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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七十年代:青春无奈

发布: 2017-5-18 18:33 | 作者: 翟永明



        我不知道我和阎莉在性心理成熟度上,谁更成熟一点?因为,我意识到了性,并以为羞耻;而她,浑然不觉。她继续地昂首挺胸,旁若无人,脚踩虚拟中的高跟鞋,走得风情万种而不自知。我则小心翼翼地走路,夹着尾巴做人,对旁人的指点和议论,敏感到一种病态的地步。我总是穿一件我妈的宽大衣服,以隐藏自己的生理特征,而阎莉,却总是想方设法让自己的服装“合身”,不经意地露出身段来。比如,我总是要在毛衣外面穿上一件外套,而她,总是单穿着一件套头薄毛衣,就这一点点,造成了阎莉的与众不同的“气质”。而且,她还想法设法在当时千人一面的服饰上,制造出一点点与众不同来。后来有一阵子,街上流行穿蓝色工装服,她总是用硬木刷把工装服刷得透白,与别人颇不一样。后面这个细节,在日后与贾樟柯合作剧本《二十四城记》时,我贡献出来,用在了陈冲扮演的厂花上。
        也许正是这种不同,让我和阎莉成为了密友。与她在一起,我感到一种安全感:毕竟,我俩差不多。和本地女孩在一起,身体上的差异,总让我不安,甚至养成我自卑的习性。
        有那么几年,我们俩好得像姐妹一样。除了白天上课,晚上睡觉之外,别的时间都腻在一起。阎莉在文化宫中学读书,与我的学校离着两站地。那两年,她天天下课都到学校门口来接我,然后与我手挽手地回家。我们班的同学几乎都认识她。那两年,我们俩不但衣服穿得一模一样,发型也梳得一模一样,个子高矮也差不多一模一样。可以说,我们刻意要打扮成双胞胎模样。与阎莉在一起,我也壮了一点胆色,背也稍挺了一点,下巴也略微地抬了起来,模仿她的目中无人。走在大街上,我们俩是这样的引人瞩目,用现在流行的话讲,就是酷毙了。
        回家后,我们在阎莉的“闺房”里厮磨相守,说“闺房”,实际上就是一个楼梯间。只有五平方米左右,刚够放一间小床和一个床头柜。在那时,有一个单独的房间,太奢侈了。我们俩总是躺在她的小床上,没完没了地聊天。
        不久,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这些事情长久地困扰着我。
        一天,我与阎莉去和平电影院看《红色娘子军》。和平电影院的售票处人山人海。那些年,有一部电影看不容易,何况是人人皆知的电影版《红色娘子军》,那里面有人见人爱的洪常青饰演者:王心刚。现在想起来,当时在我们眼里,洪常青在电影里的角色,与女儿国中的贾宝玉差不多,总是被女人围着。他对女性的尊重和同情,以及对琼花若有若无的那么一丁点儿暧昧(通过王心刚的眼神顾盼和那些顾左右而言它的革命话语,表现了出来),使得电影版的《红色娘子军》,有了一点人性的色彩,也使得王心刚成为文革时期女孩的偶像。
        话说当时我和阎莉看见电影院的阵仗,心有不甘。一心想要买到电影票,我们一左一右地从人群的两边往窗口处挤。没有经历过文革中抢购的人,绝不会想像出这种状况: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全挤得人挨人,有人从后面扑到前面人的肩上,抓住售票处的铁栏杆,买好票的人因此也挤不出来,只得低下头,从那人身下钻出来。我们从小就去挤买抢购各种各样的物品,早已有了经验,仗着人小,从两头紧贴墙壁往里钻,是屡试不爽的方法。
        但是,人多,也就有混水摸鱼之人。我正接近售票窗时,突然人浪像退潮一般退了开去。又听人群中喧闹起来,后来才知道,革命群众扭住了一个耍流氓的人,把他扭送到了派出所。而被耍流氓的,正是阎莉。我还没反应过来,阎莉也被送到派出所去,录了一通口供。回来后,阎莉被耍流氓的事,很快在院子里传开了。大人们如何反应,我不记得了。只记得在这帮小孩们中间,阎莉一下变得神秘和不可捉摸起来。那时,还没有魅力这个词,但是,阎莉在我们这些孩子们心中,一下变得比她原有的形象更漂亮了。大家一致认为:她,是我们大院子里面最漂亮的。而且,隐隐地,也觉得她与我们不一样。不是吗?怎么没有人对你们这些小孩耍流氓呵?
