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福林教授访谈录
罗福林（Charles A. Laughlin），1964年生于美国明尼苏达州。1988年获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士学位，1996年获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文学博士学位。1996—2006年任教于耶鲁大学，讲授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现任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讲座教授、东亚中心主任，同济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兼职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非虚构文学、独立纪录片、革命与社会主义文化。著作包括《报告文学：历史经验的美学》（2002）、《休闲文学与中国现代性》（2008）等。此外，他将一些中国当代小说译介到英语世界，如李铁《安全简报》、蒋韵《心爱的树》、徐则臣《苍声》、格非《凉州词》、郭文斌《吉祥如意》等。本刊特邀河北大学文学院张芳副教授对其进行访谈，在面谈、邮件基础上改定本文。
张芳 罗福林教授，您好，很高兴与您相约北京燕郊进行访谈，这样的相遇确实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也让我对接下来的访谈充满期待。
罗福林 我近年到中国后旅居燕郊，每次在这里我都有新的发现。我感觉，燕郊是一块“飞地”，是一个创造奇迹的地方，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来自中国各地各阶层的人，还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感受中国的飞速变化。这里是观察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模型。
一、贯通中西的求学经历
张芳 从燕郊看中国，看来您真的很“中国”！能介绍一下，您是如何结缘中国，又是如何进入汉学研究的吗？
罗福林 在上大学之前，我已经对亚洲文化感兴趣了。14岁时，我在教堂认识了一个学习武术的朋友，他对佛教道教都有很深的理解，后来成为一名东方哲学教授。在他的影响下，我开始读《道德经》的英译本，还在书上写了很多幼稚的笔记。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对日本比对中国了解广泛，中国文化对我来说更是未知数。当时，中国正处于“文革”时期，偶尔可以看到一些“文革”影像。例如，毛主席的形象、穿着蓝色衣服挥着《毛主席语录》的民众等。这种形象跟拥有悠久历史、深邃思想的中国传统形成巨大反差，让我对中国充满好奇。
进入大学后，我选修了跨学科的东亚学，同时开始学习中文，并于1986年至1987年到南开大学做交换生。因为有良好的中文基础，申请攻读博士学位时收到多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选择了哥伦比亚大学，师从夏志清教授。那个时候夏志清先生还在授课，我上了他所有课程。
张芳 夏志清先生是西方汉学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先行者，其《中国现代小说史》发掘了一度被中国主流文学史忽略的张爱玲、沈从文等作家，深受国际学界推崇。您觉得夏志清先生对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罗福林 主要是文本细读的方法。夏志清那个时代，文艺理论还不是那么复杂。他接受的是“新批评”理论，即把文本看作高于一切，以文本细读为主的批评方法。这对于我这样读中文很慢的美国学生来说，例是很有用的方法。因为慢，我可能看到那些读书快的人看不到的东西，这大概是我进行文学评论的优势。在西方，“细读”本身不是哲学理论，而是一种文学研究方法，能够为任何一种理论批评提供基本素材。我在中国演讲或发表我的研究成果时，经常会有学者觉得我的研究特点是比较细，列举很具体的例子来说明观点。所以，细读是夏志清对我最重要的影响。
张芳 虽然夏志清使用文本细读的方法，但是他并没有把文本看作是完全封闭的对象，而是非常看重文本的社会背景，把作家作品放在中国现代史和社会思想语境中去理解。您是如何看待这种矛盾的？
罗福林 确实，他的原则跟他的行为有一点冲突。我想过这个问题，可能是由于西方人解读中国的文化与文学时，没有办法完全脱离历史语境，你必须解释很多东西。因为就算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美国人，对中国现代史也几乎一无所知。例如，抗日战争跟第二次世界大战究竟是什么关系，很多美国人都不清楚，他们不知道早在1937年亚洲就已经有战争了。
此外，夏志清用他的文学评论来支持他的政治立场，但这并不损害其文学评论的价值。在政治立场上，夏志清不赞同马克思主义，但是他赞赏不少左翼作家，那并非因为他们的政治立场，而是由于他们的文学才华。例如，茅盾是现代中国最有影响的左翼作家之一，也是中共早期党员。这些都引起夏志清的反感，但他对茅盾的评价指出了其作品的艺术价值。茅盾算是我最喜欢的中国现代作家之一。除了夏志清之外，并无多少西方学者关注茅盾。
今天，研究者读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某些评论可能有些难以接受。这部著作写于20世纪60年代，是冷战年代的产物。它所起到的作用是双向的：一方面介绍了很多大陆文学史有意遗漏的作家，像张爱玲、钱钟书等。正是因为他的介绍，这些作家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另一方面把一些左翼作家介绍到了西方，使他们引起西方人的关注。
因为美国学界对中国现代文化了解极少，此前只有欧洲汉学家普实克对此予以关注。美国学者往往从历史学或社会科学的视角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化，就算有一些谈到文学作品的学者，也并非专业的文学研究者。夏志清其实是从文学研究的视角探讨中国现代文化的第一人。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他不做的话，我不知道还要等多久。同时，他是耶鲁大学毕业的文学博士，不仅有资格这么做，而且为以后的文学研究确立了很高的起点。
张芳 除了师从夏志清先生，您在哥伦比亚大学还有什么重要的学习经历？
罗福林 因为美国的中国文学博士不区分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所以我也上了其他教授的中国古典文学课、古代汉语课等。哥大有很好的师资力量，古代汉语课的教授是著名瑞典语言学家毕汉斯（HansBielenstein），我有幸受到比较严格的翻译和语言训练。
我的博士课程结束时，夏志清退休，接替他职位的是王德威教授。在他的带领下，我开始进行博士论文写作。王德威对我的影响很大，因为当时我不是很清楚，如何把我的政治、社会、历史、文学、哲学等各方面的兴趣都结合在一起。作为我的指导老师，他帮我一起确定了选题“中国现代报告文学研究”。
选定了博士论文题目后，我有机会到中国研究一年。1992年到1993年，我去了中国人民大学，跟随赵遐秋先生做研究。因为我在图书馆看过她关于中国现代报告文学的专著。我写信给赵遐秋，她很快就回信说你可以到这里来做学生。
当时，美国博士生到中国研究中国文学，95%以上会到北京大学中文系进修，但因为赵遐秋的研究方向，我就选择了人大。当年我是人大唯一的研究文学的外国进修生。因为人大历史系有非常丰富的清代历史文献，吸引众多历史专业的外国博士生去进修。此外，人大党史系的阅览室搜集了宝贵的延安时期的文献，这些已经是“国宝”了，去北图或其他地方都不一定能查阅。我在人大能够接触到这些文献，可以说非常难得。
此外，赵遐秋还介绍我去采访中国的报告文学作家和研究者，我采访了萧乾、黄钢、陈荒煤等，这对我的研究有很大帮助。这证明我找对了导师，接触到一个很好的平台。如果我当初选择北大中文系，可能就失去这些机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