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刚刚经历丧妻之痛的瞿先生来到北京，住在东单三条里一条南北向的小胡同，不清楚是女儿泽礽的家还是亲戚的家。七十年代户口管制十分严厉，想要进北京难似登天。父亲做的第一步，是借调瞿先生到近代史所，将工资医疗关系转入。似乎湖南省文史馆并不想留人，一联系就放行。倒是近代史所这边，谁也不知道瞿先生的大名，颇有人质疑为什么要调入这么大年纪的一位老先生。父亲其实对瞿先生的学问也一无所知，但是他知道不能让瞿先生一个人留在湖南，身边没有亲人。父亲当时在近代史所没有多少话语权，不过和管人事的人关系还不错，也不知他是怎样运作的，结局是瞿先生不久就以借调人员身份到近代史所工作了。
接下来的问题是解决住房问题，寄住东单三条非长久之计，再说住在没有暖气的平房冬天相当难过。在住房高度紧张、人均面积只有三平米的年代，解决住房的难度和户口进北京不相上下。然而中国的事情，自古以来取决于势与人。所谓“势”者时势也，随着四人帮的倒台、文革的结束，世风剧变，瞿先生这样的人开始受到尊敬。父亲在1977年成为近代史所主要负责人之一，有关瞿先生不再遇到巨大的阻力。不过最关键还是要有运气，和我家隔一幢楼的永安南里九号楼素来十分紧俏，然而那一年一单元三层的王姓夫妇因工作调动而搬走，由于认识他们，早早就得到了消息。想必又费了不少力气、办了不少手续，最终这套房子竟然分给了瞿先生，于是他就成了我家邻居。
不久前朋友发来永安南里的照片，七号楼到十号楼还在，但是外观已经变得认不出来了。这四幢楼建于1964年，被称为永安里学部宿舍。学部宿舍有几处，最主要的两处是这里和干面胡同的宿舍。这四幢楼是淡红色砖墙、开放式阳台，七号楼和八号楼从三室一厅到五室一厅，九号楼和十号楼则是两室一厅和三室一厅。当时的语言不是“室”、“厅”，而是说一套几间。学部宿舍有两间、三间、三间半、四间和五间一套五种居住面积不同的房型，按照级别分配。住进五间一套的有学部领导或研究所的正职领导、更多是一级或二级研究员。现在还想得起来的，有七号楼的关山复、尹达、曹葆华，八号楼的夏鼐、吕叔湘。两幢楼之间原本是花园，不过文革中逐渐失修，唐山大地震后更是地震棚四起，从此乱七八糟。
瞿先生这套两居室是最小的一个房型，但是无论如何，他终于在北京有了自己的家。我记得张先生特别高兴，好像还专门在家里请了一次客庆祝。张先生因为哮喘病很少出门，他请客的方式很特别，有时由夫人王宪钿先生或者某位小辈去新侨饭店买一些。那时饭店不提供饭盒，去端菜要自己拿着饭盒去，从三层的铝饭盒里盛出罐闷牛肉、火腿沙拉的情景至今难忘。
瞿先生很淡泊也很随和，他说话时偶尔会停下来，自嘲地笑一下。他从来不抱怨，反而会说他觉得自己还是幸运的，在文革里没有挨整，如今又有了自己的家。瞿先生喜爱古典音乐，从美国回来时还带了一些唱片，但我一点也想不起来是否在他家里看到过唱片，听过音乐。
三
瞿先生的公子泽祁十岁多随母亲回到中国，他能够说中文，但是不会写，据说是俞平伯先生亲自教他。他在父亲的母校读书，位于灯市口、原本是教会学校的育英中学改为北京第二十五中学，现在的育英中学则是从根据地进城的学校，前身是在西柏坡成立的中央直属机关育英小学。二十五中高中部后来又改为六十五中，瞿公子在那里高中毕业。由于他特殊的身世，大学毕业后被发配到东北深山老林。瞿先生在北京安顿下来后，他回京照顾父亲，后来因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也终于调进北京。