        没过多久,新的流氓事件又发生了。一天傍晚,阎莉从外面回来,走在我们大院长长的甬道中。一个住在街上的男孩,从黑暗中窜出,拦住她的去路。那男孩摸出一张纸条递给她,又对她说了许多乱七八糟的话。那时,天并不晚,也就八点多吧,因为心慌,也就以为是深夜了,阎莉拔腿就跑,回到家后,气喘嘘嘘地把纸条塞给了她妈。阎莉妈妈为了怕她再被骚扰,找到我,嘱咐我以后进出都与阎莉一道,免得被“小流氓”趁虚而入。
        有一天晚上,其实并不太晚,十点来钟吧,阎莉在家里睡觉。突然一声大叫,把我们全都吓醒了。叫声从阎莉家传出来,我们都跑了过去。原来阎莉睡得懵懵懂懂时,突然看见她的窗口上,趴着一个人。当然,肯定是一个男人,不会有女人半夜三更趴在别人墙上的。
        这下全家人吓坏了,阎莉也吓坏了。她就要求我与她作伴,阎莉妈妈也动员我过来与阎莉同住。
        那天之后,我晚上也住在阎莉的小屋。我们同吃同住,比平时又好了几分。事情发展到最后,连白天睡午觉,我们都挤在阎莉的小床上。此外,好几次的流氓事件发生,使得院里的流言蜚语也多了起来。几位居委会阿姨就在后面嘀咕,说阎莉在大院女孩中,挺风流的。
        一天中午,我妈四处找我,到阎莉家一看,我俩正躺在床上呢。我妈一看就发火了,把我拖起来就往家走,嘴里还嚷嚷着:再也不让我去阎莉家睡觉了。“为什么呵”?我想不通,也对着她嚷嚷。我妈大叫一声:“再这样下去,你们会成为同性恋的”。什么?同性恋?这个闻所未闻的词,如电光飞石一样击中了我。我的好奇心大增,非缠着我妈说清楚不行。我妈一看自己说漏了嘴。就再也不往下说了。
        我妈妈解放前是著名的西医医生,也许从西医和西方伦理角度出发,她对我和阎莉这种假双胞胎心理,有一种警惕。阎莉母亲却是一个苦孩子出身的女军人,她做梦也想不到世界上还有同性恋这种事情。她只是心疼宝贝女儿,所以,一直喊着叫着让我去陪阎莉。当然,我妈也坚决不同意。
        在那之后,阎莉就变成了一个多愁善感的小姐,就住我隔壁,还老给我写信。当然,内容都是关于我们二人的“革命友谊”,充满了海枯石烂不变心的一些誓言。并且,每次见我都眼泪涟涟的,老是央求我继续陪她住。而我,由此也发现自己是个铁石心肠的人,尽管有时我也想挤点眼泪出来,以证明自己的友谊,一点也不逊于她。但每次都失败了。
        现在看起来,阎莉不过是一个早熟的女孩,性意识觉醒得比我们都早。可是,在七十年代,在中学,早恋有一个代名词就叫“流氓”。不管男生女生,只要谁谈恋爱,谁就是流氓。当时成都的中学,每年寒暑假,都要办一个学习班,人称“操哥操妹学习班”。学习班成员都是学校里那些早熟的、正在谈恋爱或者有“资产阶级思想”的学生(后者包括虽未谈恋爱,但喜欢穿着打扮的女生),也有不服老师和工宣队管教的学生,一律地被称为“操哥”“操妹”。“操”在四川话里就是流氓的意思。我后来的好朋友小春,就曾经在学习班里待过,但她不是操妹。相反,她是正面形象。虽然貌美如花,但她情窦未开,因此,被当作正面典型,成为学习班的看守。这是因为,被办了学习班的学生,整个假期是不能回家的,都必须住在学校,要有人看守,其实就是变相劳教。(现在那些早恋网恋师生恋的孩子们有福了)。
        阎莉在学校一直是三好生,是又红又专的苗子,还是年级的副排长(当时成都中学都是军队编制)。阎莉的革命日记还在学校展览过,我还亲自去参观过,虽然我不太相信她那些狠斗私字一闪念的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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