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佛的小说基本上就是对这种自然惯性的力学分析：人们如何挣扎，如何今儿真高兴以为柳暗花明，但转眼又被裹挟而去。
这是对自由意志的嘲讽。我确信，卡佛真的没想得罪什么人，但他可能真的得罪人了，“爱国者们”将会暴跳如雷。作为一个真正的美国作家和一个完全不同的美国作家，卡佛把美国的无意识变成了美国的某种自我意识,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美国镜像：失败者的美国、无梦的美国。
在《家门口就有那么一大片水》中，斯图尔特和几个朋友去野营钓鱼，在河边发现了一具女尸，后来我们得知这是一桩惨案，那女子被强奸杀害。但问题是，斯图尔特和他的朋友们不打算让这件事毁了这个周末，他们照样钓鱼、打牌、睡觉，这个过程中，为了不让女尸漂走，很可能是斯图尔特居然用绳子把她拴住；最后，玩完了，散伙回家了，他们才想起来报警。
可想而知，舆论哗然，令公众震惊的不仅是惨案，还有这些守法公民、这些好丈夫和好父亲的麻木。斯图尔特的太太克莱尔，由于某种始终不曾明说的原因，更不能接受丈夫的行径，这个家庭竟因此濒临崩溃。
斯图尔特慌了，他极为苦恼，他不知道什么地方出了错，他的慌不是因为良心谴责，而是因为他真的不明白，周围的世界仅仅因为他没做什么就开始坍塌。整个小说最打动我的，就是该老兄的气急败坏、无以言表，他是如此地弱、如此无助。
上帝在哪儿？知识分子在哪儿？来个心理医生也好啊，他们就是干这个的，他们会给斯图尔特一套说法，让斯图尔特或者安心或者上吊，但是他们在哪儿呢？
在卡佛的世界里没有为他们留下位置。我知道他写过《大教堂》，也据说，这表明卡佛的后期终于领会了人间温情，终于明白了人是要有点精神的——他都那么成功了，再不明白这个就对不起大伙儿了，但是，读小说不能那么老实，不能作者说什么就是什么，你把《大教堂》反过来看，也许就能看出要害所在。
这里出现了一个外人，来自远方，你知道，卡佛的世界里是很少来外人的；此人是个盲人，这意味着，他与表象的世界绝缘，当然，他不是聋子，也不是哑巴，他甚至是个业余无线电爱好者，他拿手的事就是听和说：倾听和诉说；这个八杆子打不着的家伙坐在起居室的沙发上，和我一起看电视，电视里播出了大教堂，他就和我谈起了大教堂，他当然看不见，他要我描绘给他听，“我狠狠地盯着电视上大教堂的镜头，我从哪儿开始描绘呢？但假如我的命就要赌在这上面，假如一个疯子非逼我描绘一座大教堂，否则就要了我的命的话，我该从哪里说起呢？”
结果，如你所料，我困难地向他描述着，这个疯子不断地加油叫好，然后，他忽然提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建议：让我闭上眼，画出一座大教堂。
闭上眼了，他的手骑在我的手指上，我画着。渐渐地——
我的眼睛还闭着。我坐在我自己的房子里。我知道这个。但我觉得无拘无束，什么东西也包裹不住我了。
我说：“真不错。”
是啊，真不错。我们都知道发生了什么。这个盲人，他把一种自我倾听和自我表达的能力给了我，他让我这个不信教的人在今天晚上发现了心里原来有一座教堂。
但是，你我都知道，卡佛也知道，这件事的前提是他的手骑在我的手上，是有一盏灯，照亮那个沉默，“写《大教堂》的时候，我在一种冲动中感到：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写作，就是这些。写那篇故事对我来说也是展开自我的过程。”也就是说，卡佛在写《大教堂》时，自我冷不丁展开了，他忽然意识到他不仅是“我”，还是那个盲人。
某种程度上，卡佛是对的，作为写作者，他处于一个悖论之中，他写的是沉默，是对无以言表的言表；但这件事的另一方面卡佛似乎没有想到：如果这个饶舌的盲人一开始就在的话，卡佛的绝大部分小说都将无法成立。当然他也不可能一直在那里，对卡佛的世界来说，他终究是个过客、是个不相干的借宿者。
卡佛也许是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了最深刻影响的美国作家之一。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许多中国作家都不加掩饰地承认卡佛的影响或至少是对卡佛的喜爱。
从卡佛那里，他们究竟领受了什么？
此事值得深思，这不仅涉及到一个作家如何产生影响以及这种影响的阴差阳错这样有趣的问题；还涉及到，这种影响中一定反映着作家们如何借助某种启迪，照亮自身的境遇。
谈论这个问题需要另一篇文章，但当我在上面如此这般地谈论卡佛时，其实是力图表明他的影响所在：一种上帝、知识分子、道德家和阐释狂都不在场、都无能为力的叙事，一种对沉默的意识。只是，在地球的那一边，卡佛似乎是在殚精竭虑地说着自己的事，没想跟谁过不去，而在这一边，他变成了一种文化立场，一种“断裂”的企图。
