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向喜读意大利文学批评家和作家艾柯(Umberto Eco)的著作，前不久读了他与米兰大主教马蒂尼(Cardinal Martini)一番对话的英译本，觉得应该推荐给更多的读者。这时恰好到台北参加一个文化研讨会,在敦化南路的诚品书店里,发现此书已有中译本,书名题为《信仰或非信仰——哲学大师与枢机主教的对谈》,译者林佩瑜,二〇〇二年由台湾究竟出版社印行,书前面有辅仁大学神学院房志荣神父和中央研究院文哲所刘述先教授的导读推荐。现在我就据这个中译本,谈谈这本值得一读的小书。不过引文有个别欠妥的地方,我已另据纽约拱廊出版社(Arcade)二〇〇〇年Minna Proctor的英译本作了修改。
在二〇〇〇年即将来临之际,意大利一家报社邀请艾柯与马蒂尼两人以通信方式对谈,共同探讨一些重大问题。两人的对话在一九九七年结集出版,就是这本题为《信仰或非信仰》的书。当初报社编辑邀请两人对话时,无非因为一个新千禧年在即,宗教信仰和世俗理性问题可能引起人们注意,但也许他们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一想法多么新颖,多么有创意。这场对话的结果会如此成功,更是他们始料所未及。《信仰或非信仰》篇幅不大,总共一百来页,原版是意大利文。此书一出便好评如潮,引起各界读者广泛注意,现在已有好几种语言的译本问世。在中文的读者圈里,也许艾柯已不是一个陌生名字,但卡罗•马蒂尼则知者尚少,所以我有必要在此先将两人略作介绍。艾柯是意大利波隆纳(Bologna)大学符号学教授,研究读者和作品的阅读过程,也研究欧洲中世纪思想和美学,曾撰有《读者的作用》、《中世纪的美与艺术》、《托玛斯•阿奎那的美学理论》、《诠释与过度诠释》等学术专著。在学术界以外,艾柯也极享盛名,那是因为他写过几部很成功的小说,包括《玫瑰之名》、《傅柯的钟摆》以及《鲍多利诺》等。这些小说取材中世纪历史传说,包含许多宗教和哲学的成分,属学者型小说,但书中情节复杂曲折,引人入胜,在市场上又很成功,成为读者喜爱的畅销书。《玫瑰之名》在八十年代曾改编为电影,由名演员康纳利(Sean Connery)担任主角,也很受欢迎。艾柯在这场关于信仰和非信仰的对话中,持非信徒的立场,以人的理性、认识能力和道德品格为伦理的基础,但他又是一位造诣精深的学者,熟知圣徒奥古斯丁和阿奎那的著作,对人生的神秘性和宗教感深有体会。卡罗•马蒂尼则是著名的天主教格雷戈利大学校长,研究《新约》圣经的权威学者,著述甚丰。他是耶稣会教士,一九七九年教皇若望•保禄二世任命他为红衣主教(或译枢机主教)。在近二十年来,他一直担任米兰教区大主教,每年都专为不信教的人作一系列公开演讲,邀请公众来讨论大家关切的各类问题。米兰是意大利名城,重要的金融和时装设计中心,电影、戏剧、音乐会和歌舞表演等文化活动十分丰富,但马蒂尼穿上华美而庄严的大主教衣袍登台开讲时,却可以吸引各界人士,从教士、学者、政府官员、银行家到时装模特儿,无不应声而来,洗耳恭听。马蒂尼所作这系列演讲,已成为米兰人每年不可错过的一件大事。在与艾柯对话中,马蒂尼虽是罗马天主教徒,但对世俗社会及其各种问题又抱有极大同情,也深有了解。
《信仰或非信仰》包括四次对话,每次有两封信一问一答,所以一共是八封通信。前面三次对话都由艾柯先提出问题,马蒂尼作出回应,最后一次则由马蒂尼发问,艾柯作答。四次对话讨论的都是在西方社会得到大多数人关心的重大问题,包括末世与时间的终结；生命的开始与堕胎的争论；妇女与天主教会；以及信仰与道德的基础。艾柯和马蒂尼讨论这些问题,都远远超出直接现实的表面,而从历史、宗教和哲学的角度追根索源,所以他们的对话把这类问题的讨论提到一个很高的层次,既有理论深度,又有厚重的历史感。对话双方都很有学养,可以说代表了欧洲文化中宗教信仰和世俗理性这两种不同而又都很精致丰富的传统,所以他们在对话中能够提出一连串极富挑战性的问题,也作出经过慎重考虑而又巧妙的回答,读来十分精彩。虽然他们对所讨论问题的看法差异很大,而且各自坚守自己的信念和立场,但却互相尊重,表现出高度文明的修养,所以很能启发大众,引导我们对一些重大问题作深入细致的思考。