那时我不知道瞿公子的大名，一直称呼他“刚刚哥哥”。他其实已经年近四十，可是看上去就像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他酷爱运动、身体健壮、皮肤黝黑；他性格非常阳光，总是兴致勃勃，一会儿提议去这里、一会提议去那里；他喜欢打篮球、骑自行车郊外远游，喝啤酒就像喝水一样，一扬脖子就下去一瓶。和瞿先生的温文从容不同，刚刚哥哥说话很急速，而且有一种说不出是哪里口音的音调，据说是因为小时候说英文的缘故。他自称不爱读书也不多想，就喜欢运动和玩，所以总是很快乐。他和我身边的大多数人完全不同，也和激荡又沉重的时代气氛格格不入。我们都很喜欢刚刚哥哥，私下里称他为“美国人”，他也确实和我在美国接触到的许多在国外长大的孩子一样，心地单纯，快乐向上。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天性，刚刚哥哥从纽约到北京、再从北京到林海雪原，与父亲分别27年、与母亲也是二十年聚少离多，然而这一切在1977年似乎并没有在他身上留下许多痕迹。当然，也可能这仅仅是表象，隐痛深深埋在心里。不知是不是因为童年记忆，刚刚哥哥对美国的体育兴趣盎然，如数家珍。我最初关于篮球、美式足球和棒球的知识，好像就是从他那里听来的。
刚刚哥哥是如此爱对我们兄弟讲美国的事情，以至于此后很多年我一直有一种错觉，以为他是在美国高中毕业才回国的。想来他的童年幸福而印象深刻，在艰难岁月里成为内心的慰藉。
为写这篇文章搜寻资料时，读到杨联陞的公子杨道申先生据乃父日记所辑“瞿同祖与杨联陞交往记录”，仅1947年，在瞿先生家里竹战亦即打麻将就有17次，而且往往是打通宵，输赢不大，其乐融融的样子。
杨联陞先生如今知道的人不多了，他是陈寅恪的弟子，更是哈佛燕京学社第一位华人讲座教授。他学问博而精，在世界汉学界享有盛名，然而因为后半生一直在国外，著作以英文发表，在国内反倒名声不彰。在我看来，杨先生是我的母校北京师大附中出的真正大学者，然而估计大多数校友知道的是钱学森吧。与此相似的是，瞿先生的著作大部分是在国外完成，在国内至今只被少数学者重新发现，以至于身后被称为“中国社会学史上的失踪者”。
杨道申先生是杨联陞的长子，不知何故也留在国内，与刚刚哥哥从小学到高中一直是同学。瞿先生1955年从哥伦比亚大学转入哈佛大学任研究员，也是杨先生推荐的。他发布的父亲日记，部分展示了老一代学人日常生活的侧面。除了方城之戏，还有接字游戏、打油诗、编撰故事章回目录等，其中尤以章回目录对仗之工令人印象深刻，比如他们一行的“玛萨葡萄园岛消夏小记”回目里有：
碧海平沙双车游橡港，长空明月二美访欢头
海上看松鸥一教授挺身得意，门前闻对燕两夫人侧目惊心
日记中还提到瞿先生自定竹战规则、炒虾段受好评等，读来予人亲切感与想象空间。我不禁有些遗憾，未曾有机会和瞿先生打一次麻将。家住永安南里时，我家是时不时开牌局的，留学以后也曾几度制定规则、纠集同学，竹战而不知天之将晓。这大约是与前辈学人唯一相接之处，至于其他需要更多文字功底的游戏，则只有兴叹的份了。
读杨先生日记，可以看到五十年代在美国的华人学者虽然有种种家国之痛、在大学里也未必待遇很好，但生活基本安定、学术环境无虞，多数人因此留了下来，而瞿先生思念家人，选择了归去。
