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九州无事乐耕耘》与《晚钟》为例
徐庆平教授在《我对父亲“写实主义”的理解》一文中说到：“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写实主义，都绝非照搬19世纪欧洲的写实主义艺术，而是蕴以中国独有的内涵，使具有明显区别于库尔贝、米勒的特色。” 这是对悲鸿大师的作品的最准确、最深刻的表述。其中有两个观点特别重要：“明显区别于库尔贝、米勒的特色” 和“中国独有的内涵”。库尔贝(Gustave Courbet)和米勒（Jean-Francois Millet）是十九世纪初法国现实主义流派的代表人物，悲鸿大师留法多年，深受其写实主义的影响，但由于悲鸿大师与他们所处的文化土壤的差异以及人生观、价值观和民族精神的不同，在表达精神寄托、人生态度和社会理想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本文以《九州无事乐耕耘》与《晚钟》为例，着重探析两位绘画大师主体精神的不同，希翼更进一步看到悲鸿大师作品的伟大和精神的宝贵。
一、依托上帝还是依靠自己
米勒是悲鸿大师所推崇的法国画家之一。悲鸿大师曾称赞其作品“构境之雅”。 米勒以农民为题材创作了许多优秀作品，代表作有《晚钟》和《拾穗者》等。《晚钟》的画面上，一对农民夫妇，站立在广袤的田间，四野空旷，由于一天的劳作，有点快站不住了，或许这是劳累后的放松和自在吧。画面的背景是一座若隐若现的教堂，从那里传来祈祷的钟声，他们放下手中的活计，女主公双手合拢于胸前，祈祷命运的好转。他们把命运虔诚地寄托给了上帝，但谁知道上帝能带给他们什么？我赞同蒋勋先生的观点：米勒“歌颂农村的宁静，把原来人间的景象用宗教的色彩加以掩饰，农民实际在社会中的地位被孤立成与大自然、上帝的一种神秘关系，其实只是知识分子非常一厢情愿的作用。” 因为人类的命运还只能把握在自己的手中，遗憾的是，米勒的人生境遇和他所生活的文化土壤只能使他相信，上帝是能够带给农民庇佑的。
悲鸿大师的《九州无事乐耕耘》画于朝鲜战争一触即发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画面上三个农民正在“无事”似的“乐耕耘”，没有丝毫的疲惫、倦怠和恐慌。画面的近景是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树干极其醒目，也许是象征着强大的祖国，也许是象征着人民的力量，也许就是三个农民自己。俗话说，背靠大树好乘凉。他们坚信人民的力量是可以战胜一切的。因此，不需要米勒“那种从宗教信仰中表现出来的精神力量”。这是悲鸿大师与米勒最根本的不同。
《九州无事乐耕耘》还涉及另一个题材——战争。尽管艺术史上涉及战争题材的作品很多，但《九州无事乐耕耘》却是独具一格。时至今日，这幅作品仍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和现实意义。作品题目取自于欧阳修《寄秦州田元均》中的句子“万马不嘶听号令，诸蕃无事乐耕耘”，，只是把“诸蕃”改为了“九州”而已。我们有一支强大的国防力量，任世界风云怎样变换，南海纷争起，钓鱼岛风云涌，老百姓仍可“乐耕耘”。画卷上的题识：“和固所愿，但农夫农妇皆英勇战士也”，也表达出人民群众是取得胜利的最根本保障。今天品读《九州无事乐耕耘》，笔者不由得想起刘长卿的诗句：“千里按图收故地，三军罢战及春耕”，作品充分地表现出了悲鸿大师渴望和平的愿望和不惧战争的勇气。
悲鸿大师以官费留欧八年，报效国家的愿望念念不忘，正如他在《自述》中写的那样“计前后用国家五千余金，盖必所以谋报之者也。”位卑不敢忘国忧，他报答祖国的唯一方式就是用他的作品来鼓舞人民。王盛烈就认为，徐悲鸿“是社会文化的建设者，他对社会的责任感，对民族命运的关切从作品中可以看出来。” 悲鸿大师的艺术精神已经成为我们新时代的文化传统的一部分，激励着我们用勤劳的双手建设自己的美好家园。也许有人把这看作是政治使命的重负，非也。这种重负如果是真诚的，是发自画家内心的，难道不应该值得尊重吗？
二、悲戚呻吟还是旷观豁达
米勒不愧是伟大的艺术家，他把我们的目光引向了对农民的关注。他一生都在为农民作画，自称是“农民画家”，他把对农民的爱化作怜悯与同情，注入画面。《晚钟》无疑是怜悯勤劳的伟大图腾，它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劳动的勤苦和艰辛，也表达出了对劳动者的崇敬和同情。主人公弯曲的背部，蹇滞的脚步，带给我们的感觉就是悲戚和无奈。用米勒自己的话说，这幅作品表现的就是“大地在呻吟” 其中的原因可能就是如悲鸿大师所说：“写实主义大画家米勒性情恬淡，久居巴比松乡间，一生未得志。”《晚钟》里的主人公也许就是米勒自己。面对《晚钟》我们不由得心中顿生冷气和寒意。
