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有句成语，叫做“大浪淘沙”，人们常用来形容时代对于人才的选择。记得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有部电影就以《大浪淘沙》为名，写的是二十年代大革命时期，几个知识分子所走的不同的人生道路，主题十分明显：只有选择共产主义道路的人，才煅炼成金，走上其他道路的人都难免要成为历史的沉沙。
古代以此为题的文学作品也很多，虽然寓意各不相同。比较有名的，如唐人刘禹锡的《浪淘沙》九首，其中之一道：“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这是为贬官，也是为自己鸣不平。意谓这些真金，不管怎样沉没，在狂沙吹尽之时，还是能露出真容，显出真价值来的。还有宋人苏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其上阙云：“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云，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英雄豪杰。”这是触景生情，慨叹世事沧桑，缅怀那些被历史浪涛冲淡了记忆的英雄豪杰。
我曾经深为刘禹锡和苏东坡的诗词所感动，也接受过上述那部电影的思想教育，但进入老年之后，根据自己的人生体验，却对“大浪淘沙”一词，有了不同的诠释。
我觉得，我们这些芸芸众生，很难说谁该发光，谁该沉没，也很难判断谁是金子，谁是废料。说穿了，大家都是一粒沙子，在时代的风涛中浮沉，随历史的潮流而起落，任凭大浪把你淘成什么样子，自己并无多少主动权。
就人生的发展而言，教育是重要的一环，择业是决定的因素。但对于我们这辈人来说，青少年时代能受到何等程度的教育，以后又能选择什么样的工作，却都不能由自已作主，完全取决于时代的机遇，执政者的政策。总而言之，时运占了主导地位。
我小时候生活的临海城，中学生已是很高的学历了，大学生简直是凤毛麟角。虽然也有留洋的前辈，如朱洗、毕修勺，但他们也是刚好遇上勤工俭学运动，算是一种机遇。比他们低一辈的学子中，大学生人数也不多，不是临海人不好学，而是受到经济条件的限制。因为当时供养一个大学生的费用是很高的，不是一般人家所能负担得起。所以有些人就去读军校、警校，那些学校都是公费的，读出来还有官做，也适应社会上官本位的心理。这种大学生稀少的情况，一直到我上学时都没有改变。
我家是小地主，而且父母都有工作，生活当属小康，但也只能供我读中学，无力再作进一步的培养。我之所以能够上大学，主要是时代之赐。我中学毕业于1953 年，那时，国家刚渡过了三年经济恢复时期，第一个社会主义建设的五年计划刚刚开始，需要大批的专业人才，大学招生名额多于中学应届毕业生的人数，所以不但将我们春季班提前半年毕业，并且还动员了一批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年轻干部来参加高考——这批人入学后，叫做调干生，意谓从干部中抽调出来的学生。而当时的高中毕业生，大都是地主、富家、资本家和高级职员家庭出身，甚至在调干生中，也有不少成分较高的，所以在招生时还不可能过分强调阶级成分，这样，我们这些地富子弟，也就顺利地进入了大学。我们中学毕业时，全班共有30多人，除了一人因生肺病，体检不合格不能参加高考，两人因成绩没有上线，未被录取以外，其余的人都考上了不同类型的大专院校。那时，也是因为整个社会普遍贫困的缘故，上大学的费用，全由国家负担。学费、住宿费、伙食费是全免的，家庭困难的，还可以申请生活补贴作为零用费，这样我们才读得起大学。而再过几年，形势就变了。因为那时，已经培养起一批工农子弟的中小学生，升学就日益讲究阶级成分。我大学同学叶鹏的妹妹叶文玲，比我小五岁，她已考上高中，却被勒令退学，说是地主成分，只能读到初中毕业，不能进高中。她大哭一场，但也无济于事，只好回家去做托儿所阿姨及其他杂工。后来嫁给我另一位做中学教师的同学，与文化圈多少还挨着边。到得“文革”结束，她经过自己努力，才当上作家。我自己的弟妹，年纪比文玲还要小，因为抗战八年，父母不在一起，所以最大的妹妹比我要小十岁。到他们那时候，连初中都不能进了，地方教育当局明确告诉他们：你们这样的成分， 只能读到小学毕业，不能进初中——或者各地政策有所不同，但在我们老家，就是这样规定的。所以我的弟妹后来都成了农民，被排斥在文化圈之外。其实他们的智商，都不比我低。