晚年接受采访时瞿先生曾经说：“有时候人提问很不合理，像‘文革时你为什么回国来’这样的问题，就无法回答。国内发生文化大革命，我怎么知道呢？连刘少奇都不知道要发生文化大革命，我怎么知道呢？”一位青年学人吴景键校友上个月发表《一九六五，瞿同祖归來》，文中引用“孔夫子旧书网上所见国家科委专家局旧藏瞿同祖档案”，史料珍贵、内容丰富。其中提到瞿先生临回国前关心的，是能不能买一台唱机带回去听古典音乐唱片。
四
1978年，瞿先生的户口终于进了北京，正式调入近代史所。然而没有人了解他的学问，有能力做他的助手，而图书馆开门时间不长、很多书不外借。瞿先生年事已高，每天跑图书馆跑了两年，大病一场。在他年青时就给他看过病的协和医院名医张孝骞，指出“你不能过于焦虑，你的病是由于想写书而写不成书就焦虑引起的。”瞿先生因此不得不放弃再写一本著作的念头。
瞿先生说得很清楚：“我不认为数量的多少是重要的。学术是对知识的求证过程，没有结论的求证是缺少实质意义的。所以，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如果没有新的观点、新的见解、新的方法，没有自己独到的思想，就不要写文，也不要写书。”
由于是以这样的标准自我要求，在“各方面的条件都不允许”的情况下，瞿先生回国后的43年一本著作都没有写。出于同样的理由，虽然他被评为二级研究员、第一批博士生导师，但他谢绝招生，最终一个弟子也没有收。
八十年代初，瞿先生搬到崇文门大街新盖的一套大一些的房子，在那里一直住到2008年仙逝，享年九十八岁.父亲和家兄都去看望过他，听说他晚年过得非常宁静，除了家人很少与人过从，一直保持了听古典音乐黑胶的习惯，每天喝一杯咖啡。
张先生是1992年走的，享年七十六岁。据吴宓记，他二十多岁时陈寅恪先生就“欣张公逸之资禀”。但是他毕生一部著作也没有留下，现在唯一可考的，是范文澜主编《中国通史》里“唐代佛教”那一部分，主要是张先生收集史料并执笔。佛教的事情我完全不懂，但曾经听方家评论，说张先生写得非常好。
我不知道张先生晚年是无力写还是不想写，但我知道他和瞿先生一样，是不会轻易为文的。陈寅恪先生有云：“默念平生固未嘗侮食自矜，曲學阿世，似可告慰友朋。”在风云变幻的二十世纪里，能够做到不曲學阿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们那一代学人承旧文余绪、开新学先河，本应有更多成就，却多半湮没在世事茫茫之间。如今我们与先贤隔着巨大的断层，自身根底多半先天不足，就连对他们的“同情之了解”都渐渐稀缺。
瞿先生之所以取名同祖，是因为他出生的1910年是庚戌年，恰是祖父瞿鸿禨还历之年。瞿鸿禨亲自为他启蒙，教授《论语》。自1906年被罢黜后，瞿鸿禨一直清廉自守、坚持气节，辛亥革命后，他拒绝出仕，赋诗自娱。他平生不纳妾、不抽鸦片、几乎素食，生活节俭、家教严谨。这种家风，自然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瞿鸿禨和童年时的瞿同祖
当清末民初之际，瞿鸿禨并不以诗或书法名于世，然而今日回望，皆有可观。康有为《題瞿文慎公像》的第一句“清癯风骨过来人”不仅于瞿鸿禨平生事功、于其相貌、诗墨都很贴切。我读到瞿鸿禨这首《樊山有诗留别同社索和与乙庵同次原韵》时，正是清明时节，窗外新绿，令人“春草忆王孙”。
从来乐道不忧贫，天问终难测盖浑。
昨夜微霜催客子，明年春草忆王孙。
飘萍聚散真无定，蟠木轮囷自有根。
梦里东华风景异，铜驼应感止车门。
瞿鸿禨墨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