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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存,与超越幸存

发布: 2016-5-15 07:34 | 作者: 陆晓娅



        ——《告别……》读后
        
        写这篇文章,是我个人的一个仪式。
        今年是文革发生50周年、文革结束40周年,我想我们每个幸存者都应该做一点儿什么,用我们自己的方式。
        是的,我用了“幸存者”这个词,或许有些人会认为我好夸张,而在这40年中,我也确实不曾从“幸存”的视角看待自己的经历,直到我在读朋友的书稿《告别……》期间做了一个噩梦:梦开始时,我住在野外一个简陋的棚子中。我随手收拾自己的小物件,有两支别头发的簪子,像白玉做的,带着一些紫红色,我很珍惜地把它们收好,躺下睡着了。突然,一群穿绿军装的暴徒闯了进来,把睡梦中的我抓起来赶到院子里,然后他们二话不说,对着人群就扫射。我扑倒在地,以为自己必死无疑。枪声沉寂之后,我发现自己没有死,赶紧躲进棚子里,用被子紧紧捂住脑袋。我不知道自己在恐惧中蜷缩了多久,直到有个小女孩进来,悄悄地捅我,对我说:不要怕,我是来陪你的……
        我很确定,这场屠杀是文革的象征。因为梦中出现的簪子,正是朋友书中提到的。文革开始时,她已经85岁的外婆被赶回老家,不久就病死,死前曾对儿媳说,她“走”的时候别的都不带,只给她带上外孙女用牙刷把儿为她磨的发簪。只不过,在朋友的书稿中,牙刷把儿是苹果绿的,而我梦中的牙刷把儿已经染上了紫红的血迹。
        记下这场梦后,我突然意识到,我,其实也是文革的幸存者。
        和千千万万个文革受难者比起来,和作者朋友比起来,我和我的家庭在文革中的经历,几乎是不值得叫苦的。我的父母因为长期在国外工作,又不是“当权派”,仅仅是被贴了大字报,被送到“五七干校”,没有被抄家,没有被戴高帽子批斗,没有被关进牛棚和监狱。而我,也只是因为出身不够“红”,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加入红卫兵;因为学习好,有大字报说我是“修正主义苗子”;因为有朋友被工宣队扔进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15岁的我就和她一起到农村插队,过了几年艰苦的生活,经历了朋友的死亡和知青间的凶杀而已。1976年10月文革结束时,我已经回到北京,作为“工农兵学员”读完了大学,在一个中学里教书了。
        但,真的仅仅是“而已”“而已”吗?如果像那个梦所揭示的,我也是文革的幸存者,那么我是从什么当中幸存下来,这样的幸存在我的躯体上、心理上、精神上留下怎样的痕迹?它对我后来的人生又有何影响?
        这些问题,以前我从来没有认真地想过。
        为什么没有去想?当我回顾这漫长又短暂的半个世纪时,脑海中出现了一些意象:
        我想起1976年那个欢天喜地的秋天,长安街上日夜涌动的人流、震天的锣鼓和口号,还有喜极而泣的人们——那种近乎疯狂的兴奋,是由十年的痛苦和磨难发酵而成的。
        庆祝的浪潮平静之后,思考的浪潮并没有翻滚多久。那布满坑穴、长满荆棘、留着毒草的土地上,人们曾经亮起来的眼睛又开始黯淡,甚至有些变得贪婪,毒草又被当做佳肴送进口中,角落里的蛛网又明目张胆地爬满了每一片树林……
        因为不曾清理过思想的土地,所以我想,不仅是我,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经历“文革”十年,活下来的我们,还是:
        
        一场对人道主义屠杀的幸存者,
        一场消灭自由和尊严之战的幸存者,
        一场绞杀道德与良知运动的幸存者,
        一场文化与文明浩劫的幸存者,
        一场铺天盖地的人性灾难的幸存者,

        不仅如此,我们还是:

        10年知识断档的幸存者,
        10年精神饥馑的幸存者,
        10年艺术荒漠的幸存者,
        10年法律废弃的幸存者,
        10年思想牢狱的幸存者……
        