悲鸿大师也出生于农村，了解农民，对农民也怀有深厚的感情。悲鸿大师把对农民的爱化作是鼓励和鞭策。《九州无事乐耕耘》的场面是轻松的，欢快的，表现的是“旷观大地谁有为” 的鞭策和激励，是脚踏实地，积极向上的乐观精神。整个画面犹如孟郊《立德新居》中的诗句：“治旧得新义，耕荒生嘉苗。锄治苟惬适，心形俱逍遥。”他们的心中没有任何的悲戚和恐惧。他们坚信，脚下的大地无比坚实，他们正“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土地上。他通过独特的构图和造型传达出了自己的寓意，让我们对我们生活着的这片土地充满眷恋。这里他把西方的写实主义绘画与中国的诗意语言合二为一，作品不仅折射出了他“悲天悯人”的情怀，也折射出了他的积极的乐观主义人生态度。虽然痛苦是生命的不能承受之重，但面对命运的坎坷还是需要旷观豁达。
两位大师都具有超凡的捕捉人物性格的能力。尽管悲鸿大师倡导写实主义在表现形式上要惟妙惟肖，要科学般的精确，但其作品已明显不同于西方的完全写实的作品，因为它融入了民族的精神，注入了积极、乐观、豁达的品格和气魄。这些宝贵的精神在他的许多作品中都熠熠生辉。谁能认为徐悲鸿笔下的马是我们见过的哪一匹具体的马？那都是融入了徐悲鸿的激情之马，《九州无事乐耕耘》更不是描写一个具体的场景，即使是某次写生的场景，但也绝不是一个现实场景的简单“摄取”。如果说米勒的审美经验是来自于画家对农民生活的观察，那么悲鸿大师则更多的是一种内心自省式的超越和突破。蒋勋先生在他的《中国近代写实绘画的奠基者——徐悲鸿》一文中写到：我们无法找到“比徐悲鸿更好的、站在发展中国自己绘画立场上的、把握住了新时代社会主流的、成功的绘画工作者。” 悲鸿大师不仅是唤醒大众的引领者，也是召唤当代画家关注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一面旗帜。艺术就是要用理想的火炬去普照世界，悲鸿大师作品的伟大恰恰是在这里。
三、接受现实还是奋力改变
《晚钟》的整个画面都是暖色调的，但却是暖中带凉。透过画面，笔者仿佛看到米勒那握着画笔的手，在画布上涂抹，那深红色的背景一定是用米勒的血液染红的。主人公表情温顺，全然没有怒气，怨气，也没有焦躁和急迫，他们以平温的精神照料自己的艰辛和无奈。他们不向世人抱怨自己舛悲的命运，这种安温顺受的形象让人对未来充满迷茫。正如米勒自己所说的,“我从来没有企望改变过农民的命运，就像要改变我自己如同农民们一样的命运，命中注定，在土地上耕作就是我的命运、我们的命运。”， 由于米勒的灵魂和艺术都带着浓厚的基督教精神，在米勒看来，忍受苦难是劳动者的善良、美丽和道德的渊源。这不由得让笔者想起贝多芬“扼住命运的咽喉”的呼声。罗曼罗兰认为，近代有两大艺术巨匠,一个是贝多芬,一个是米勒，他们用不同的形式对命运进行了深刻的描述，但两者确实也有明显不同。毫无疑问，悲鸿大师的作品精神更接近于贝多芬。
《九州无事乐耕耘》的色彩是质朴、单纯、淡雅，而内涵深刻、自信、坚定，是以一种主人翁的精神在“乐耕耘”。无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我们都应该“不是基督教式的一味投降”，而应该是“愤激与反抗的表现”。这是中国哲学、文学和艺术固有的精神和表现。芸芸众生，悲欢离合等等人类的命运并非是上帝预设好的。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积极奋起与命运抗争，去追求属于自己的、甚至民族的美好生活。该作品隐含着对人生哲学的发问，传达出了个人化的思考，并触发社会的回应。
悲鸿大师在谈到印象派画家时，对米勒的画风是高度赞扬的。他认为米勒的作品是“苍莽沉寂”，库尔贝是“沉着茂密”。但我这里必须指出的是，悲鸿大师的作品却是激情奔放、踔厉风发。这与悲鸿大师的艺术观是一致的：“吾则以为艺术乃德行之表现。德性之反而为弱劣，弱劣不但不能成德，亦无智慧可言，故艺术品之流于弱劣者，应不能名之艺术品”。 这种艺术观完全不同于米勒和库尔贝的写实主义，而是融入更多的积极、乐观、拼搏、向上的精神气质。《九州无事乐耕耘》的整个画面并不张扬，具有一种雄健而不外露的视觉效果，建立起一种意高韵亢的自信格调。悲鸿大师的作品以自己特有的图式和色彩拓展了我们的精神空间，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涵画定了像域，竖起了旗帜，厥功至伟。
现实主义不等于简单的摹写，同样需要精神的滋养和表达。现代的西方学者也认为“现实主义绘画的真实性，丰富着我们的思想和意识”。 人们的心灵世界是需要艺术哺育的，而现实主义艺术无疑滋养人们精神成长的乳汁。一幅作品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真正重要的东西，不是表面视觉或味觉上的一时快感，而是它所蕴含的，我们的肉眼看不到的，需要我们用心来体会的精神的养分。“今日中国一切衰落之病根，在偷安颓废。挽救之道，应易以精勤与真实，而奋发其精神。” 这种“中国独有的内涵”和民族精神在悲鸿大师的许多作品中都有所体现。这也是悲鸿大师感受到中华民族受西方列强欺辱的痛的折射。更为重要的是，这不仅是那个时代所给予大师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留给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宝贵遗产。目前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已进入深水区，正需要这种英雄主义的精神和气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