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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极权的尝试与失败

发布: 2016-5-15 10:58 | 作者: 吴思



        文革试图超越极权制度

        按照西方政治学教科书上的定义,标准的极权社会,是斯大林时代的社会。强大的意识形态,神一般的领袖,政治、经济、社会、思想全面一元化,所有的权力集于领袖一人。极权社会的政治是三层结构:神一般的领袖,干部或官僚阶层,还有民众。
        毛泽东对极权制度不满意。苏联官僚主义严重,干部拥有特权,干部管群众的方式和资本主义社会差不多,物质刺激、利润挂帅,管卡压。这是他对于极权制度第一个不满意的地方。
        还有第二个不满意的地方。毛泽东发现,斯大林死后,没有了神话般的最高领袖,极权制度变修了。用西方政治学的术语说,那叫做“后极权社会”。没有了充满魅力的领袖,意识形态不纯正了,极权堕落为后极权。在他看来,修正主义者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资本主义复辟了。这就是说,本来就令人不满的极权制度,还缺乏稳定性,不能持久。有不满,就会有修改的意图。
        毛泽东试图往前走,超越极权制度。这个意图不仅来自对斯大林模式的不满,也来自中国的实践经验。在文革前的17年里,毛泽东说,干部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搞特权,发展下去,就要走向人民的反面,成为人民的敌人,最终被人民群众推翻。这个旧制度的国家机器要砸烂,要建立新的秩序、新的组织、新的纪律,这就是他提出文化大革命的理想。
        那么依靠什么方式来实现呢?

        建立超极权制度的努力
        毛泽东说,为了解决干部脱离群众的问题,他各种办法都试了,最后终于找到了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解决问题的办法。
        刚才我们说了,极权制度是三层结构,最高层是领袖,第二层是干部,第三层是群众。毛泽东把这个结构调整为三角形结构。
        首先,他鼓励个人崇拜,提高了自己的位置,自己成了高高在上的神,最高层更高了。其次,他压低干部的位置,剥夺了他们的许多传统权力,甚至剥夺了他们的基本人权。再次,他提高了底层群众的权利,赋予群众一组“大民主”的权利,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容许群众组织起来,容许群众组织办报办刊,甚至容许群众夺取干部的权力。作为最高领袖,他站在干部和群众中间,不断调节这两条边的距离。原本的三层结构转化为三角结构,我把这种结构称为“超极权结构”。它超越了斯大林创造的极权体制。
          
         吴思老师正在讲解

        上海的“一月风暴”,夺权,就是毛泽东建立超极权社会的尝试。官僚集团没有建立新秩序的能力,他就发动群众自上而下地建立新秩序。毛泽东想实行巴黎公社的原则。在欢呼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时候,毛泽东就说,这张大字报是北京公社宣言,堪比巴黎公社宣言。他想按照巴黎公社的精神,建立新的制度,新的国家机器,让民众随时可以选举官员,随时可以罢免官员,官员们的工资相当于中等技术工人的工资,这就是毛泽东提出的文革理想。他甚至想过建立上海公社,再进一步把全国办成一个大公社。
        超极权试验遇到了什么问题?
        超极权的设想,在1967年1月上海一月风暴夺权之后就可以实施了,但是,实施并不顺利。
        毛泽东原本想提高群众的政治地位,赋予他们新的权利,让他们来监督干部,督着干部走革命的路,跟着毛泽东走向共产主义。他对群众寄予厚望。同时他也要求干部带领群众,领导着群众走革命的道路。两者互相促进,一起跟着他干革命,沿着他指引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路走到底。这是他的设想。
        实际上,一旦民众有了一点自由选择空间,他们就开始追求更多的福利、更多的奖金、更多的闲暇。他们对物质利益的兴趣,远远大于对革命的兴趣。在共产党的语言里,这叫“经济主义”,物质利益压倒了革命理想,这是一种堕落的倾向。
        不仅如此,群众与群众之间还要争权,夺权之后谁掌权?为了争夺权力,不惜大打出手。夺取权力之后,这些人又和过去的干部一样走上老路,地位一变人就变,甚至比那些老干部变得更快。群众争权夺利,追求物质利益,掌权之后走老路,这样的群众如何依靠?让他们当家作主,会出现什么局面?
        这时候毛泽东对革命群众提出了要求,要求他们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斗私批修,灵魂深处闹革命,夺自己头脑中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权,让无产阶级司令部在头脑中掌权。总之,要改造人性,克服人的自利之心,让人们公而忘私,大公无私。
        在实践中,超极权的顺利实施,就需要如此苛刻的条件:需要制造一代新人。超极权已经达到了超越人性的高度。
        如何制造新人?
        当时号召背诵“老三篇”,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老三篇是《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上海夺权之后又补了两篇,叫老五篇,一篇是《反对自由主义》,另一篇是《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当年开古田会议,就用这些东西,把农民军队改造成了战斗力极强的工农红军。
          