因为这番对话正是在一个旧的千禧年结束,一个新的千禧年即将来临之际进行,所以艾柯首先把《新约》圣经《启示录》描绘世界行将终结时各种可怕的灾变异象,与二十世纪完结时人类面临的真实危险相比较。我们虽然没有见到圣约翰所描绘末世的梦魇,没有七位天使吹响号角,引发自然界的各种灾变,没有魔鬼军队铺天盖地而来,没有怪兽从海中浮起,鲸吞人类,但现实世界中的灾难也足以令人心惊胆战,如核废料扩散,酸雨和臭氧层破洞,热带雨林迅速消失,地球产生温室效应,随处可见的贫穷、饥荒、暴力冲突,无法治愈的疾病,利用基因工程复制人类等等,都令人不能不忧虑人类世界的未来。面对如此危机四伏的景象,还有甚么可以给人以希望呢?人们应该怎样理解历史的进程,而这进程又将引我们到何处去呢?自奥古斯丁以来,基督教的历史观乃是一目的论观念,把历史视为由时间引向永恒的一种前进旅程。不信教者则不然,他们力求理解历史,把历史看成一个不断改进的过程,因为“只有对历史的轨迹有一种体认(即使不相信基督复临),人们才可能爱尘世里的真实,并且——出于慈悲地——相信世间仍有‘希望’。”艾柯认为《启示录》描绘的是末世的梦魇,但马蒂尼却说“《启示录》要强调的不是此世的挫败,而是一种圆满经验的延长,换句话说，就是早期教会解释的‘拯救’。”他又说,为了明白历史进程及末世的意义并且纠正过去的错误,“这个末日必须是个绝对终结[按此处林译“出路”欠准确],它必须是价值的最终声明,必须能够照亮我们在现世所做的努力,并赋予它们重要性。”虽然马蒂尼并未明言,但他所谓绝对终结只能是基督教末世论(eschatology)的观念,即相信我们已生活在时间的终点,基督即将第二次降临并对一切人做最后审判。然而是否只有基督教末世论这样的终结观念才使历史的意义明确,是否只有基督教信仰才可能为希望和有意义的行动提供坚实的基础,这都还是悬而未决的问题。在艾柯和马蒂尼的对话中,这个问题也还会不断出现。
在两人下一轮的对话中,艾柯直截了当提出在天主教会内外都争得很激烈的一个问题,即生命从哪一时刻开始,以及关于堕胎的争论。在进入严肃讨论之前,艾柯先提到不同的生命概念,话说得十分恢谐。他说有些“激进的生态主义者”相信所谓“大地母亲”是有生命的,而为了让“大地母亲”能继续活下去,人类大概不得不灭绝。此外,“还有素食主义者主张牺牲植物的生命,以保存动物的生命；也有东方的苦行者掩住嘴巴,以免误吞或杀死看不见的微生物。”艾柯自己并不赞成这类稀奇古怪甚至虚假做作的行为,却只是做一个正常人。他说：“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会对屠杀猪只的想法感到害怕,却都乐意吃猪肉；我绝不愿在公园里踩烂一只毛毛虫,却对蚊子从不留情；我对蜜蜂和黄蜂有差别待遇(两者都对人命造成威胁,但是我只肯定前者的好处,不肯定后者)。”不过接下来便是一个严肃问题：究竟何谓生命,生命从哪一刻开始？艾柯指出圣托玛斯对此曾有细致周密的探讨,认为胚胎的发育先经过植物性阶段,然后经过感官阶段,再接受“智识精神”而具人性。不过神学的讨论并没有作出最后的结论,唯一可以明确肯定的是,“基督教神学的核心存在着这样一个门坎性的问题(薄如纸张的门坎);过了这道门坎,先前的假设、初胚……被认定是具备理性的动物,一个凡人。”门坎的比喻的确很形象,只要跨过那道门坎,非生命就发生质的变化而成为生命。决定生命的潜在性在哪一刻变为生命的现实性,这在世俗的非信徒也同样困难。于是艾柯作出结论说﹕“或许我们被定罪为只配知道有个奇迹产生的过程,而婴儿是这个奇迹的产物；在这段过程中,想要准确找出我们何时有权介入或不再有权干预,都是不可能且无法讨论的。因此,这个决定不是应该永远放弃不做,就是本身即带有风险,是母亲必须单独在上帝面前或是在个人良知与人性的法庭上面对的风险。”如果把艾柯这段话说得明确些,那就是无论教会还是政府,都无权在堕胎问题上正当做出任何决定,即便要做决定,也只能由母亲一人依据自己的良知来作决断。
马蒂尼在回应时,首先引述《新约》福音书中对肉体生命(bios)、灵魂生命(psychē)和神的生命(zoē)之区别。他说,世界上每个人都被召唤来参与神的生命,也正是神的生命赋予人的肉体生命以意义。至于艾柯提出“门坎”在何处的问题,他回答说就在受孕的一刻。他说﹕“从受孕的那一刻开始,新生命就已经诞生；在此,‘新’代表它是跟它所由来的两个结合个体截然不同。”在这个问题上,双方的意见显然完全不同。艾柯把“生命在何时开始”视为人生一大神秘,最终没有明确答案,而马蒂尼虽然承认自己“不是哲学家或生物学家,不愿擅自诠释这些问题,”却认定生命就在受孕的一刻开始。果真如此,堕胎便是谋害生命,也就决不能听之任之。然而无论就科学或就神学而论,这个问题都相当复杂难定,所以在两人的对话中,我认为艾柯提出那个“薄如纸张的门坎”在何处,或生命在哪一时刻开始的问题,并没有真正得到回答。马蒂尼主教只是重申了天主教会的立场,但对教外的非信徒说来,那并不一定有充分的说服力,所以人们也许至多只能尊重这一立场,最终还是各持己见而已。