卡佛的眼光和调子仍在，但故事的主角换了。你要是以为中国的作家们会用卡佛那样的眼光去写农民工或写底层，你可就完全错了。卡佛以及他的老婆、孩子、爸爸、酒友，这些人在十余年来的中国文学中曾经大规模出现，但是，中国的作家似乎对这些人更有把握，比卡佛有把握得多，我们可不会听任他们沉默，我们根本就没注意到、没想到这些人沉默着，相反地，话很多。我们一定要替他们说出来，谁不听是不对的，谁质疑更是不对的，因为我们在替他们说话。
我不知道卡佛对此做何感想，他是个没觉悟的，从未认为自己倒霉的生活有任何道德优越性，也许他会受到中国同行的启发而豁然开朗，但另一种可能是，他会把这些当作扯淡，回去继续抱着他的酒瓶子，继续担心屁股底下的椅子被谁抽走，他知道，那些为他说话的人没想到他的椅子。
与此同时，在受着卡佛的眼光和语调影响的作家们那里，故事的人物换成了另一批人，这批人在生活中其实不像卡佛，而是像布考夫斯基。
现在，我们又谈到了布考夫斯基，卡佛和这老流氓混了一晚上，然后回忆他的醉话，苦苦思考自己和他是怎么回事，思考的结果，卡佛没告诉我们，但是，你就是用后脑勺也能想得出来：我和他，不是一路人。虽然我七年前就认识布考夫斯基和喜欢布考夫斯基，但是我做梦也没打算和他做哥们儿，他迟早一定会把我扔到窗子外面去。
尽管卡佛和布考夫斯基身上有相同的味道：酒味、馊味，但布考夫斯基属于另一个物种：所谓“恶汉作家”的传统、反现代性的传统、桀骜不驯的传统。卡佛的小说在美国也冒犯了不少人、那些相信美国梦的先生们，“在《新规范》上有人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骂我，说我描绘的美国不是个快乐的美国，说我写的人物不是真实的美国人，说真正的美国人更高兴些，并能在生命中得到更多的满足，说我只是集中展现事物的阴暗面。他们说我对于劳动人民一无所知，说可能我这辈子根本就没干过任何蓝领工作”但是，他们应该注意到，卡佛写这些小说绝不是为了冒犯他们，绝不是为了让他们不高兴，他们高兴不高兴也不关卡佛什么事，卡佛只是老实地、卑微地写出他的所知，所以卡佛是冤枉的，而类似的话用来指责布考夫斯基那可一点不冤枉，老布就是要让你们不爽，就是给你们添恶心的，他或许一生失败，那是因为他根本不在乎你们的狗屁“成功”，他也不是什么劳动人民，他是诗人——
今天晚上这个房间里只有一位诗人
今天晚上这个城市里只有一位诗人
也许今天晚上这个国家只有一位真正的诗人
那就是我
好吧好吧，就是你。那天晚上，小卡仰望着老布，一定觉得高山仰止止都止不住，但是他也一定觉得这位老哥无限遥远，比中国还远。
总之，别开玩笑了，卡佛当然不像海明威，也不像布考夫斯基。那么，他总得像个谁吧？现在，端详着他的照片，我忽然想到——他可能像某个时期的契诃夫。是的，写《樱桃园》时的契诃夫。
关于契诃夫，我想起一件事。一九四五年，伯林在列宁格勒见到了阿赫玛托娃，两人聊了一夜，此事伯林四处跟人说，几乎成了世纪八卦。在那个著名的晚上，据伯林说，他们一直在热烈地讨论欧洲和俄罗斯的伟大文化传统，阿赫玛托娃提到了契诃夫：
阿赫玛托娃不喜欢契诃夫，因为他笔下的一切东西都是低调的、灰色的，一片污浊，“没有刀光剑影”。
后来，柏林在莫斯科见到了帕斯捷尔纳克，他告诉后者：
阿赫玛托娃曾经对我说她无法理解为什么会推崇契诃夫。他的世界完全是灰暗的，从未闪耀过阳光，没有刀光剑影，一切都被可怕的灰雾所笼罩，契诃夫的世界就是一潭泥沼，悲惨的人物深陷其中，无依无靠。
尽管很尊重阿赫玛托娃，我也不得不提醒大家，她在这里对契诃夫的评论与《新规范》先生对卡佛的评论是完全一致的，难怪帕斯捷尔纳克一听就急了：
阿赫玛托娃大错特错，“你见到她的时候告诉她——我们无法像你一样能随意到列宁格勒去——是我们这里的所有人对她说的，所有的俄国作家都在对读者进行说教：连屠格涅夫都告诉我们说时间是一剂良药，是一种可以治愈伤痛的药物；契诃夫却没有这么做。他是一位纯粹的艺术家，完全融入艺术——他就是我们的福楼拜。”
——现在，当我翻出书，找出折页的地方，抄下这句话时，我才注意到，帕斯捷尔纳克把契诃夫和福楼拜相比，这给了我把卡佛与契诃夫相比的信心，因为，如你所知，我在刚才提到了卡佛与福楼拜的某种共同之处。
而且，作为对帕斯捷尔纳克的补充，卡佛说道：
我小的时候，阅读曾让我知道我自己过的生活不合我的身。我以为我能改变——我得先把书放下，才能改变我的生活。但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就这样，在打一个响指之间，变成一个新的人，换一种活法。我想，文学能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匮乏，还有生活中那些已经削弱我们并正在让我们气喘吁吁的东西。文学能够让我们明白，像一个人一样活着并非易事。至于文学是否能真的改变我们的生活，这样想想当然好，但我真的不知道。
比起契诃夫、福楼拜，卡佛是个小作家，很小，他只是单调而有力地写出了他非常有限的洞见。他的力量就在这种有限和对这种有限的忠诚。但是，在他奋力抵达这种洞见时，我看到了契诃夫和福楼拜的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