对于地、富子弟来说，被剥夺了进一步受教育的权利，比他们家庭被分掉田地所受到的打击更大。没收土地，是剥夺生产资料，降低生活水平，对他们的打击还只是暂时的；而不准升学，则是严格限制了生存空间，连发展的条件都被剥夺了，他们将永远处于社会底层。相比之下，我才感到孔子教育思想的超越性。在宗族关系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他却提出了“有教无类”的办学方针，招收了许多非贵族子弟，这需要多么大的胆识啊！难怪他生前到处碰壁，而死后虽然被抬得很高，但早已被涂抹得面目全非。
在我们家里，我是最幸运的一个。不但上了大学，而且还留校任教，做了教授。但我之所以能留在复旦大学教书，并非因为有什么突出的才能，也完全是一种机遇。我大学毕业那年——1957年，大概是系主任还有实权的最后一年。中文系主任朱东润先生认为我的毕业论文写得还不错，年龄又是全班最小的，说是还可以培养，留在系里做助教吧。而系总支书记李庆云同志也有爱才思想，所以我就留下来了。这之后，系主任就没有实权了，学校留人也多出于政治因素的考虑，而且日益讲究阶级成分，不去顾及业务上有没有培养前途，有许多业务很好的毕业生，都分配到条件较差的地方去了。
我很感谢母亲早早送我上学。如稍迟几年，这一切机遇都会错过。
我是4岁入学旁听，5岁正式读书。按当时的规定，6岁上学算是早的，七、八岁开始读书也不算迟。我这么早上学，并非因为我聪明早慧，而是我妈怕我在家捣蛋， 更怕我外公外婆把我宠坏了，所以早早带我到她任教的小学里去读书。我妈是独生女儿，一直住在娘家，我那时是独生儿子，特别受到外公外婆的宠爱。记得有一年大年三十，母亲外出有事，行前布置下作业，要我背书。平时她要我背书，我总能背得出来，但这一天家里做年菜，吃的东西特别多，我就无心读书了，母亲回来检查，我背不出来，母亲气得要打我，外公不准她打，说是她敢打我，他就要打她。母亲说：我打我儿子有什么不可以？外公说：你可以打你儿子，我也可以打我女儿！我一见有人为我撑腰，撤腿就跑，母亲就在后面追着要打我，外公则在母亲后面追着要打她，这样就演出了一场闹剧。那时，父权思想还很重，母亲对外公的干涉虽然不满，但也不敢太反抗，最后只好放过了我。她之所以把我早早送去入学，也是一种应对之法。但又怕我读书太早，会读坏脑子，所以一年级让我读了两年，算是5岁正式入学。但这一早读的做法，却成全了我一生的机遇。如果迟几年上学，就没有这样的好运气了。
但是，这种好运是暂时的。到得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时候，我就从培养对象变为批判对象了。那时，爱才的总支书记李庆云也调走了，新的总支书记执行阶级路线比较坚决。我开始的罪名还只是“走白专道路”，因为我不屈服，要抗争，罪名就逐步加重。到“文革”期间，终于被当成“反革命小集团”的头目，拉到全市40万人大会上批斗。如果不是“文革”结束，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那么，我也早就被踢出复旦大学，在什么地方监督劳动了。其实，我从来就不想在政治上有什么作为，感兴趣的只是读书、写作，想要成为本行业有成就的专家而已。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这种想法并无什么非份之处，但在当时，连这种合理的要求，也不被允许，而且会构成罪状。
我的同学们，在人生的道路上，虽然浮沉起伏的幅度各有不同，但基本的命运还是相同或相似的。大家都得益于五十年代初期建设人才需求大背景下的招生政策，而受害于五十年代中期以后绷得愈来愈紧的阶级斗争这根弦。在政治决定一切的社会里，人没有他自身的价值，一切都以政治斗争的需要为转移。而在政治斗争的方向转换之际，金子或是其他有价值的东西，顷刻之间就会变成沙砾，有时，一些原来有用的材料，经过长期埋汰之后，无论怎样“千淘万漉”，却再也找不到闪光点了。
我有一位苏姓同学，在中学读书时，是个突出的人才。他数理化的成绩很好，文娱活动也很活跃，是班级大合唱的指挥。他父亲在上海做小生意，是个小业主，在当时地富子弟满校的情况下，这个出身就算是不错的了，所以也得到领导的信任。不过，他并不自以为高人一等，所以与同学的关系也处得很好。大学考入北京钢铁学院，是个好学校。而且不久就被选拔到苏联留学，更是所谓重点培养对象。到苏联之后，他还给我来过信，谈到他在那边学习的情况，说将来回国后要发展祖国的钢铁事业，对前途充满信心。他知道我喜欢俄苏文学，还给我寄来厚厚的两本书：俄文本《普希金诗选》和《马雅可夫斯基诗选》，可惜我俄文没有学好，不能欣赏原著，但一直保留着作为友谊的纪念。
