜欢你妈?”浪榛子坚定地说:“不!”
        红卫兵问:“为什么?”浪榛子回答说:“我捡到一个橘子,我妈就是不让我吃,交给警察了。”
        在红卫兵问话的过程中,浪榛子带来的衣服从里到外都被红卫兵翻查了。她爸藏情书的鞋,连鞋垫都给扯出来查了。虽然,红卫兵把那双鞋里里外外都查了,却没找到她爸的情书。那是浪榛子在进劳改所之前,小脑袋灵机一动,吃了一颗水果糖,把她爸的情书从鞋里拿出来,裹糖纸里去了。然后把一颗假糖捏在手里,小手捏一个小拳头,带进去了。等见到她妈,趁没人注意,小手往她妈大手里一伸,把假糖给她妈了。而她妈在把假糖拿到手里后,斗胆在女儿手心写了“王一南”三个字。
        等浪榛子回来,在喇叭家对大家把惊险故事一说,别说喇叭崇拜得五体投地,就是大人也连夸她机灵。舒暧还把她拉到怀里亲了一口。浪榛子有一点不确定:这是不是骗人?她立刻给自己一个肯定:当然不是。没人问起“糖果”的事。浪榛子一句谎话也没说。舒暖说:“难为小孩子了,那么简单的对和错,还得学着给自己找理由。我给一个原则:不说谎,永远不会错。实在给逼着说谎时,什么话不说,也就算是不说谎了。”
        接着,浪榛子就把她妈要她带回的三个字“王一南”说出来了。王一南是N大中文系的一个诗人,和浪榛子妈妈同一个教研室。为什么要带这三个字出来,浪榛子不知道。
        舒暖听到这三个字,一惊,说:“不好。王一南,是我的同船。1953年我们四十九个人,坐的是同一条船回大陆来的。是不是我也要有事了?”说完,就和浪榛子爸爸直奔王一南家,找王一南老婆去了。到了晚上,两个大人垂头丧气回来了。原来出了妖魔鬼怪!
        先是蒋达里的农民借蒋达里劳改农场的场地开了一场五百多人的批斗会。并不是批斗王一南,他们批斗村里的年轻会计。会计有一个反动名字,叫蒋清毛。
        所有人都这么清毛清毛地叫他。从他一岁叫到他三十岁,也没发现什么问题。蒋达里的人全姓蒋。有蒋清毛还有蒋大功、蒋善良、蒋毛弟。突然间,不知哪个热爱毛主席的能人发现了问题,指出了“蒋清毛”还得了呀!蒋介石清了毛主席!反动透顶。蒋清毛当时就成了现行反革命。
        小会计蒋清毛一边叫冤,一边哭:“名字也不是我自己起的呀。”
        谁起的?他爷爷起的。他爷爷死啦,一群人冲到坟山上一查。蒋清毛的爷爷就是个老反革命,叫蒋先之。蒋介石先了毛润之!
        一时间,蒋达里这个地方成了妖魔鬼怪云集的“小人村”。一抓就是一把反动的。这下子,晚上天一黑,家家黑灯瞎火,关紧大门,像动物本能要找个黑暗的地洞躲起来。如有劳改农场的人进村来敲了哪家的门,开门的人一定是一脸惊慌失措,三句话没说,就解释自己的名字是从哪儿来的。蒋达里一村人有一大半都想着要改名字,好过个安心日子。
        可谁能给这一村的蒋姓农民起那么多新名字呀?蒋达里的农民就想到了关在村外劳改农场里的文化人,于是,他们就拿着笔墨来请识字断文的“先生”帮助改名字。看管劳改农场的红卫兵没有看出这有什么危险性,文人劳改本来就要为农民服务,就同意了。
        这样,王一南就得到了纸和笔。他藏了一张大纸、一支毛笔和一点儿墨汁。与此同时,他帮蒋大功把名字改成蒋无功。添了一笔,就救了一个人到革命行列。蒋善良改名叫蒋公敌:打倒人民公敌蒋介石!蒋毛弟人才五岁,但是,再小也不能让蒋介石和毛主席称兄道弟!改叫蒋毛虫吧:蒋介石是个小毛虫。贱一点的名字,好活。村民们高高兴兴,先生就是懂得多。一村的姓名都重新在革命洪流中洗了一遍,安全了。
        后来,村里人和劳改农场的人要开批斗会,就合一块开了,叫“誓师大会”,声势浩大。八百个人一起喊口号,如同战场一般。每一个人都成了一粒水,而一片喊声成了汪洋大海。在这种喊声中,蒋无功、蒋公敌、蒋毛虫们都感到自己跑到自己身体外面去了,和那个比个人强壮八百倍的声音融为一体了。那是一种能成势的声音。大家其实是喜欢这种集会发出的声音的,一喊,蒋达里安全了。
        前天,蒋达里的农民和劳改农场又开了一次八百人的“誓师大会”,斗劳改营的十来个反动文人。王一南是其中一个。他进了批斗大会,听着八百人喊着“打倒”,跟着十个被揪到台上去的文人,排着队向批斗台走去。其他挨斗的都低着头,他不低头。到了台子上,先上去的三个人被红卫兵按下头去剃阴阳头,不弯腰就挨打。也不知哪里突然爆发出来的仇恨,年纪轻轻的红卫兵说动手就动手了,给个下马威。台上的人都叫牛鬼蛇神。打了就打了,就跟打日本鬼子一样。不过,台上红卫兵一动手,台下农民的口号不喊了,大家都仰着头,伸着脖子往台上看。
        王一南那天运气好,并没有人打他。他走到台子中间,成了台下八百双眼睛的中心。突然,他从兜里扯出一张大纸,举过头顶,对着台下一抖。纸上写着几个大字:“毛主席:请清君侧。”
        还没等人们看清是怎么回事,王一南把大纸一抛,一直走到台子一侧的窗户口,推开窗户就从窗口跳下去。自杀了。那房子本来只有二层,别的窗户跳出去,也不一定死得了。就那一个窗户,下面是山崖,再下面是铁路。王一南死亡计划成功,一直摔到铁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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