        从这样的意义上说,没有一个人能在文革中幸免于灾难——如果灾难不仅仅作用于肉体,还作用于心理和精神的话。
        作为一个幸存者,我们需要治愈创伤,恢复理性,汲取知识,活化思维,唤醒灵魂,重铸人格,才能真正摆脱“幸存”的状态,成为一个完整的、自主的、自爱的、有尊严的人。只有成为这样一个人,我们才可能好好地享受生活,并以坚忍平和的姿态,努力从改变自己开始改变这个世界,至少不让它回到噩梦中去。
        这个过程,需要很长的时间,更需要自由的空间,还需要人的勇气与智慧,不仅因为它会很痛、很痛,就像朋友刚刚开始写作《告别……》,就引发了带状疱疹和哮喘一样;但痛,是重生,或者如普里莫•莱维的书名《再度觉醒》,必须要付出的代价。
        普里莫•莱维,奥斯维辛的幸存者,他在《再度觉醒》中说,幸存者的反应可以大致分成两类,“那些拒绝回去,甚至不愿意讨论那些事的人,属于第一种。他们想忘记过去,却无法忘记,而被噩梦所折磨。而第二种人恰恰相反,已经忘记了过去的一切,从零开始新的人生。我注意到第一种人被投入集中营是因为运气不好,而不是政治原因。对他们而言,集中营所带来的痛苦是惨痛的,却毫无意义,就像一场不幸或疾病。对他们而言,对集中营的回忆是外在的,是蛮横插入他们生活的痛苦对象。而他们曾经尝试(或仍在尝试)从脑中消除这些记忆。而第二种人则包括前政治犯,或者至少具有一定程度的政治基础、宗教信仰,以及有强烈道德意识的人。对于这些幸存者,牢记过去是一种责任。他们不想遗忘,而最重要的是,他们不想让世界遗忘,因为他们明白他们的经历并非毫无意义,集中营不是一种偶然,不是一种不可预见的历史巧合。”
        普里莫•莱维无疑是第二种人。在幸存之后,他仍然从事他的化学工作,但是,他写出了《如果这是一个人》(《活在奥斯维辛》)、《被淹没与被拯救的》、《再度觉醒》等书,以亲身经历诉说和见证那段黑暗,为我们认识人性、认识历史、认识这个复杂的世界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普里莫•莱维用写作超越了他的幸存——他使他经历的苦痛有了意义,这不仅能让他自己活得更好,也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我以为,普里莫•和莱维一样,朋友写作《告别……》也有着个体-社会双重功能和多重的价值。早在1979年她就动念想写作此书,到2002年开始起笔,那时她“一心想的是要清理并永远告别过去”,但13年的写作过程,也让她产生了更多的思考和作为心理学家的使命感——“为我五零后的兄弟姐妹们提供一个集体创伤中自我疗伤的自助个案”,甚至“为七零后、八零后的孩子提供一个了解父母的机会”。这让朋友的书写,具有了超越幸存的价值。
        具体而言,《告别……》的第一个价值就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幸存者的故事,帮助我们理解文革所造成心理创伤,究竟是怎样长久地影响着幸存者的。
        很多人都以为,文革结束40年了,时间早已让伤痕愈合,再往回看是完全不必要的。而从事心理治疗工作的人却知道,文革并没有离我们远去,它以各种各样的形态存活在人们的生活中:也许是身体上的疾病,也许是与人交往时的困难,也许是对一些情境的过度反应,也许是一些神经症的行为,也许半夜惊醒的噩梦,也许是临终前难以原谅自己的内疚,也许,它已经演变为跨代的问题……
        朋友的书,就从自己的人际交往中“过度反应”开始的。很难想象,一个事业有成、被学生爱戴,出版了一本又一本书的知识女性,竟然这样害怕他人的接近。是《告别……》,让我知道了这“过度反应”的根源:在她快要迎来11岁生日时,文革发生了。她的外婆被当作地主赶走,爸爸的右派身份使她被红小兵组织拒之门外,紧接着被妈妈单位里造反派头头当众揭发“××指使她的女儿反对造反派”,之后她的名字出现在大字报中,甚至她带同学回家熬糖稀也被视为“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别的孩子……
        从那以后,朋友极怕听到外人叫名字,也怕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公共场所,怕和人交往,甚至她的恐惧泛化到几乎怕所有人……
        如果朋友不是学习了心理学,她也许和很多人一样,根本不知道自己一直生活在文革的阴影中,还以为这是自己的性格问题。当她说出自己的故事时,就能让更多的人意识到,自己的痛苦也可能与那场浩劫相关,而不必为此感到羞耻。
        《告别……》的第二个价值,是通过细节和大量的名词解释,重现了那个恐怖和荒诞的时代。比如,什么是“家庭成分”、什么是“大字报”、什么是“黑五类”、“斗批改”、“毒草”等等,朋友都做了注释。语言是文化的DNA,通过这些词语,读者们,特别是年轻的读者们,多少可以管中窥豹,对那是怎样一个时代有一些感性的认识(教科书所提供的信息,不足以帮助他们认识什么是“文革”),想一想自己是否愿意生活在那样一个时代中。
        重现,为什么有重要价值?因为,当她从一个亲历者的角度重现那段历史中的细节时;当她通过对词语的注释,呈现出恐怖而荒诞的社会景象时,她的个体记忆就成为社会记忆的一部分。正如社会学家郭于华所说:“苦难特别是普通人的苦难,如果能够进入历史,也就是说被记录下来,被后人吸取的话,那么这个时候的苦难才是有价值的,才可以是我们社会共同的财富,这样的苦难才具有历史的力量。我们揭示社会的苦难根源,我们明了那些苦难到底是什么制造出来的,制造苦难的机制应该被中止,这个时候苦难才不仅仅是个体的经历和感受,而是具有了一种社会的力量。”