苏同学在苏联学习时，曾与一位苏联女生恋爱，却被留学生处强行拆散，使他心里很不舒服；待到学成回国，国际形势又已大变：我们的政治任务，已从学习苏联老大哥，转为批判苏联修正主义，使他一下子难以适应。苏同学是老实人，不能随风转舵，无论是政治观点、生活情趣，还是业务规范，搬的还是苏联那一套，这难免就要碰壁。而且，他家的小业主成分，当初比起地富子弟来，算是较好的阶级出身，但在工农子弟陆续培养出来之后，也就变成比较差的成分了。这样，他在大学里就难以继续执教下去，不久，就调回老家，在临海师范教数学、物理，但在这里他也没有工作多久，又被调到乡下杜桥镇上的杜桥中学教书，他更加闷闷不乐。因为他的太太是上海人，一直在上海工作，所以他在假期中也常回上海，我们还能见到面，但他的表情总是木呆呆的，没有过去那么活跃，也没有过去那种热情。直到“文革”结束之后，他作为亲属，调到上海工作，这才比较开朗一些。他在一家业余工业大学教物理，要我介绍一位复旦物理系教师与他认识，还想搞一些研究工作。刚好我与一批同辈的物理系教师一起下乡劳动过，有几个好朋友，就帮他介绍了，我的朋友也很热情地接待他，但他脱节多年，要回到本行的前沿行列去，也难。当然，作为基础课的教师，他还是称职的。这样，在退休之后，他还一直返聘任教，直到发现癌症。我们中学同班同学，曾开过两次同学会，第一次请他，他不肯去，第二次硬要他去，他勉强去了，但参加之后，却大受感动，说是没有想到老同学对他还是那么热情，以后开同学会他一定要再来。这使我们看到他经受多年的挫折后，深藏在内心的一种自卑感，至老仍不能抹去。可惜，同学们年事已高，而且陆续有人逝世，个别人约会碰头的机会还有，而同学会是再也开不起来了。
当然，在大时代浪潮的冲击下，个人的努力也不能说一点不起作用。我们年级在初中时，有两个班，到高中毕业时，只剩下一个班了，约有一半人是因经济关系而缀学，继续上学的，也有经济很困难者，无非是挣扎着支撑下来罢了。这或者可以算作个人的坚持吧。只是在我们这个时代，个人选择的机会，实在太少了。有时，个人的选择如果不合时宜，结果也许会更糟。我自己就差一点碰到这样的事。
我在1953年考大学时，复旦大学新闻系没有招生。据说头一年院系调整时，全国除人民大学外，新闻系都被撤消了，连燕京大学当初那么有名的新闻系，也只在北大中文系保留一个新闻专业。复旦新闻系原也在撤消之列，是在陈望道校长一再坚持下，并且得到毛泽东的批准，这才保留下来的。但招生计划已经公布，来不及补充了。这一年，复旦新闻系的学生，是从中文系的新生中分过去的。我们入学之初，才公布分系名单。我分在中文系，我的一个姓张的中学同学分到新闻系。我们两人看到后，都很不满意。因为我的志愿是想做记者、作家，所以想读新闻系；而张同学的志愿是想做教授，所以想读中文系。于是我们找在高班读书的老乡去系里要求调换。系领导说，这次分系，是照学号编排的，本来没有什么讲究，如果在名单公布前要求调换，是可以的，现在名单公布了，就不能动了。我们只好服从分配。毕业后，我留系任教，后来做了教授；张同学分配到《浙江日报》，却因为出身成分不好，长期做夜班校对，一直到“文革”结束，在他一再要求下，才调到杭州师范学院教书，业务的弯子还没有转好，不幸遭遇车祸而身亡。我想，如果当初我能如愿以偿地调到新闻系，毕业后到了报社，虽然未必刚好也会遇到车祸，但境况肯定不会比张同学好。因为我们的出身成分差不多，而我的个性却比张同学要强，常要坚持自己的意见，不太能做驯服的工具，在那样敏感的新闻单位，就更加没有好日子过了。
我不相信命定论，而崇尚个人的自由选择。但事实上，个人的作用却极其有限，终于拗不过命运的安排。是我的思想有错，还是社会体制有了缺陷？
当然，人们总是在时代所提供的舞台上进行演出，我们无法要求时代所不具备的条件；但是，能否少一点人为的限制，多一些公平的竞争呢？硬要压制一部分人，而给另一部分人以优裕的条件，这显然是不公平的，而效果也未必好。
有些做法，貌似革命，其实却很落后。以门第取士，本来是古代宗族社会的一种恶习，正如鲁迅所批评的：“华胄世业，子弟便易于得官；即使是一个酒囊饭袋，也还是不失为清品。”（《论“他妈的！”》）后来改为以科举取士，应该说是对这种世袭制度的一种突破。当然，它也还有种种限制，比如规定从事某些“贱业”的子弟不得报考。后来的人，应该再向前推进，使社会有更公平合理的选择，而不是退回到以门第取士的宗族社会中去。即使把人类历史看作一部阶级斗争历史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是极其尊重个人的自由发展的。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展望未来的理想社会时说：“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