         活动现场座无虚席

        那时候我也背老五篇,全能背下来,但是你背下来就能照着做吗?背了一些道德箴言就会实行吗?满口仁义道德的人就是道德高尚的人吗?我的实践经验告诉我这不太容易,言行之间,知行之间,还存在着很大的距离。所以,思想改造的效果并不理想。宣扬这些东西,树立种种榜样,如果分寸适度,或许有用。如果过度,不但没用,还有反作用。
        总之,毛泽东试图建立的超极权结构,按照他的理想运行的条件就是改造人性。只有人性改造成功,超极权三角才能稳定,超极权制度才是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但是诸位,人性是千百万年进化的结果,真能改得动吗?
        我们看到了,毛泽东对人性不满,他要改造人性,人性就是人类之性。所以,阿伦特批评说,极权主义是反人性的,反人类的。
        一个人要改造人类、改造人性,要把人改造成大公无私的动物,好像蚂蚁蜜蜂那样,那么,改造者到底是谁呀?是上帝吗?如果真是上帝也就罢了,实际上,处在这个位置的人,也是人类的一员,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人所具有的我无不具有。那么,比如说,有人反对人家争名夺利,他自己能淡泊名利吗?有人要求人家坐怀不乱,他自己真能坐怀不乱吗?如果自己做不到,又要求别人做到,这是虚伪。如果意识不到这是虚伪,意识不到这种要求的过分,那就是思想深度不够,如此大事,没有想明白就动手了。
        作为人类的一员,要改造人性、要改造人类,这种改造人性的欲望,这种想成为上帝的欲望,也是人性的一部分,是否也应该改掉?是否更应该改掉?什么该改什么不该改?谁能决定?由千百万年的进化决定,还是某个人根据自己几十年积累的那点有限的知识决定?

        大民主的悖论,超极权的脆弱
        毛泽东设想的超极权结构,用大民主武装群众、监督官员的三角形结构,是他心目中理想的结构。不能说这个理想不崇高,也不能说这个理想不伟大,但是实践之后,发现不仅干部不合格,民众也不合格,两方面都需要改造,这样一来,超极权就没法搞了。
        我认为,毛泽东遇到的问题,就是国际共运遭遇重大悖论。毛泽东确实想实行巴黎公社原则,也实施了大民主。许多真诚的共产党人相信,社会主义民主是真正的民主,彻底的民主。但是我们都知道,如果让农民自己选择,他们抛弃人民公社,选择大包干。如果让工人自己选择,他们选择奖金,选择福利,选择物质刺激。这就是说,如果工人农民有权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之间自由选择,那么,他们选择刘少奇。他们要发财,要福利,不要那么远大的理想。共产主义理想,与民众的自由选择,两者相互矛盾。要民主,共产主义理想难免被抛弃。要共产主义理想,民主或大民主就无法认真贯彻。这就是大民主的悖论。
        那怎么办呢?毛泽东被迫妥协让步,在极权道路和超极权道路之间来回调节,调整超极权三角的边长,调整干部边和群众边,基本方向是,部分恢复干部的权力,收回群众的权利。但又没有完全恢复到极权状态,在宪法上保留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民主权利。文革的初衷并未实现,也没有完全放弃,进两步退一步,如此纠缠着一点一点往前走,他希望最后能熬出来。当然,这个制度没有熬出来。
        其实,在1961年,毛泽东已经发现中共干部有资本主义倾向,中国确实可能变修。
        所谓资本主义道路,就是三自一包,三和一少。刘少奇邓小平当年想走这条路。很多干部都支持这条路。在毛泽东看来,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确实存在,所以他要打倒另一个司令部,发动群众,监督官员,防止走回头路。
        后来,邓小平上台了,农民高高兴兴搞起了大包干。这个事实清楚地表明,超极权结构看着很高明,实际上基础极其脆弱。
        第一个脆弱,它根本不符合民众的真实愿望,只要给老百姓选择权,他们就往相反的方向走。
        第二个脆弱,它也不符合干部的真实愿望,只要给干部们自由选择权,他们也往相反的方向走,那就是特权,就是两极分化,就是摆脱监督,让权力不受制约。所以,毛泽东一去世,神一般的领袖刚消失,超极权制度及其支持者便土崩瓦解,中国走上了另外一条路,毛泽东极力避免走上的路。
        现代化的极权道路与威权道路
        极权社会,前边已经给出定义,就是高度一元化的社会。公有制,计划经济,共产主义理想,神一般的领袖。
        威权社会呢,比极权弱一些,没有达到权力控制一切的程度,有一点法制,有一点民主选举,有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属于有限多元化的社会。威权社会的标本,就是转型前的韩国和台湾。
        在毛泽东看来,走威权道路,就是复辟资本主义,回到国民党统治时期。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毛泽东说他这一生干了两件大事,第一是打败国民党,第二是发动文革。第一件是推翻威权制度,建立极权制度。第二件是破坏极权制度,建立超极权制度。现在回头看来,这两件事,毛泽东都干成了,但都没有守住。
        两百多年来,除了英国美国这种原发性现代化,其他国家走向现代化,大体就两条路:一条是威权的路,一条是极权的路。
        威权的路不平,有很多肮脏的东西,有腐败、有堕落、有战争、有暴力,国民党时代的社会也不好,也招人恨。反正,现代化的路都不顺畅,到处充满血泪。于是就有人提出崇高理想,想一步到位,不仅解决现代化问题,还想要超越现代化,解决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病,这就是公有制计划经济这一套,这就走上了极权道路。
        极权真能超越威权吗?上世纪末,普京总结俄国一个世纪的经验教训时说,上世纪俄国走了一条弯路,它背离了人类文明的基本走向。俄国想一步到位,既实现现代化,又解决资本主义的问题,实际上,这条想象中的近路,恰恰是一条更大的弯路。这就是极权的路。两条路都坎坷不平,都泥泞不堪,但是比较一下南韩和北朝鲜,比较东德和西德,相比之下威权的路还平稳一点,弯子小一点。中国否定了威权的路,又否定了极权的路,文革走上了超极权的路,这是弯子上边加弯子。
        后来,中共中央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否定了超极权的道路,否定了十年文革,但是并没有否定文革前17年。当时改革开放尚未全面展开,社会主义改造仍被肯定。这就是关于历史问题决议的长处,以及它的局限性。但是,在实践中,改革开放已经否定了文革前的17年,否定了极权道路。人民公社取消了,国有企业抓大放小了。我们正在顺着这个路走下去。我们走在极权通向威权的半路上,此时此刻,我们是半极权半威权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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