        这,也是一种对于幸存的超越吧。
        《告别……》的第三个价值,是它具有的心理治疗功能。作为心理学家的朋友,没有止于说故事,在故事中间,她穿插了大量的心理学术语。这样做,首先可以帮助人们理解创伤形成的心理机制和社会因素。比如她认为,家庭成分的划分是新中国人所曾经面临的最初的集体创伤,我深以为然。我看到过身边很多沉默寡言、极其内向的同龄人,他们大都并非生性如此,而是因为“出身不好”,作为政治与社会的贱民,从小就活得极为压抑,一方面他们几乎被剥夺了所有的权利,一方面随时可能遭受羞辱、排斥和社会隔离。但更为不幸的是,这样的性格往往会影响到他们的婚姻,影响到和子女的关系,形成创伤的代际传递。
        朋友深知,在资源有限、人们的心理健康意识仍然薄弱的情况下,因文革而留下心理创伤的人们,绝大多数是不会寻求心理治疗的。作为一个通过写作来自我疗愈的人,朋友在书中所用大量心理学知识,就是为了帮助人们认识自己的心理创伤、找到疗愈的方法,甚至是从自己的故事中发现那些抗衡创伤的力量。
        《告别……》的第四个价值,也是最重要的价值,是朋友从自己的经历中提取出了“平凡的善”这样一个概念,并认为它可以用来抵御“平庸的恶”。
        “平庸的恶”是汉娜•阿伦特在耶路撒冷亲历对纳粹分子艾希曼的审判之后提出来的概念,其要点是:极权制度下的普通人被完全洗脑与控制,丧失独立思考和遵守底线伦理的能力,于不自觉中犯下恶行,从而成为极权制度的帮凶。
        朋友所提取出来的“平凡的善”,则是指文革那个动乱年代中因为独立思考,因为坚持底线伦理,因为坚持人生常识而保留下来的人性中的美好:仁爱与温暖、责任与担当。
        在朋友的故事中,我们看到这些平凡的人所表现出来的善:
        当朋友的父母遭批斗时,并非所有的人都对他们一家避之唯恐不及。比如不怕“连累”,允许朋友随意出入自己家门,并给予她关心、信任的王阿姨、张叔叔。还有自己挨批斗,却还帮助朋友家藏东西的丁叔叔;他做护士的爱人小赵阿姨,毫不犹豫去抢救自杀的“反动学术权威”的妻子。还有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月里,努力让学生对知识和科学精神保持敬畏,甚至默许学生阅读“毒草”的尹老师……
        这些“平凡的善”究竟有何意义?朋友说:“我在文革初期那些创伤事件之后能够作为一个人而基本完整地活下来,正是因为我的身边有这样的长辈,他们所播撒的善与美好,安抚、温暖了少年时的我,为我奠定了对这个世界和对自己的坚不可摧的信心。”
        在结束语中,朋友从更加宏观的角度,去阐述自己为何要书写文革中的“平凡的善”。她认为,她的个人经历告诉她,“即使在文革那样的状况中,个人也仍然可以选择承担自己对社会的道义上的责任”,自己在文革中见到过很多好人,“他们虽然没有能够力挽狂澜,但是,他们至少改变了局部的形势,他们在关键的时候发出了他们自己的声音,伸出了他们的援手,使那个混乱的世界不至于陷入无边的黑暗,大恶的时代因为有这样的大善去平衡,所以这个世界才不至于崩溃。”因此,在回顾历史时,“我们不能仅仅记住我们所经历的苦难,我们也应该记住我们所经历的阳光,这是人类得以延续的基调,也是人生值得我们去活的基调。”
        对此,我既表示同意,又有所保留。保留的原因在于,半个世纪过去,这段黑暗的历史仍然在黑暗之中,在我们没有对这样的黑暗进行深入地发掘、对黑暗形成的机制进行深入地思考,并建立起有效的预防措施之时,那“平凡的善”是无法战胜“平庸的恶”的,甚至连朋友这本挖掘了“平凡的善”的书,都不知道何时才能出版。
        在我看来,对于幸存更重要的超越,就是思考文革是怎么来的,又该如何用制度去防范它。人性的光芒,本不应该那么微弱,尽管它的存在给予黑暗中的我们希望与力量。
        写这些话时,心里很痛,因为我知道,最优秀的人都已经死去,我们幸存下来的人还没有完成使命。
        作为一个文革的幸存者,当我们已经走向晚年的时候,也许还要想想,我们是否已经超越了自己的幸存。对我来说,它意味着:
        
        超越我们自身的恐惧;
        超越我们对某些情境的过敏反应;
        超越我们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
        超越我们喜欢听信不喜欢思考的懒惰;
        超越我们不敢质疑的懦弱;
        超越我们眼界的狭隘与知识的单薄;
        超越我们精神上的贫瘠和审美上的单调;
        超越我们只想对自己负责不愿承担历史责任的自私……
        如果,我们已经没有时间超越我们自己的幸存,
        我们是否能坦然地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
        对自己的子孙后代说一声:
        为了防范文革重演,浩劫再次来临,人性灾难重现,
        我,已经做了我可以做的事情?!
        
        2016年4月7日-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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